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傳》序   

提起唐朝的歷史，人們對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也許並不陌生，可是說到唐憲宗李純，說到唐憲宗統治時期出現的“元和中興”，說到唐憲宗在大唐帝國走向中衰時期為重新振興國家所做的種種努力及其建立的功業，瞭解的人就不那麼多了。

其實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代，人們就已經將唐憲宗的“元和”年號與“貞觀”、“開元”並列在一起，將唐太宗、唐玄宗、唐憲宗所謂“三宗”，看作是唐代最傑出的三位帝王了。

唐憲宗李純，是唐朝第十一代皇帝，生於西元778年，死於西元820年，二十八歲即皇帝位，在位十五年（806—820年），終年四十三歲。

憲宗生活的時代，是唐帝國經歷了開元、天寶的鼎盛時期之後，驟然走向衰落的時期。西元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引發了唐帝國積蓄已久的各種社會矛盾，使唐帝國由峰顛跌入了底谷。社會的變化、動盪，空前劇烈。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的變化先不說起，在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藩鎮割據了。

藩鎮割據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然而，對於唐朝廷來說，對於廣大的民眾來說，藩鎮割據的存在，意味著唐帝國的分裂與中央集權的削弱；意味著戰爭的連綿不斷、藩鎮強取暴斂的加劇及人民生活的無限痛苦；意味著社會生產不斷遭到破壞和社會發展的停滯不前。因此，結束藩鎮割據，維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既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需要，也是廣大民眾的迫切要求和期望，同時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處於國家最高領導地位的皇帝，怎樣對待藩鎮割據，怎樣對待國家統一，怎樣對待民眾的疾苦，怎樣處理個人私欲與國家利益的矛盾，就成為人們對其功過是非進行客觀評價的主要依據。從這許多方面來看，唐憲宗可以說是唐中期以後諸帝中的佼佼者。

唐憲宗的歷史功績，首先表現為他堅持“以法度裁制藩鎮”的基本方針，始終不渝地將削平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作為自己畢生奮鬥的目標。

憲宗登基不過數日，西川的劉辟便公然向年輕的帝王提出挑戰，企圖謀取三川，割據西南。憲宗不畏艱難，勇敢地接受挑戰，果斷地鎮壓了西川與夏綏的叛亂，揭開了“以法度裁制藩鎮”的序幕。在以後的年代裡，憲宗先後平服鎮海、淮西、成德、平盧、盧龍、魏博等大河南北數十個割據藩鎮，重新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唐帝國國勢重新振興，中央權威再度樹立。這裡，歷史與社會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沒有憲宗個人的智慧及傑出的組織領導才能，這個局面也是難以出現的。

憲宗的歷史功績，還表現為執政期間，“舉貞觀、開元之政”，勵精圖治，堅持改革，廢除前朝種種弊政，釋放宮女，停止進奉，裁汰冗員，整頓吏治，嚴懲貪贓，禁掠奴婢，使代、德以來的社會風氣為之一變。

憲宗堅持“為政之本，在於安人”的原則，重視農桑生產，注意水利興修，改革賦稅制度，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事務，事必躬親，使元和年間（806-820年）的生產有所發展，民眾的負擔不因討伐割據藩鎮的戰爭而有過多加重。事實上，元和年間的平藩戰爭雖然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憲宗並未忘記百姓的疾苦，十多年裡，他為百姓遭受各種災害而蠲免的錢糧，無論是在次數上還是數量上，都可以說是唐中期以後諸帝中最多的。此外，憲宗重在與藩鎮爭奪賦稅的方針，無疑也有益於民眾負擔的減輕。

憲宗執政的多數時間裡，堅持任人唯賢的原則，善於發現人才，用人所長，使元和年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舞臺上，群星璀璨，人才濟濟。憲宗任用賢相良相之多，在唐中期以後的歷史上，可以說是首屈一指。李降、裴垍、李吉甫、武元衡、裴度、崔群等人，即使放在有唐一代，也是難得的良相。在征討藩鎮的戰爭中，憲宗不拘資歷，大膽起用年輕的才勇之將，高崇文、李光顏、烏重胤、李愬等大批傑出的將領脫穎而出，成為平定藩鎮的骨幹。

憲宗注意樹立良好的政治風氣，鼓勵大臣直言極諫，自己則虛心納諫，“為君推誠，為臣盡忠”，是憲宗調整君臣關係的準則。由於憲宗的大力宣導，元和年間，敢於直言直諫的大臣大為增加，形成了貞觀、開元以來從未有過的良好的政治空氣。

憲宗執政的初期、中期，注意個人品行修養，嚴於律己，勤於政事。為籌集平藩的經費，  長期“縮衣菲食”，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十幾年裡，兢兢業業，無論是“大雪深數尺、天氣奇寒”的嚴冬，還是“大暑方甚”的酷夏，憲宗堅持上朝不輟，勤於政務，為臣民做出了好的榜樣。

憲宗有著果敢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在平定藩鎮的過程中，多次臨危不懼，遇難不亂。雖然征討藩鎮的戰爭多次受挫，然而憲宗從不為此沮喪退縮。特別是元和十一年（816年），鐵城大敗，中外驚恐，群臣紛紛要求罷兵，憲宗力排眾議，調整方略，堅持征討，終於取得了平定淮西的重大勝利。

憲宗是一個頭腦靈活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不識機變的愚夫子。他能夠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調整修正自己的方針，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對於祖先遺留下來的制度，他採取“苟非是，奈何不改”的態度，大膽創新，除弊興利。討伐藩鎮，也能夠注意在不利的情況下作出必要的暫時性的妥協，在處理民族關係上，同樣體現出這種靈活的特色。

憲宗重視文教，宣導文學，為元和文壇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元和時期的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頗重的一筆。

作為一個古代帝王，憲宗可以說得上是一個聖明之君、中興之主。當然，時代的階級的局限性也不能不在憲宗的身上反映出來。特別是在元和十二年（818年）取得平定淮西的重大勝利以後，憲宗在勝利的形勢下漸漸變的驕傲起來，在思想、政治、生活各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變化。此時，其歷史的局限性就更加凸顯出來。

人，是社會的人，出現這樣情況並不奇怪，作為一個古代帝王更是如此。我們既不能因唐憲宗的某些缺點、不足，而否定其平定藩鎮、中興大唐的歷史功績，也不能因其重大的貢獻，而否定其存在的時代局限性。總的來說，憲宗晚年的變化更多地屬於古代帝王本身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並不能影響他作為一個奮發有為、勵精圖治並取得很大成功的帝王在歷史上的突出地位。這就是我們對唐憲宗的一個基本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