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動盪中成長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年）二月十四日，在長安城大明宮東內殿中，降生了一個嬰兒。這個嬰兒是當朝皇帝唐代宗的第一個皇曾孫，被取名為淳。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十七歲的李淳改名為純，受禪嗣位，成為唐朝的第十一代皇帝，[1]這就是對唐代歷史產生重要影響、號稱一代中興之主的唐憲宗。

第一節  生不逢時

                            一、由盛轉衰的唐帝國

李淳出生之時，唐朝已建國一百六十餘年。一百多年來，歷經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則天、玄宗、肅宗、代宗的統治。大體說來，玄宗以前諸帝，大都兢兢業業，勵精圖治，使唐朝從隋末殘破的局面中一步步恢復過來，又逐漸走向強盛。同時，形成一整套系統、完整、成熟的國家制度。在政治上，建立起以門下、中書、尚書三省和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為中心的中央權力機構，以道、州、縣三級結構為主的地方行政系統，使國家政權更加成熟完善；[2]在法律上，歷經多年，制定了系統、完備的唐律和各種法規，使天下事皆有法可依；[3]在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度和租庸調製，使天下百姓大多都能佔有一塊土地，國家的賦稅徵收及人民的生活有較為可靠的保證；在軍事上，實行府兵制度，在全國各地建立起六百多個軍府。府兵制與均田制緊密結合，府兵平時務農、訓練，戰時出征作戰，保證中央掌握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取得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勝利；[4]文化上，大力發展科舉制度，提倡文教，廣泛辦學，使詩賦之學和儒學大為興盛，古昔未有，活躍了文化空氣，培養了大批人才；在對外關係方面，唐帝國影響遠被異域，中外交流空前廣泛，各國政要、商旅活躍於唐都及各地，唐朝成為當時具有世界意義的帝國。

在唐中期以前諸帝中，不乏英明雄武之主。唐太宗平服群雄，統一天下，注意接受隋朝滅亡的教訓，居安思危，虛心納諫，君臣同心，形成了千古傳頌的“貞觀之治”；武則天雖重用酷吏，大興冤獄，但她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勸課農桑，薄征賦斂，使唐朝戶口從三百八十萬戶增長到六百一十五萬戶。[5]同時發展了科舉制度，鞏固了國家邊防。唐玄宗開元年間，任用賢相，留心納諫，祟尚節儉，進行經濟、財政、軍事多方面的改革，形成了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開元盛世，使唐朝進入了鼎盛時期。

然而，自武則天後期以來，唐朝社會中潛在的危機也在發展。先是隨著土地買賣的發展及大土地兼併的日益嚴重，均田制逐漸遭到破壞，農民流亡日趨增多。武則天晚年，已出現“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嚴重情況。[6]至開元天寶之際，“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7]均田制已無法實行下去。

均田制的破壞，使百姓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無法承擔國家租調以及府兵所需要的糧食、馬匹、裝備，因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製和府兵制度也無法實行，國家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軍事力量嚴重削弱。後來，雖進行了財政的改革，建立了彍騎募兵制度，但仍不能阻止國力的嚴重衰退。

在政治上，情況也有了很大改變，唐玄宗在開元以後，先後任用李林甫、楊國忠之類奸臣，而張九齡、裴耀卿等正直之臣則遭到排擠。早年的政治改革及節儉作風都拋棄了，他迷戀於楊貴妃，整日沉溺於聲色犬馬，後宮宮女多達數萬。國衰而不知，民困而不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便是當時情況的生動寫照。

統治的腐朽與政治的黑暗，使大唐王朝在對外事務中也失去往日的威望，邊疆民族問題日益緊張，西方的吐蕃、北方的回紇、契丹，都加緊對唐王朝進行侵擾。為了支付邊軍的巨大開支，唐王朝的財政更加困難，入不敷出。

開元以來，唐政府在西北、河北一帶設立了十節度使，以對付外族侵擾，但隨著節度使力量的增強，他們實際上成了唐朝中央的離心力量。他們既佔有土地，又佔有人民，既擁有兵甲，又擅征賦稅，往往又與朝中權臣相互勾結。而唐中央建立的彍騎兵，皆由市井流氓無賴之徒組成，毫無戰鬥力，隨著中央與邊鎮節度使矛盾的尖銳，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天寶十四載（755年）爆發的安祿山、史思明叛亂，是唐帝國長期以來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在長達七年多的動亂當中，唐皇室險為傾覆，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從洛陽東至鄭州、汴州一直到徐州，“人煙斷絕，千里蕭條”。[8]國家戶口由天寶末年的九百零六萬九千戶，急劇下降至乾元三年（760年）的一百九十三萬三幹一百七十四戶，[9]損失在四分之三以上。

在鎮壓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政府曾求助於回紇軍隊。回紇軍隊在與唐軍收復洛陽時，恣行殘虐，燒殺搶掠，使百姓再遭苦難。

更為嚴重的是，安史之亂導致了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

還在安史之亂的後期，唐政府即曾宣佈，凡參加叛亂的將領只要歸降，朝廷對以往之罪，不再追究，並授以官職，[10]當時朝廷主要是從分化瓦解叛軍這一角度考慮問題的，並末過多考慮這樣做的後果。在叛軍失敗已成定局、河北諸州叛軍見大勢已去紛紛投降之時，怎樣處置這些降將，就成為朝廷面對的一個實際問題。

在當時朝廷之中，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率領諸軍直接收復河北、當時身為朔方節度使的僕固懷恩，擔心叛軍一旦平息，自己將失去朝廷的倚重和既得的權力，主張分別以安史降將統治河北，以便“自為黨援”。[11]廣德二年（764年）郭子儀則上言建議，安、史昔居洛陽，因而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蠢百姓，應當罷之。[12]次年三月，左拾遺獨孤及又上疏，主張銷兵罷鎮。[13]

對於藩鎮問題，初即皇位的代宗有他自己的考慮，一方面由於經多年戰爭以後，代宗“厭苦兵革，苟冀無事。”一心想使局面趕快穩定下來，另一方面，西北地方吐蕃、黨項、回紇威脅日益嚴重，虎視長安，代宗急於結束河北戰事，以便集中全力應付西北政局。

寶應元年（762年）十一月，以降將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統恒、趙、深、定、易五州（河北中部），治恒州（河北正定）。[14]

廣德元年（763年）正月，以降將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河北南部、山東北部）都防禦使。六月升為魏博節度使，治魏州（河北大名東北）[15]

廣德元年二月，以降將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統幽、薊、平、檀、媯、燕等州（河北東北部），治幽州（亦稱范陽，今北京），同時，以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一部分）觀察使，治相州（河南安陽）。[16]

在封河北四鎮節度使的同時，代宗還因既成事實，於廣德元年 （763年）三月封梁祟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湖北西北部），治襄州（湖北襄樊）。

永泰元年（765年）七月，以李懷玉為淄青、平盧節度留後（山東）；不久，又賜名李正己，封節度使。治青州（山東青州）。[17]

河北的藩鎮沒有罷除，而西北的軍鎮也由於對付吐蕃、回紇的需要保留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單單將內地的軍鎮廢除，勢必會造成內地與邊疆軍事力量的失衡，弄不好又會重演天寶末年邊鎮反抗中央朝廷的悲劇，因此，對於內地的藩鎮，代宗也任其保留下來。[18]

自代宗封安史降將為河北諸鎮節度使以後，形勢的發展並未能象代宗想像的那樣，天下從此安定下來。相反，藩鎮的存在，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盪與中央政府權威的下降。

魏博田承嗣、盧龍李懷仙、相衛薛嵩、淄青李正己，自得封鎮以後，招集安史叛軍的餘黨，“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19]他們相互聯合，結為婚姻，各擁勁兵數萬人；雖名曰唐朝藩臣，實際形同獨立王國。

田承嗣在轄區內將所有青壯年於概徵發為兵，只留老弱者耕種莊稼。幾年裡便發展成十萬大軍。田承嗣還公然為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父子四人修建嗣堂，稱他們是“四聖”。[20]

對於田承嗣的胡作非為，代宗一再隱忍退讓，不斷給他加官進爵。升魏州為大都督府，任其為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為了籠絡田承嗣，代宗還與其結為親家，將永平公主下嫁其子。

代宗的恩寵，田承嗣並不領情，大曆八年（773年），相衛節度使薛嵩死去。田承嗣乘機出兵，兼併了相衛。對於這種公然無視朝廷、擅自兼併軍鎮的行為，代宗不能再忍讓，於是詔令成德李寶臣、淄青李正己以及河東、幽州、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出兵，共同討伐田承嗣，[21]然而，初戰告捷，李寶臣、李正己便公然與田承嗣講和，並代為請求代宗赦免田承嗣。他們知道，田承嗣如被徹底擊敗，今後他們的專擅也將難以得逞，在這一點上，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

此時的代宗，明知方鎮相互串通一氣，相互勾結，但考慮到如不赦免田承嗣，有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動亂。為息事寧人，保住朝廷的體面，代宗決定放棄征討。大曆十一年（776年），代宗詔赦田承嗣，實際上承認了田承嗣對相衛的兼併。

大曆十年（775年）之戰後，田承嗣的勢力更為強盛。從此，魏博、成德、盧龍便成為唐後期為害最大、為害時間最長的“河朔三鎮”。

不僅河北方鎮專橫跋扈，內地的方鎮也同樣驕騫不馴。如同華（今陝西大荔、華陰一帶）節度使周智光，專殺刺史，掠奪他道貢物，不奉朝命。朝使前來加授官誥，周智光卻肆行謾駡：“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22]

自大曆十一年（776年）赦免田承嗣以後，各地藩鎮割據勢力進一步發展，正像史書所載：

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並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23]

李淳出生之際，曾祖父唐代宗對割據藩鎮已失去了實際的控制，唐朝廷的權威已降至建國以來的最低點，而吐蕃、回紇的威脅也日益加劇。大唐帝國已失去了昔日的輝煌，由盛世走向中衰。

歷史給初生的李淳出了一張困難的答卷：能否解決藩鎮問題，能否重振大唐國威，能否實現大唐的中興，未來的皇帝李淳必將做出認真的回答。

[1]  唐代人一般不將女皇武則天看作唐朝一代皇帝，如包括武則天，唐憲宗實際是第十二代皇帝。

[2] 《新唐書》第46卷，第1181—1212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

[3] 《新唐書》第56卷，第1407—1413頁。

[4] 《新唐書》第50卷，第1324—1325頁。

[5] 《唐會要》第84卷，第15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

[6] 《舊唐書》第38卷，第2867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

[7] 《通典》第2卷，第16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8] 《舊唐書》第120卷，第3457頁。

[9] 《通典》第7卷，第41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0] 《冊府元龜》第88卷，第10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唐大詔令集》第2卷,第8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

[11] 《資治通鑒》第222卷，第7141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年版。

[12] 《資治通鑒》第223卷，第7165頁。

[13] 《資治通鑒》223卷，第7173頁。

[14] 《舊唐書》第142卷，第3866頁。

[15] 《舊唐書》第142卷，第3867頁。

[16] 《舊唐書》第124卷，第3525頁。

[17] 《舊唐書》第124卷，第3534頁。

[18]  參見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第56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9] 《新唐書》第212卷，第5968。

[20] 《舊唐書》第141卷，第3838頁。

[21] 《資治通鑒》第225卷，第7230頁。

[22] 《資治通鑒》第224卷，第7193頁。

[23] 《新唐書》第50卷，第1329—1330頁。

                      二、備受冷落的皇曾孫 

李淳降生的時候，曾祖父唐代宗五十二歲，在位已十六年。剛過知天命之年，便有了皇曾孫，理應十分高興。

在中國，自周秦以來，便已形成了以嫡長子繼承制為主要特點的王位世襲制。皇子皇孫的降生，歷來是皇室的一件事關皇儲國本的重大事情。貞觀年間，皇子李承乾降生，太宗李世民曾親臨東宮，在宏教殿舉行宴會，進行慶賀。太宗與群臣開懷暢飲，稱皇子是“國之儲貳，府藏是同”。興至高處，太宗離座，親自抒袖起舞。[1]

開耀年間，皇孫李重照降生，唐高宗極為歡悅。為表示慶賀，特令大赦天下，並改元永淳。[2]

代宗之前，唐朝皇室由於殘酷的權力鬥爭及各種原因，皇帝與其子孫四世同堂的情況極為罕見。高祖皇帝在貞觀九年（635年）辭世時，長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及所生諸孫，都在玄武門之變中被李世民殺害。李世民自己所生長子李承乾年紀尚幼，高祖自然看不到曾孫。[3]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去世時，長孫只有六歲，尚未成年，當然他也沒看到曾孫的出世。高宗李治弘道元年（683年）去世時，長子、次子、三子、四子、五子、六子及諸孫輩大多在此之前已被殺害，七子中宗李顯所生之子李重潤只有二歲，更談不到皇曾孫。[4]中宗李顯在景龍四年（710年）被韋後、安樂公主毒殺時，長子李重潤已被武則天杖死十年，次子李重福被逼謀反失敗，投河而死。三子李重俊也在一次奪權事件中被中宗和韋後殺死。中宗之弟、高宗第八子睿宗李旦開元四年（716年）去世時，諸子所生孫輩都尚未成年。[5]

代宗以前諸帝中，只有玄宗李隆基可以稱得上多子多孫，後嗣興旺。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寶應元年（762年）作為太上皇的他以七十八歲高齡去世。玄宗不但看到了數以百計的皇孫、皇曾孫，甚至活到了玄孫出生的時候。[6]不過從當時肅宗與太上皇冷淡的關係來看，肅宗也許就沒有讓父親看到新生的玄孫。五世俱在，卻末能同堂相聚，這也許是唐玄宗去世前的一件憾事。

李淳的出生，使代宗有了第一個皇曾孫，四世同堂，確實值得好好慶賀。但是，翻遍有關史書文獻，我們卻未曾發現任何有關於唐代宗對皇曾孫的出生有過什麼表示的記載，顯然，皇曾孫的降生是被冷落了。

皇曾孫的降生沒有受到曾祖父的應有重視，是有多種原因的：

首先，藩鎮割據的嚴重局勢，使代宗無心為皇曾孫的降生而喜悅。

自大曆十年（775年）征討田承嗣失利後，天下方鎮都有輕視朝廷之心。大曆十一年（776年）二月赦免田承嗣，三月便有河陽軍（今河南孟縣）驅逐朝廷監軍使，縱兵搶掠的事情發生。五月，汴宋（今河南開封、商丘）都虞侯受田承嗣之使，殺朝廷命官，強使朝廷任自己為汴宋留後。大曆十二年（777年）以來，田承嗣口稱要入朝覲見皇帝，可臨到出行卻一拖再拖，根本不將代宗放在眼裡。自兼併相、衛二州以後，田承嗣與平盧李正己、成德李寶臣、山南東道梁祟義公開結為一團，互為蟠固，表面上臣服朝廷，實際上根本不行朝廷政令，凡官員任命、租賦徵收、兵馬增擴、刑訊殺伐，都由方鎮自專。而朝廷在相臨地區修一城、增一兵，則會招來他們一片怨言，代宗不得不為之屢屢罷役。這樣的君臣上下關係，自建唐以來還從未有過。面對藩鎮越來越囂張的氣焰，代宗寢不成寐，食不甘味，有什麼心思為皇曾孫的降生而高興呢!

其次，其時西北吐蕃回紇進擾的加劇，也使代宗放心不下。

吐蕃是青藏高原上古老的民族，現代藏族的祖先。自隋代已建立起奴隸制政權。君主稱讚普，相稱大論、小論。唐初以來，唐蕃關係融洽，太宗曾於貞觀十四年（640年）將文成公主出嫁松贊干布。高宗也曾於景龍三年（709年）以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贊普。[7]然而，自安史之亂唐朝廷調隴右守軍東進鎮壓安史叛軍、吐蕃乘機佔領隴右地區以後，唐朝京師地區暴露在吐蕃的直接威脅之下，雙方關係日趨惡化。廣德元年（763年），吐蕃曾與吐谷渾、黨項羌聯兵二十萬，攻佔唐長安都城，代宗被迫棄京東逃。後來朝廷雖然收復京師，但吐蕃的侵擾一直不斷。近日邊軍奏報，吐蕃又有進擾跡象，代宗不得不有所警惕。李淳降生十餘日後，吐蕃果然向唐朝靈州這一軍事要地發起大規模進攻。[8]

除吐蕃以外，西北回紇的侵擾也使代宗擔心不已。回紇是活動於北方草原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在唐初反抗突厥人的鬥爭中壯大起來。其首領自貞觀二十年（646年）開始稱可汗。[9]玄宗以來，唐回關係密切。安史之亂時，回紇曾應邀參與平叛，為朝廷收復二京，立有功勞。後經僕固懷恩的誘導，回紇與吐蕃聯兵進擾唐朝，廣德二年（764年），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隻身與回紇結盟，唐回關係歸復於好。[10]十餘年來，雙方貿易往來一直不斷。但就在半個月前，回紇軍隊突然進攻唐朝太原，唐將焦伯瑜戰死，將士傷亡一萬多人，這使代宗十分震驚。而且，回紇軍隊似乎仍有進一步南下之意，河東各地居民遭到回紇的殺掠，告急文書不斷。代宗已令代州都督張光晟率軍抵禦回紇軍隊，迄今尚無交戰勝負的消息，值此之際，代宗哪裡還顧得上慶賀皇曾孫降生之事呢。[11]

再次，代宗仍未能從失去愛女華陽公主及愛妃獨孤氏的極度沉痛中恢復過來。

代宗一生娶有三女。還在開元末年代宗十五歲時，玄宗因其為長孫，特別寵愛，將吳興冠族沈易直的女兒沈氏賞賜給他。天寶元年（742年），沈氏生下後來成為德宗的李適。安史之亂時，當時尚為廣平郡王的代宗隨父親及祖父倉惶西逃，沈氏失散。後被叛軍俘獲，押往洛陽，關押在獄中。至德二年（757年），已擔任天下兵馬元帥的代宗率郭子儀諸軍攻破洛陽，救出了沈氏。 因戰事方酣，代宗沒能及時將沈氏轉移到長安。不久，戰場形勢惡化，史思明叛軍再次攻佔洛陽，沈氏再次失落。安史之亂平定後，代宗曾向四方派出專使，查訪沈氏下落，十餘年裡，竟毫無消息。[12]對於沈氏，代宗雖頗有感情，但隨著久查不獲及時間的推移，這種感情漸漸淡化了。

代宗的正妃，是天寶年間經祖父玄宗親自挑選的秘書少監崔峋與著名的韓國夫人楊氏所生崔氏。由於崔氏之姨為楊貴妃，舅為宰相楊國忠。母親韓國夫人及姨秦國夫人、魏國夫人又都十分得寵，所以婚禮辦的十分隆重，時人無不欽羨。然而，對於這位依仗母姨之勢，高傲悍妒的崔氏，代宗一直沒有什麼好感。安史之亂，楊家兄女被誅，崔氏因此也鬱鬱寡歡，不久便在長安死去。[13]

真正牽動代宗感情的是後來被封為貞懿皇后、初娶時封為貴妃的獨孤氏。

獨孤氏是左威衛錄事參軍獨孤穎的女兒，溫柔美麗，善解人意，與代宗感情十分篤洽。為代宗生有韓王李迥和華陽公主。華陽公主天生麗質，聰穎過人，特別受代宗的寵愛。大曆九年 （774年），華陽公主不幸去世，代宗十分悲痛，許多天不能上朝理政，每每想起愛女的音容笑貌，想起愛女臨終前含淚咬傷父皇手指以示永訣的情景，代宗便不能自已。禍不單行，一年以後，愛妃獨孤氏因思女心切，亦一病不起，命歸黃泉。

再次沉重的打擊，使代宗的精神幾乎崩潰了。獨孤氏死後，代宗令“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一直到大曆十三年（778年）十月，在群臣的勸說下，代宗才同意將獨孤氏出殯下葬。出殯之日，代宗追思不已，令著名才臣常袞執筆起草哀冊，又詔令眾官員各制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士歌之”。常袞所作哀文“文旨淒悼，覽之者側然”，挽士所唱挽歌，哀深痛切，聞者無不淚下。[14]

李淳出生的時候，獨孤氏的靈柩還停放在宮中沒有下葬，在這種情況下，代宗有什麼心思慶賀皇曾孫的降生呢。

皇曾孫降生受冷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儲貳問題上，曾祖代宗仍存在猶豫。

代宗的長子、李淳的祖父李適，是沈氏所生。代宗即皇帝位時，李適已成年，而崔氏所生鄭王李邈尚幼，由於對安史叛軍的戰爭尚未結束，代宗封李適為天下馬兵元帥、尚書令。在隨後的戰爭中，李適統領諸軍收復東都，平定河北，立有顯著的功勞；與郭子儀等八位元功臣一起圖形淩煙閣[15]。廣德二年（764年）二月，被正式冊立為皇太子。從李適年齡居長、功高位顯的情況來看，當時似乎並不存在儲貳的問題，其實則不然。

據《舊唐書·後妃傳》載，代宗的三位妻子，沈氏在洛陽二次失落之前，一直沒有正式封妃。崔氏則在天寶年間嫁與時為廣平郡王的代宗時被封為正妃。獨孤氏後娶，也在天寶年以後正式冊封為貴妃。[16]如果只從中國古代社會嫡長子繼承制的傳統來看，沈氏所生李適實際是庶出，雖居長位，卻不應承繼大統。崔氏所生鄭王李邈，雖位居次，但因母親崔氏為正妃，按傳嫡不傳庶的繼承制度來看，李邈作為嫡子，理應承繼皇統。

然而，唐自建國以來，在立儲問題上始終就不是鐵板一塊，一成不變的。唐初太宗武力奪嗣，即以自己戰勝群雄，統一天下的殊功作為藉口。高宗李治、中宗李顯、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肅宗李亨都不是嫡長子。代宗自己得以承繼大統，也主要是由於在平定安史之亂中身為兵馬元帥，統兵作戰建立了功勳的緣故。當年父皇肅宗立張淑妃為皇后，張惶後有男數歲，“欲以為嗣”，父皇也有過遲疑，[17]但後來終以代宗年長功高，立為國儲。

根據列祖列宗建國以來立國儲慣例，代宗立李適為皇太子無可厚非。而鄭王李邈未能立為太子，也並不是因為他的母親崔氏失寵，而是由於李適總戎軍旅，為社稷立有大功的緣故[18]。然而，李適雖然在廣德二年（764年）被冊立為太子，但從代宗當時的謹慎態度及大臣三上奏表代宗才下定決心來看，[19]當時在儲貳問題上，代宗存在著猶豫。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代宗在儲位問題上的猶豫懷疑態度越來越嚴重了，這可以從多方面看得出來：

（一）從對鄭王李邈的態度來看。鄭王李邈雖是代宗所不喜歡的崔氏所生，但自幼喜歡讀書，舉止有儒者風度，在朝廷中聲譽很高，深受代宗的寵愛。加之其本身出於嫡位，故大曆初年年紀稍長，代宗便以其取代李適，擔任了天下兵馬元帥。肅宗以來，“元帥已為塚儲之任”。[20]從當時情況來看，李適年方二十五六歲，正值年輕有為之時，代宗以鄭王取而代之為元帥，顯然有抬高鄭王聲望的目的。大曆六年 （774年），鄭王李邈不幸去世，代宗痛惜其才，遂將其冊封為昭靖太子，從此不再設立天下兵馬元帥一職。從這些情況來看，鄭王如繼續在世，並不是完全沒有取代李適成為太子的可能。

（二）從元載被誅前後的情況來看。元載在寶應元年（762年）的宮廷鬥爭中，有擁立代宗的功勞。由於善於察顏觀色，深受代宗寵信，擔任了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二年（764年），立李適為太子，“實用載議”。所謂臣下三次上表請立李適為太子，顯然也是元載的主謀。大曆五年（770年），元載除宦官魚朝恩後，更加專橫跋扈，自以為天下文武才略沒有人勝過自己，對代宗的態度更加驕橫起來。大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下令拘捕元載，又詔賜自盡。[21]元載既被誅，代宗不得不重新審查元載勸立李適為太子的動機、審查元載與太子的關係，進而懷疑當初立李適為太子是否正確。從德宗後來即位立即詔復元裁官職，聽其改葬的情況看，代宗的懷疑並非完全是空谷來風。

（三）永泰初年（765—766年）宮中失火，燒毀代宗所居殿宇數十間。雖然火發處距東宮不遠，但大火卻未燒及東宮，“代宗深疑之”，[22]幸好擔任監察禦史的趙涓秉公辦事，查明失火原因系值班宦官遺留火種所致，解除了代宗的疑慮。李適為此深深感激趙涓。此事的發生，在李適立為太子的第二年或第三年，說明代宗很早便對太子李適產生了疑慮。

（四）從《新唐書·黎幹傳》關於“德宗在東宮，（黎）幹與宦者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的記載看，李適為太子時，確有一部分官員與宦官聯合，企圖動搖太子的地位。黎幹，大曆年間任京兆尹，後為兵部侍郎，“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23]劉忠冀本名清潭，與董秀“曾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回日月”，他們所以敢在皇嗣的問題上作文章，顯然是在揣測了代宗的心態後才這樣做的。

（五）代宗十分寵愛獨孤氏，獨孤氏未死以前，朝廷上下許多人傳言，劉晏曾秘密請求代宗立獨狐氏為皇后。如此事屬實，那將意味著獨孤氏之子韓王迥有繼承大統的可能。德宗即位後楊炎曾淚流滿面地對德宗說：幸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沒有被賊臣所離間，否則劉晏、黎幹之輩動搖社稷的陰謀就會得逞了。德宗處死黎幹，楊炎提出劉晏也是參預幹嗣的主謀，應同時處死。崔祐甫則奏言，此事暖昧，陛下已經大赦，不應當追究虛語。[24]後來，劉晏還是被德宗以其它名義處死。儘管楊炎對劉晏的攻擊不乏誣陷的成份，但德宗為太子時，社會上存在著儲位動搖的傳說是可信的。

種種跡象表明，唐代宗直到晚年，在國儲的問題上態度是不堅定的，“李適的儲位並不穩固”。[25]在這種情況下，由李適之子所生的皇曾孫沒有受到曾祖父的重視便是十分自然的。

初來人世，便備受冷落，襁褓中的李淳自然一無所知。大曆十四年（779年）五月，剛剛一歲的李淳尚未對曾祖父留下任何印象，代宗皇帝便駕崩了。

[1] 《唐會要》第4卷，第49頁。

[2] 《唐會要》第4卷，第48頁。

[3] 《舊唐書》第76卷，第2648頁。

[4] 《舊唐書》第76卷，第2648頁。

[5] 《舊唐書》第95卷，第3009頁。

[6] 《舊唐書》第107卷，第3258—3272頁。

[7] 《舊唐書》第196卷，第5219—5224頁。

[8] 《資治通鑒》第225卷，第7251頁。

[9] 《舊唐書》第195卷，第5195頁。

[10] 《資治通鑒》第223卷，第7171頁。

[11] 《資治通鑒）第225卷，第7251頁。

[12] 《舊唐書》第52卷，第2188—2190頁。

[13] 《舊唐書》第52卷，第2190頁。

[14] 《舊唐書》第52卷，第2190-2193頁。

[15] 《舊唐書》第12卷，第319頁。

[16] 《舊唐書》第52卷，第2188—2190頁。

[17] 《資治通鑒》第220卷，第7054頁。

[18]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6章，第27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9] 《冊府元龜》第257卷，第3062頁。

[20]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7章，第33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1]《新唐書》第145卷，第4714頁。

[22]《新唐書》第161卷，第4983頁。

[23]《舊唐書》第118卷，第3426頁。

[24]《資治通鑒》第226卷，第7276頁。

[2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6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第二節  目睹藩鎮的跋扈  

                       一、祖父的改革

大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淳的曾祖父唐代宗逝世，祖父李適即位，是為德宗。

李淳的童年、少年一直到青年，都是在祖父德宗和父母身邊度過的。二十多年裡，大唐國勢的不振，祖父為帝的坎坷艱辛，特別是地方藩鎮的專橫跋扈，都給李淳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段動盪不安的生活，對李淳思想的形成，對他後來執政所採取的施政方針，都產生重要的影響。

德宗李適即位之時，已三十七歲，他自父親代宗即位之時，即擔任天下兵馬元帥，廣德元年（763年）立為太子，十五六年的政治閱歷，使德宗無論是統軍總戎還是處理政事，都已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在當時的臣民心目中具有一定的聲望。新帝即位，人們期待著正當壯年的德宗能夠重新振興國家，恢復大唐昔日的輝煌。德宗本人也是雄心勃勃、思政若渴。執政伊始，便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德宗的改革，首先從罷除肅宗、代宗以來的一些弊政、整頓賦稅制度入手。

首先，禁止地方諸州府及藩鎮各種非正常的貢獻。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地方對中央朝廷的貢賦，直存在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國家正常的賦稅徵收，這是封建政府賴以維持國家政權存在以及各種公共事務開支的主要來源。另一部分則是由地方政府、官僚根據本地的土特產向中央朝廷的進貢、主要供皇宮、權貴消費的物品及錢財。在唐代，一般說采，有明文規定，定期進貢的稱土貢，官方規定物品且無定期的進獻稱進奉。據唐人杜佑（通典）記載，開元年間進貢的物品種類繁多，如麝香、龍鬚席、文綾、瓷器；石器、蜜臘、孔雀、水銀、羚羊、耗牛角尾、象牙、弱翠、沉香等，[1]有上百種之多。除此以外，唐中期以來，地方官員為獲得皇帝的恩寵，額外的進奉大大增加，在這種風氣下，地方官僚奸吏，競相侵漁百姓，聚斂以奉上，百姓不堪其苦。

對於土貢、進奉害民，德宗早有瞭解，即位以後，馬上頒佈了一系列詔令，禁止非正常的供奉。從大曆十四年（779年）五月，到當年十月，德宗禁獻的物品包括渤海的鷹鷂、山南的枇把、江南的柑桔；劍南的生歲酒、揚州的銅鏡、幽州的痹香等，另外，還停止了邕州（今廣西南寧等地）進貢的奴婢、襄州的蔗工。[2]

對於祖父的這些改革，年幼的李淳並不瞭解，但他成年以後，對祖父前期的這些改革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在剛剛即位便發佈的德宗皇帝諡文中，稱祖父變革繁淫，禁止供奉，連神明都給予了贊謄[3]。

德宗即位不久進行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以兩稅法取代租庸調法。

唐朝建立以來，沿襲北魏、隋朝的做法，實行均田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各級官員及百姓按規定都應佔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在此基礎上，每個成年男子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作租，交納一定量的絹、綿或布、麻，稱調；每個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者交納一定量的絹、布代替服役，稱作庸。[4]唐中期以來，由於土地兼併的發展，不少農民失去了土地，再按人口征納租庸調就十分困難了。因此國家的稅收在大大減少。為改變這種狀況，增加國家的財政力量，建中元年（780年），德宗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實行了兩稅法。其主要內容是取消租庸調製，按財產及土地的多少來徵收戶稅和地稅。由於兩稅法不再是按人口而是按土地財產徵稅，比較合理，因而實行以後，百姓的負擔有所減輕，國家的稅收及掌握的戶口則迅速增加。如稅錢，從實行兩稅法以前的每年收入一千二百萬貫，增加到實行兩稅以後的二千多萬貫，戶口數從大曆年間（766—779年）的一百二十萬戶增加到建中初年的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戶。[5]

祖父的賦稅制度改革。對李淳後來的執政產生重大影響：由於兩稅法的實行，緩解了唐中期以來的財經困難，穩定了唐朝政權，特別是從制度上為後來的唐憲宗提供了財政上的保證，這是憲宗最終能夠取得對藩鎮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6]

在改革內政方面，德宗還採取了禁宦官納賄、嚴懲貪污贓吏、派使臣巡視地方等項改革措施。在此基礎上，德宗開始著手解決肅代以來的藩鎮割據問題。然而，由於準備不充分，條件不成熟以及策略上的失誤，德宗解決藩鎮的努力遭到失敗，並因此險些成為亡國之君。

[1] 《通典》第6卷，第35頁。

[2] 《舊唐書》第12卷，第320—323頁。

[3] 《大唐詔令集》第13卷，第69頁。

[4] 《舊唐書》第48卷，第2088頁。

[5] 《唐會要》第84卷，第1550頁；《資治通鑒》第225卷，第7261頁。

[6]  韓國磐《隋唐五代史論集》第326頁，北京：三聯出版社1979年版。

 二、尚武的母親家族

建中四年（783年），李淳六歲。幼年時代，李淳是在保姆盧氏的精心哺育下成長的。後來李淳即位，為報答哺育之恩，曾封盧氏為燕國夫人。[1]李淳的母親王氏更給了李淳以深深的母愛，特別是母親的嚴格要求及母親的家族，都對李淳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淳的生母王氏是琅邪臨沂人。琅邪王氏自魏晉以來就是有名的士族。王氏的父親王子顏、祖父王難得、曾祖王思教，幾代人都是唐朝廷的官員。王思教自幼從軍，後來參加科舉考試，得到太子賓客一職。太子賓客為正三品官員，又由於出身著名士族，所以到王思教時，王家已屬於上層社會家庭了。

王氏的祖文王難得，是天寶年間（742—756年）的名將。有一次吐蕃入侵河源，吐蕃王子郎支都乘寶馬、跨銀鞍，一人出陣，向唐軍挑戰，唐軍將領無人敢應戰。而王難得單槍匹馬，挾槍出戰，瞬間便將吐蕃王子挑於馬下。唐軍乘勝追擊，獲取大勝。歸朝告捷以後，玄宗在大明宮親自召見王難得，賜以錦袍金帶，並讓王難得在殿前再做槍挑郎支都的示範表演。從此戰以後，王難得名揚天下。後來在歷次征戰中，王難得屢立戰功。安史之亂時，王難得隨肅宗赴靈武，成為定難功臣之一。特別是在收復長安的戰鬥中，王難得隻身殺入敵陣解救部將，頭皮被敵箭射穿罩住眼睛，王難得競將頭皮與箭一同掣下，血流滿面，仍奮死作戰，受到肅宗嘉獎。[2]

李淳的外祖父王子顏，自幼隨王難得征戰，聲名雖不如王難得那樣顯赫，卻也是一員沙場勇將，累官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3]

王氏一家既有榮耀的門第，又有赫赫戰功，是朝廷的顯貴之一，這是王氏能夠成為宗室嬪妃的重要原因。李淳的父親順宗李誦後來即帝位，追贈王氏先祖王思教為司徒，王難得為太傅，王子顏為太師。

李淳的生母王氏，最初是代宗的嬪妃。入宮時初為才人。按唐代制度，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捷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4]從排位元順序來看，才人在貴妃等三十二嬪妃以下，雖有接近皇帝的機會，地位並不高。

王氏作為才人入選宮中時僅十三歲，由於年紀尚幼，代宗將她賜給了愛孫李誦。

祖父的嬪妃賜與孫輩，這在後人看來是悖禮亂倫、十分荒謬的事。可是在唐代卻是如同尋常。武則天最初即為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後，武則天到感業寺出家，被高宗接入宮中立為昭儀，後升為皇后。玄宗時，將十八子壽王李瑁之妃楊玉環納入宮中，先以道士身份過渡，後納為貴妃，輿論上也無多大反響。唐代皇室，祖先有著少數民族血統，而北方古代少數民族歷來有子娶父妾、寡婦改嫁大伯小叔的風俗，因而祖父賜孫兒嬪妃也不足為怪。

王氏出身顯貴之家，從小受到良好教育，生下李淳以後，即被封為宣王孺人。順宗立為太子後，王氏被立為良娣。李淳的母親雖然生於功臣顯貴之家，對自己要求卻十分嚴格，言談舉止十分謹慎，從不因自己的地位而為母家外戚謀取利益，宮中人都稱其有古代的“母儀之風”。[5]

母親王氏的為人，特別是王氏家族尚武的傳統，對李淳的成長與性格形成，發生了重要影響，使年幼的李淳從小便有遠大志向。六七歲時，祖父德宗有一次曾問懷中的李淳：你是誰家孩兒？怎麼在我懷裡？李淳以十分稚氣但又十分堅定的語氣回答：我是第三天子。

德宗聽了皇孫的話又驚又喜，更加痛愛李淳，關心李淳的成長了。

除了多方面的影響以外，李淳親身經歷了“涇師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親眼看到藩鎮割據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可以說，這對他後來立志堅決平定藩鎮、重新振興國家，產生了更加直接的影響。

[1] 《冊府元龜》第38卷，第429頁。

[2] 《舊唐書》第183卷，第4753頁。

[3] 《舊唐書》第183卷，第4751頁。

[4] 《舊唐書》第51卷，第2161—2162頁。

[5] 《舊唐書》52卷，第2194頁。

         三、 歷“涇師之變”

李淳的祖父德宗即位時，代宗留給德宗的大唐江山已是藩鎮相望於各地，藩鎮割據已成定局。德宗不滿肅、代以來對藩鎮的姑息態度與政策，企圖以武力解決藩鎮與中央的關係問題。更由於德宗本人早年曾以天下兵馬元帥的身份統軍與叛軍作戰，因而他對以武力解決藩鎮割據問題充滿了信心。

建中元年（780年）四月，涇州別駕劉文喜乘兵亂佔據涇州（今甘肅涇川北），逼迫朝廷任命自己為節度使。[1]自肅宗乾元元年 （758年）平盧（初治營州，後移治今山東青州）軍將擁立侯希逸為節度使，首開方鎮自主擁立節度使以來，各地方鎮自舉將領，逼使朝廷任命已成慣例。然而，德宗對即位以後第一次遇到的藩鎮與中央對抗的行為，給予了堅決的回擊，並取得決定性勝利。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他的部將隱匿喪事二十多天，仍以李寶臣名義上表德宗，請求朝廷允許李寶臣的兒子李維岳襲領父職。[2]

李寶臣是安史之亂以後，朝廷所任命的河北降將中去世最遲的一個。此前，李寶臣曾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山南東道節度使梁祟義、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相約：將來皆以土地傳授子孫。大曆十四年（779年），魏博田承嗣去世時，李寶臣竭力請求朝廷以承嗣之侄田悅為節度使，代宗當時唯求無事，給予批准。此次李寶臣去世，田悅則為李維岳上書德宗，請批准其為成德節度使。德宗“欲革前弊” ，[3]從此不再任命降將後代，因此以毫無商量的口吻加以拒絕。

五月，田悅、李正己、李維岳共同定計，連兵抗拒朝廷命令，六月，山南東道梁祟義也公開反叛朝廷，為此，德宗詔天下諸道，共同出兵討伐叛鎮。從關中到蜀、漢，從太原到江淮、閩、越，諸道紛紛行動起來。七月，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敗田悅軍隊於臨洺（今河北永年）。恰在此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死，其子李納也秘不發喪，請求襲領父職。德宗同樣予以拒絕。[4]

八月，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李希烈率諸道軍擊敗梁崇義，梁崇義與妻子赴井自殺，山南東道平復。[5]

建中三年（782年）正月，成德鎮招討使王武俊殺節度使李維岳，傳首京師，成德平復。

值此之際，河北大部平復，只餘下魏州田銳及平盧李納繼續頑抗。德宗命令諸軍圍攻魏州。同時，對河北諸鎮的隸屬關係及官員進行了調整。

德宗此舉顯然操之過急，由於對戰後的土地分配及賞功授職不滿，幽州節度朱滔、成德王武俊，聯合魏博節度使田悅、平盧李納，共同舉兵反叛朝廷。十一月，四鎮盟誓：一鎮有難，三鎮支援，如有違盟，共同伐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十二月，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節度使李希烈又據鎮反叛，自稱建興王，與四鎮聯兵共拒中央，並切斷汴渠的漕運路線。[6]

形勢的驟變，大大超出德宗的預料，東方的局勢變的嚴重起來。不久，李希烈佔領汝州（今河南臨汝），包圍鄭州。兵鋒直逼東都洛陽。建中四年（783年）二月，李希烈佔領鄧州（今河南鄧州），切斷朝廷南方漢水上的經濟通道，貢賦、商旅全部斷絕。八月，李希烈軍隊包圍襄城（今河南襄城），神策將劉德信援救失敗。

為解襄城之圍，解除李希烈對東都的威脅，打通江淮與中央的物資供應線，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德宗徵發涇原諸道兵，援救襄城。涇原節度使（治涇州，今甘肅涇川北）姚令言率五千士兵路過京師赴襄城。將士們冒雨急行軍，原以為到了長安一定會得到賞賜。及至到了京師，朝廷竟一無所賜，京兆尹所供飯菜也極為粗劣。盛怒之下，將士們一舉嘩變，自長安城東北的通化門蜂湧入城，穿過興寧坊、大寧坊，進攻大明宮南面的丹鳳門。[7]

這時，皇孫李淳與父親李誦、祖父德宗都在大明宮中。形勢萬分緊急，從大明宮南門出逃已不可能，德宗匆忙帶王貴妃、韋淑妃、太子、皇孫、諸王及唐安公主從北苑門突圍，宦官竇父場、霍仙鳴僅率領百餘人相從，其餘後宮諸王、公主，大多都來不及隨德宗出逃。

嘩變士兵攻入大明宮含元殿，爭先進入府庫散發金帛，晝夜不止。叛軍們又擁立原曾擔任涇州節度使、後因胞弟朱滔叛亂而遭廢黜的朱泚擔任權知六軍一職。幾天以後，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

涇師兵變，叛兵入城後大殺唐宗室，七十七個郡王、王子、王孫都被殺害。如果德宗與太子、皇孫在兵變之時稍有耽誤，很可能也會成為刀下之鬼，唐朝的歷史就要重新書寫了。[8]

由於事變倉猝，德宗一行最初並未確定逃向何處。後來德宗想起建中初年桑道茂曾請神策軍高築奉天城垣之事，於是決定逃往奉天（今陝西乾縣）。奉天是武則天時因皇家陵寢在此，分醴泉縣設立，[9]其東南距長安約一百五十餘里。德宗到達這裡以後，發佈詔書，徵發諸道軍隊入援皇室。

數天之後，朱泚親率叛軍進攻奉天，唐左金吾大將軍渾瑊率部分軍隊趕到奉天，抵禦朱泚的進攻。由於寡眾懸殊，戰事異常激烈，奉天隨時可能失陷。十一月，朱泚軍隊攻城更加猛烈。經一個月的戰鬥，城中糧食資財都已耗盡，御用糲米只餘下二斛，城內唐軍只能乘戰鬥間隙潛出城外挖野菜充饑。[10]

自德宗向各地發出救駕詔書以後，正在河北率軍討伐藩鎮的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軍日夜兼程從河北援救奉天，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也從河北經代州（今山西代縣）從蒲津渡黃河前來救駕。十一月二十日，李懷光軍隊在醴泉（今陝西禮泉）大敗朱泚軍，朱逃歸長安，奉天之圍被解。

一個多月的激戰，奉天城到處是斷牆殘垣，城內外屍橫遍地，焦臭數十里。如果不是朔方軍李懷光及時趕到，奉天城守數日內就會瓦解。[11]

涇師兵變之時，年僅六七歲的皇孫李淳被母親王氏及祖父緊帶在身邊，而父親李誦則率領少量的士兵在隊伍後面負責斷後，叔叔舒王李誼則率士兵在前面開路。在奉天據守的一個多月中，皇孫李淳雖然未曾像將士們一樣斷絕糧食，但是當時激烈艱苦的戰鬥生活，給年幼的李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多年以後他還經常提起。

奉天之圍被解以後，德宗對李懷光無端猜疑，使李懷光產生極大的不滿，當德宗命令李懷光抓緊收復長安時，李懷光按兵不動，並揚言要與朱泚聯合，朝廷最好逃避。[12]德宗無奈，只好從奉天再逃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陝西漢中城固西市東）。

其實，李懷光揚言反叛只是一時激憤之言，事實上他並沒有與朱泚聯兵。[13]十多天以後，李懷光率軍大掠涇陽等地，然後率軍返回朔方駐地河中，佔有繹州（今山西新絳）、同州（今陝西大荔）等地，按兵觀望。因此，德宗將收復京師的任務交給神策左羽林大將軍李晟。

興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指揮諸路軍兵收復長安，朱泚逃至涇州被殺，傳首梁州。七月，德宗率太子、皇孫等返歸長安。李晟率步騎十餘萬，列旌旗數十里，浩浩蕩蕩，十分隆重地迎接德宗返回長安。

從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到興元元年（784年）七月，德宗偕太子、皇孫度過了艱難困苦的九個月，這九個月既是德宗執政以來最危險、最困難的九個月，也是年幼的皇孫李淳一生中所經歷的最為動盪不寧的九個月。在這九個月中，李淳既經受了隨父親、祖父倉皇出逃京師的極度恐懼，也體驗到奉天被困時食糧短缺的艱苦生活；既看到奉天城頭上鏖戰的刀光劍影，也看到了祖父作為天子返回京師的威嚴。這些都使年幼的李淳較早地受到了磨練並逐漸成熟起來。這也許是李淳在後來的年月裡，面對困難與坎坷有較大的承受力和適應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段經歷，對於李淳成年以後平定藩鎮、中興大唐，是極為有益的。

[1] 《資治通鑒》第226卷，第7281頁。

[2] 《資治通鑒》第226卷，第7292頁。

[3] 《資治通鑒》第226卷，第7293頁。

[4] 《新唐書》第213卷，第5990頁。

[5] 《資治通鑒》第227卷，第7307頁。

[6] 《資治通鑒》第227卷，第7337頁。

[7] 《資治通鑒》第228卷，第7343頁。

[8] 《資治通鑒》第228卷，第7360頁。

[9] 《通典》第173卷，第916頁。

[10] 《資治通鑒》第229卷，第7360—7372頁。

[11] 《資治通鑒》第229卷，第7375頁。

[12] 《舊唐書》第71卷，第3491頁。

[13] 《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50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四、祖父的退卻

相對於河北藩鎮的四鎮聯兵稱王以及李希烈切斷漕運路線進攻襄城、威脅洛陽，涇師之變對德宗的打擊更為沉重。經過涇師之變以後，德宗的執政方針有了明顯變化。

還在奉天、梁州期間，德宗已在反省自己執政以來的方針政策。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批評德宗性太急，不能容物，如不加改正，禍難還將不斷。陸贄也對德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1]為此，建中四年（783年）年底，德宗在奉天發佈由陸贄起草的《奉天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

在赦文中，德宗從多方面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過失，承認自己“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術”，“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戍役之勞苦”，使政事雍隔，人懷疑阻，以致輕易用兵，征夕師四方，轉餉千里，遠近騷然。談到河北方鎮聯兵的責任問題，德宗認為是由於自己“撫馭乖方，信誠不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2]德宗下令將李希烈、王武俊、李納、田悅等一律赦免。

興元元年（784年）大赦文，從當時的形勢來看，當然有著發佈的必要性。赦文中德宗承擔了大量的責任，也是符合赦文起草時“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的指導思想的。[3]但是，實際上河北、淮西等藩鎮的叛亂，責任並不主要在德宗，而是在於藩鎮企圖保持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獨立與唐朝廷企圖加強中央集權之間的矛盾。只要唐朝廷準備討平藩鎮，重振國勢，與藩鎮的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並不在於應不應該討伐，德宗對藩鎮用兵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條件不成熟準備不充分，指導方針及具體政策有誤。然而，德宗不是從這些方面去尋找對藩鎮鬥爭失敗的原因，而是在涇師之變以後，全面改變對藩鎮鬥爭的方針，轉而姑息、遷就藩鎮，導致藩鎮割據問題愈來愈嚴重。

興元大赦令發佈以後，四方人心大悅，當赦書在河南、河北宣佈時，士卒們感動得泣不成聲。田悅、王武俊、李納都主動削除王號，上表謝罪[4]。

對於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之弟朱滔，德宗雖特別強調給予寬貸，但朱滔拒不臣服，並引導回紇軍隊進攻魏博，最終為成德王武俊等聯兵擊敗。朱滔憂懼而死，盧龍鎮勢力轉衰。

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不肯接受赦免，並於興元元年（784年）正月自稱皇帝，建國大楚，署置百官，[5]並殘忍地殺害了朝廷宣慰使顏真卿。由於李希烈不肯臣服，又控制著汴州（今河南開封），切斷朝廷的漕運路線，德宗不得不對李希烈用兵。貞元二年（786年）四月，淮西大將陳仙奇毒死李希烈，舉眾降唐，德宗任陳仙奇為淮西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殺死陳仙奇，自任淮西留後。[6]

陳仙奇既經德宗任命，吳少誠擅為李希烈報仇將其殺害，當然是對德宗的一種邈視，理應給予討伐或者譴責，但經過涇師之變，德宗已無心計較方鎮節度使的任免是否取決於朝廷，只要節度使在名義上歸服朝廷即可以了。因此德宗任命吳少誠為淮西節度使。魏博方鎮田緒率兵作亂，殺死田銳，自任留後，德宗也不問緣由，任命田緒為魏博節度使。“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7]

德宗收復西京後，曾派給事中孔巢父前往河中，說服李懷光歸服朝廷，因言詞不當，李懷光殺死孔巢父，德宗被迫舉兵討伐李懷光。貞元元年（785年）秋天，李懷光迫於大兵壓境，絕望自殺，河中平復。[8]

貞元二年（786年），無論是河北還是淮西，方鎮都已經歸服了唐朝廷，天下似乎重新歸於統一。然而，這種統一，只是表面形式上維持著的統一。貞元二年（786年）的方鎮形勢，與代宗時期相比，藩鎮割據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在經過六年的較量以後，割據的程度更加加深了，中央對藩鎮的控制力進一步削弱。

從總體來看，德宗自建中元年（780年）以來，解決藩鎮割據的努力，未能像德宗對內政及財經的改革那樣取得成功。事實上，由於對藩鎮鬥爭努力的失敗，德宗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也壽終正寢。在涇師之變以後的二十餘年裡，德宗不僅對強藩巨鎮的父死子代、據地稱雄無可奈何，而且無力解決朝臣之間的相互傾軋，使貞元年間（785—805年）的政局比較混亂。德宗又一改當初禁止非正常貢獻的作法，公開鼓勵地方官員進奉，致使吏治越來越敗壞。

德宗還從涇師之變中得出結論：朝臣不可靠，關鍵時候是宦官保護了自己，因而在涇師之變以後，德宗任命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分別擔任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並極力擴大神策軍力量，使宦官勢力進一步增強。宿將握兵多者，悉罷之。這都對德宗以後的政治產生了嚴重影響。[9]

儘管德宗解決藩鎮問題的努力未能獲得成功，但德宗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採取的一些措施，都為唐憲宗後來解決藩鎮問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0]

從建中四年（783年）到貞元二十年（804年），李淳從一個幼童成長為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可以說，他是在祖父德宗執政的整個過程中長大成人的。對於藩鎮的專橫跋扈，對於祖父先是與藩鎮鬥爭，後來被迫向藩鎮姑息妥協的整個過程，他都一一目睹並形成自己的看法。多年以後，當李淳自己登上皇位時，自覺地從祖父的統治中吸取經驗教訓，少走了許多彎路。這無疑是李淳能夠最終得以平服藩鎮、實現國家中興的一個重要原因。

[1] 《資治通鑒》第229卷，第7379頁。

[2] 《唐大詔令集》第5卷，第23頁。

[3] 《資治通鑒》第229卷，第7390頁。

[4] 《資治通鑒》第229卷，第7392頁。

[5] 《資治通鑒》第229卷，第7392頁。

[6] 《新唐書》第214卷，第6002頁。

[7] 《資治通鑒》第235卷，第7585頁。

[8] 《資治通鑒》第232卷，第7460頁。

[9] 《舊唐書》第184卷，第4766頁。

[10] 《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5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