第十二章  憲宗之死與身後褒貶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從大明宮中和殿傳出消息：憲宗皇帝駕崩,享年四十三歲。憲宗英年早逝，其死因涉及立後、立儲、及宮廷內部的鬥爭等許多方面。憲宗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後人對他及他所開創的中興事業留下了或高或低、或褒或貶的種種評價，耐人尋味。

第一節 立儲之爭

一、立後之爭

立儲是關係皇位繼承的大事，歷來受到在位皇帝的重視，一般情況下，新皇帝即位便開始考慮立儲。據統計，憲宗以前諸帝立儲的大體時間為：高祖即位的第一年武德元年（618年），立李建成為太子；太宗立長子李承乾的時間也在掌握政權的第一年即武德九年（626年），當時尚未改元；高宗初立長子李忠為太子的時間，在即位的第三年即永徽三年（652年）；中宗立三子李崇俊威太子的時間在執政的第二年即神龍二年（706年）；玄宗立第二子李嗣謙為太子的時間在開元三年（715年）；[1]肅宗初立太子李豫的時間在即位的第三年即乾元三年（758年）；[2]代宗立李適為太子的時間在即位的第四年即廣德二年（764年）；德宗立李誦為太子的時間在即位的當年即建中元年（780年）；[3]順宗立李淳即憲宗為太子的時間在即位的當年即永貞元年（805年）。[4]

一般說來，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即位皇帝在三年之內都儘早地確立了儲貳。上述代宗立李適為太子，在即位後的第四年，是因為代宗在皇儲的問題上曾存在著猶豫。

憲宗即位以後，在立儲的時間上，也是一拖再拖，一直到即位後的第四年才最後確定下來。憲宗之所以在立儲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是與當時在儲貳的問題上存在著尖銳的鬥爭以及立儲與立後問題糾纏在一起的背景分不開的。

還在德宗貞元九年（793年），李淳十六歲之前，李淳便已與宮女紀氏有了第一個兒子李寧。貞元九年（793年）十二月，祖父德宗為愛孫——當時為廣陵王的李淳納已故駙馬都尉郭曖之女為妃子。[5]郭曖是唐中葉名將、號稱尚父的邠陽王郭子儀之子。郭曖之妻又是代宗皇帝之女升平公主。因此李淳所納郭氏，出身高貴顯赫，絕非等同於一般的宮妃。貞元十年（794年），李淳又與另一宮嬪有了次子李惲。貞元十一年（795年），十八歲的廣陵王李淳才與郭妃有了第三子李宥。此後，憲宗又與宮中嬪女生有十七子，不過，這些宮女的姓氏封號已無從考證。

憲宗即位後的元和元年（806年）八月，長子李寧被封為鄧王、次子李惲被封為澧王、三子李宥被封為遂王。其餘十七子也先後封王。[6]在封諸子為王的同時，郭氏被冊封為貴妃。郭氏之所以被封，當然是由於其祖父郭子儀為唐朝立有“大功烈”的原因，正是因此，順宗在位時，對這個兒媳婦也是“深寵異之”。[7]此外，郭氏之母、代宗之女升平公主此時仍然在世，估計也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作用。

按常理來說，郭氏出身顯貴，又被封為貴妃，其所生遂王李宥按年序來講雖居第三，卻與長子鄧王李寧僅相差兩歲，與二子澧王李惲年齡也相差無幾。從立嫡不立庶的原則來看，兩歲之差自不應在考慮範圍之內。李宥應立為太子，其母郭妃理所當然應立為皇后，然而事情卻不這樣簡單。

據史書記載，終元和之世，郭妃始終沒有當上皇后。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憲宗與郭妃存在感情上的隔閡。在古代社會裡，一般說來，出身於達官貴人家庭的子女，由於特殊的家庭環境及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不少人都是在嬌生慣養中長大的，在性格上往往會造成一定的先天缺陷。她們或者妒悍任性，或者驕橫薄情，往往容易造成婚姻上的不幸。早年代宗所娶韓國夫人之女崔氏，即依仗母親及姨母楊貴妃之勢驕橫妒悍，[8]使代宗產生了極大反感。憲宗所娶郭妃，雖未見史書明確載有此種情況，但從郭妃後來的種種跡象來看，她與憲宗在感情上的隔閡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所謂“後庭多私愛”的問題。據史書記載，“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806年）進封貴妃，群臣三請立為後，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所嬖豔，恐後得尊位，鉗制不得肆，故章報聞罷。穆宗嗣立，上尊號皇太后”。顯然，憲宗沒有立郭妃為皇后，是由於憲宗後庭多私愛，擔心一旦立郭妃為皇后，其門族華盛，會幹預憲宗嬖幸後宮。[9]從憲宗與後宮嬪妃生有二十餘子、十八女，子女之多僅次於太宗、玄宗的情況來看，憲宗希望在佔有更多嬖豔上具有較大自由，的確是他不立皇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政治上的原因。在唐代，皇后的地位是頗為特殊的。如果所立皇后擁有較強的政治欲望，在一定的條件下，很容易幹預朝政甚至垂簾聽政。高宗朝的武后、中宗朝的韋後、肅宗朝的張後，都是皇后干政的先例。如果論家世地位，憲宗的郭妃遠在武后、張後之上，即使出身關中著名士族韋氏的韋後，也難以企及。正是由於郭妃家世過於顯赫，憲宗才決心不立郭妃為後，以免在權力上（不僅是佔有嬖豔的權力）受到制約。其實，郭妃的祖父由於功高位顯，在肅代之際時便備受猜忌。[10]

由於母親受到遏制不能正位中宮，其子自然隨之失寵。元和四年（809年），憲宗決定立紀美人所生長子李寧為皇太子。

[1] 《唐會要》第4卷，第44頁。
[2] 《舊唐書》第11卷，第268頁。
[3] 《舊唐書》第14卷，第405頁。
[4] 《舊唐書》第14卷，第407頁。
[5] 《舊唐書》第120卷，第3470頁。
[6] 《舊唐書》第14卷，第418頁。
[7] 《舊唐書》第52卷，第2196頁。
[8] 《舊唐書》第52卷，第2190頁。
[9] 《舊唐書》第52卷，第2196頁。
[10] 《舊唐書》第120卷，第3453頁。

唐人生活

二、儲位之爭

元和四年三月，憲宗已即位四年之久。在究竟立紀美人所生長子李寧還是立郭貴妃所生嫡子遂王李宥為儲貳的問題上，憲宗考慮再三，遲遲不決。從憲宗的本心來講，是準備立長子李寧，因為李 寧之母紀美人沒有家世背景，立李寧可以無將來的母后干政之虞。但是立李寧，必然會受到郭貴妃等人的反對，特別是那個郭貴妃之母、代宗之女升平公主，年事已高，真要鬧起事來，憲宗也是不好說什麼的。[1]

此時，宰相李絳上言：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而諸貳未立，典冊未行，這樣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李絳勸憲宗要貶損自己個人細小的謙遜行為，奉行國家最為公正的大典，早立太子。[2]

李絳上書建議早立太子，但是沒有明確指出應立鄧王還是遂王。在李絳的講話中提到了所謂“開窺覦之端”的問題。那麼，是誰在窺覦太子的地位呢？是長子李寧鄧王嗎？從其母親紀美人的地位來看，遠不能與郭貴妃相比。長子李寧僅比郭妃之子李恒年長二歲，而且也不存在為皇室立有大功勳的問題，因此年僅十七歲的李寧似乎難以窺覦太子之位。次子澧王李惲，其母為無名的宮嬪，其本人又處於次子地位，也沒有窺覦太子之位的可能。真正有實力窺覦太子之位的只能是遂王李恒。當然，此時李恒年僅十五、六歲，真正窺覦太子之位的當然是他的母親郭貴妃。郭貴妃是憲宗後宮中唯一封妃者，出身顯赫，又有母親升平公主作後臺。如果其子遂王李恒能立為儲貳，那麼自己就必將會立為皇后。李恒雖年紀略小於長子李寧，但屬於嫡出，立為太子，名正言順。正是因此，憲宗即位四年在立儲問題上的猶疑態度，才使郭貴妃等人著急起來，她（他）們很可能已在暗中活動，敦促憲宗及早立遂王李恒為太子，這就是李絳所言的“窺覦之端”問題。

李絳的進言，雖未講立何人為太子，從其批評“窺覦之端”的態度來看，他應當是支持長子鄧王李寧為太子的。憲宗既得到李絳等大臣的支持，於是決定立鄧王李寧為太子。制書修成以後，憲宗又提前“示絳等”，隨後才予以頒佈。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憲宗命令吏部具體籌辦太子的冊立儀式。可是天公不作美，春夏之季，陰雨一直不斷，冊封儀式一直沒有辦法舉行，於是改為孟秋。然而入秋以後，仍然是陰雨連綿，天無晴日。一直到了冬十月，太子李寧的冊封儀式才正式舉行[3]。

冊封儀式因陰雨一再推遲，好像已預示了李寧的難以長久，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年僅十九歲的皇太子李寧因病去世。太子的去世，使憲宗受到一次嚴重打擊，為此，十三天未能上朝。憲宗敕令國子監裴茞攝領太常博士，進入西內宮中具體主持太子的葬禮。裴茞深通古今禮儀，為慰藉憲宗的悲痛之情，裴茞自行創造並親自主持了以往國典中所沒有的十分隆重的太子葬禮，憲宗十分滿意。諡李寧為“惠昭太子”。[4]

1991年12月5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文管會發現並發掘了位於今西安霸橋區與臨潼交界處的惠昭太子墓，墓雖經以往盜掘，考古工作者仍發現了用漢白玉製成的元和四年（809年）冊鄧王寧為皇太子的冊文。從該墓的規模來看，憲宗對惠昭太子的葬儀規格是比較高的[5]。

長子李寧的去世，使立太子之事又一次提上了議事日程。是立次子澧王李惲、還是立三子遂王李恒，成為當時各種矛盾鬥爭的焦點。

據史書反映，當時支持擁立憲宗次子澧王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宦官吐突承璀。“承璀獨排群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6]從這段史料來看，憲宗是不支持立澧王的。但是，從《舊唐書·崔群轉》的記載來看，元和六年（811年）“穆宗時為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7]憲宗最初是準備以第二子澧王李惲為太子的。憲宗與吐突承璀的傾向是一致的。但是，憲宗的設想受到了崔群的堅決反對。崔群認為，遂王居嫡，應立位東宮。最初憲宗令崔群為澧王作讓表，崔群說：大凡說來，自己應當為太子，才有陳讓的禮儀；自己不應為太子，“何來陳讓之表？”拒絕為澧王作讓表。崔群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最後憲宗在這個問題上妥協，同意立遂王為太子，後來遂王即位成為穆宗。

惠昭太子李寧死於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而遂王一直到元和七年（812年）七月十九日方被立為皇太子，其間儲位虛懸的時間長達七個月之久，可見當時圍繞儲位的鬥爭是異常激烈的[8]。

支持澧王為太子的吐突承璀，作為宦官的首領，元和中期以來，一直是朝官李絳、白居易、崔群等人反對的物件。所謂吐突承璀“獨排群議”，排的是崔群、李絳等人的意見，崔群、李絳都是支持遂王為太子的。雖然元和六年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他的意見仍可以通過與其關係密切的李吉甫轉達給憲宗。不過，也正由於吐突承璀此時不在京師，因此他的意見終於被李絳等人所否定，遂王終於被立為太子。

遂王被立為太子，憲宗卻一直沒有冊立其母親郭貴妃。元和八年（813年），不少大臣再三請求憲宗冊封郭貴妃為皇后，都被憲宗以子午時忌為由拒絕。其實如果說元和八年有歲時之忌，那麼元和八年以後的七年中都有歲時之忌嗎？顯然歲時不利是憲宗不欲立郭貴妃為皇后的藉口。從這一點來看，憲宗雖立遂王為太子，在內心深處，實際仍存動搖。

元和八年以後，吐突承璀從淮南重新返回中央，支持遂王的李絳則被憲宗罷相。元和十年（815年）一月，李絳出任華州潼關防禦鎮軍等使，此後又丁母憂，在中央的時間不多。元和十四年（819年），支持遂王為太子的崔群也被排擠出朝廷。因此吐突承璀及其同黨皇甫鎛等人的掌權，已有可能動搖遂王的皇太子地位。而遂王及郭貴妃顯然也已感到了形勢的不妙，崔群的被排擠出中央，給他們敲響了警鐘。為了保住太子之位及隨之而來的權勢富貴，他們終於以發動宮廷政變的方法來孤注一擲。

[1] 《舊唐書》第120卷，第3470頁。
[2]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58頁。
[3] 《舊唐書》第80卷，第3628頁。
[4] 《舊唐書》第14卷，第439頁。
[5] 《唐惠昭太子李甯墓發掘報告》，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6] 《舊唐書》第175卷，第4534頁。
[7] 《舊唐書》第159卷，第4188頁。
[8] 黃永年《唐元和後期黨爭與憲宗之死》，《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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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憲宗之死

一、暴崩之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一日，憲宗由於服食丹藥而病倒，停止了正常的元會。義成軍節度使劉悟入朝．憲宗勉強在麟德殿召見。劉悟在解決淄青方鎮活捉李師道的事件中，立有特殊功勳，所以憲宗才支撐病體接見。憲宗自服藥以來，身體虛弱，多次停止上朝，因此京師傳言四起，人心不穩。劉悟見到憲宗，並傳出憲宗的講話，京師人心才稍稍安定。但是時過不久，正月二十七日，官中卻傳出憲宗皇帝駕崩的消息。[1]

關於憲宗之死，史書的記載略有不同。《舊唐書·憲帝紀》記載為：“〔憲宗〕時以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殺逆，史氏諱而不書。”[2]“《新唐書·憲宗紀》記載為：“宦官陳弘志等反。庚子，皇帝崩，年四十三。”[3]《舊唐書·王守澄傳》記載：“時帝疾大漸，內官陳弘慶〔志〕等殺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雲藥發暴崩。”[4]“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上服金丹，多燥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侍陳弘志殺逆。”[5]

從上述記載來看，憲宗之死，餌食丹藥並不是主要原因，宦官陳弘志的殺逆直接造成了憲宗的死亡。當然，參加殺害憲宗的並不只是陳弘志一人。據《新唐書·王守澄傳》記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殺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摳密事。”[6]《資治通鑒》也記載：“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7]可見，除陳弘志外，王守澄、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梁守謙都與憲宗之死有關。

自憲宗即位以來，重用吐突承璀等一批新起宦官，而對貞元以來老一代宦官則有所壓制。隨著吐突承璀在元和後期的再次炙手可熱，宦官中的有些人也因利益分配的不均，對吐突承璀產生不滿，使宦官集團形成了以吐突承璀為首和以梁守謙、王守澄為首的兩個不同集團。吐突承璀與皇甫鎛等新進官僚都企圖廢掉現任太子李恒，立澧王李惲為太子。而梁守謙、王守澄等宦官則與崔群等朝官聯合，設法鞏固原為遂王、現為皇太子李恒的地位。這一派雖然不像吐突承璀一派那樣得勢，但由於有郭貴妃及現為皇太子李恒的支援，也有相當實力。

元和六年（811年），憲宗在立太子的問題上順從了崔群等人的意見，立了遂王李恒，但一直不立郭貴妃為皇后，這反映了憲宗內心仍存在矛盾。也許正是看到這一點，當元和十四年（819年）支援皇太子的崔群等人被貶出朝廷、憲宗本人因服丹藥日浙虛弱之際，吐突承璀又公開提出重立太子的問題。對此，《資治通鑒》有明確的記載：“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8]吐突承璀敢於公開提出太子的廢立問題，是不是得到憲宗的支持或默許？不得而知，並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

對於吐突承璀的圖謀，太子自然十分擔心，他曾秘密派人問計於母舅、時為司農卿的郭釗，郭釗回答說：“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9]郭釗屬於太子及郭貴妃之黨．他讓太子盡孝道而耐心等待。等待什麼呢？也許是要讓太子李恒耐心等待憲宗晏駕那天，自然繼承皇位，但憲宗年方四十三歲，除非特殊的情況，一時半時是輪不到太子即位的。再一種可能，就是讓太子耐心等待宮廷政變。如果是這樣，司農卿郭釗肯定也是政變的策劃者、參與者。

不管怎樣，不久以後，宮廷政變果然發生了。在憲宗被害、穆宗即位的同時，吐突承璀及其所要擁立的澧王被一併殺死。太子李恒在宮中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掃除。

對於憲宗死亡的原因，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明確指出：憲宗之崩，見殺已明，細觀終始，陳弘志不過是“推刃之賊”。憲宗不立郭貴妃為後，“已而與吐突承璀謀廢穆宗，立澧王惲，事雖末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因此，郭妃母子勾結宦官殺害憲宗，“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10]當代史學家陳寅恪也曾指出：“唐代自中葉以後，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際，官禁之中，幾例有劇變，而閹黨實為此劇變之主動者。外廷之士大夫，則是宮禁之中閹宦黨派鬥爭時及決勝後可憐之附屬物與犧牲品耳！”陳寅恪認為，憲宗之死，是穆宗、郭貴妃與宮中梁守謙、王守澄等宦官共同策劃的結果。[11]

總之，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的憲宗之死，實際是由穆宗、郭貴妃等作後臺、由宮中宦官直接出手而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所有參與冊立穆宗的官員如韋元素、楊承和、梁守謙、王守澄、馬進潭、劉承偕等人，都屬於此次政變的陰謀集團成員。政變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吐突承璀等人廢掉現太子李恒、立澧王李惲為皇位繼承人。

政變以後，太子李恒於同年閏正月初三即位為穆宗，賜參與政變的左右神策軍士每人五十緡錢，六軍、威遠人均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各十五緡。對於親手殺死憲宗的兇手陳弘志，穆宗任其為淮南節度使監軍。[12]元和六年（811年）時，吐突承璀曾出任淮南節度使監軍，這是一個公認的有權有利的肥缺。對於曾擔任太子侍讀、在自己聽政以前便“參預機密”的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穆宗準備授以相位。特別是翰林學士杜元穎，穆宗即位以後竟一年內三次升遷，位至宰輔。“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13]據估計，憲宗的所謂遺詔，很有可能出自學士的偽造。

為了掩人耳目，穆宗即位以後，立即下令杖殺方士柳泌、僧人大通。其餘方士都流放至嶺南。使世人更加相信憲宗是服用了這些方士的丹藥而喪生的。對於曾依附吐突承璀、支持澧王，並推薦、保護柳泌的皇甫鎛，穆宗本想殺之，經他人相救，貶為崖州（今海南島）司戶。李道古貶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司馬。貶令—公佈，“市井皆相賀”。[14]

為了表示自己是憲宗的孝子，穆宗命令加快憲宗景陵的修建。當八月份在景陵的工程中發現有的官員如戶曹參軍韋正牧、皇堂石作專知官於翬虛有貪贓行為時，穆宗詔令京兆尹將兩人重杖處死，以懲戒他們對先帝的不敬。[15]

穆宗即位後，將曾經支持過自己、時為湖南觀察使的崔群調回中央，親自召對於別殿。穆宗對崔群說：“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崔群卻平靜地回答，這是先帝的旨意。如果我不知先帝深旨，豈敢輕言。[16]崔群當年曾支持遂王為太子，但那是從維護封建社會的嫡長子繼承制這一角度出發的。對於穆宗等人的宮廷政變，崔群沒有參與。從崔群的態度來看，他可能對憲宗的被害是極不滿意的。

長期以來，由於憲宗的反對，郭貴妃的皇后夢一直難以圓成。現在，夫君憲宗的屍骨未寒，閏正月十二日，郭貴妃被冊封為皇太后。穆宗每天朔望之時，率領百官赴興慶宮為太后上壽，極盡華靡之能事，似乎要以此彌補母親長期不得立為皇后的缺憾。[17]同時，穆宗追贈太后之父、已故駙馬都尉郭暖為太尉，任母舅司農卿郭釗為刑部尚書。二月五日，穆宗詔令將百姓長期懸欠度支諸州府監院、鹽鐵使諸監院、戶部諸州府、京兆府等部門的大批錢糧一律放免。此舉顯然有取悅於天下人心的目的。大赦之日，穆宗不顧憲宗皇帶的靈樞尚未安葬，在丹鳳門內，大設倡優雜戲。十五日，又親自到左神策軍中觀看摔跤雜戲。[18]好像不久之前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然而，穆宗沒有想到．多年以後，竟有人追究元和末年殺害憲宗之事，為憲宗復仇。

[1]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7頁。
[2] 《舊唐書》第15卷，第472頁。
[3] 《新唐書》第7卷，第219頁。
[4] 《舊唐書》第184卷，第4769頁。
[5]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77頁。
[6] 《新唐書》第208卷，第8882頁。
[7]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7頁。
[8]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6頁。
[9]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6頁。
[10]《讀通鑒論》第25卷，第900～901頁。
[11] 陳寅恪《金明館稿二編》第7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7頁。
[13]《舊唐書》第163卷，第4264頁。
[14]《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8頁。
[15]《冊府元龜》第153卷，第1857頁。憲宗景陵位於今陝西省蒲城縣城西北7公里的金幟山。
[16]《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80頁。
[17]《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80頁。
[18]《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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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宣復仇

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十八日，號稱一代中興之主的唐憲宗被安葬於同州奉先縣（今陝西蒲城）西北二十餘里的金熾山上，號景陵。[1]穆宗為憲宗上溢號為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唐代皇帝陵大多依山為墓，金熾山雖不像太宗昭陵九嵕山那樣巍峨高大，卻也不乏雄邁之氣。

憲宗被穆宗、郭貴妃勾結宦官殺害，十五年以後，有人開始追究“元和逆賊”，為憲宗復仇。

作為憲宗的第三子，穆宗自政變以後，在皇帝位四年，於長慶四年（824年）因餌食金石之藥毒發而死。[2]其長子李湛即位為敬宗，在位三年，於寶曆三年（827年）被宦官殺死。穆宗的第二子，李昂即位為文宗。文宗生於元和四年（809年），元和十五年（820年）時已十一歲，對於元和末年宮中政變之事已略有知曉。文宗的即位，雖然曾得到宦官王守澄的幫助，但文宗“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3]準備依靠亟相宋申錫尋機會除掉王守澄等。但未能成功。大和九年（836年），文宗以李訓為宰相，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追討元和末年殺逆憲宗之罪。九月，文宗派齊抱真持御杖將殺害憲宗的直接兇手、時任襄州監軍的陳弘志杖死。[4]十月九日，文宗所派中使李好古奉命鴆死王守澄。撤王守澄之弟王守涓徐州監軍一職，不久亦死。流放楊承和於驩州（今越南榮市），流放韋元素於象州（今廣西象州東北），隨後，文宗派人將楊承和賜死，將韋元素於武昌（今湖北武昌）殺死。至此，當年參與謀殺憲宗的部分重要兇手都被文宗追究處死。不過，當文宗在甘露之變中準備徹底消滅宦官集團時（此時宦官的首領仇士良等與憲宗之死無關），宣告失敗，文宗鬱鬱而死。

文宗死後，穆宗第五子李炎即位為武宗。武宗生於元和九年（814年）六月，憲宗被害時，武宗才五、六歲，對元和末政變之事毫不知曉。[5]大中元年（847年），憲宗第十三子李忱即位為宣宗。宣宗系由後宮鄭氏所生，而鄭氏早年曾為郭太后的侍兒，史載兩人“有宿怨”。[6]鄭氏生下宣宗後，地位方有改變。宣宗生於元和五年（810年），憲宗被害時，宣宗十餘歲，對政變之事已有記憶。據有關資料記載：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宣宗）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後暴崩，上志也。[7]

商臣是春秋時期曾殺害君父的楚穆王，所謂“光陵商臣之酷”即指穆宗像商臣一樣殺害了君父憲宗。為復父仇，宣宗宣佈廢除穆宗的忌日，停止對光陵（穆宗陵）的朝拜，撤走光陵的守陵宮人。[8]對於文宗時尚未來得及追究的穆宗政變幫兇，再一次進行打擊，使“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此時已七、八十歲，為五朝母后，由於當年謀劃殺害夫君憲宗，此時又值憲宗之子執政，郭太后心懷慚懼。當年政變幫兇的先後被誅，更使她坐臥不安。因此，她企圖以自殺來嫁罪於宣宗，使宣宗承受不孝之名。這使宣宗更加憤怒。所謂“其夕後暴崩，上志也”，反映了郭太后之死，必是宣宗所下旨令。

郭太后死後，太常官王皞上疏請以郭太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宣宗不悅，令宰相白敏中斥責之，王皞爭辨說“後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為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議”。[9]宣宗聞之大怒，將王皞貶為潤州句容（今江蘇句容）縣令。由此可見宣宗對郭太后的仇恨。

郭太后之死，標誌著當年謀劃、參與殺害憲宗的兇手被文宗、宣宗徹底掃除乾淨。[10]

憲宗的英年早逝，有多方面的原因，直接原因則是穆宗、郭妃與宦官的謀害。另一方面，憲宗之死，也是自己造成的：第一，迷信神仙長生之說，長期服用金石丹藥，致使心神煩倦，躁怒無常。使左右宦官無故獲罪，甚至有無故被處死者。在此人人自危的情況下，“內官懼非罪見殺”，終於先下手殺害了憲宗。第二，在儲位的問題上．當年既立遂王，即應立郭妃為皇后；既不欲立郭妃為皇后，當時即應及時立澧王為太子，而不應立遂王。及至元和晚年，又聽任吐突承璀之意，企圖更換太子，更激化了宮中本已尖銳的矛盾，結果逼使郭貴妃及太子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孤注一擲。第三，長期信用宦官，晚年更排斥忠賢，任以吐突承璀為首的一派宦官勢力無限發展，既失去了朝官的制約，又激化了宦官內部的矛盾。終於使梁守謙、王守澄等為首的另一派宦官與穆宗勾結，搶先下手，殺死了憲宗及吐突承璀。所以說憲宗之死，歸根到底，是憲宗自己喝下自己釀就的毒酒。

[1]《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80頁。
[2]  十一月，葬穆宗於光陵。光陵位於陝西省蒲城縣北13公里辛子坡村北堯山。
[3] 《舊唐書》第167卷，第4370頁。
[4] 《舊唐書》第17卷，第561頁。
[5] 《舊唐書》第18卷，第583頁。
[6] 《新唐書》第77卷，第3504頁。
[7]  裴廷裕《東觀奏記》上卷。《叢收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8] 《新唐書》第8卷，第251頁。
[9] 《新唐書》第77卷，第3505頁。
[10]  有的學者認為，唐宣宗在大中初年，因其系憲宗第十三子，血脈並非來自武宗，為表示皇位之正統，曾掀起了一場對憲宗的造神運動。參見黃樓《唐宣宗大中朝政局研究》，第45-51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唐人生活

第三節 身後褒貶與研究

一、歷代評價

大凡歷史上的人物，所作所為對歷史的影響越大（不管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後人的評論就越多。憲宗以其在唐中期以後討平藩鎮、中興大唐的業績載於史冊。因而自憲宗去世，歷代史家便從各自的時代，各自的角度，以各自的評價標準，對憲宗作出了種種的評說。

最早評價憲宗地位的，當然是唐代人。其實這種評價自憲宗在世時就已經開始。元和十三年，淮西強藩平定，元和十四年五月，天下藩鎮紛紛歸服，“元和中興”大業進入高潮。中書門下率百官上表請加憲宗尊號，表文說：

陛下奧臨宸極十五年，道本至公，誠深馭朽……朔陲之凶以謀勝，庸蜀之虜以刑誅，徐夷之固以德歸，吳寇之強以氣滅，茂昭以二郡至，弘正以全部來。……傾自淮淝稔禍，海岱奮妖，曆五聖而不龔，稽四紀而負恃。陛下英威電斷，睿略風行，決必取於天下……一舉而元濟受擒，再動而師道傳首。地維自正，天下一家。六十餘年，不聞此事，野老擊壤，仁風扇和，巍巍成功，蕩蕩區域，遠可以比崇于唐虞、軒頊,近可以丕顯於高祖、太宗。[1]

此表文主要稱頌了憲宗平定割據藩鎮的巨大功績。認為“遠可以比崇於唐虞軒頊,近可以丕顯於高祖、太宗”。言語雖顯諛美，卻是唐人對憲宗最早的評價。

同時代許多唐人也已經認識到了憲宗的重要地位。如韓愈在一系列的奏文中便一再談到過憲宗的歷史作用。他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指出，唐自建國以來，富有四海。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剛，以致安史叛起，孽臣割據。自肅、代、德、順諸帝以來，諸藩鎮“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在陳述了藩鎮割據的嚴重局面以後，韓愈高度評價了憲宗討平藩鎮的重大意義，指出：“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2]

韓愈上表，有以美言取悅憲宗之嫌，稱憲宗功過太宗也未免言過其實，但他卻看到憲宗在結束六七十年來藩鎮割據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韓愈在挽憲宗歌詞中稱“國付重難後，身隨十聖仙”，“天寶遺餘事，元和聖盛功。二凶梟帳下，三叛斬都中”。[3]崔群也曾指出，天寶以來，孽臣幹紀，兵不得戢六十五年，而憲宗睿謀前定，所向披靡，兩河既清，泰階砥平。崔群特別強調“不圖貞觀、開元之化，復睹於今日。”[4]

憲宗未去世之前，許多大臣在文章中都已在廣泛使用“元和中興”形容元和之治，[5]柳宗元在《獻平淮夷表》中稱，憲宗有“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6]這說明元和之世，人們已經對憲宗在平定藩鎮、勵精圖治方面的功績作出肯定的評價。文宗太和四年（830年）三月，路隋在《上〈憲宗實錄〉表》中指出，憲宗“承十一葉之基運，蕩六十年之妖氣”，“今之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7]已經開始出現將憲宗的元和年號與貞觀、開元並列稱頌的現象。

唐人生活

唐宣宗即位後的大中初年，作為憲宗第十三子，為表示自己即位的正統性，曾掀起一場禮崇憲宗的高潮。[8]

當代人評說當代君主，難免不帶有歌功頌德的成份，但總體來看，唐人對憲宗的評價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

五代之際，後晉劉昫領銜編修《舊唐書》，在《憲宗本紀》的最後評語中這樣寫到：

……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禦，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程）異、（皇甫）鎛之聚斂，逐（崔）群、（裴）度于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於理矣！贊曰：貞觀失馭，群盜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嘯聚。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聞於頌聲。[9]

五代史家，已不受當代人評當代事的忌諱和局限，因而對憲宗的評價較唐人更為客觀。五代史家在肯定憲宗功績的同時，已開始指出憲宗晚年執政的失誤。

宋代歐陽修、宋祁所修《新唐書》，在《憲宗本紀》的最後，這樣評價憲宗：

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複振，……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于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10]

與五代史家比較，歐陽修等人在評價憲宗時，突出了其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等特點，而對憲宗的缺點，則突出了其“信用非人”的一面。

北宋宰相李綱曾作念奴嬌《憲宗平淮西》詞評價說：“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鎮，飛揚跋扈。淮蔡雄藩聯四郡，千里公然旅拒。同惡相資，潛傷宰輔，誰敢分明語。媕婀群議，共雲旄節應付。於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貳處，登庸裴度。往督全師威令使，擒賊功名歸愬。半夜銜枚，滿城深雪，忽已亡懸瓠。明堂坐治，中興高映千古”。
李綱高度評價了唐憲宗平定藩鎮的歷名功績。認為唐憲宗元和年間“中興高映千古”。

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一書中，對憲宗的功過進行了較為全面客觀的記述，在全面肯定憲宗治績的同時，司馬光對憲宗晚年統治的一些政策也提出嚴厲的批評。如沂州之屠，司馬光認為憲宗以天子詔書誘王牟，使曹華設詐屠千人，怎能示信於天下！如此則“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仇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司馬光由此歎道：“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11]司馬光認為憲宗之失，關鍵在於只顧眼前利益，忽略了王者治天下應以誠信服天下的根本。司馬光主要從傳統的儒家統治思想角度批評了憲宗的過失。宋人孫甫在《唐史論斷》一書中認為，憲宗屬於“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12]患難之時能任用忠良，無事之時則必悅奸佞，用忠良是為了中興大業，悅奸佞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前者屬於中智之上，後者屬於中智之下。總的看來，宋人對憲宗的評價已經注意到其功過兩面，更注重以傳統的儒學標準來指出憲宗的過失。

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用了不少篇幅評價憲宗，其論點頗值得注意，例如，王夫之認為憲宗平藩鎮固然是謀斷之功，但更是借助於“時”，即元和之際，藩鎮已已較之安史亂後的藩鎮發生了變化。王夫之這一觀點，已不再把平藩鎮僅僅看作是憲宗個人之功，注意到了憲宗即位之時出現的有利的歷史條件，較以往的評論更為客觀。再如憲宗任宦官劉光琦為樞密使一事，以往論者多給予批評，王夫之則認為憲宗之失，並不在於設樞密使一職，樞密的出現有其必然性，這正是五代以後中書、樞密成為二府，舉而不可廢的原因。憲宗之失在於任人不當，而非設官之咎。

對於憲宗的用兵方略，王夫之也一改以往史家一味歌頌的做法，注意進行具體分析，對憲宗決策中的失誤給予客觀的評述。另外，在一些具體史實上，如魏博的歸服、平淮西的遲久而後克、憲宗的被害等，王夫之也都提出了值得重視的見解。[13]總之，王夫之對憲宗的研究，已不像宋人那樣僅從儒學標準大而論之，而已深入到對憲宗執政方針具體的探索與考證，使對憲宗的研究更深入一步。

清代以來，由於清統治者在文化上採取的高壓政策，乾嘉考據之學大興，史學家多是在純史實上考據，一般不敢對帝王輕有評述。如趙翼《廿二史劄記》，涉及元和憲宗政事的大多都是《盜殺宰相有二事》、《方鎮驕兵》、《唐宦官多閩廣人》之類，[14]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也都是《元和國計簿》、《裴均為僕射》之類[15]，不關憲宗的評價。倒是康熙帝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曾對憲宗發過一通評論。康熙認為，唐中葉以後藩鎮割據，積重難返，“以李唐積玩之後，惟憲宗削平諸鎮，粗有可觀。”康熙將憲宗列於唐後期諸帝之上，但僅是“粗有可觀”。談到元稹被憲宗貶為江陵士曹，康熙批曰：“宦官強橫不加罪衍，朝官受辱轉冗貶黜，可謂倒行逆施，……憲宗不能長育人才，致微之一。”談到憲宗貶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康熙認為是“罰不蔽辜，且猶自矜為能斷，其平昔中於閹豎之蠱惑深矣。”談到憲宗餌服丹藥，康熙批曰：“大亂甫戢而亟亟求仙服藥，蓋由志滿意盈，遂而一蹶不振。”康熙認為憲宗平藩鎮也僅是使“國勢不至陵夷”，“然事定而氣已盈，措置漸乖初政。”[16]康熙對憲宗的評價調門較低，這當與康熙有意襯托自己的赫赫武功文治與清朝的“國清君明”有關。

民國年間，著名學者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論著中認為：“憲宗為唐室中興之主，其為政宗旨在於矯正大曆、貞元姑息苟安之積習，即用無力削平藩鎮，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17]充分肯定憲宗的歷史作用。但陳先生認為自貞元以來政事已決於宦官，“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閹寺始終柄權，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維持不改”[18]這就在實際上降低了憲宗及朝官在平定藩鎮中的作用。

呂思勉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一書中較全面地論述了元和政局及憲宗的歷史作用，其有些論點頗不同於以往。如他在談到憲宗為平藩鎮而聚財時認為：藩鎮苛取於民，欲止其苛取，勢不能無用兵；欲用兵，又非有財不可，“是知唐中葉後若德宗、憲宗之苛取，固有其不得已者存，未可概目為橫暴也。”[19]岑仲勉在其《隋唐史》一書中認為：“憲宗英武，視肅、代、德稍勝，故元和之治，陵駕中唐。”[20]岑先生的態度是謹慎的，他認為憲宗之政只是比肅、代、德“稍勝”，元和之治只是陵駕於中唐而已。

1963年，隨著王芸生《論 “二王”八司馬政治革新的歷史意義》一文的發表，[21]學術界對“永貞革新”進行了較多研究。十分有影響的一種觀點認為： “二王”八司馬是革新勢力的代表，憲宗即位後打擊 “二王”八司馬集團，因此憲宗是保守勢力的代表。在一些論著中對“元和之治”往往諱莫如深，對憲宗的歷史作用估計較低。其實，正像本書論及憲宗與 “二王”八司馬的關係時所講，憲宗無論是在文字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沒有否定順宗執政期間的改革，他打擊 “二王”八司馬集團，純粹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與否定改革無關。

近幾年來，一些學者已注意到這一問題，開始更加客觀地評價憲宗的歷史作用，特別是趙文潤、拜根興所著《唐憲宗》一書，第一次系統、全面地探討了唐憲宗其人及元和年間的政事[22]。該書文字流暢，時有新意，提出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只是限於篇幅，在一些方面未能展開論述。鄭學檬先生在《“元和中興”之後的思索》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唐憲宗的歷史作用，認為元和十三年是中唐社會中最佳的年份。[23]

在國際上，憲宗的評價及研究問題同樣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美國學者康奈爾大學歷史教授C·A彼得森稱憲宗是中唐後“重實幹的堅強君主”，他認為，憲宗不僅在削平藩鎮方面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憲宗著手從制度上削弱藩鎮割據的基礎。例如西元809年宰相裴垍關於財稅的改革，其在政治上的意義“比755年以後整個唐代歷史中頒發的其他任何財政立法都走得更遠”[24]。憲宗在整個統治時期，試圖從中央通過政治、行政以及軍事手段來加強控制。他的堅強領導，使這一努力十分有效。彼得森認為，評價憲宗的成就時，應以他前面的幾個皇帝作為考慮的出發點，而不應以完全重建和達到唐朝最強大時期集權的程度這一不切實際的標準來衡量。“根據這一尺度，憲宗出色地達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突出地表現為王朝後半期唯一的有成就的皇帝。”[25]

重視憲宗在制度上的建樹、確立恰當的對比標準，這是彼得森研究唐憲宗的特點。

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史助理教授邁克·多爾比認為，憲宗無疑是晚唐最強有力的皇帝。唐中期以後的政治，主要就是看中央政府能否在對藩鎮的鬥爭中有所作為，憲宗在反對最桀驁的方鎮方面取得重大成功，“僅在十五年內就大大地恢復了長安的權力。”經過憲宗的努力，“唐帝國已經充分地重建起來，唐帝國的觀念深入人心，雖經九世紀末和十世紀初的大動盪而歷久不衰，直到宋朝開國前仍是如此。不論從哪些方面看，這些都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業績。”[26]

不是僅僅看到憲宗去世後藩鎮割據再度出現，而是注重憲宗平定藩鎮在政治和思想觀念上對後來的影響，從這個角度進一步肯定憲宗，是多爾比評價憲宗的一個特點。

[1] 《冊府元龜》第17卷，第188頁。
[2]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19-620頁。
[3] 《元氏長慶集》第8卷，第 頁。
[4] 《唐大詔令集》第7卷，第41頁。
[5] 《樊川文集》第18卷，第111頁。《冊府元龜》第323卷，第3821頁。
[6] 《河東先生集》第1卷，第1頁。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版。
[7] 《冊府元龜》第556卷，第6686頁。
[8]  參見黃樓《唐宣宗大中朝政局研究》，第45-51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9] 《舊唐書》第15卷，第472頁。
[10] 《新唐書》第7卷，第219頁。
[11]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3頁。
[12]  孫甫《唐史論斷》下卷，第52頁,《叢書集成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3] 《讀通鑒論》第25卷，第875-901頁。
[14]  趙翼：《廿二史劄記》第20卷，第424-43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版。
[15]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第74卷，第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16]   康熙《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第59~60卷，第9-25頁,清宣統元年刻本。
[17]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第9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8]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第97-98頁。
[19]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冊，第3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  岑仲勉《隋唐史》上冊，第3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21] 《歷史研究》1963年第3期。
[22]  趙文潤、拜根興《唐憲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7月版。
[23]  鄭學檬《“元和中興”以後的思索》，載於《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24] 《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526頁。
[25] 《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536-537頁。
[26] 《劍橋中國隋唐史》第9章第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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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束語

憲宗的一生是短暫的一生，然而卻是輝煌的一生，有作為的一生。短短的元和十五年，憲宗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給後人留下的遺產可謂是豐厚的。元代史學家胡三省曾經歎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即太宗、玄宗、憲宗）。[1]

在本書前言及各章節中，我們已對憲宗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在行將結束全書之際，有必要再對憲宗的一生作一簡單的概括。

回顧憲宗從大曆十三年（778年）生到元和十五年（820年）死的整個歷程，可以分成三個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初生到貞元二十一年（805年），這是當皇帝以前的二十七年，是憲宗的青少年期。其間以涇師之變為界限，又分為兩個階段：涇師之變之前，作為孩童的憲宗，對世事尚無多少知曉。涇師兵變發生以後，憲宗隨祖父德宗及父母顛沛於奉天、梁州，短短的九個月使憲宗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隨後藩鎮的更加專橫跋扈，祖父德宗對藩鎮的無奈和姑息，大唐國勢的不振，深刻影響到憲宗世界觀的形成。這個時期，作為皇孫的憲宗開始學習儒學的經典，瞭解列祖列宗曾經創造的貞觀、開元偉業，奠定了憲宗乙太宗、玄宗為榜樣，削平藩鎮、重振大唐的雄心壯志。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祖父去世以後，父親順宗的繼位與改革，順應潮流，符合民意，然而卻由於許多措施打破了統治階層中權力與利益的均衡，導致了權力中心矛盾的激化。在這一場鬥爭中，憲宗在個人權力通向頂巔與父皇權力的矛盾之間，選擇了前者，最終利用宦官、藩鎮、舊朝元老的力量，實現了政權的強制性過渡，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永貞前後的這一場殘酷鬥爭，對憲宗來說，既是為了滿足和實現自己對最高權力的欲望，也是為了使自己能夠獲得削平藩鎮、中興大唐的最基本條件，正是從憲宗即皇帝位以後，大唐歷史才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元和元年（806年）以後，憲宗踏入其人生最為輝煌、取得最大成就的第二階段。從元和元年（806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憲宗利用祖父及父親所創造的有利條件，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勵精圖治，任用賢能，改革朝政，發展生產，特別是堅持“以法度裁制藩鎮”，全面展開了對藩鎮的鬥爭，取得了武功與文治的一系列成就。元和十二年淮西吳元濟的平定，更使憲宗的事業達到了高潮。

在這一階段，憲宗也曾有過不少失誤，但大多屬於主觀上未能意識到或者是受限於客觀條件以及策略上的失誤，其中有些屬於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

元和十二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2]勝利使憲宗飄飄然起來。從此到元和十五年（820年）被害，憲宗邁入自己人生最後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3]沒有能慎終如始，在思想上、生活上、政治上，都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崇佛佞道，更嚴重地損壞了自己的“中興之主”形象。當然，即使在這個階段，仍不能視憲宗為一個昏庸無為之主。儘管憲宗作為封建帝王，其追求享樂，獨斷專制的一面有了較大發展，改革的意志有所消磨，但“政道國經，未至衰紊”。[4]憲宗在人生最後階段的某些變化，並不能從根本上影響他作為唐代中期最有成就的中興之主的歷史地位。

綜觀憲宗的一生，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的一生，奮發有為的一生。如果說唐太宗的主要功績是建立唐朝、統一全國，特別是領導實現了以政治修明為主要特點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的主要功績是全面發展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使唐帝國進入“開元盛世”，唐憲宗最大的歷史功績則應當是在國運衰弱敗退之際，高舉貞觀、開元的旗幟，不畏艱難，勇於改革、削平藩鎮，再振國威，初步實現了國家的中興，體現出了一種勇於進取，蓬勃向上、百折不撓的“元和精神”。從憲宗本人到宰臣杜黃裳、李絳、李吉甫、武元衡、裴垍、裴度；從文臣白居易、韓愈、元稹、李藩、呂元膺、薛存誠到武將高崇文、李光顏、烏重胤、李愬；從憲宗對諸種制度的革新到元和文壇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的高漲，不都體現出這種積極進取、勇於拼搏的“元和精神”嗎！憲宗去世以後，“元和之治”的影響歷久不衰，憲宗一直為後代人所樂道，這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從憲宗所處的歷史時期來看，唐帝國尚不存在從根本上解決藩鎮問題的歷史條件，唐帝國二百餘年來所積累的種種矛盾，所形成的種種弊政，遠不是一個帝王個人的能力所能徹底解決的，然而憲宗面對祖輩留下的藩鎮林立的基業和重重的困難，沒有退縮，而是以清醒的頭腦不斷拼搏，不斷奮鬥，盡心所能地去重振國家。雖不能說是力挽狂瀾，卻也盡到了一個君主所能盡到的責任，並取得了平服天下藩鎮、重新實現天下一統這樣巨大的成就，這一事實不是充分說明瞭憲宗及憲宗所宣導的“元和精神”，應當給以更加客觀、更加切合實際的評價嗎！

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

[1]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80頁。
[2]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52頁。
[3] 《舊唐書》第135卷，第3741頁。
[4] 《舊唐書》第15卷，第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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