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征討成德與魏博歸服

元和初年對西川、夏綏、鎮海等一系列藩鎮鬥爭的勝利，使憲宗對全面解決藩鎮割據問題更加增強了信心。憲宗認為似乎可以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來對待藩鎮的挑戰。因此，當元和四年（809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拒絕朝命時，憲宗決心以此為挈機，徹底解決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河朔三鎮問題。然而，憲宗顯然低估了解決河朔方鎮問題的難度，終於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唐代建築—寶帶橋

 

第一節 困難的抉擇

一、李絳的方鎮對策

自建中三年（782年）成德鎮招討使王武俊殺李維岳自任節度使後，成德曾一度歸服朝廷。後因德宗處置不當，王武俊與魏博、平盧、幽州聯兵，形成了四王並立的局面。德宗興元（784年）大赦以後，王武俊重又歸服朝廷，並且在鉅鹿（今河北鉅鹿）擊敗仍與朝廷對抗的幽州刺史朱滔，使朱滔軍隊損失慘重，死者十分之四、五。因此，王武俊曾受到德宗的嘉獎。[1]貞元十七年（801年）王武俊去世，德宗認為“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諡忠烈”。任命王武俊的兒子王士真為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使。王士真即位以後，雖在轄區內仍然自任官吏、不上供賦，但卻年年向朝廷納進奉數十萬，比幽州、魏博對朝廷的態度要恭順得多。憲宗即位以後，加王士真官職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2]

長期以來，河朔三鎮在節度使職位的繼承上，一直實行父子兄弟世襲的方法。朝廷的任命完全流於形式。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去世，王承宗被三軍推舉為成德留後。所謂留後，這是成為正式節度使之前的一個過渡職務。朝廷對節度使的任命雖然已流於形式，但河朔三鎮在通常情況下，還是要走走這個形式的，以顯得更加名正言順。

當憲宗接到王承宗要求繼承父親節度使職務的奏章以後，沒有馬上批准王承宗的要求。憲宗認為，自曾祖父代宗、祖父德宗、父親順宗以來，河朔三鎮割據一方，專橫跋扈，與朝廷相抗禮已有五六十年。長期以來，三鎮不納貢賦，不受命官，對朝廷喜則陽奉陰違，怒則聯手作亂，從未將中央的權威放在眼裡。天下方鎮．也都把河北藩鎮對中央的態度，當作自己處理與中央關係的睛雨表。當然，相比較而言，成德自王武俊以來，對朝廷較為恭順，可這並沒有改變成德仍是割據一方、與朝廷相對抗的方鎮這樣一個事實。三年以來，朝廷已經平定了西川、夏綏、鎮海等方鎮，現在，解決河朔三鎮的問題，也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不錯，在元和元年（806年），朝廷曾順應平盧方鎮的要求，同意並批准了李師道世襲節度使的職務。[3]但那是在自己剛剛嗣位，朝廷正在對西川用兵的形勢下做出的暫時妥協。現在的形勢已不同於三年以前，朝廷應當利用成德節度使更代的機會，著手改變河朔三鎮節度使世襲的弊端，使河朔三鎮的控制權重新歸於朝廷手中。此外，憲宗還聽說，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幽州節度使劉濟也都身患重病，不久，也都會有一個節度使更替的問題。現在如果不乘成德王士真去世之機，廢除節度使世襲的制度，將來朝廷還會陷於更大的被動。

憲宗的想法得到不少大臣的支持，他們主張“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對此，宰相裴垍則表示反對。

裴垍，字弘中，緣州聞喜（今山西聞喜）人，進士出身。元和初年擔任翰林學士，元和三年李吉甫罷相以後，裴垍出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並監修國史。裴垍認為，早在建中年間（780-784年），平盧節度使李納跋扈不恭，李納去世，德宗允許其子李師古世襲父位。元和元年（806年）李師古去世，憲宗又批准其異母弟李師道承襲節度使職位。而成德王武俊，為朝廷攻破朱滔，賜號“忠烈”，為朝廷立有大功。允許李納的後代世襲節度使職務，而不允許王武俊的後代世襲方鎮之職，天下人會認為朝廷不公道，厚此薄彼，王承宗也不會服氣。[4]

由於意見不一致，憲宗向翰林學士們徵求意見。翰林學士李絳為此四次上書，堅決反對對成德採取強硬態度，更反對現在用兵成德。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今河北贊皇）人。出身於下級官僚家庭。進士及第，登制舉宏辭科，曾任秘書省校書郎、監察御史等職務。元和二年（807年）任翰林學士，開始參預中樞決策。元和六年（811年）後任宰相。李絳歷來“孜孜以匡諫為己任”，[5]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李絳在上書中指出：

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臨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固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宮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殊未可輕議也。[6]

李絳認為，取代王承宗的時機尚不成熟，一是成德割據已歷多年，人們已習以為常。二是王承宗掌握軍務已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改任他人，很難取得成功。三是一旦興師，將帥要加官進爵，士兵要供以衣糧。四是江淮遭水災，國家開支有困難，興兵大事，不能不慎重。

元和四年（809年）七月，憲宗再次提出，現在魏博田季安、幽州劉濟都已有重病在身。如果他們病亡，朝廷難道也要授他們的後代承襲節度使嗎？如此下去，天下何時可以平定？[7]李絳再次上言，重點指出河朔三鎮與西川、鎮海等方鎮的不同，反對輕易用兵。李絳指出：

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如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深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辟、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辟、錡徒以貨財啖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狠，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裡，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劉）濟、（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8]

李絳認為，憲宗由於平定西川、鎮海的成功，而輕視了河朔方鎮的困難程度。他指出，西川、浙西（即鎮海）從地理位置上講，都是孤立的，周圍處於忠於國家的州郡的包圍之中。從叛亂人員的構成上看，叛亂者主要是劉辟、李錡等少數上層人物，大多數將士並不願意參加叛亂。河朔則不同：幾十年來，內部膠固歲深，外部蔓連勢廣，他們的將士與節度使關係深厚，不知君臣逆順的道理，既不聽勸諭，又不怕威嚇。從地理位置上看：河朔三鎮互相連界，平時也許有矛盾爭鬥，但在共同對付朝廷這一點上，他們卻是一心的。朝廷如果輕易用兵，諸方鎮會聯為一體共抗朝廷。另外，吐蕃、北狄等民族的軍隊也有可能利用這一機會入侵，那將是十分危險的。

當然，李絛也並不反對在時機成熟時用兵：“國家財力漸豐，德化漸及，他時制置，必易指揮。”[9]

李絳的方鎮對策，中心思想就是要根據實際情況，審時度勢處理方鎮問題，絕不能對所有方鎮都一慨採用征討的辦法。持別是對待幾十年來已經根深蒂固、勢力強大的河朔三鎮，用兵要格外謹慎。

李絳的方鎮對策是立足於對朝廷及河朔三鎮現有經濟、軍事實力的客觀估計而得出來的。

從經濟上來看，憲宗元和初年，朝廷掌握的戶口數約二百四十七萬餘戶，僅是天寶時期九百多萬戶的四分之一略強，其中，朝廷賦稅的收入主要來自東南八道一百四十四萬餘戶。從稅收數量來看，元和初，唐政府賦稅收入三幹五百萬貫，[10]雖比安史之亂初結束時有了較大增加，但遠不能與天寶時期的五千萬石相比，特別是經過送使、留州的扣除後，上交中央的稅收不過一千餘萬貫，數量有限。儘管最近已著手對財稅體系進行改革，但難以馬上收到成效。

一方面，朝廷掌握的戶數，賦稅比天寶時大為減少。另方面，不向中央申報戶口的十五個方鎮，七十一州，其戶口及賦稅數大大超過政府所掌握的東南八道四十九州的戶口與賦稅數。具體說到河朔三鎮，自漢唐以來，這裡就一直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天寶年間戶口曾達一千零二十萬，約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多。安史之亂以後，戶口數雖有減少，卻仍佔有人力資源的優勢。這一地區各種資源物產豐富，“馬良而多”，安史之亂後，賦稅不入中央，“多蓄積”，“財用豐衍”，“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11]因此從經濟上來看，河北三鎮力量雄厚。

從軍事上來看，唐朝自府兵制度瓦解以後，中央直接依靠的武裝力量主要是禁兵，其中力量最為強大的是中央神策軍，最多時不過十五萬人。戰時能夠調出的軍隊數量有限。征西川劉辟時，憲宗從關中調發的軍隊只有數萬人。而河朔三鎮的兵力僅成德即在五萬以上，魏博、盧龍兵力各在七萬以上，三鎮合計，兵力超過二十萬。[12]當然，朝廷在戰時可以徵調諸鎮軍隊，可是方鎮之兵，不僅戰時不肯接受中央直接控制，而且朝廷還不得不為他們提供“出界糧”（即軍隊出自己州鎮以後，由朝廷提供軍餉錢糧），使朝廷在財力上難以支付。戰爭中諸鎮軍隊不顧大局、縱敵觀望，更使其作用打了折扣。而河北藩鎮則不相同，他們將帥一心，關係牢固，有“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不驅自戰”，[13]諸方鎮之間還結成相互援助的關係，互為犄角，這一點遠非朝廷軍隊可以相比。

從與吐蕃、回紇的關係來看，李絳所說的也是事實，唐朝廷對河朔用兵時，不能不對西北少數民族的入侵問題有所提防。征西川時，憲宗欲調風翔諸軍，李吉甫就曾指出吐善“間諜往來，急於郵傳”，“冒隙乘虛，必有侵鐵”的問題。[14]

李絳對朝廷與藩鎮情況的分析，指出了不可馬上對河朔用兵的原因，對此憲宗也是表示贊同的。但是，憲宗在取得平定三鎮的勝利以後，決不肯像父祖那樣，輕易地承認成德王承宗世襲節度使的權力。憲宗認為，即使朝廷不以命官取代王承宗為節度使，也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使王承宗對中央的權威表示尊重並作出一定的讓步，使天下方鎮都認識到：憲宗將不會無條件地承認和放任方鎮自行決定對節度使權力的世襲。為此，元和四年（809年）七月，憲宗提出一個解決成德問題的方案，即王承宗必須像元和元年（805年）李師道那樣，承諾向朝廷交納兩稅，接受朝廷命官（儘管這種承諾僅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另一方面．王承宗必須割取成德的德（治所在今山東陵縣）、棣（治所在今山東惠民東南）二州歸還朝廷，由朝廷另立一鎮”。 [15]

對於憲宗提出的這一方案，李絳仍表示反對。李絳認為，德、棣兩州歸於成德的歲月已久，現在一旦割取，王承宗及其將領必然會產生猶疑怨望，河北其它方鎮也會因擔心他日被分割而感到不安。如果王承宗不接受這一條件，朝廷必然要興兵討伐，那時朝廷將陷於被動。李絳建議，最好的辦法是派弔祭使前往成德，不要正式地提出割地納貢的條件，而採取暗示諷諭的辦法，請王承宗主動割地納貢。這樣，王承宗“聽命於理固順，若不聽命，於體無損” ，[16]朝廷不會陷於被迫用兵的地步。

李絳的建議，是要盡力避免朝廷與成德發生戰爭。針對憲宗急於以武力討伐方鎮的願望，李絳提出，如果用兵，首先應當對淮西用兵。“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李絳勸憲宗“舍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17]李絳指出，淮西吳少誠病重，討伐淮西的機會很快就會到來，如果現在馬上對成德用兵，戰事不會令人滿意，而一旦出現收復淮西的時機時，朝廷很難南北兩個方向用兵，那時再赦免王承宗，朝廷的恩惠與威嚴都會喪失，不如現在即及時封賜王承宗，收成德之心，坐等蔡州形勢的變化。

李絳以對方鎮的精細分析，向憲宗指出真正可以圖謀並有成功把握的，不是成德，而是淮西，與其現在過早陷於與成德持久難決的戰爭，不如等待討伐淮西機會的到來。

從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到七月，憲宗遲遲不發佈批准王承宗襲封節度使職務的詔命。王承宗不免有些焦急與恐懼。他一再上表，陳述自己對朝廷的忠順之心，希望及早得到朝廷的恩命。為此，八月九日，憲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今河北正定）宣慰。

裴武到達真定，王承宗迎接款待十分恭敬。經裴武的諷諭，王承宗上表，一方面檢討自己沒有等待朝廷之命，擅自掌管成德政務的過失，另一方面表示願意獻出德、棣二州，交納賦稅、接受命官，以表達自己真心歸服的誠意。[18]

[1] 《舊唐書》第142卷，第3875頁。

[2] 《舊唐書》第142卷，第3877頁。

[3]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5635頁。

[4]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5635頁。

[5] 《舊唐書》第164卷，第4285頁。

[6]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60頁。

[7]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3頁。

[8]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4頁。

[9]《李相國論事集》第3卷，第18頁，《叢書集成續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7頁。

[11]《文苑英華》第743卷，第3881頁。

[12]《舊唐書》第144卷，第3914頁；《新唐書》第212卷，第5972頁。

[13]《文苑英華》第743卷，第3881頁。

[14]《文苑英華》第615卷．第3192頁。

[15]《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2頁。

[16]《資治通鑒》第239台，第7663頁。

[17]《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3頁。

[18]《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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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迫的決定

元和四年（809年）九月，裴武從成德返回京師，憲宗聽說王承宗願意割地納稅，十分高興。九月七日，憲宗發佈詔令，正式任命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期為保信軍節度使，德、棣二州觀察使。在給王承宗的詔文中，憲宗指出：

勝臨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誅夷，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負，常推恩信為先。爾父雲亡，即欲命卿受詔；而遠近方鎮，內外人情，紛然奏陳，皆雲不可。聯以卿累代積勳賢之業，一門有忠義之風；功苦艱危，恩連姻戚。雖中心是念，而眾情難違；可否之間，久不能決。然亦敏觀卿進退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卿自罹憫凶，屬經時月；待使臣而動皆得劄，奉章疏而言必由衷，請獻官員，願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軍，損己而讓推兩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親之大恩。卿心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封。[1]

在這個推心置腹、言誠意切的詔書中，憲宗解釋了為什麼時過半年才授予王承宗節度使之號的原因：這主要是遠近方鎮都不同意，憲宗“眾情難違”。另一方面，也是要觀察王承宗的表現，是不是有忠孝之心。憲宗的結論是滿意的。

在憲宗的詔書中，宣佈以成德新割讓的德、棣二州另立保信軍，以薛昌期為節度使。憲宗的這一任命也是有深意的。憲宗在給王承宗的詔書中談到這一問題時說：

其德、棣兩州，以卿進讓，元欲于卿親屬之內，選授一人。在法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期德、棣兩州觀察使，昌期昔嘗事卿先父，今又與卿親鄰。卿宜具以誠懷，令報昌期知悉。[2]

薛昌期原是安、史舊將薛嵩之子，薛嵩在代宗時已降服朝廷。薛昌期曾長期跟隨王承宗的父親王士真，現在又是王承宗的女婿，憲宗任用薛昌期，顯然有照顧王承宗的意思，使他更加便於接受割讓二州的事實。從詔書內容來看，憲宗原來準備在王承宗的親屬中選授一人為保信軍節度使，因“相時亦恐非便”，所以才任命薛昌期。其實薛昌期既是王承宗的女婿，說起來也可以算是王承宗的親屬。但有可能並不是王承宗所要推薦的人。

當憲宗任命薛昌期的詔書已經擬定，但尚未發至德州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事先已得到消息。他當然不希望成德從此與朝廷的關係好起來。於是立刻派遣使者奔赴真定，對王承宗說，薛昌期暗中與朝廷勾通，因此朝廷才以薛昌期為保信節度使。

聽到田季安的挑撥，王承宗大怒，赴即派出數百名飛騎火速馳往德州（今山東陵縣），將薛昌期加以拘捕，押回真定關入大牢。魏博田季安則與王承宗進行了很好的合作：當憲宗派出的特使赴德州路過魏州（今河北大名）時，田季安假意大擺宴席款待，慰勞多日，然後才送朝廷使者上路，為王承宗拘捕薛昌期爭取了時間。等憲宗的特使趕至德州時，薛昌期已被捕走多日了。[3]

消息傳至朝廷，憲宗極為震怒，認為王承宗原來是在欺騙朝廷，其實並不想獻出二州。裴武出使，也有欺罔行為。憲宗又聽說裴武出使歸來當天，未見皇帝便先到裴垍家，第二日才入朝述職，更加憤怒。於是準備下令將裴武貶官，發配到嶺南。[4]翰林學士李絳為此進言：裴武在貞元元年（785年）被李懷光叛軍俘獲時，他守節不屈，大義凜然，今日怎麼可能突然變為奸回之臣？薛昌期被捕一事，主要是由於王承宗變化多詐，使人難以捉摸其實情。最初王承宗懼怕朝廷誅討，才表示願獻二州。一旦蒙取恩貸，則有意反悔。相鄰的方鎮都不願意成德開分割州郡的先例，一定從中挑撥勸誘，也促使王承宗改變初衷。這實在不是裴武的罪過。陛下選裴武出使逆亂之地，因事不順利，便將使者投入遐荒之地，恐怕今後出使賊庭的使者都會以裴武為戒，只求保身利己，不肯盡誠直言了。況且裴武久處朝廷，熟悉朝廷典章制度，怎麼會出使歸來未見天子而先宿于宰相之家呢!李絳表示，願以身家性命保證裴武絕不會違背朝典，這中間一定有人故意中傷，請憲宗明察。[5]

聽了李絳的一番話，憲宗自知有失，打消了對裴武的懷疑，不再追究此事。

薛昌期既經朝廷任命。便已經是朝廷欽派的命官。王承宗拘捕薛昌期，公然違抗朝旨，性質是極為嚴重的。這是對朝廷、對憲宗本人的公開邈視。事已至此，如果聽之任之，朝廷的權威將不復存在，憲宗本人也會因之威信掃地。因此，憲宗只有討伐這一條路可走了。

半年以來，憲宗與大臣們反復討論成德的問題，宰相裴垍，翰林學士李絳等大批朝官堅決反對用兵討伐。支持出兵討伐的只有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及少量朝官和個別方鎮官員。

吐突承璀，字仁貞，福建人。早年以“私白”之類的身份被地方官府貢入宮中任宦官，憲宗任廣陵王時，吐突承璀任小黃門，“以幹敏得幸”。憲宗立為太子後，吐突承璀擔任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即位，重用心腹，將吐突承璀提拔為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成為宦官中地位最高的人。

吐突承璀堅決主張討伐王承宗，一是“揣帝銳（意）征討”[6]，希望通過征王承宗進一步獲取憲宗的寵信。二是可以通過征討王承宗獲取更大的軍事指揮權。作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固然掌有禁軍，但畢竟無權指揮外朝軍隊，在朝野人士眼中。吐突承璀雖權勢炙手可熱，也不過是皇家內臣而已。吐突承璀希望通過征討王承宗，來擴大自己的權力和影響。三是通過征討王承宗，可以進一步排擠裴垍等宰相的權力，甚而可以“奪裴垍權”[7]。裴垍自入中書省任知制誥、中書舍人以來，憲宗對其十分器重。李吉甫入相後，裴垍向李吉甫推薦數十名重要官員，任免皆不聽取宦官意見。裴垍還經常公開支持諫官們進言，指責宦官干政。在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的制舉案中，牛僧孺、皇甫湜指陳時政得失，對宦官嚴厲批評，[8]無所避諱，裴垍複查制策時，竟仍署為上第。後來裴垍因此被罷免了翰林學士一職，但僅過數月，憲宗又將裴垍任命為宰相，“寵信彌厚”。[9]今年六月，吐突承璀在安國寺為憲宗修聖德碑，又遭李絳、裴垍等人的反對。憲宗下令以百牛將聖德碑樓拽倒，使吐突承璀借修聖德碑以邀寵的努力完全落空。[10]特別使吐突承璀難以忍受的是，裴垍入相以來，整齊法度，有時連憲宗也懼他三分。憲宗曾多次提醒吐突承璀，不要隨便參預政事、發表意見，以免被裴垍等朝官批評。[11]所有這些．都使吐突承璀耿耿於懷。成德事件發生以後，裴垍等人都反對出兵討伐，吐突承璀感到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因此，竭力支持憲宗征討成德，以達到排擠裴垍等朝官的目的。

除宦官和部分朝官以外，堅決主張討伐王承宗的是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等。

張茂昭，本名升雲，祖上是北方少數民族奚人，世代為乙失活部的酋帥。父親張孝忠以勇武聞名於燕趙一帶，天寶末年（751一755年）擔任過安祿山的偏將。安史之亂中，張孝忠是安史攻陷河洛的先鋒，安史敗後，張孝忠成為李寶臣的部下。德宗時歸朝，任成德軍節度使。德宗在定州（今河北定縣）設置義武軍後，任張孝忠為義武軍節度使。當朱滔謀叛時，以金帛等誘使張孝忠同反，張孝忠堅決拒絕，德宗奉天之難，張孝忠派大將楊榮國前往援救，並參加收復京師。鑒於張孝忠的功勞，德宗任張孝忠為使相（名義上的宰相）。張孝忠去世後，德宗任命其子張茂昭為節度使。[12]

憲宗即位後，張茂昭對憲宗以法度裁制方鎮的方針堅決支持，元和二年（807年），先後五次上表，請求入朝。同年十月入朝以後，張茂昭要求辭去節度使職務留在京師，以實際行動支持憲宗解決方鎮世襲問題。憲宗認為張茂昭是深明大義的忠順之臣，仍請張茂昭返歸原鎮。[13]

從張孝忠的後期，到張茂昭，可以說他們父子是自德宗以來，河北地區最注重君臣節義、對朝廷最為恭順的方鎮節度使。因此張茂昭主張對王承宗的叛逆行為堅決討伐是十分自然的。李絳稱“茂昭有請（討伐），亦恐非誠”，僅是推測，並無多少根據。從憲宗曾與張茂昭書信往來多次討論成德之事來看，憲宗對張茂昭是十分信任的。[14]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主張討伐成德，與張茂昭的情況有所不同。盧從史，少年時代便長於騎射，昭義軍（又名澤潞，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長治，後治所移相州，今河南安陽）李長榮因其多謀尚武，任命他為督將。貞元二十年（804年）六月，李長榮去世，德宗派中使帶手詔前往潞州（今山西長治）。準備根據軍士們的意願任命新的節度使。諸軍將都推戴大將來希皓，但來希皓堅決拒絕，希望中使報請德宗，由中央派遣節度使來，“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15]顯然。來希皓是一個比較講求臣子之節的人。

在昭義節度使一時無法確定的時候，位居第四的盧從史與中使勾結，自報奮勇要求擔任節度使，這樣，德宗詔令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自盧從史任節度使以後，任意妄為，不遵守法度，養義兒三千人為心腹，“漸蓄奸謀”。[16]正人君子紛紛離去。[17]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盧從史一方面與成德、魏博方鎮相互往來，另一方面卻又上書憲宗，請求進討河北，未等憲宗批准，盧從史便率軍東出，在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臺）、洺州（治所在河北邯鄲）掠糧。憲宗下詔，令盧從史歸鎮。盧從史以軍隊缺糧為由，拒不奉詔。由於盧從史反復無常、不聽指揮，元和四年（809年）盧從史居家守父喪期滿以後，憲宗遲遲不下達恢復盧從史職務的詔命。盧從史為重新復職，一方面鼓動昭義軍的義兒們聯名上表，請盧從史復職，另一方面，通過吐突承璀，盧從史向憲宗表示，復職以後願意率軍征討王承宗。在這種情況下，憲宗於五月恢復盧從史的昭義軍節度使職務。李絳批評盧從史主戰是“務欲生事”，“冀許用兵以求姑息（其罪）”，[18]可謂一語中的。

雖然有人支持憲宗討伐成德，但憲宗為避免戰爭的爆發，仍進行最後的努力，於九月下旬再次派遣使者持詔書前往成德，諭令王承宗釋放薛昌期，遭到王承宗的拒絕。[19]最後一線避免戰爭的希望破滅，憲宗終於下定決心，征討王承宗。

[1]《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67~1168頁。

[2]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69頁。

[3]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5頁。

[4]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5頁。

[5]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6頁。

[6] 《新唐書》第132卷，第5869頁。

[7]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60頁。

[8]  唐長孺《山居存稿》第209-21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9] 《舊唐書》第148卷，第3990頁。

[10]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61頁。

[11] 《舊唐書》第148卷，第3990頁。

[12] 《舊唐書》第141卷，第3858頁。

[13] 《舊唐書》第141卷，第3859頁。

[14]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71頁。

[15] 《資治通鑒》第234卷，第7158頁。

[16] 《樊川文集》第11卷，第16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

[17] 《舊唐書》第132卷，第3652頁。

[18] 《舊唐書》第132卷，第3652頁。

[19]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6頁。

唐代文物與唐代大秦寺塔

 

第二節  艱難的征討

一、命將的爭論

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一日，憲宗頒佈《削奪王承宗官爵詔》，詔令中，憲宗強調，自己即位五年以來，以仁恕撫天下，不敢以武功為誇耀。討劉辟、伐浙西，先後獲捷，但“頗懷慚德，蓋不獲己，豈樂於斯。”[1]憲宗指出這一點，一方面表示自己並不願意發動戰爭，討王承宗實出無奈，另一方面。憲宗顯然也是暗示，凡與朝廷對抗者，終究要失敗。

憲宗歷數成德王承宗的叛逆行為。指出“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義”，“欲收其後效，用以曲全”。“德、棣本非成德所管，薛昌期又承宗懿親，俾撫近鄰，斯誠厚澤，外雖兩鎮，中實一家。”可是王承宗卻欺罔朝廷，拘捕薛昌期，“表疏之間，悖慢斯甚，”“豺狼之心，飽之而復發”[2]。

憲宗的指責是有根據的。成德方鎮寶應元年（762年）初立時,領有恆、定、易、趙、深五州（今河北中部地區），德州、棣州並不屬於成德所有。興元元年（784年），王武俊率軍大敗朱滔叛軍，德宗特命賜德、棣二州，德、棣才歸於成德。

憲宗宣佈削除王承宗一切官爵，並指出，所在將士“但能效順，即是王人，豈止維新，當加寵渥。”以一州歸順者，任當州刺史，賜實封二百戶。如果過去是刺史，以轄州歸順者，超三資授官，賜實封三百戶。以一縣歸順者，超兩資授官、賜實封一百戶。

憲宗網開一面，規定“王承宗如能恪心悔過，束身入朝，待之如初，一切不問，仍賜官爵，別加寵授。”[3]從這一點來看，憲宗此時仍希望王承宗能回心轉意，即憲宗後來提到此事時說“仍開生路，許以自新”。[4]這與討劉辟及李錡時所發的詔書有明顯不同，反映直到最後一刻，憲宗仍爭取避免戰爭的發生。

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七日，憲宗又發佈《討王承宗詔諭敕》，敕文的主要內容是：更加明確地表彰王承宗祖父王武俊當年“忠撫邦國”的功勳，以此向成德將士及天下人表示，朝廷並未忘記王武俊當年的功勞，朝廷討成德，確屬迫不得已。詔令規定王武俊之子、即王承宗的叔叔王士平、王士則仍保留官職，王武俊的實封戶由王士則承襲。對於其餘大將的實封戶，“並且依舊，不須停給。”此外，規定王武俊及王士真的墳墓需嚴加保護，不得毀壞；詔書再次提高了歸降者的賞級，領軍將領歸降者，超三資授官，賜實封三百戶，仍賜錢一萬貫。

憲宗十月十七日的詔令，重點在於招撫除王承宗以外的成德鎮將士，從內部來分化瓦解成德王承宗集團，是對十月十一日詔令的重要補充。

為了爭取成德百姓對官軍的擁護支持，十一月五日，憲宗發佈《討鎮州禁侵掠敕》，聲明討成德的目的，既在於懲治叛臣，也在於拯救百姓，使他們免於王承宗的“暴賦急征”。同時憲宗規定，“討鎮州諸軍，所到之處，宜先存撫百姓，使其安業，勿令擄掠傷害”。

既決定討伐王承宗，由什麼人擔任征討軍的統帥，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問題。

憲宗在十月十一日發佈削奪王承宗官爵詔令的同時，發佈另一個詔令，任命左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任命龍武將軍趙萬敵為神策先鋒將，任命內常侍宋惟岳為河南、陝州、河陽以來館驛使，任命內官曹進玉、劉國珍、馬江潮等分別擔任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5]

憲宗的這一任命，顯然事先並沒有徵求並取得裴垍等宰臣們的同意。因此詔令一出，輿論大嘩，朝官們對由吐突承璀擔任征討軍的指揮大感意外，議論紛紛。一致表示反對。翰林學士白居易率先上表指出：

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雲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甯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損聖明，何不思于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6]

白居易的上表，代表當時眾多朝官的意見，隨後，諫官上章者相繼不斷。[7]朝官們的意見集中到一點，就是宦官監軍本已不合適，但尚屬前代制度，現在以宦官為統軍都統，將軍國權柄授予宦官，則是紊亂祖宗制度，以私情徇朝法。宦官統軍，不僅諸道將領恥于受其統領，對憲宗的名聲也是極大的損害。

朝官們的反應如此強烈，的確出乎憲宗的預料之外。但是憲宗已經拿定主意：既然朝臣們對討伐成德一事態度消極，由積極主張討伐成德的吐突承璀統軍沒有什麼不可以!憲宗對於祖上的法度，歷來認為應該採取對則堅持，不對則應改之的態度。即位以來，憲宗先後取得討西川、夏綏、鎮海等一系列勝利，然而在許多人的眼裡，那似乎主要是宰臣們定謀劃策的結果。此次征討成德，朝官們一直表示反對，似乎沒有他們的贊同，自己則會一事無成。因此，憲宗決心打破常規，由宦官擔任統帥和主要將領，率領中央神策軍出征。戰爭取得勝利，將不僅是對藩鎮的沉重打擊，對朝官們過多干預皇權的做法也是一種抑制。

對於憲宗的這種心態，幽州牙將譚忠曾明確地向田季安指出：憲宗討成德“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8]

然而，憲宗的權力並不是完全不受制約的，十月十六日，即憲宗決定以吐突承璀統軍以後六天，憲宗在延英殿上朝，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眾多官員，在殿堂之上再次奏言，都認為“征伐大事，不可以內官為將帥。”[9]在眾多官員的壓力下，憲宗不得已，只好下詔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馬使的頭銜，改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為宣慰使，“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10]。

吐突承璀的名號雖略有降低，這是憲宗對朝臣意見表面的妥協，而實際上其全面指揮討伐成德軍的地位並沒有改變。元和四年（809年）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吐突承璀率領神策軍從長安出發，憲宗親自在通化門樓召見吐突承璀，一再予以勉勵：希望吐突承璀不要辜負自己的厚望，早日平定成德。也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命將的正確與朝野群臣批評的錯謬。在憲宗看來，此戰已不僅是關係平定成德之成敗，而是與自己作為皇帝的權威直接相關了。

[1]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79頁。

[2]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79頁。

[3]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79頁。

[4]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81頁。

[5] 《舊唐書》第184卷，第4768頁。

[6]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7頁。

[7] 《冊府元龜》第522卷，第6628頁。據《舊唐書 元膺傳》載，上疏者為七人。《舊唐書　吐突承璀傳》載為九人。《冊府元龜》載為七十人。

[8]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9頁。

[9] 《舊唐書》第14卷，第429頁。

[10] 《舊唐書》第155卷，第4116頁。

唐白居易墓

二、南北夾攻成德

戰爭的序幕拉開，無論是朝廷還是成德，雙方都在制定自己的作戰方略。同時，成德周圍的諸方鎮也在考慮自己的對策。

成德方鎮，統有六州，即恒州（亦稱鎮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趙州（治所在今河北趙縣）、深州（治所在今河北深縣西）、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縣）、德州（治所在今山東陵縣）、棣州（治所在今山東惠民東南）。西起太行山、東至渤海灣，約相當於今河北中部、山東北部。據元和年間宰相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成德六州共有民戶六萬二千六百零四戶，[1]兵員約五萬餘人。

由於成德西部緊靠太行山，東部毗臨渤海灣，因此朝廷對成德的征討，是從南北兩個方向展開的。在朝臣們的反對下，憲宗去掉吐突承璀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四道兵馬使的頭銜，因此，朝廷進攻成德的軍隊主要是中央的神策軍以及成德周圍諸方鎮的軍隊。

在與成德接壤的方鎮中，正北方向是盧龍鎮，盧龍的瀛州（州治在今河北河間）與成德的深州、冀州交界；北方偏西是義武鎮，義武的定州（州治在今河北定縣）與成德的恒州、趙州、深州交界；正南方向是魏博鎮，魏博的貝州與成德的冀州、德州交界；南部偏西是昭義鎮，昭義的邢州與成德的趙州、冀州交界；南方偏東是平盧鎮，平盧與成德的德、棣兩州交界；正東方向是橫海鎮，橫海的滄州與成德的冀、德、棣三州交界。在成德的正西方向，隔太行山與河東鎮交界，因有太行山為屏障，因此這一方向不會構成對成德的威脅。

在與成德相鄰的諸方鎮中，與王承宗關係最為密切的是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田季安是廣德元年（763年）代宗所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孫子，貞元十二年（796年）開始擔任魏博節度使。[2]在成德王承宗世襲節度使這一事件上。田季安始終鼓動王承宗與朝廷對抗。當憲宗討伐成德的詔令下達到魏博時，田季安召集部下說：自從德宗討伐魏博沒有成功以來，王師不渡黃河已有二十五年，現在一旦渡河經我魏博討伐成德。成德失敗，魏博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如之奈何?

田季安話音剛落，一位部將出列，自告奮勇．願意率五千兵馬抵抗王師。田季安於是決定以武力抵抗官軍，不奉詔命。這時，盧龍節度使的牙將譚忠正巧出使在魏博，他向田季安進言：“如此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譚忠為田季安分析形勢說，此次唐軍征討王承宗，主要是憲宗的主謀，如果唐軍未到成德先在魏博受挫，憲宗必然不會甘休，那時“必任智士劃長策，仗猛將練精兵”，[3]舉天下精兵進攻魏博，魏博縱使怎樣強大，也是難以抵禦的。譚忠又為田季安出主意說：現在陛下最好的辦法是等王師入魏以後，厚厚地犒勞官軍，並以自己的精兵逼近成德邊境，聲稱討伐，同時派人通知王承宗說，魏博如果奉詔進攻成德，河北義士會說魏博出賣朋友；如果魏博與成德聯合，忠臣會說魏博叛君。賣友叛君之名，魏博都不願承受，因此請成德能為魏博讓出一城，魏博以此向天子報捷，這樣魏博既無反君之名。又可繼續保持兩鎮友好關係，如此一舉兩得，魏博即可無恙了。

田季安十分讚賞譚忠的主意，馬上派人前往成德，說明此意，王承宗欣然同意，下令將冀州南部的堂陽縣（今河北新河縣北）、棗強縣（今河北棗強）先後讓給魏博，田季安立即向憲宗奏稱出師獲捷。此後便按兵不動了。

與魏博情況相似的是平盧李師道。李師道自元和元年（806年）被朝廷任命為節度使以來，一直沒有履行當初關於接受朝廷命官、供納兩稅的諾言。此次憲宗征討王承宗，引起李師道極大的不安：當初自己也是通過承襲而得到節度使的職位，與王承宗情況類似，朝廷如果此次擊敗成德，很難說下一個解決的方鎮不是平盧。從憲宗即位以來先後平復西川、鎮海的情況來看，朝廷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平盧不能不謹慎行事。

十月以來。憲宗派使者前來平盧，慰問軍將，同時命令李師道軍隊立即渡過黃河奪取成德的棣州。李師道接到詔令以後遲遲不肯行動。年底，李師道上書憲宗，稱來年正月以後，平盧軍隊一定渡河，“逐便攻討”。為表示對憲宗此次征討王承宗的支持，李師道向朝廷進獻絹帛萬匹，並稱將自行解決一月軍糧用料，如果攻取成德城邑，獲取軍糧後，將繼續自行解決供給問題，以便減少官府開支。憲宗接表後，雖知李師道有意拖延出兵時間，卻也無奈何，只好下詔予以褒獎。[4]此後，李師道繼續拖延出兵時間，一直到元和五年（810年）年初，迫於形勢，李師道才效仿魏博，“佔領”成德的一個縣城，此後便按兵不動了。

在成德的周邊方鎮中，北部的盧龍節度使劉濟，與成德結怨最深，對朝廷也比較恭順。代宗、德宗時期，盧龍作為河朔三鎮之一，一直是朝廷的大敵。建中三年（782年），盧龍的朱滔是四鎮聯兵的主要人物。後來成德王武俊歸順朝廷後率軍大敗朱滔。貞元元年（785年）朱滔死後，其姑子劉怦被推舉為留後，盧龍與中央的關係開始有所變化。劉怦認為，“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5]三個月後，劉怦去世，他的長子劉濟繼任盧龍節度使。劉濟，年輕時曾遊學京師，進士及第，受封建禮教影響較深，因此任節度使後，對朝廷比較恭順。貞元中期（794—799年），“兩河擅自繼承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6]順宗、憲宗以來，劉濟仍謹守朝法，此次接到憲宗關於征討成德的詔命，立即召集部下，商議出兵問題。

劉濟對部將們說，皇上知道我們怨趙（成德古時為趙國地，因此稱成德為趙），一定會命令我們伐趙，而趙必然設備，討伐與不討伐，怎樣才有利呢？牙將譚忠認為，“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並不備燕”，劉濟大怒：“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7]於是將譚忠押入獄中，同時派人前往成德偵察，果然發現成德並沒有在與盧龍交界處設軍。隨後，劉濟接到憲宗的詔令，命令劉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情況證實譚忠的判斷是正確的。於是劉濟將譚忠釋放並請教個中原因。

原來，譚忠早已分析了朝廷此次用兵的內情，他認為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表而上親近燕（指盧龍，古時盧龍屬燕國之地），而“內實忌之”，表面上絕趙，而“內實與之”。譚忠認為，盧從史會為成德這樣出主意：盧龍以成德作為屏障，朝廷如果敗成德，盧龍也會受威脅，因此雖然盧龍結怨於成德（指當年王武俊大敗朱滔軍一事），但一定不會進攻成德，不必在邊境設備；成德不在盧龍邊境設軍，一來可以向盧龍表示友好，二來可以使天子懷疑盧龍與成德相通謀，一舉兩得；憲宗得到以上情況，一定不會再讓盧龍出兵征討成德，以防止兩鎮聯兵反叛。

譚忠基於以上分析，勸劉濟說：“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盧從史鎮潞州，因此稱盧從史為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8]譚忠主張，應立即出兵征討成德，一來向朝廷表示忠順之心，二來可以使盧從史的計謀破產。

聽了譚忠的建議，劉濟下令五日內立即出兵進攻成德。元和四年（809年）十二月十七日，劉濟以長子劉錕為節度副大使，留守幽州，自己親自率領七萬軍隊進攻成德。攻克成德深州的饒陽（今河北饒陽），破敵三千餘人，繳獲大批馬畜器械，劉濟下令將俘獲的成德軍將朝履清等四人押赴京師[9]。

接到劉濟的報捷，憲宗異常高興。立即下詔令予以表彰。稱劉濟“盡忠伐叛，發漁陽精銳之師，……討冀方昏狂之寇，詔下而父子戮力，鼓行而將卒齊心。先群帥以啟行，首諸軍而告捷。……疾風知勁草之心，大雪見貞松之節。”[10]字裡行間，充滿了憲宗對首戰告捷的歡悅及對劉濟的嘉許。在詔書中，憲宗認為此戰一定會使王承宗震驚。“破竹之勢可乘，覆巢之期非遠。”因而對討成德充滿了勝利信心。元和五年（810年）正月，劉濟又率軍攻克成德深州的束鹿（今河北深縣西）。[11]憲宗再次下詔書予以褒獎。並賞賜器仗弓甲刀斧等，加授劉濟及其子孫官爵。[12]

成德鎮東方相臨的是橫海鎮，由於橫海僅有滄州一地，軍力單薄，因此，接到憲宗關於進討成德的詔令後，節度使程知恭只派軍攻佔成德的德州平昌（今山東商河縣西北）一地，此後便再無軍事行動。

憲宗僅僅根據盧龍劉濟的勝利便估計“覆巢之期非遠”，顯然過於樂觀了。實際上，自憲宗關於征討成德的詔書頒佈以後，朝廷的軍事行動進展一直比較緩慢。

按朝廷事先制定的作戰方略，官軍主力從南北兩個方向夾擊成德。在北方，官軍將在義武鎮張茂昭的定州集中，由范希朝指揮南下。在南方，則由吐突承璀率中央神策軍與昭義鎮盧從史相配合，從南向北進攻成德，形成南北夾擊成德之勢。

在義武鎮集中、負責北方招討任務的軍隊，來自河東、河中、振武及張茂昭的義武軍。河東軍在成德正西方向治所在太原，隔太行山與成德接界。振武軍更在河東軍之北，治所在單于都護府（今內蒙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河中節度使，治所在河東（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轄境相當於今山西西南部龍門山以南，稷山縣、運城、芮城以西及陝西大荔東南部。

河東、河中、振武三鎮的軍隊都在太行山之西，要進攻成德，只能由井陘或飛狐兩處關口越太行山東進。由於井陘（今山西井陘西）為成德所控制，所以三鎮軍隊只能從太行山北部的飛狐道（今山西靈丘、淶源）越過太行由進入定州（今河北定縣），這是憲宗將義武軍作為北路招討兵馬集中地的原因。

自憲宗於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七日正式發佈討伐王承宗的詔令以後，南北兩路招討軍馬行動都比較遲緩。河東、河中、振武的軍隊直到元和五年（810）正月以後，才到達指定的集結地定州。吐突承璀於元和四年（809年）十月二十七日離京以後，也是一直到元和五年（810年）正月才進入昭義鎮。[13]

元和五年（8l0年）正月，朝廷征討成德的戰爭在南北兩個方向同時展開（參見第一次征討成德示意圖）。

在南部戰場上，戰事一開始就不順利。吐突承璀到行營以後，威令不振，屢次與成德軍交戰都遭失敗。在史書中，只有一處記載稱盧從史曾上報朝廷，在柏鄉（今河北柏鄉）大敗成德三萬軍隊，憲宗為此下詔嘉獎。[14]這一戰績如不是子虛烏有也是虛報誇大。不久，官軍出戰失敗，曾在征西川時活捉劉辟的著名勇將酈定進戰死，南線官兵士氣大受影響。[15]

北路的招討戰事也不理想，正月二十六日，河東將王榮率軍攻破成德洄湟鎮（今河北新樂市西南），敗敵六千人。憲宗下詔予以表彰。但這次戰鬥以後，北路招討軍進攻成德鎮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北大門新市鎮（今河北正定東北新城鋪）的戰事嚴重受挫，官軍久攻不下，王承宗反而出擊，攻佔義武鎮的深澤縣（今河北深澤東南），盧龍的樂壽縣（今河北獻縣）也被王承宗出兵攻佔，盧龍軍收復樂壽的努力失敗，形勢對官軍日益不利。[16]

隨著戰事的無明顯進展，朝廷中要求罷兵的呼聲再起，其中罷兵呼聲最高的是當初即反對用兵的白居易等朝臣。白居易在四月所上《請罷恒州兵事宜》中指出：[17]

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璀自去已來，未敢苦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勻。況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留，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今卻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18]

白居易還指出，李師道、田季安，原來就靠不住，“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這樣“豈有成功”。

白居易認為，應立即罷兵，否則將會出現一系列更為嚴重的問題：首先是虛耗朝廷經費。白居易認為，如果有把握成功，不論用度多少都可以堅持下去，而現在“即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資糧”，白居易認為，拖延一日，有一日之費，遷延旬月，所費越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

其次，朝廷將喪失威權。在朝廷征討成德王承宗的時候，元和四年（809年）十一月，淮西吳少誠病死，憲宗因為正對河朔用兵，無法顧及淮西，因而在元和五年（810年）三月，任命吳少陽為淮西留後。白居易認為，當初王承宗請求世襲節度使，朝廷不允許，以致發生征討成德的戰爭，而吳少陽現在殺吳少誠之子自立為留後，朝廷卻予以承認。如此一來，各地方鎮必然會比較輕重，請求詔雪王承宗，到那時朝廷再赦免王承宗，“則興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

白居易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官軍士兵戰鬥力越來越低弱，且天氣漸漸變熱，暑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白居易特別指出，神策軍士兵，最為烏雜，城市之人，不堪受苦，“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招致大敗，悔將何及。

在上書中，白居易還特別提出，要提防吐蕃、回鶻人乘機入寇。他指出，回鶻、吐蕃，都有細作，國家事情，大小盡知，現在聚天下之兵，討成德王承宗一賊，經冬及夏，仍無成功，國家兵力的強弱，經費的多少，吐蕃、回鶻都會知悉。如果他們乘虛而入，從現在的形勢來看，朝廷將會首尾難顧了。[19]

繼白居易上書後，兵部侍郎權德輿也上書指出：神策兵都是些市井屠販，不習戰陣，怕苦憚遠，沒有接戰，就要逃散成為盜賊，而成德恒冀之地，騎壯兵多。官軍久戰無功，西戎如果乘虛而入，京師將無力防守。權德輿認為，“山東、疥癬也，京師，心腹也，”[20]不能不從長遠考慮。

[1] 《元和郡縣圖志》第17卷，第47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2] 《冊府元龜》第141卷，第3847頁。

[3]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69頁。

[4]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75頁。

[5] 《舊唐書》第143卷，第3899頁。

[6] 《舊唐書》第143卷，第3900頁。

[7]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0頁。

[8]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0頁。

[9]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1頁。

[10] 《白居易集》第1175~1176頁。

[11]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1頁。

[12]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85頁。

[13]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1頁。

[14]《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77頁。

[15]《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3頁。

[16]《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2頁。

[17] 白居易上疏時間，據《白居易集》稱是五月十日。但五月十日以前，盧從史已被拘捕，與疏文內容不合。因此五月應為四月。

[18]《白居易集》第59卷，第1250~1253頁。

[19] 《白居易集》第59卷，第1251~1252頁。

[20] 《新唐書》第211卷，第5957頁。

唐吳道子繪畫

唐李白墓

三、拘捕盧從史

白居易等大臣的上言，憲宗並沒有採納，憲宗仍指望戰場上的形勢會有好轉，然而前線將領的表現，卻使憲宗越來越失望了。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戰前極力主張征討成德。來到前線後，卻一直逗留不進。柏鄉之戰，虛報戰績，其實則在暗中與王承宗往來。盧從史軍隊士兵隨身都藏有成德的軍標，戰時只要出示軍標，雙方便相安無事。朝廷為供給盧從史軍糧草料，在河北當地購買糧草，盧從史卻故意操縱市場，提高糧草價格。使朝廷購買糧草的開支加大。不僅如此，盧從史又向朝廷暗示，請求出任平章事（即宰相）的職務。對於自己開戰以來屢次失利的原因，則一律歸結為其它方鎮與王承宗連通。盧從史的目的，是要通過與成德、魏博暗中聯合，使昭義軍的地位也能像成德、魏博等河北方鎮一樣鞏固下來，並以此要脅朝廷對自己作出更多的讓步。[1]

對於盧從史的所作所為及良苦用心，自戰爭開始以來，憲宗已有所認識，鑒於戰爭尚在進行，憲宗只好隱忍不發，但同時命令宰相裴垍加強對盧從史部下的爭取工作。

裴垍瞭解到昭義軍的大將王翊元、烏重胤、第五釗等人與盧從史有很深的矛盾，因此，裴垍利用王翊元出使京師的機會，努力做爭取王翊元的工作，取得了成功。王翊元不僅將盧從史的不少陰謀報告朝廷，而且主動出面，將昭義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爭取到朝廷一邊。在爭取工作取得明顯進展的基礎上，裴垍向憲宗提出建議：盧從史為人狡猾驕狠，將來必會成為朝廷禍患，與其將來王師興兵討伐，不如現在採取誘捕的方法將其除掉，否則討伐成德的戰爭終難成功。[2]

對於盧從史，憲宗的確有加以制裁的想法，但以誘捕的方式解決盧從史，憲宗卻從未想過，聽了裴垍的建議，憲宗感到愕然：作為天子，採取這種方法解決臣下，不僅有虧禮法，可能還會招致天下人的恥笑和批評。但是，想到盧從史在征討成德王承宗前後的種種表現，特別是想到盧從史的玩寇縱敵，為了征討王承宗的大計，憲宗終於下定決心：除掉盧從史！於是，他批准了裴垍的計畫。

盧從史自從到前線以來，從不把討伐成德之事放在心上。卻時常到吐突承璀的營中戲玩，把吐突承璀視作嬰兒一樣，親昵無間，從不設備。當吐突承璀接到憲宗命令他尋機拘捕盧從史的密詔以後，在軍營中大擺奇玩珍寶，利用盧從史貪財的心理，不時贈送。使盧從史更加信任吐突承璀。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十五日，吐突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事先在營中埋伏好甲士，然後召盧從史來營中博戲。盧從史像往常一樣，毫無戒備地來到吐突承璀營中，這時，伏兵齊出，將盧從史擒獲。吐突承璀下令將盧從史囚于監車中，立即飛速押向長安。[3]

發現主人被擒，盧從史的親兵前來營救，吐突承璀下令斬殺十幾人，同時宣佈憲宗關於拘捕盧從史的詔令。這時，盧從史軍營中也得到消息，不少士兵手執武器準備出營去營救盧從史，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持劍擋住軍門，大聲叱言：“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聽到是朝廷詔令拘捕盧從史，士兵們紛紛散去。為防止出現意外，押送盧從史的監車馬不停蹄，連夜急駛，天還沒有亮時，車子已駛出昭義節度使轄界。

憲宗聽說盧從史已被擒獲，十分高興。四月十八日，北路招討軍范希朝、張茂昭在木刀溝（今河北無極北）大破王承宗軍。張茂昭在戰鬥中親自擐甲上陣，令長子張克讓、從子張克儉從左右包抄王承宗，險些活捉了王承宗。

自盧從史被拘捕以後，昭義軍形勢一直不穩定。憲宗為嘉獎烏重胤的功勞，準備任烏重胤為昭義節度使，翰林學士李絳認為不妥，他主張將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節度使孟元陽調任昭義節度使，而以烏重胤出任河陽節度使。

計議尚未最後決定，憲親收到吐突承璀從昭義軍發來的奏報，稱已任烏重胤為昭義節度留後，請朝廷追命。李絳仍表示反對，他向憲宗指出：昭義軍五州據太行之要害，多年來河北藩鎮對抗朝廷，朝廷全憑昭義之地以制之。特別是邢、磁、洺三州深入河北腹心，實在是國家的寶地，國家的安危也有系於此。昔日盧從史據有昭義軍，使皇上寢食不安，現在幸而得之，吐突承璀又輕易許與烏重胤，是朝廷又失去昭義軍。[4]

前幾天國家誘捕盧從史，雖是出於長遠考慮，但已失了大體，現在吐突承璀擅自任烏重胤為留後並派人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無過於此了。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卻將節度使之職授於本軍的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烏重胤出身於列校，吐突承璀一張文牒便使其當上節度使，這樣河南北諸方鎮一定會恥與為伍。認為吐突承璀誘使烏重胤逐走盧從史而取代其位，各方鎮節度使手下各有將校，豈不要人人自危。如果方鎮請求朝廷治吐突承璀專命之罪。陛下怎麼處理？不予理睬，會激起眾怒，如若因此再改變烏重胤官職，朝廷的威重就會喪失。

李絳進言以後，憲宗派樞密使梁守謙與李絳商議：現在烏重胤已實際掌領昭義軍務之事，事不得已，就暫時授予其旌節吧。李絳仍不同意，認為如果授予烏重胤旌節，威福的權柄就不在朝廷手裡，這與盧從史當初為帥不由朝廷有什麼區別！烏重胤軍中，論資歷與其相類的人很多，烏重胤為主帥，它人定會不滿，若移往其它方鎮任職，將校們才會安心，昭義軍也才能安定。

權衡輕重，憲宗聽從了李絳的勸告，於元和五年（810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命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孟元陽為昭義節度使。[5]

在烏重胤與孟元陽互調的空檔時間，憲宗雖命令吐突承璀暫時宣撫昭義軍，務使安寧，但昭義軍還是出現變亂。五月六日，昭義軍三千多人乘夜晚逃奔魏州。所在將士也心存疑懼，許多人仍計畫逃走。得到這一消息，憲宗十分焦慮：昭義軍一旦失控，南路招討之事必將付諸流水，南路失利，將意味著整個征討成德軍事行動的失敗。

憲宗立即派人持詔書前往昭義軍所在地潞州（今山西長治）宣慰昭義軍將士，憲宗在詔書中通報了盧從史通敵的情況；揭露盧從史“刻剝軍中，暴殄境內”，軍賞物資“不為公用，盡入私家”的罪行。憲宗希望昭義軍的將士們要“辨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不可輕信流言。最後，憲宗再次申明對昭義軍將士的信任：“卿等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自經艱難，多易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聯每思之，無時暫忘。……自今以後，永為心腹之軍。”[6]憲宗還分別給予將士們賞賜。

針對昭義軍部分將士擔心新的節度使到來後會追究前段參與變亂之事，憲宗不久又發佈第二道《與昭義節度使親事將士等書》，憲宗在詔書中談到多方面的問題。他分析昭義將士產生顧慮的原因說：“朕方優賞，以酬功勳，何至不安，有此疑懼。必恐從史已追之後，元陽未到之間，卿等當營，乍無主將，或被外人扇誘，令眾意猶疑。”

談起發生變亂的原因，憲宗將其歸咎於“勢使之然，事非獲己，朕雖在此，遠見軍情，料卿本心，必無此意。”因此，憲宗表示不會追究參與變亂之人的罪過。

憲宗特別向昭義將士們推薦了新的節度使，稱孟元陽“勤儉恤下，寬厚愛人，”久任與昭義軍相毗鄰的河陽節度使，“元陽臧否，卿等合諳，”正因昭義將士是忠義之軍，“故擇仁賢為帥。”

憲宗宣佈，已通知孟元陽，“若到行營，一無所問，乃至將士家口，亦令優卹安存，卿復何憂?必得其所。”憲宗還以特別關心的口吻勸告昭義軍將士：“卿等父母妻兒，家田墳墓，一物已上，並在潞州，頃刻之間，豈忍便棄？朕之此語，卿宜細思，各相勉諭，同保忠順。”[7]

憲宗的第二道詔書下達到潞州，昭義軍將士們頗為感動，情緒漸漸穩定下來，逃走的將士大大減少。

當孟元陽到達昭義軍上任時，憲宗第三次發出《與昭義軍將士敕書》，憲宗表彰昭義軍將士近來“士旅輯睦，軍壘安寧，足彰守正之心，尤見盡忠之節”的表現，並再次推獎新任節度使：“孟元陽是朕信臣，為國良將．威略可以懾凶孽，慈和可以牧師人，累著忠勤，克諧朕命，其為主帥，必副群情。”[8]

經過憲宗不懈的努力及對昭義軍將士一再頒詔予以安撫，由拘捕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所引發的變亂終於得到平息。

[1] 《舊唐書》第154卷，第4096頁。

[2]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4頁。

[3]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4頁。

[4]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5頁。

[5]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6頁。

[6]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78頁。

[7] 《文苑英華》第459卷，第2338頁。

[8] 《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80頁。

圖說：左圖為李世民墓中的愛馬碩束塑像。中圖為樂山大佛。右圖為唐代李靖想像圖。

四、白居易罷兵三疏

元和五年六月，征討成德王承宗的戰爭已進行了八個月。北路招討軍自四月木刀溝戰役後，沒有新的進展，而南路招討軍，自酈定進戰死以後，諸將畏敵，不敢再戰，昭義軍盧從史被朝廷拘捕以後，昭義軍將士人心不穩，戰事處於停滯狀態。

事情的發展，果然像李絳、白居易等大臣早先預料的那樣，陷入了進攻不能取勝，相持財力難以維持的局面。

六月十五日，翰林學士白居易第三次上疏，請求罷兵。白居易在疏文中從四方面分析了戰爭的形勢：關於戰場的總體形勢。他認為自從上次奏請罷兵以來，“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將上負陛下。”白居易指出，朝廷命令李師道出兵渡河收復棣州，可李師道至今仍不奉詔，上表“亦甚乖宜”。魏博田季安收復空城後，與成德“相顧拱手便休”。昭義兵亂，投靠魏州數千人，田季安竟然不稟報朝廷，恐怕今日以後，此輩更要無所不為了。談到南北二道招討兵馬，白居易指出，北道范希朝，屯兵已近半年，新市鎮久攻不下，張茂昭也稱兵少，“則北道勢力今亦可見。”[1]南道吐突承璀竟未立功，孟元陽新至邢州（今河北邢臺），又奏兵數太少，請求增調兵馬，諸道又稱兵不可抽，“據此事勢，萬無成功。”

關於幽州劉濟的問題。白居易認為，憲宗不肯罷兵，一個原因是因為幽州劉濟自興兵以來，“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白居易則認為，“劉濟大奸，過於群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心私懷喜。何則？與承宗本末之勢同也。”白居易又退一步分析“假令劉濟實忠實進，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舍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2]白居易認為，憲宗不應因照顧劉濟的情緒而遲遲不肯罷兵。

白居易認為不能錯過當前罷兵的好機會。當前罷兵的有利條件有四：—是盧從史已被左降歸罪；二是孟元陽剛剛到任，尚在整頓軍隊；三是劉濟等引兵欲進，官軍仍存在進攻勢頭；四是王承宗已有乞求昭雪的表示，“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

白居易認為現在如不罷兵，繼續征討，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一是軍心不穩，軍隊有可能會失控，近來，“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帖，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二是今不罷兵，朝廷將會失去罷兵的良好機會，“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三是如不罷兵，“竭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白居易疾首痛呼：“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優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3]

白居易的這次上疏，言辭激烈，像“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待！”“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後來轉難，更何所望！”已有明顯的質問責備憲宗的口吻。最後白居易又請憲宗“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如果認為疏中所言正確，即應罷兵，如果認為所言非忠、所言非是“臣即合便得罪”。

白居易的疏文，幾乎已到了非要憲宗罷兵不可的地步。

白居易的上疏，對形勢的分析，總的看是正確的，當然疏文中對幽州劉濟的評價多少有些偏激，實際上，劉濟對唐朝廷的態度，在河朔方鎮中應算作比較恭順的。一直到劉濟去世，都是如此。

白居易的奏疏，“皆人之難言者”，對憲宗有較大的觸動，“上多聽納”， [4]憲宗開始認真考慮停止征討成德的問題。六月以來，平盧李師道在上表中曾附有王承宗給李師道的信件，信中王承宗稱自己被盧從史所欺誤。李師道因此請憲宗念成德王承宗祖上有功於朝廷，赦免王承宗。憲宗在給李師道的詔書中認為：“承宗於朕、罪莫大焉！悖禮亂心，暴於天下。此乃承宗幹國家之紀，非朕忘武俊之功。”憲宗指出，王承宗“人情共棄，國典不容，在於朕心，安敢輕舍?”憲宗認為赦免王承宗“於事體而未可”，命令李師道要“一心旅進”。 [5]此後，李師道又曾上表，為王承宗求情。

七月二日，王承宗派使者崔遂入京上書謝罪，自稱當初拒絕朝廷割讓德、棣二州，主要是由於盧從史的離間。王承宗表示，現在自己願意向朝廷交納兩稅、接受朝廷命官，希望憲宗能給予寬免。

在繼續征討已沒有勝利希望、大臣一再請求罷兵、王承宗已進表請罪的情況下，憲宗終於下定決心：停止征討成德。元和五年（810年）七月九日，憲宗正式頒佈《復王承宗官爵制》，在制文中，憲宗對討伐王承宗的戰爭進行了總結。指出“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這是歷來成軌，王承宗既然已請罪認過，朝廷特予赦免，復其官爵。談到這次戰爭的原因，憲宗指出，王武俊有功於朝廷，“十代之後，尚延其寵渥，四海之內，豈利其土田。”[6]之所以割二州別立一鎮，主要是聽了盧從史的建議。雖割二州，但朝廷“付其（王承宗）密親，以示無外，而承宗不諭朝旨，遂幹國章。”

憲宗在這裡將割二州之事的責任完全算在盧從史的身上，顯然並不完全切合實際。當初令成德割二州的原因，主要還是來自於憲宗不願意無條件承認方鎮節度使的世襲權，企圖通過割二州來體現中央的權威。當然，在這裡憲宗重點指責的還是王承宗“不諭朝旨，遂幹國章”，導致戰爭的爆發。

談到赦免王承宗的具體原因，憲宗指出了二點：第一，“大兵所罹，庶物皆悴，農桑遂廢於隴畝，老幼咸膏於烽鏑，為之父母，深用憫然。”罷兵是為百姓著想；第二，王承宗“困而能通，迷而斯覆”，願意“賦奉其常數，官奉其闕員”，因此朝廷予以寬赦。

在詔書中，憲宗稱參戰諸道行營將士，“以戰則勝，以攻則摧，加以跋涉道途，暴露原野”，因此賜物二十八萬四百二十端匹。

在詔書中，憲宗表示，“事苟便時，朕甯屈己，”“姑以濟物，豈務申威。”[7]為天下起見，憲宗自己不惜承受屈兵的恥辱。

在公開赦免成德的同時，憲宗給王承宗個人也發去詔書，詔書的內容與公開發佈的詔文有所不同。詔文曰：

頃者盧從史包藏奸詐，矯示公忠，下誣物情，上惑朝聽，使卿陷於違命，使朕至於用兵；交亂君臣，罪有所在，今從史己正刑典，遠棄驩州。構亂者既就屏除，誘陷者自宜明白。況卿代連姻戚，朕豈不思?祖有功勞，朕豈不念?事不得已，勢至如斯。棄絕以來，常懷憫惻。今既陳章疏，懇獻衷誠，請進官員，願修貢賦，誓心以納款。歸罪而責躬，情可哀憐，法存開釋，朕托於人上，及茲六載，體天地合宏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常以人安為心，豈欲物失其所。今所以開獨見之路，降非常之恩，卿及將士等已具制書，並從洗滌，卿仍復舊官爵，便充恒、冀、深、趙、德、棣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並賜旌節告身等往。爵土仍舊，君臣如初。想卿中懷，當自知感。所宜追補前悔，勉勤後圖；夙夜思之，永副朕意!想當知悉。[8]

在這個詔書中，憲宗將王承宗“陷於違命”及“使朕至於用兵”的責任也全都歸於盧從史的“下誣物情，上惑朝聽”、“交亂君臣”，從而洗刷了王承宗的罪過，官復舊職，朝廷也不再要求成德割讓德、棣二州。與九個月前相比，朝廷除了得到“請進官員、願修貢賦”的空頭許諾以外，對王承宗的其它要求，全部放棄了。憲宗對成德的征討，最後以向王承宗的妥協、退讓而告結束。不過由於有了盧從史事件，有了木刀溝等局部戰役的勝利，有了王承宗的自動請罪，朝廷還不算丟盡顏面。實際上，憲宗如果繼續將戰爭進行下去，很有可能會出現白居易等大臣指出的嚴重後果，因此借盧從史事件及時的罷兵，顯然是明智的。

[1] 《白居易集》第59卷，第1253頁。原文為“南”字，張茂昭軍為北道招討軍，因此，“南”字系“北”字之誤。

[2]《白居易集》第59卷，第1254頁。

[3]《白居易集》第59卷，第1253~1254頁。

[4]《舊唐書》第166卷，第4344頁。

[5]《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80頁。

[6]《冊府元龜》第177卷，第2126頁。

[7]《冊府元龜》第177卷，第2127頁。

[8]《白居易集》第56卷，第1184頁。

唐杜甫草堂現況圖。

五、教訓  結果  影響

從元和四年（809年）十月至元和五年（810年）七月所進行的征討成德的戰爭，是憲宗即位開始對割據藩鎮用兵以來，第一次嚴重地受挫。戰爭的失敗，除了深層的政治經濟原因以外，直接的原因還有：

第一，發動戰爭的時機及物件選擇不當。河北藩鎮，正像李絳等大臣戰前指出的那樣，根深蒂固，盤根錯結，力量雄厚，互為援助。憲宗在河北藩鎮尚無明顯突破口、國家財力物力尚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征討成德，顯然是不合機宜的。

第二，命將不當。征西川、伐李錡，憲宗主要依靠朝官，而討成德，憲宗不顧朝臣的反對，一意任用宦官，在戰爭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又沒有及時更換統帥。吐突承璀長期生活于宮中，沒有任何戰爭經驗及指揮才能，治軍又威令不嚴，不知戰略戰術，以這樣的人統軍，失敗是難免的。

第三，統帥與諸將之間的矛盾，影響了將領作用的發揮。戰前白居易就曾指出；劉濟、茂昭及希朝等諸將校，都恥于受宦官的指揮。[1]“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事實的確如此，如範希朝，“近代號稱為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 [2]在德宗時任振武節度使十四年，黨項、室韋等人“甚憚之”，是一員久經沙場的老將，富於戰爭經驗，而吐突承璀在德宗時還是無名內宦，論戰爭經驗，論在將領中的影響，範希朝都遠高於吐突承璀。但憲宗以吐突承璀為行營兵馬招討使，有意不設行營節度使，范希朝反受制於吐突承璀，這自然引起範希朝等將領的不滿。在北路討伐王承宗的戰鬥中，範希朝態度明顯消極，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在木刀溝戰役中大敗王承宗，王承宗“幾覆“，但“希朝玩寇不前”， [3]不去接應張茂昭，致使王承宗逃循，錯過了大好的戰機。

第四，在整個戰場上，缺少統一協調的指揮。吐突承璀雖然負有指揮整個戰爭的責任，但實際上他連直接由他指揮的南路招討軍都指揮不好。整個戰爭中，南路招討軍沒有取得實際戰果，甚至不能在敵區落腳紮營。南北兩道招討軍各自為戰，進攻步調不相一致。即使在北道的討伐戰役中，盧龍的劉濟，義武的張茂昭也都是各自為戰，缺少協調，甚至友軍之間還發生糾紛。如果在整個戰場上有統一協調的指揮，南北兩路招討軍共同行動，使王承宗顧此失彼、應接不暇，那樣戰爭的形勢將會是另外一個面貌。

第五，交戰雙方的軍隊，素質差別較大。官軍的主力是神策軍。而神策軍正像白居易所言：“最為烏雜”，多是市井商販及游閑子弟之類，沒有經過戰陣，戰鬥能力低下。而成德軍隊，雖然在數量上不如官軍，但“朴毅堅強，果于戰耕”，有習武尚戰的傳統，而且王承宗騎兵眾多，這也使成德的軍隊更有戰鬥力。

征討成德的戰爭，是憲宗第一次以武力解決河北方鎮問題的努力，也是憲宗解決藩鎮割據問題遭受的第一次大的挫折，對河北藩鎮的局勢及唐朝廷以及憲宗本人，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從河北藩鎮來看，自從憲宗昭雪成德以後，王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自謂計得，謷然無顧憚”， [4]根本不履行“請進官員，願修貢賦”的諾言，在以後的八年中，與平盧李師道等更加公開地對抗朝廷，破壞憲宗制裁藩鎮的方略，致使憲宗二討成德，一直到憲宗平定淮西，王承宗才俯首稱臣。

在盧龍，節度使劉濟一直積極回應憲宗的詔令，率先進攻成德，並取得較多戰果，劉濟顯然是成德周邊諸藩鎮中較有誠心作戰的節度使。憲宗沒有及早赦免王承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也是為照顧劉濟積極征討的情緒。劉濟曾作四韻詩獻給憲宗，表達他的忠憤之志。[5]憲宗赦免王承宗後，為慰勉劉濟，授其為中書令之職。[6]

也許是出於對赦免王承宗的不滿，不久，劉濟憤恨成疾，被其子劉總毒死。劉總性情陰險，憲宗不知道劉濟死因，任劉總為節度使。劉總任節度使後，改變其父對朝廷的恭順態度，與成德、魏博勾結到一起，又成為朝廷的嚴重禍害。[7]

在河北藩鎮中，最為忠順朝廷的義武軍，在征討成德罷兵之後，也出現嚴重的危機。節度使張茂昭深知赦免王承宗以後，義武軍將要面對成德的巨大壓力。戰爭以後，易、定二州“府庫罄竭、閭閻亦空”。 [8]由於朝廷的賞賜尚沒有兌現，將士們已產生怨言。張茂昭已意識到易、定有可能發生反朝廷的動亂，為避免陷於不義不忠的境地，張茂昭四次上表，請求朝廷免去自己義武節度使的職務，舉族入朝。河北諸藩鎮聽到消息，紛紛派人前來勸阻，“茂昭志意堅決。”[9] 憲宗批准張茂昭的請求，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軍行軍司馬，替代張茂昭。張茂昭以兩州的簿書、管鑰、符印轉交任迪簡後，將妻、子先行送往京師，並誡之曰：我使諸親離易州赴京，是為使子孫後代不要受到河北無君臣之節、自求世襲之風的污染，這樣我死也無恨了。

對於張茂昭長期以來對朝廷的忠順，憲宗十分感動和讚賞，張茂昭尚未到達京師，憲宗便任其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十二月十二日，張茂昭到京。按制度，憲宗雙日不坐朝，此日，憲宗特令開延英殿召見張茂昭。君臣晤談良久，五刻才結束。元和六年（811年）二月，張茂昭病逝，憲宗停止上朝五日，集合京兆尹監理其喪事，冊贈太師之號，並諡以獻武。賜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石。為表彰張茂昭的忠順，憲宗將張茂昭後代都授以顯職，詔令每年給其家絹二千匹。[10]

張茂昭是河北諸藩鎮中最知曉君臣之義，最忠順朝廷的節度使，憲宗對他大力褒獎賞賜，既是出自對臣子的真心愛護，也是為了影響其它方鎮的節度使，努力樹立一個忠效國家的風氣。

張茂昭剛剛離開易、定，義武軍便發生變亂。十月十一日，由於義武軍將生活困難，朝廷賞賜無著，虞侯楊伯玉帶頭作亂，將新任節度使任迪簡拘捕。十月十四日，義武將士共同殺死楊伯玉，放出迪簡。可是兵馬使張佐元再次作亂，將迪簡重又抓起來。任迪簡請求歸朝，將士們再殺張佐元，推奉任迪簡繼續掌軍務。面對嚴峻的形勢，任迪簡沒有錢糧使將土們安定下來，只好與士卒共食粗糲之飯，住在府門之外，與將士共苦。同時一再上表請求朝廷供應錢糧並兌現賞賜。[11]

義武軍的嚴重情況，引起了朝廷的重視。翰林學土李絳上《議易定事宜狀》，李絳在狀文中指出：

臣訪聞易定事宜，今實蹙迫。人情惶駭，迪簡憂危。蓋緣府庫空虛，村鄉匱竭，賞給將士，徒設空言。密近強鄰，勢有反變。況易、定地當要害，深在河北腹中，此鎮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聞迪簡以衣糧缺絕，解還軍徒至多，以臣愚慮，便恐致亂。何者？易、定舉軍歸國，將謂從此保安，今乃困迫于前時，退散於今日，懼怨恨之輩，潛蓄奸謀，鄰道誘扇，便生變故，事若一失，豈可複收。欲令諸道可以效順，以此之故，不可不憂。[12]

《明皇幸蜀圖》唐李昭道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李絳認為，義武軍的軍事、地理位置，對於朝廷極為重要，不能喪失，特別是義武將士舉軍歸國，如果歸國後處境反而不如過去，這必將影響到朝廷整個的平服、爭取藩鎮的大計。因此解決易、定問題已迫在眉睫。針對朝廷擬賞賜義武絹五萬匹，李絳提出應增加為十萬匹，“冀救其急切，副彼憂危，稍悅人心，永引國計”。[13]

李絳的意見，也意識到易、定問題解決不好將會產生的嚴重後果，立即決定，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馬上兌現，並於十月二十五日正式任命任迪簡為義武軍節度使。義武軍將士聞訊歡呼雀躍，情緒安定下來。易、定爆炸性的局面終於得以控制。

在討伐成德王承宗的過程中，魏博田季安、平盧李師道、橫海程執恭，打著討伐的旗號，領著朝廷的軍餉，實際上與王承宗暗中串通一氣。朝廷討伐成德的失敗，使他們的氣焰更為囂張。河北方鎮的割據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加劇。戰後，朝廷仍是“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14]情況與戰前沒有兩樣。

討伐成德的失敗，對唐朝廷及憲宗本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政治上看，討伐成德的失敗，使唐中央的權威有所削弱。由於討伐成德的戰爭是因唐朝廷不承認藩鎮的世襲權力而引發的，戰爭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中央政府在方鎮節度使的繼承上是否有決定權的問題。九個月戰爭的結果，是朝廷被迫承認王承宗繼承節度使權力的合法性。戰爭中又因無暇顧及淮西，也承認了吳少陽對淮西節度使職位的佔有。戰爭後期還承認了盧龍劉總對盧龍節度使權力的世襲，所以說征討成德，在解決節度使權力的世襲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憲宗在元和初平定藩鎮的勝利也因此而黯然失色。

在軍事上，朝廷“舉天下之兵，不能破一方鎮”，“為天下笑”， [15]也使中央的權威受到打擊，使憲宗即位以來連續平服藩鎮的勢頭受到抑制。

討伐成德的失敗，也使朝廷在財政上也受到巨大的損失。征討王承宗，朝廷“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而當時全國的賦稅收入一共三千五百萬貫，上供中央部分僅一千多萬貫，九個月的戰爭消耗了中央稅收的大半，由此而給人民帶來的沉重負擔及對中央財政的嚴重影響是可想而知的。元和元年（805年），憲宗討伐西川，當時有司預算是一百四十萬緡，而“用未半，寇難平”， [16]所用經費不到七十萬，僅為討成德的十分之一，戰爭卻取得了勝利。討伐成德不僅耗費了巨大的財政開支，戰爭還直接造成了破壞，像易、定二州那樣因戰爭“府庫罄竭、閭閻亦空”的情況，不會僅在義武軍境內出現。

征討成德的失利，使憲宗對解決藩鎮問題的難度，開始有了新的更為客觀的認識。戰爭開始之前，李絳對策中曾明確批評憲宗因平西川、定鎮海的勝利而輕視河北藩鎮問題的難度，當時憲宗對此認識並不深刻，甚至有些不以為然。九個月戰爭的事實，使憲宗終於對藩鎮問題特別是河北藩鎮問題的困難程度及複雜程度，有了新的認識。從此憲宗更加注意在經濟、財政、軍事等各方面為解決藩鎮問題創造條件。成德罷兵以後不久，李絳曾勸諫憲宗聚財，憲宗回答說：“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17]從憲宗的話中可以看出，憲宗自征成德失利以後，“思雪祖宗之恥”的願望更加強烈，並注意從節約自己在宮中的用度做起，說明憲宗已經走上扎扎實實地為討平藩鎮而奠基的道路。

討伐成德的失敗，使憲宗過於依賴宦官的政策有了一定調整。

戰爭之前，朝官們雖多次提出反對征討成德的意見，憲宗都沒有採納，反而聽信吐突承璀的意見，決意征討。在任用將領時，又不顧群臣的反對，執意任用吐突承璀及一批內官。而實踐證明，吐突承璀及這一批內官並無統軍作戰的才能。憲宗企圖以宦官完全取代朝官指揮征戰的作法，顯然屬於政治上不夠成熟的反映。

罷兵以後，憲宗聽從群臣的意見，罷去吐突承璀的左神策軍中尉一職，降其為軍器使。對於多次批評宦官的李絳，則在元和六年（811年）十一月任命為宰相，同時，又以劉希光受賄牽涉吐突承璀為藉口，將其調出朝廷任淮南節度使。使宦官的勢力有所削弱。此後，憲宗雖然還曾重新起用吐突承璀，以宦官壓制朝官，但像討伐成德那樣明顯地以宦官代替朝官的作法卻再也沒有出現（憲宗晚年倚重宦官，但在形式上仍以朝官為主）。這反映出憲宗自討伐成德失利以後，在政治上也更趨於成熟了。這都為進一步解決方鎮問題創造了條件。

[1] 吐突承璀不僅擔任討成德的全軍指揮，而且在前線各方鎮軍也設有宦官監軍。據《大唐故董府君墓誌銘》載，“（董文萼）寵拜幽州盧龍節度監軍使。（元和）四年，屬恒陽背命，公與節度侍中劉公濟親統戎馬行營，誓剿狂寇。及承宗悔過，洪恩雪滌，遂偃干戈，還於軍府，且諧戎律。”此墓誌銘中主人董文萼即曾任盧龍節度使監軍使。見《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845頁。
[2]《舊唐書》第151卷，第4058頁。
[3]《舊唐書》第151卷，第4058頁。
[4]《舊唐書》第143卷，第3880頁。
[5]《舊唐書》第143卷，第3900頁。
[6] 2012年，劉濟及其夫人墓葬在北京房山區長溝鎮墳莊村西北發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劉濟及其夫人墓進行了全面發掘工作，該墓規模巨大，形制特殊，出土文物精美，壁畫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具有極高的考古、文物、歷史、藝術研究價值。其中出土的《唐故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中書令贈太師劉公墓志之銘》所記1392字劉濟生平，與史書所記基本相同。參見王巍主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13年卷，第267頁。“中國新聞網” 2013年8月14日報導。
[7]《舊唐書》第143卷，第3902頁。
[8]《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80頁。
[9]《舊唐書》第141卷，第3859頁。
[10]《舊唐書》第141卷，第3859頁。
[11]《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9~7680頁。
[12]《李相國論事集》第4卷，第27頁。
[13]《李相國論事集》第4卷，第28頁。
[14]《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89頁。
[15]《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2頁。
[16]《文苑英華》第892卷，第4697頁。另據《新唐書》第211卷第5957頁載，權德輿曾講“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證明討成德九個月所費七百萬緡是確切的。
[17]《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82頁。

唐人生活圖

第三節 魏博歸服

一、魏博事變與對策

元和四年（809年）至元和五年征討成德的努力失敗以後，憲宗認識到全面解決藩鎮問題，特別是河北藩鎮問題的時機尚不成熟，軍事的、經濟的包括政治的條件有待于改善和創造。因此，在以後的幾年裡，憲宗在改革朝政、改善政府的財政、積累軍事、經濟力量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並取得明顯的成效。在這個基礎上，憲宗有心再次著手解決河北方鎮問題。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去世，魏博方鎮問題出現了解決的良機。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在元和四年（809年）朝廷征討成德的戰爭中，依違於朝廷與王承宗之間，不僅未受到任何損失，反而從朝廷獲取了不少的錢糧物資。田委安生性殘忍，朝廷征討成德失利以後，田季安更加無所忌憚，對部下任何的不從表現，都予以殘酷鎮壓。曾有一進士名叫丘絳，與田季安部下略有矛盾，田季安竟將丘絳活埋殺害。[1]

在魏博，有一位與田季安同宗、當時擔任內兵馬使的官員叫田興。田興的祖父田延惲是魏博最早的節度使田承嗣的季父，在世時任安東都護府司馬。田興的父親田廷玠曾經在建中初年（780-782年）為田承嗣守衛滄州（今河北滄州），頂住了李寶臣、朱滔的聯合進攻，受到朝廷的嘉獎。當族侄田悅志圖凶逆、背叛朝廷時，田廷玠曾嚴厲地斥責：你憑藉伯父遺業，遵守朝廷法令，可以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自兵亂以來，謀叛國家，可以歷數，鮮有保全宗族者。爾若狂意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2]當田悅不聽叔父之言，堅持與朝廷為敵時，田廷玠稱病歸家，建中三年（782年）鬱憤而卒。

父親的為人，深刻影響了田興。田興幼年即習讀儒家典籍，通曉兵法。受家族習武風氣的影響，善於騎射，勇敢而知禮節，伯父田承嗣在世時極為寵愛。

田季安任節度使時，田興擔任內兵馬使。對於田季安惟務侈靡，亂施殺罰、陽奉陰違於朝廷的種種罪行，田興曾多次規勸諷諭，受到不少正直將士的信賴和擁戴。田季安認為田興有意拉攏鼓動人心，將田興派出任臨清（今河北臨西）鎮將，並準備尋機將其殺害。田興為避凶禍，以患風痹告病休養，退居在家，並自己炙灼滿身，體無完膚。田季安認為田興病重，不會再有什麼作為，所以沒有繼續加害。[3]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十二日田季安去世，其妻元氏召集諸將，立田季安長子田懷諫為節度使。田懷諫年幼，實際上政事都由帖身侍者蔣士則決定。蔣士則以私人愛憎隨意廢立將帥，引起了衙軍的不滿，於是將士們共同擁立田興任魏博節度留後。田興最初加以拒絕，後在眾將士一再要求之下，對眾將士們說：三軍既然推舉我主軍務，必須有言在先，我準備奉守天子法令，以六州的版籍請求朝廷命官，不要冒犯副大使，你們能做到嗎？當眾將士允諾以後，田興下令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掌握了魏博鎮的軍政大權。[4]

田興的父親本來就以忠貞於朝廷而著稱，田興又飽受儒家君臣大義說教的影響，因此在眾將士推舉掌權以後，主動歸服朝廷本來並不奇怪。但是，當田季安剛剛去世之際，圍繞著如何處置魏博的問題，唐朝宮廷內部卻發生了一場大爭論。

田季安的死訊剛剛傳至京師，憲宗立即召集宰臣們共同討論魏博的形勢。李吉甫認為，朝廷自成德失利以後已有兩年，兩年來，朝廷已積累了足夠的財政力量與軍事力量，現在魏博田季安死，正是朝廷用兵的好機會。因此，對魏博不可不用兵。[5]李絳則認為魏博不必用兵，當會自歸朝廷。李吉甫反復陳述用兵的有利條件，憲宗深表贊同，也有用兵的意向。李絳則堅決表示反對。李絳分析形勢說：

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接，則眾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力少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昔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6]

李絳對魏博及河北藩鎮的分析細緻入微，十分肯定地認為，魏博必然會自動歸服。並提醒憲宗，一旦魏博歸服，朝廷要反應敏捷，抓住機會，不吝惜賞賜，這樣便會不戰而屈魏博之兵。

聽了李絳的分析，憲宗認為極有道理，但一時仍拿不定主意。它日，李吉甫在延英殿再次大談對魏博用兵之利，並且說草糧錢帛都已準備妥當，只待憲宗一聲令下，立即可以出兵。憲宗再次徵求李絳的意見，李絳說：兵不可輕動，前年征討恒州，四面八方發兵二十萬，又從京師發神策兵，天下騷動，前後花費朝廷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7]現在國家瘡痍尚沒有徹底恢復，人們懼戰，如果又以敕令驅使作戰，臣恐非但不會成功，恐怕還會產生其它變故，再者“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

李絳以前年討伐成德的失利為例，說明兵不可輕動的道理。這一認識主要還是基於他數年以前對河朔方鎮與其它方鎮不同特點的分析，他認為現在仍不具備以武力強行解決河朔方鎮的條件。同時李絳再次肯定魏博方鎮遲早會主動歸服朝廷。經過李絳的再次勸說，憲宗奮身撫案而起，說“朕不用兵決矣。”[8]終於下決心暫時不考慮對魏博用兵。

李絳為什麼如此肯定魏博鎮會主動歸服呢？難道他不害怕最後魏博沒有歸服朝廷而落下欺君之罪嗎？這似乎是一個謎。對此，清人王夫之曾發表意見說，李絳籌畫於朝堂之上，而遙制於千里之外，度測未來之事而後來驗之果然，古今謀臣策士，證驗如此迅速而準確，沒有超過李絳的。河朔方鎮薛嵩、田承嗣以來，世代叛逆。不但其將帥稔惡相仍，下至偏將士卒，都習慣於負固阻兵，甘心攜貳於朝廷。因此帥死兵亂，殺奪其子，擁戴偏將，廢立多端，卻始終沒有依恃朝廷作為後援的。李絳雖知田懷諫年幼，必然會被人奪權，但怎能知道奪權者不是朱希彩、吳少陽之類窮凶狡詐、抵制王命的人呢？

王夫之認為，李絳敢於斷言魏博必然歸服，“固有由來”。 [9]田興得將士之心並受田季安猜疑由來已久，兩人勢不兩立。田興偽病臥居，實際是等待田季安死後再做打算。田興原欲交結於鄰鎮，“四顧而無有可托之強援，念唯歸命朝廷為足以自固。”通報於天子，又擔心朝廷人雜，機謀洩露而招引禍端，因此，只以此心告知於李絳，“舉國不知，而許之要言已定，非一日矣。”李絳所說“諸將怨叛，必有所歸”，實際是指歸於田興，不明言者，為田興保密也。所以“逐懷諫而有魏博，絳與有謀焉，請命修貢，皆絳之成謀也。絳自策之，自言之，何憂乎事之不然哉！”

王夫之所講雖是基於推測，卻極有道理，否則李絳如此肯定魏博必會歸服就很難理解。史書有載：“田興頗觀書，知君臣父子之道，嘗力行之，朝廷知其向順”，[10]正是因此，李絳可能很早便與田興暗中有聯繫，對於田興歸服朝廷的意向早有瞭解。當田季安去世以後，田興取代田懷諫，顯然也是受到了李絳為代表的朝廷的支持。

[1]《舊唐書》第141卷，第3847頁。
[2]《舊唐書》第141卷，第3848頁。
[3]《舊唐書》第141卷，第3848頁。
[4]《舊唐書》第141卷，第3849頁。
[5]《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2頁。
[6]《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3頁。
[7]《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3頁。
[8]《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94頁。
[9]《讀通鑒論》第25卷，第890頁。
[10]《冊府元龜》第177卷，第2129頁。

圖說：左圖為唐代盛時疆域圖。中圖為李淵畫像。右圖為李世民畫像。

二、推心招納

元和七年（812年）十月十日，魏博監軍將田興掌握魏博並要求歸服朝廷的消息報告憲宗，憲宗極為興奮，立即召見宰相，並對李絳說：“卿揣魏博若符契。”[1]

魏博既求歸服，朝廷如何處置這一事件呢？李吉甫的意見是按以往的慣例，先派中使前往魏博宣慰、觀察情況，歸來後再決定是否任命田興為節度使。李絳則認為這樣做不妥。他認為現在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時推心托納，待以大恩，而必須等待敕使到魏博持將士表來為田興請朝廷任命，這是恩出於藩鎮將士，不是出於朝廷，將士為重，天子為輕，這樣他們的感戴之心就非今日可比了。機會一失，悔之無及。

李絳雖然一再陳述道理，但由於李吉甫及宦官樞密使梁守謙的堅持，憲宗決定仍按慣例行事，派中使張忠順去魏博宣慰並察訪情況。

十月十八日，李絳在中使張忠順已上路後，再次進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由翰林學士起草的詔書），除（田）興節度使，猶可及也。”看到憲宗仍有猶豫，李絳又說：“（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憲宗終於被李絳說服，十月十九日，憲宗詔令以田興為魏博節度使。

憲宗在《授田興魏博節度使制》中，高度評價田興的主動歸服，指出田興“忠孝是力，介若金石，深惟大體，義勇斯奮”，[2]因此授田興為魏博節度使，並賜名田弘正。十一月六日，憲宗又發佈《宣慰魏博制》，指出：

朕嗣服丕業，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勵，載勤于懷……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感恩而盡力，申節效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太寧，斯獲予志。近田季安薨，謝兵於幼童，奸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亡。比屋凋傷，疲於杼軸。田興杖義奮發，剪去憸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不變舊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略，言念將士，同德葉謀，守正如金石之堅，淩寒挺松柏之操，重令名於不朽，示臣節於將來……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陽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綿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州縣百姓，差科宜給複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興逐便宜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眾心，魏博管內宜赦見禁囚徒，其與田興葉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升。[3]

在制文中，憲宗還對自田承嗣以來的忠義之士而遭受刑戮的，給予平反，追贈官號，家屬予以優恤；對於孤獨疾病不能自理的，派官慰問，量給粟帛；對於清勤奉職的官員，將事蹟奏報朝廷，加以進拔；對於田懷諫，因其年幼，其“政出群小，致軍府騷然不寧”的罪過，不予追究，護送入京，給予存恤。

當十月十九日憲宗授予田興節度使的制文發出之時，張忠順還沒有從魏博歸朝，田興看到朝廷對自己如此信任，極為感動。

在十一月六日發佈《宣尉魏博制》以前，圍繞著賞賜魏博多少錢帛之事，朝廷中曾發生激烈爭論。李絳認為，魏博五十年未沾皇化，一旦主動舉六州（即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4]

李絳的建議，受到不少大臣特別是宦官們的極力反對，認為一百五十萬緡，“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將這一意見轉告李絳，李絳說：“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 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複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

聽了李絳的這一番話，憲宗深表贊同：“朕所以惡衣菲食，蓄積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十一月六日，知制誥裴度奉憲宗的詔令赴魏博宣慰。當裴度頒佈憲宗的詔令、宣賜魏博將士絹帛一百五十萬緡，六州百姓免租稅一年時，魏博軍民頓時歡聲雷動[5]。

裴度在魏博為田興大談君臣上下之義及憲宗對魏博的厚望，田興深為感動，兩人晤談終日不知疲倦。田興又陪同裴度遍行六州州縣，宣示朝廷的詔令，隨後，田興上表請朝廷派遣節度副使及各級官員九十餘人，並要求魏博各州縣從現在開始，執行朝廷法令，輸納賦稅。同時，自田承嗣以來所建造的違反有關制度、過於奢華的殿堂一律封閉不居，而對於平盧李師道、淮西吳少陽及成德王承宗派來的使者，無論其怎樣遊說，田弘正毫不動搖，一律予以回絕。

自裴度與田弘正長談並傳達了憲宗的旨意後，田弘正在思想上對君臣之義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他在上憲宗的表章中說：“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田弘正回顧自己的家史又說：“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睹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6]田興感謝憲宗的信任，表示自己願為改變藩鎮割據的狀況而效力，他說：“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撫車馬，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田弘正一再表示，自己“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7]

從田弘正的表文可以看出，魏博的歸服，主要是因為田弘正本人對君臣大義的深刻認識與理解及憲宗對田弘正的信任和期望，如果僅僅說田弘正是為了在魏博立足而歸順朝廷，未免過於狹隘。後來田弘正忠於朝廷的表現，也說明了這一點。

[1]《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695頁。
[2]《冊府元龜》第177卷，第2127頁。
[3]《冊府元龜》第177卷，第2129頁。
[4]《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696頁。
[5]《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696頁。
[6]《舊唐書》第141卷，第3849頁。
[7]《舊唐書》第141卷，第3850頁。

唐朝服飾

三、魏博歸服的影響

安史之亂以來，河北方鎮不奉朝命，不納賦稅，世襲節度職位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魏博自從田承嗣倔強拒命，也已五十餘年。其間朝廷多次征討，都以失敗而告終。憲宗企圖征服成德進而平服整個河朔的努力也宣告失敗。因此，元和七年（812年）田弘正的主動歸服朝廷，在當時及以後，都對元和年間的方鎮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首先，田弘正的主動歸服，使憲宗即位以來即大力宣導的封建君臣忠節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五六十年以來，河朔方鎮雖然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否定朝廷為正朔所在，而且他們在權力更替之時，也都希望得到朝廷的任命和認可，“禮鄰藩奉朝廷，則家業不墜”[1]是他們奉行的信條之一。但是，河朔方鎮對朝廷的奉順，大多僅僅限於表面而已，實際上各個方鎮，都是不受朝廷控制的獨立王國。什麼君臣上下，不過是擺擺樣子而已，而且由於藩鎮掌權者的長期宣傳，君臣節義思想在受到北方少數民族風習長期影響的社會中，也受到人們的輕視。田弘正的歸服，無疑是在正確處理君臣關係方面做出了一個榜樣，在藩鎮中間特別是河北藩鎮中間，產生較大反響。而朝廷對魏博歸服的豐厚賞賜及對百姓的優待，無疑也會對河北諸藩鎮產生很大的吸引力。當魏博歸服受到重賞時，成德、平盧的使者們就曾相顧失色，紛紛歎曰：與朝廷相對抗，有什麼益處呢！[2]

其次，河北方鎮，特別是成德、魏博、平盧等節度使，幾十年來，一直結成堅固的聯盟。建中年間的四王聯兵以及憲宗討成德時，魏博與成德串通一氣都可以說明這一點。田弘正的歸服，使魏博六州之地歸於朝廷，使成德失去了南面的屏障，也使平盧李師道失去了西面的屏障，因而魏博的歸服，在堅固的河朔板塊上，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缺口。正是因此，田弘正的歸服，引起了成德、平盧及淮西等藩鎮極大的恐慌。他們都“有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說，多方誘阻。”[3]平盧李師道曾企圖率軍進攻魏博田弘正，因為汴州的宣武節度使韓弘威脅進攻平盧，李師道才未敢行動。魏博的歸服，使藩鎮勢力遭到嚴重打擊，為憲宗最後解決河北方鎮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再次，魏博的歸服，使朝廷在征討藩鎮的戰略態勢上，取得了有利地位。使後來討伐淮西及討伐李師道的戰爭都有了更好的條件並取得成功。

淮西雖在南方，但如果魏博不在朝廷掌握之中，征討淮西的官軍，勢必要受到背後河朔軍隊襲擊的威脅。元和十年（815年），魏博不僅派出軍隊直接參加討伐吳元濟，而且由於魏博的存在，使平盧李師道因為懼怕魏博襲其後方，而不敢輕易舉兵南下支援吳元濟。“王師得致討焉”[4]，從而使朝廷取得討平淮西戰役的勝利。

元和十三年（818年），憲宗討伐平盧李師道，也是主要利用了魏博的軍隊形成了對平盧的巨大軍事壓力，促使平盧將領劉悟舉義成功，解決了平盧方鎮。憲宗曾稱魏博田弘正“為我長城”，並非虛言。

最後，由於魏博的歸服，使朝廷將原來用來對付魏博的軍事經濟力量，可以轉而用來對付其它的方鎮。在魏博歸服以前，朝廷在魏博的西南方向集中了大量的軍隊和財力，魏博歸服以後，憲宗根據李吉甫的建議，於元和九年（814年）八月，將河陽鎮對付魏博的重兵由北部調往與淮西相鄰的汝州一帶，重點防禦東都以南以東地區。[5]在不久以後爆發的征討淮西戰爭中，原來用於對付魏博的河陽鎮軍隊，在烏重胤的率領指揮下，在與淮西的多次交戰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淮西戰場的主力之一。

總之，魏博鎮的主動歸服，是在憲宗即位以後，勵精圖治、堅持以法度裁制藩鎮這樣一種形勢下出現的，是憲宗對藩鎮鬥爭中、特別是在解決河朔方鎮問題方面所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魏博歸服以後，憲宗全面收服方鎮的戰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新唐書》第211卷，第5953頁。
[2]《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697頁。
[3]《舊唐書》第141卷，第3850頁。
[4]《舊唐書》第141卷，第3850頁。
[5]《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5～77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