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割據藩鎮的全部平服
淮西方鎮的平服，使天下藩鎮大受震動。在憲宗一鼓作氣、恩威並施的強大攻勢下，成德王承宗主動歸服。其他方鎮也在認真思考自己的出路，做出或者稱臣納貢、或者繼續負隅頑抗的抉擇。平盧李師道選擇了後一條道路。最終未能逃脫覆亡的下場。全國藩鎮割據的局面終於結束，“元和中興”的高潮到來。
第一節 成德的歸服與平盧的頑抗
一、不戰而屈成德
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初一，長安城內外漾溢著喜慶的氣氛。人們終於盼到了淮西藩鎮的平定。幾年來，人們不僅為征討淮西承擔著沉重的賦役，而且更由於藩鎮不斷在京師製造事端，使人們心驚膽顫，無法安心過正常的生活。憲宗已連續兩年因前方戰事取消元日朝會。值此平定淮西後的第一個新年，憲宗在含元殿舉行盛大的朝賀典禮。[1]隨後，憲宗親登丹鳳樓，宣佈大赦天下。元稹曾在詩中贊曰：
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才下吳、蜀平。
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2]
新春之際，剛過四十歲、步入不惑之年的憲宗，對徹底平服藩鎮、重振大唐國威，更加充滿了信心。正月五日，憲宗以孔子三十八代孫孔惟蛭襲文宣公之號。此舉表明，憲宗要進一步宣導儒家學說、宣揚封建禮教、確立正常的君主與臣子、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新年之後，憲宗即正式考慮對成德的用兵問題。
自憲宗討伐淮西以來，成德的王承宗一直揣揣不安。王承宗清楚地認識到，淮西如果失敗，朝廷下一個征討的目標就是成德。因此，王承宗對官府發動的討伐淮西戰爭，多方阻撓破壞，迫使憲宗再次發動討成德的戰爭。第二次討伐成德的戰爭，王承宗利用官軍的弱點，抵住了滅頂之災，使憲宗再次罷兵。然而，這一次，王承宗已無法像元和五年（810年）官府罷兵那樣高興。此次憲宗的罷兵，顯然是為了集中兵力削平淮西。淮西一旦平服，成德將會再次成為憲宗首先進攻的目標。如今，這一天果然到來了。
在淮西戰役行將結束之際，曾有一名為柏耆的人向韓愈建議：吳元濟既被擒，成德王承宗一定會因此破膽。此時如果奉丞相書信前往成德勸說，王承宗一定會自動歸服朝廷。朝廷可以不用兵而取得成德。韓愈將此事彙報裴度，裴度批准了由柏耆前往成德，說服王承宗。[3]
柏耆到達成德以後，轉交了裴度的書信，王承宗是怎樣答覆的，史料已無記載。但此後不久，王承宗便通過魏博田弘正向憲宗正式請求歸服。王承宗提出，自己可以向朝廷作出四個方面的讓步：
第一，願意將親子王知感、王知信以及牙將石訊等人送入朝廷作為人質；第二，願意向朝廷獻出有爭議的德、棣二州；第三，請朝廷派遣官員來成德任職；第四，將轄區內的賦稅按規定上貢朝廷，並且“並灶貢鹽”。 [4]
王承宗所提四個條件，是有針對性的：將親子及牙將送入朝廷，意味著王承宗本人如果去世，方鎮節度使一職將不再世襲，節度使的任命權將歸於中央。割取德、棣二州，這是第一次朝廷討伐成德時，憲宗提出的要求，當時王承宗予以拒絕，並因此挑起了戰爭。此次舊事重提，王承宗是為向憲宗表示自己的悔過之心，滿足憲宗的要求。而輸納賦稅、請求官吏，則意味著成德對朝廷的徹底歸服。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願意為王承宗上書憲宗，請求憲宗赦免王承宗。田弘正認為，與其朝廷再次興兵討伐，不如趁此機會，接受成德自動歸服。這樣既可以免除戰爭給河北州縣造成破壞，又可以避免朝廷萬一出兵失利，造成尷尬的局面。憲宗最初接到田弘正的奏章以後，並沒有批准。憲宗難以忘卻兩次征成德失敗給自己、給朝廷帶來的巨大恥辱。現在淮西既平，憲宗完全有把握以武力討平成德。
田弘正為說服憲宗接受王承宗的歸服，赦免王承宗，多次上表。權衡再三．同時也是為了不傷害田弘正的善意，憲宗最終同意赦免王承宗。四月，王承宗之子及牙將到京並獻德、棣兩州圖印。
四月二十七日，憲宗正式發佈《赦王承宗詔》。[5]在詔書中，憲宗申明：作為皇帝，用德刑撫四方，示寬弘而厚生。“叛則必伐，服而舍之，”這是載於典冊的制度。對於上次興師討伐，是因王承宗“戚實自貽，寵非我絕。”責任並不在朝廷。同時，也是因為成德得罪了周邊臨鎮，“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競請致討，爭先出軍。”但朝廷“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最後仍然罷兵給以貸宥。[6]現在既然“承宗果能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囷奉粟。並灶貢鹽，地願復於職方，物請歸於司會”，“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朝廷就應當“開其自新”。況且王承宗先祖王武俊，“有勞王室，書於甲令”，現在王承宗“改往以修來，誓酬恩而遷善”。朝廷若再抑而不撫，將何以示懷！因此，憲宗宣佈赦免王承宗，復其原來官職。
憲宗的詔命頒佈後，右丞崔久奉命至鎮州（今河北正定）加以宣慰。王承宗身穿素服，十分恭敬地接受詔命。從此不敢再與朝廷公開作對。特別是第二年李師道被憲宗討平以後，“承宗奉法愈謹”，再次上書，請官府在成德諸州各派錄事參軍一人、判司三人，每縣派縣令一人，縣主簿一人。所有官吏的補授，都由朝廷決定。[7]
自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王承宗歸服，至長慶元年（821年）七月，承德鎮一直是比較穩定的。雖然王承宗本人沒有入朝，但在當時接受王承宗的主動歸服，仍然是明智的。
[1] 《舊唐書》第15卷，第462頁。
[2] 《元稹集》第24卷，第272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3]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8頁。
[4] 《舊唐書》第142卷，第3881頁。
[5] 《唐大詔令集》第122卷，第599頁。
[6] 《舊唐書》第142卷，第3882頁。
[7] 《舊唐書》第142卷，第3882頁。
唐代文物
二、爭取平盧歸服的失敗
在朝廷征討淮西吳元濟的三年時間裡，憲宗曾征招諸道軍隊參戰，可是，始終未請平盧軍隊出兵。憲宗擔心李師道會借出師之名，與吳元濟軍隊相互配和，幹擾征討大局。
然而，三年多時間裡，李師道卻一直十分“活躍”。除在兩京製造燒糧倉、刺宰相、亂東京等重大案件，以幹擾朝廷征討淮西的戰略以外，李師道還曾直接出兵到彭城（今江蘇徐州）一帶，襲擊官軍，支援吳元濟。[1]只是由於魏博方鎮的制肘，李師道才沒敢大規模南下。
元和十二年（817年）當朝廷派李光顏軍攻取淮西淩雲柵（今河南郾城一帶），淮西已呈現出敗亡之象時，李師道不但不敢再公開支援吳元濟。而且他派遣使者入京，請求歸順。憲宗為集中力量打擊淮西，同意李師道的請求，派給事中柳公綽慰撫李師道，並加其官為檢校司空。[2]
然而，無論是憲宗還是李師道心裡都明白，平盧的所謂“歸順”僅僅是個表像，並沒有任何實際內容。
蔡州吳元濟失敗以後，憲宗利用勝利的大好形勢，派遣心腹之臣、比部員外郎張宿前往鄆州，諷令李師道割地質子。
如果說平淮西之前，李師道的所謂“歸順”只是停留於表面的話，那麼現在，憲宗則要求李師道在實際上真正歸服了。
圍繞著是真正歸服朝廷還是繼續負隅頑抗這一問題，平盧李師道統治集團內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其實，自李師道即位任節度使以來，平盧方鎮內部就始終存在著歸服朝廷還是反叛朝廷的兩個派別，他們之間存在著尖銳的鬥爭。
元和元年（805年），李師道初掌軍務，朝廷任命久久不至。李師道準備搶掠周邊州縣以對朝廷施加壓力。渤海人高沐堅決反對。高沐主張李師道馬上請求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奉表於朝廷。李師道聽從高沐的意見，取得了憲宗的任命。
此後，每當李師道準備謀反時，高沐都與郭昈、李公度等人加以勸諫阻止，並且常常徵引古今君臣之義、成敗之事曉諭李師道。[3]然而，以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為首的另一派，利用李師道對他們的信任，竭力主張反叛朝廷。他們告誡李師道，不要以貢獻十二州之地為代價，成全了高沐等人的聲名。在李文會等人的挑撥下，李師道開始疏遠高沐等人。將高沐排除出核心集團，派其出任萊州（今山東掖縣）刺史。高沐在萊州上書朝廷，盛誇山東煮鹽之利，得其地則可以富國。同時高沐也向憲宗秉報了李師道的種種不軌圖謀。[4]
李師道的孔目官林英，利用入京進奏吏從京師歸來的機會，秘密向李師道報稱高沐已歸附朝廷。李文會此時也對高沐加以誣陷。於是，李師道開始對主張歸順朝廷的官員大加鎮壓。高沐被處死。郭昈、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等人都被指責為高沐之黨，或者關押、或者流放。
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郭曠在被捕以前，的確曾派心腹郭航赴武寧鎮聯絡官軍李願，稱平盧沿海萊州、淄州（今山東淄博）等地只有罪人駐守，防備薄弱，官軍可以派三千人直接渡海攻取。為防止事情洩密，郭昈在密信中署名為劉諒。李願收到郭昈此信以後，立即上報憲宗。憲宗令大臣們計議。不少人認為這是李師道設下的圈套。因為劉諒是李師道的親信之一。不會聯絡官軍進攻平盧。
有鑑於此，憲宗對郭昈的密奏，沒有採納。郭航自武寧返回平盧以後，李師道突然召見郭昈。郭昈以為事情已敗露，準備自殺。郭航卻說，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我死則君無患。於是自殺。郭昈雖未暴露，但受到李師道的猜疑，因而當高沐被殺之際，郭昈也被囚捕。[5]
淮西被平服之前，李師道對於勸其歸順朝廷的官吏一直採取高壓的政策。然而淮西的失敗，使李師道又不得不重新考慮歸服朝廷的問題。主張歸順與主張繼續反叛的兩派，鬥爭又激烈起來。
憲宗的特使張宿來到鄆州以後，針對李師道愛面子、不肯居於人下、不肯屈服朝廷的心理，為李師道分析歸順朝廷的理由。張宿說：“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6]
張宿又指出：平盧近二年反狀已暴露，然而憲宗仍允許自省，李師道應抓住這一良機，趕快納子割地贖罪。李師道的判官李公度、李英曇等主張歸順朝廷的官吏，也乘機進言，請李師道早下決心。於是，李師道決定立即遣使入朝，請求納質割地。憲宗隨後批准李師道的請求，允許其割削沂、密、海三州，並以長子入朝侍衛。不久，李師道派使者林英入京，獻上三州圖印，並奏報李師道長子赴京的具體日期。平盧的歸服完成在即。
此時，李師道統治集團內部，主張繼續對抗朝廷的一派，又一次發起反撲。李師道的妻子魏氏反對以子入質，與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等共同勸說李師道：“自先司徒（指李正己）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地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7]李師道歸順朝廷之心，本來就不十分堅定，聽了這番話，頓時大悔。於是準備殺掉勸自己歸順朝廷的李公度。後經賈直言勸諫，李公度才免於一死，但被押入大牢。對於主張歸順的李英曇，李師道將其貶至萊州，半途中，又下令將其縊死。至此，主張歸順朝廷的一派，又被鎮壓下去。
元和十三年（818 年）正月二十一日，憲宗派左常侍李遜至鄆州宣慰。李遜到達鄆州，李師道一改不久前接待朝廷特使的謙恭態度，在官衙前大擺兵陣，刀矛劍戟，排列數裡，名為迎接，實欲示威。李遜盛氣正色，毫不畏懼，昂首走過兵陣。入衙後，李遜向李師道陳說禍福，並要李師道對歸服朝廷一事有明確的態度。以便歸朝時報告天子。李師道退下以後，與其心腹密謀。其黨羽都說可以暫時偽許歸服朝廷，來日再上表陳說難處，加以拒絕。
從李師道的回話，李遜已覺察到李師道並無真心歸服朝廷。歸京以後，李遜向憲宗建議，李師道頑愚反復，恐怕必須用兵。果然，不久李師道上表，陳說平盧軍情不穩，不能納質割地。至此，憲宗企圖爭取平盧歸服的努力終於流產。對平盧用兵的問題，開始提上日程。
對於李師道決心與朝廷對抗的態度，平盧方鎮內部仍存在鬥爭。元和十三年（818 年）四月，李師道幕僚賈直言不顧生死，二次向李師道進諫，主張歸順朝廷。無效以後，賈直言第三次抬著棺木進諫，仍不見效。賈直言第四次將妻子兒女及自己監於車中，抱著必死的決心，再次進諫。李師道大怒，將賈直言打入牢中。[8]
[1] 《新唐書》第193卷，第5556頁。
[2] 《新唐書》第213卷，第5993頁。
[3] 《舊唐書》第187卷，第4911頁。
[4] 《新唐書》第193頁，第5557頁。
[5] 《新唐書》第193卷，第5556頁。
[6] 《新唐書》第213卷，第5993頁。
[7]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50頁。
[8]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51頁。
唐代文物
第二節 討平李師道
一、大軍壓平盧
爭取平盧歸服的努力落空以後，憲宗決定對李師道用兵。但是，憲宗仍存在一定的顧慮：
即征討淮西的戰爭剛剛結束不久，如果馬上進行對平盧的戰爭，朝廷在財力、物力等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難。三年來，征討淮西的戰爭，耗費軍資在一千萬貫以上，[1]國庫為之虛竭，百姓為之疲憊，人人都有罷兵息役的願望，馬上發起對平盧的征討，可能會引起大臣們的反對與百姓的不滿。
此外，平盧與淮西在地理方位上利弊不同。淮西居於中原腹地，四面無黨援的方鎮，朝廷可以四面環而圍之進攻。而平盧的地理方位，東靠大海，北有黃河，朝廷軍事力量的展開受到一定的限制。
從經濟軍事實力上來看，平盧比淮西的經濟、軍事實力更為強大。淮西方鎮，領有蔡、申、光三州，戶口數即以天寶年間（742 ～ 756 年）最高時估計，也不過十餘萬戶，五十七萬餘人。況且元和時期，淮西的戶口比天寶時期有較大減少。[2]平盧方鎮的戶口則大大超過淮西。平盧佔有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等十二州（今山東大部地區），戶口數如果按天寶年間計算，除密州以外，其餘十一州戶數為六十四萬七千一百八十六戶。十二州人口數為三百九十九萬九千餘人。元和時期（805 ～ 820 年），平盧戶數口數，史書缺載，但估計不會低於五十萬戶，三百多萬口。[3]長期以來，平盧不向朝廷申報戶口，不納賦稅，元和初李師道關於請官吏，申戶口的許諾並未落實，加之又佔有東方沿海漁鹽之利，經濟實力遠在淮西之上。從軍事實力上來看，平盧將士雖不如淮西將卒驍勇，但平盧十二州擁兵數十萬，遠比淮西的六、七萬將卒多得多。[4]
鑒於以上幾方面原因，憲宗不能不慎重對待征討平盧方鎮的問題。為了能使群臣在討平盧這一問題上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元和十三年（818 年）六月二日，憲宗發佈《令百僚議征李師道敕》，敕文曰：
李師道潛包禍心，偽布誠懇，緣自淮西用兵以後，愆釁屢彰。累有疏陳，請舍凶逆；當道租稅，頻年不送；陰通信使，屢致帛書。又逆黨訾家珍等，蓄聚凶徒，謀燒洛邑，所圖不軌，臨發事彰。又使其徒燒劫河陰庫倉，詛國大計。中使李重秀宣諭到本道，又縱官健陵暴。況又元和十年六月傷害宰相。事之端本，實啟潛謀，凡此罪名，皆不當赦。朝廷以新平淮寇，貴且息人，素為含容，令其獻效。師道自知罪過難掩，群言累違，崔承寵、王玄同自將表陳，請令長子入侍，兼獻沂、密、海三州。林英續來，又獻三州圖印，並奏其男發日。國家每務宏貸，屈法招綏，今忽翻然盡變前意，應所陳列，無非妄言。其師道並軍將健兒表共三道，詞頗勃慢，宜出示百僚，議可征可舍以聞。[5]
敕文一一羅列李師道的種種罪行，請百官討論決定是否征討。
憲宗的意圖是明顯的，他相信大臣們在征討淮西取得勝利的形勢下以及瞭解李師道的狂勃以後，一定會支持自己對平盧用兵。果然，百官在閱讀了李師道所上三表後，“眾怒一心，咸請致誅。”意見空前一致，這在十餘年來征討藩鎮的過程中是少有的。
既然獲得眾官的支持，憲宗主意已定，七月三日，憲宗發佈《討李師道詔》，詔文更為詳盡具體地羅列李師道的罪行。其中增列了李師道自成德向朝廷歸還德、棣二州以來，派人寇掠德、棣，焚毀村落，縱暴挺災，大肆鴟張，曾無畏忌等新的罪行。關於討伐平盧軍隊的配置。憲宗詔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等軍，“節度兵馬，分道並進，同力攻討，相為犄角。”同時宣佈，削奪李師道所有官爵。平盧將士如能梟斬李師道者，過去是六品以下官者，授三品正員官；過去是五品以上官者，節級超獎，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6]
自四月李師道拒絕納質割地，到七月憲宗正式頒詔征討平盧，朝廷在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調動：五月十三日，憲宗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任義成節度使。義成治所在滑州（今河南滑縣），地處平盧方鎮的濮州（今河南濮陽）、曹州（今山東菏澤）之西。李光顏為征淮西的驍將，其出任義成節度使，加強了對平盧西部的進攻力量。[7]
七月一日，憲宗詔令李愬出任徐州刺史，武寧節度使。武寧治所在徐州（今江蘇徐州），地處平盧方鎮的鄆州（今山東鄆城東）、兗州（今山東兗州）之南。平定淮西以後，憲宗本擬調李愬出任隴右節度使，考慮對吐蕃用兵，但形勢的變化，使憲宗決定將討淮西的第一勇將李愬任命為武寧節度使，加強平盧以南官軍的進攻力量。
在平盧以北，憲宗早在二月時即以鄭權擔任橫海（今河北滄州南）軍節度使，從北方進攻平盧。
經過憲宗的精心部署，在平盧方鎮的正西滑州方向，有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軍；在南部，有武寧節度使李愬軍及楚州刺史李聽軍；在西南，有宣武節度使韓弘軍；在西北，有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軍；在正北方向，有橫海節度使鄭權軍（後改為烏重胤）。憲宗從五個方向完成了對李師道平盧鎮的半圓型包圍。使李師道受到來自多方的軍事壓力（參見征討平盧示意圖）。
實際上，自四月李師道拒絕納質獻地以後，朝廷已與平盧處於戰爭狀態。五月，憲宗調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出任剛從成德王承宗手中收回的棣州刺史，詔令以河陽兵馬送曹華至棣州的滳河（今山東商河）。曹華原是宣武軍牙校，德宗末年吳少誠叛亂時，曹華便因驍勇有智擔任襄城戍將，受到德宗特賜旗甲。憲宗討淮西時，曹華任烏重胤的副手，為行營副使，前後與吳元濟軍數十戰，功績卓著。憲宗調曹華出任棣州刺史，目的是要加強平盧以北的官軍攻勢。[8]
當河陽兵馬送曹華赴棣州時，滳河縣已為李師道派軍佔領。曹華率軍收復滳河，殺平盧軍二千餘人。捷報至京師，憲宗詔令以曹華擔任橫海節度副使。[9]
七月，憲宗發佈《討李師道詔》以後，對平盧的戰爭全面展開。橫海節度使鄭權首先在齊州福城（今山東濟陽縣西北）斬平盧軍五百人。[10]九月，宣武軍節度使韓弘親率軍隊包圍曹州。自元和九年（814 年）征淮西，韓弘身為統帥，除派其子韓公武率三千人馬隨李光顏作戰以外，並未直接參與對淮西的作戰。此次韓弘親自出馬攻平盧，表示對憲宗詔令的重視。[11]十月，武寧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在兗州魚台（今山東魚台境內）擊敗平盧軍三千人。十一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軍自揚劉（今山東東阿北）渡黃河，在距平盧鎮治所鄆州（今山東東平西北）四十里處下營。[12]十二月，田弘正率軍在東阿（今山東東阿西南）擊敗平盧軍三萬餘人，殺敵一萬，活捉三千。不久，田弘正在陽谷（今山東陽谷東北）再次大敗李師道五萬人。[13]此戰，給平盧軍隊以重大的打擊，李師道軍隊士氣大受挫損。
早在數月以前，魏博田弘正即向憲宗請求，自黎陽（今河南滑縣北）渡河，入滑州與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軍會合，共擊平盧。宰相裴度認為，魏博軍隊既然渡河，便不可再退，必須立即進軍，方能成功，然而兩軍共同出兵，搞不好會互相猜阻。與其使魏博渡河後觀望，空耗度支糧草，不如秣馬厲兵，待霜降水落以後直接從揚劉渡河，直逼鄆州，那樣，平盧敵軍必然動搖。憲宗深思以後，採納了裴度的意見。數月後果然取得東阿、陽谷大捷。
元和十三年（818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魏博、義成軍派人押送俘獲的平盧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至京師。為分化瓦解李師道軍隊，憲宗詔令赦免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憲宗在詔令中指出：
魏博及義成節度送別擒獲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兵馬使朱澄等共四十七人，附麗凶黨，抗拒王師，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其人久居汙俗，昔被脅從，況討伐以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殺。況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為屈法，庶使知恩。並宜特從釋放，仍令卻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軍，各委節度，收管驅使。如緣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賞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14]
憲宗發佈的這一《宥淄青大將敕》，是一篇政策性很強的詔文，它清楚地向平盧方鎮的軍民表明：朝廷所要重點打擊的是李師道，其餘協從，官府可以赦免。憲宗的這一政策很快便收到了效果。當一些俘虜返回平盧以後，宣傳憲宗的旨意，平盧向官軍投降的將士日夜相繼，平盧軍隊的士氣更加動搖。這為劉悟後來的反正，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為解決軍餉不足的困難，憲宗自六月便從內庫調出絹帛三十萬匹、錢三十萬貫供應前線。九月六日，再次調撥內庫絹帛十萬匹供軍。[15]
元和十三年（818 年）十二月三十日，武寧節度使李愬率軍攻克平盧兗州的金鄉（今山東金鄉），破敵二萬餘人。金鄉為兗州的軍事要地，金鄉的攻克，為官軍北進創造了條件。自七月開戰以來，李愬已率軍先後與平盧軍隊作戰十一次，次次都取得勝利，擒敵將領五十餘人。此次金鄉的攻克，更具有重要意義。[16]
元和十四年（819 年）正月初一，新的一年到來之際，因東方戰事方酣，憲宗取消了元日朝賀。[17]
官軍的一再勝利及平盧的一再失敗，使李師道統治集團內部的戰和派鬥爭再起。許多將士認為，主張頑抗朝廷的李文會是奸佞之臣，當初高沐、郭昈、李存、李英曇等為李師道忠心謀劃，李文會卻鼓動李師道殺死高沐、李英曇，囚禁郭昈、李存，致使平盧今日危在旦夕。因此，將領們紛紛要求處理李文會。李師道為穩定軍心，將李文會調出鄆州，任登州刺史。招還郭昈、李存。然而，李師道的這些補救措施為時已晚。
元和十四年（818 年）正月二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攻克曹州的考城（今河南民權西南），殺敵二千餘人，曹州南部為官軍所控制。正月七日，平盧的海州沭陽（今江蘇沭陽）縣令梁洞舉縣投降於楚州刺史李聽。李聽是德宗時名將李晟第十三子，襲淮西名將李愬之弟。第一次征成德時，曾獻計智擒盧從史。討平盧以來，李聽負責從楚州方向率淮南軍隊進攻平盧。平盧軍隊向來輕視淮軍。李聽暗中對淮南軍隊嚴加訓練，出其不意，進攻沭陽，致使梁洞投降。海州的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南）、懷仁（今江蘇贛榆北）守軍也望風乞降，平盧的海州，被官軍全部收復。[18]
在平盧北部的戰場上，由於滄州（今河北滄州東南）刺史李宗奭不服從橫海節度使鄭權的指揮，戰事受到嚴重影響。為此，憲宗立即派中使追令李宗奭歸京。而李宗奭鼓動部下上表，稱士兵欲亂，李宗奭不能離州。憲宗十分惱火，於元和十三年（818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佈詔令，徵調在討淮西戰爭中屢立功勳的驍將、河陽節度使烏重胤出任滄州刺史、橫海節度使、滄、景、德、棣觀察等使。滄州將吏擔心烏重胤到任後會追查懲罰參與李宗奭拒詔的同夥，將李宗奭驅逐出滄州。李宗奭無耐，只好返京。對於李宗奭不顧大局、熱衷權利、悖慢詔令貽誤戰局的行為，憲宗堅決予以懲處，下令將李宗奭斬於京師西南的獨柳樹下。籍沒其妻子兒女，流放其弟李宗爽於邊州。[19]
元和十四年（819 年）二月，武寧節度使李愬在沂州（今山東臨沂）攻取丞縣（今山東棗莊市南），使官軍進一步向北推進。義成節度使李光顏在濮州也連連破敵，殺敵數千，攻取斗門城、杜莊柵等地（今山東濮陽南），與北部的田弘正軍、南部的韓弘軍、李愬軍形成“諸軍四合”的局面。[20]
[1] 《舊唐書》第135卷，第3740頁。
[2] 《元和郡縣圖志》第10卷，第257頁。
[3] 《元和郡縣圖志》第10卷，第310~313頁。
[4]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50頁。
[5] 《唐大詔令集》第120卷，第583頁。
[6] 《唐大詔令集》第120卷，第583頁。
[7]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51頁。
[8] 《舊唐書》第162卷，第4242頁。
[9]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51頁。
[10] 《舊唐書》第124卷，第3540頁。
[11]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51頁。
[12] 田弘正下營處，《舊唐書·李師道傳》記為距鄆州九十里。《舊唐書·田弘正傳》及《資治通鑒》第 240 卷載為四十里。《通鑒》所據為《實錄》，當以《通鑒》所載為是。
[13] 《舊唐書》第15卷，第466頁；《新唐書》第212卷，第5994頁。
[14] 《唐大詔令集》第122卷，第599~600頁。
[15] 《舊唐書》第15卷，第463頁。
[16] 《舊唐書》第133卷，第3681頁。
[17] 《舊唐書》第15卷，第465頁。
[18]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57頁。
[19] 《舊唐書》第159卷，第4188頁。
[20] 《舊唐書》第124卷，第3540頁。
唐代建築昆明東西寺塔
二、劉悟返兵擒師道
官軍的節節勝利與步步緊逼，使李師道惶惶不可終日。前方小有敗績傳來，便手足無措。為挽救敗局，做好最後頑抗的準備，李師道徵發百姓修治鄆州（今山東鄆城東）城塹，加強守備力量。勞力不足，役及婦女，百姓們既恨又怕。另一方面，李師道還對獲勝抱有一線希望，一再督令陽谷前線的都知兵馬使劉悟出戰。
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是唐玄宗時平盧節度使劉客奴之孫。劉客奴原是平盧軍游奕使，在安史之亂時，殺掉安祿山任命的平盧節度使呂知誨，奏報朝廷。天寶十五載（756 年），劉客奴被任命為平盧軍節度使。劉悟的父親劉全諒，德宗時任汴州（今河南開封）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1]劉悟作為功臣之後，自幼以勇力著名。一次在馬球比賽時，劉悟在擊球中將時為節度使的李師古連人帶馬撞翻在地。李師古大怒，起身後準備下令殺掉劉悟，但劉悟卻直言不屈，毫不畏死。李師古感到人才難得，不僅沒有處罰劉悟，反而令其統管後軍，倚為心腹，委以都知兵馬使的重任。[2]
憲宗征討平盧以來，李師道派劉悟負責鄆州以北的防務。因軍資短缺，李師道命令劉悟徵發商人錢為軍資，劉悟卻往往寬貸商人、百姓，人皆感激，稱其為“劉父”。劉悟平時待部下寬惠，法令統一，講求信用，士卒樂為之用。[3]
但是，在魏博、義成軍隊的強大攻勢下，劉悟連連失敗。此時，有人向李師道進言，稱劉悟不修軍法，專意收買人心，恐有異志，宜早圖之。李師道因此將劉悟從前線召回，準備借機將其殺死。但又有人勸止：“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李師道本無主意，聽說此言以後，仍將劉悟派回前線，並厚贈金帛以安慰劉悟。[4]對於李師道的懷疑，劉悟已有所瞭解，還營以後，暗中已在做應變的準備。李師道為防止劉悟兵變，任命劉悟之子劉從諫為門下別奏，名為重用，實則留在鄆州作為人質。而劉從諫卻利用每日與李師道諸心腹遊戲的機會，探得李師道的不少密謀，及時通報給在前線的父親。
元和十四年（819 年）年初，有人繼續向李師道進言，認為劉悟終究要成為禍患，不如及早除之。二月八日，李師道派遣心腹使者兩人攜手令前往陽谷，命令列營兵馬副使張暹斬殺劉悟首級進獻，事成由張暹統軍。然而，李師道並未瞭解張暹與劉悟的密切關係。張暹得信以後，不僅沒殺劉悟，反而與劉悟密謀，殺掉了李師道的二個使者。為防止消息洩露，劉悟在營中嚴加戒備，不許一人走出。
天黑以後，劉悟召集眾將領，厲色而言：悟與諸公不顧生死抵抗官軍，對得起李師道。而李師道現在卻聽信讒言，派人來取我的首級。我死，諸公將繼之。況且天子所要誅殺者，唯李師道一人。魏博兵強，出戰則敗，不出戰則死，今日平盧軍勢日衰，我等為什麼要隨李師道一起族滅呢。願與諸公卷旗束甲，還擊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誅殺李師道。如此則不僅可以免除死亡，且可共圖富貴。[5]
劉悟的一番話，將領們顯然缺少思想準備，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將之首，很久才以懷疑的口吻問道：“事情果能成功嗎？”劉悟見此，厲聲罵道：“你要與李師道合謀嗎？”呵令士卒立即將其拉出斬首。隨後，劉悟逐個請將領表態，凡有遲疑及態度不明者，一律處死。平時在軍中作惡多端、為眾將士所痛恨者也一起處死。前後所殺三十餘人，血流遍地，屍首堆於帳前。眾將士見狀，紛紛表示聽劉悟的指揮。於是，劉悟召集全軍士卒，宣佈李師道之罪，規定攻入鄆城，人人賞錢十萬。除軍資以外，城中諸官及逆黨財物，任由掠取，有仇者報之。
當夜，劉悟命令士卒飽餐後全副武裝上路，向鄆州進發，人銜枚，馬縛口，遇有行人，則予以拘留，防止走漏消息。所到之處，無人知曉。[6]元和十四年（819 年）二月九日晨，劉悟率軍到達鄆州數里時，天色尚未黎明，劉悟命令將士們就地待命。聽到城頭上巡邏報更的木梆聲停止以後，才派出十人來到鄆州城下，聲稱劉都頭奉節度使手令入城。也許是事先已獲得通知，守門人稱必須秉報李師道獲准後才可入城。十餘人此時拔刀欲斬守門士兵，守門將卒一哄而散。劉悟率大軍迅速入城，喊聲大起，一片混亂。等劉悟進入廓城，子城已大門洞開。李師道退守牙城。然而，牙城中兵員不過數百，最初尚有人向外射箭，後見勢力難支，紛紛放下武器投降。
劉悟率將士進入平盧節度使府衙，搜捕李師道。此時李師道與其兩個兒子正藏於床下，被士兵搜出。劉悟命將李師道父子押於衙前空地之上。李師道要求面見劉悟，劉悟派人傳言：我奉天子密詔，擬將你押解京師面見皇上，可是你還有什麼顏面再見皇上呢！李師道請求免死，其子李弘方歎道：事已至此，速死為幸。於是，劉悟下令將李師道父子三人斬首。隨後，劉悟命令左右都虞侯巡行街坊和集市，停止將士焚掠，城中迅速安定下來。劉悟召集城中將士百姓在賽馬球場集中，劉悟乘馬巡視一周，一方面安撫慰勞眾人，同時，下令將李師道心腹魏銑等二十餘家處死。[7]劉悟下令放出李公度，二人相見，執手而泣。一直主張歸服朝廷的賈直言也被放出。[8]
劉悟自陽谷前線返兵襲擊鄆州之前，已通知田弘正進駐自己的營地，並告知田弘正：如果襲鄆州成功，將以城上烽火為號，萬一城中有備不得進入，請田弘正率領魏博軍隊前來相助。事成之日，功勞皆歸魏博。至此，田弘正見到鄆州烽火，知道襲擊已獲成功。劉悟隨後派人將李師道父子三人首級傳送田弘正軍營，田弘正立即上報憲宗。由於鄆城已破，李師道已死，平盧所有州縣的守將也全部歸服朝廷。[9]
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十四日，田弘正的使者入京，向憲宗奏報鄆州之捷。憲宗極為高興，雖然平定平盧早已在預料之中，但勝利來得這樣快，這樣順利，卻也超出了憲宗的預想。二月二十一日，李師道首函傳至京師。
[1] 《舊唐書》第145卷，第3938頁。
[2] 《舊唐書》第161卷，第4230頁。
[3] 《新唐書》第214卷，第6012頁。
[4]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2頁。
[5] 《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3頁。
[6]《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3頁。
[7]《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4頁。
[8]《新唐書》第214卷，第6013頁。
[9]《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5頁。
武則天乾陵
三、收復平盧的善後事宜
討伐平盧的戰爭，從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正式開始，至元和十四年二月九日李師道被擒殺結束，整個戰役只有半年多時間便結束了。戰爭的結果證明，憲宗的最初決策是正確的。平盧雖然貌似強大，但在淮西平服、成德歸順的形勢下，這種“強大”，其實是十分虛弱的。
元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憲宗在宣政殿舉行平服平盧的受賀儀式，文武百官紛紛稱頌憲宗剿、撫兩手政策運用的成功。二十一日，憲宗登上興安門，舉行盛大的受俘儀式，群臣百姓賀於樓下。[1]憲宗頒佈《平李師道德音》，嘉獎有功將士，安排善後事宜。
憲宗高度評價劉悟返兵擒師道的義舉。憲宗在詔文中稱劉悟：“義勇中激，沈謀外通，攄三軍響順之誠，申列郡受汙之憤，回戈首唱，萬旅響從，渠魁就殲，梟獐同戮。載馳驛騎，函首上聞，氛祲廓清，方隅底定，功有卓異，理有優祟，旌善勸能，用昭必信。”
憲宗對劉悟的讚譽，並非都是虛語，的確發自內心。在憲宗看來，劉悟的奇襲鄆城、擒斬李師道，與李愬夜襲蔡州活捉吳元濟，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討伐藩鎮的關鍵時刻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為此，憲宗隨後授劉悟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食邑三千戶，賜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食實封五百戶。憲宗元和十五年中，因功食實封（即享受封戶所納租稅）達五百戶者僅李愬、劉悟兩人。可見憲宗對劉悟擒殺李師道的重視。
憲宗特別表彰了魏博田弘正及諸道討伐平盧的功績：“魏博以全軍濟河，俯壓賊壘，摧懾凶狡，導致忠良，”“既剪逆豎，宜甄茂勳”，認為魏博的大軍壓境及屢破敵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劉悟的反正。在配合劉悟擒斬李師道方面，田弘正也立有殊勳。
憲宗的這一表彰當然也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沒有魏博的東阿、陽谷之戰，征平盧之戰不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迅速結束。憲宗還指出：“諸道行營，咸盡忠力，至於攻取，克捷既聞。”[2]對於諸軍的有功將士一一予以賞賜、慰勞。
對於淄青軍將及百姓，憲宗則予以寬大和優恤。憲宗認為，平盧十二州縣官吏、軍鎮將領及諸色職掌人等“久罹脅汙，自拔無由”，故予以矜恕赦免。除個別元兇之外，其餘一切不問。對於淄青百姓，憲宗提出五條措施加以撫恤：
（1）鑒於淄青百姓“久被殘傷”，因此免除一年的賦稅；
（2）有年高廢疾及貧弱孤獨者，由觀察使慰問，發與粟帛，以度饑寒；
（3）鑒於李師道將不少百姓糧食征納殆盡，不少民戶春耕乏種，難以生計，如有此色，取所舊貯斛鬥，量事給與，令充種食，俾得存濟；
（4）李師道所徵發雜差夫役，一律放歸原處，其中有不能自存者，根據實際情況予以優恤；
（5）百姓及商旅諸色人中，凡被徵發的無名賦斂，立即停止徵收。
德音還撫恤了征討平盧戰投中陣亡及受傷的官軍將士，提出諸軍要將本軍陣亡將士審查勘核，將名銜事蹟申奏，由朝廷褒贈，優賞其家，繼續供應三年衣糧，委託所在州縣收葬，四時致祭。對於因戰傷殘者，各軍要厚加優恤。
對於李師道統治時期節義著明、無辜被害的忠義之士，由州府長吏收葬致祭。節度使到任以後，將姓名事蹟上報。憲宗詔令中持別褒獎了因勸李師道歸服朝廷而被殺害的高沐、李英曇等人。
二個月後，憲宗又專發詔書，歷數高沐的忠義事蹟，指出：“圖難忘死，為臣之峻節；顯忠旌善，有國之令猷。”高沐“劫在凶威”，卻能“潛輸忠款”，因此，“死而不朽，風聲凜然。”[3]憲宗追授高沐吏部尚書，令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屬子女，並奏聞朝廷。
憲宗如此大力褒揚高沐的忠義之舉，當然不僅僅是針對高沐個人，憲宗顯然是要通過對高沐等人的宣揚褒獎，努力樹立一種臣子為國盡忠效節的風氣。
憲宗在討服平盧以後，為了從根本上杜絕平盧藩鎮的東山再起，還採取了兩項重大的措施，這兩項措施，特別是後一項措施，在憲宗解決藩鑲的總體策略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從行政區劃上，分割平盧十二州，鞏固收復平盧的成果。從行政區劃上分割方鎮，這是自德宗以來，中央解決方鎮問題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當所要分割的方鎮還有較強實力的時候，這一措施不僅難以奏效，而且容易引起藩鎮激烈的對抗。建中三年（782年），德宗分割州縣不當，即成為後來四鎮聯兵的重要原因之一。[4]元和以來，形勢已與德宗時不同，憲宗一般都是在平服藩鎮之後，再採取行政的措施分割方鎮，因而收到比較好的效果。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憲宗令楊于陵分割平盧方鎮之地。楊于陵按照圖籍，視土地的遠近，居民士馬的眾寡、倉庫的虛實，將平盧分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5]憲宗批准了楊於陵的劃分。但是，在具體實施時，憲宗遇到了難題。當初，憲宗在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發佈《討李師道詔》時，曾規定，“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現在劉悟果然殺掉李師道。如果不使其領有十二州之地、承襲李師道之職，豈不失信於天下。況且，自平盧收復以來，劉悟已在十二州補署文武將領，更換州縣長吏，並曾對部下講：“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優。”顯然，如何安排劉悟，這是分割平盧必須解決的難題。
憲宗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王，他當然不會因當初的一個諾言輕易束縛自己的手腳，使之成為他全面解決方鎮問題的羈絆。比較棘手的問題並不在於當初諾言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憲宗擔心的是，劉悟有可能會以朝廷必須兌現諾言為藉口拒不服從調動。如果劉悟認起真來，以武力對抗朝廷，那麼朝廷收復平盧的成果將前功盡棄。
為此，憲宗秘密詔令田弘正暗察劉悟的意向。於是田弘正派心腹使者赴鄆城，託言修兩鎮之好，實際上是觀察劉悟的動向[6]。劉悟早年即以勇敢多力聞名，喜歡摔跤。入鄆城以後，常令軍中壯士進行摔跤比賽。當魏博使者來後，劉悟與其一同在庭院中觀看摔跤比賽，看到高興之時，劉悟捶肩伸臂，離座呐喊助威。當魏博使者將這些情況向田弘正彙報以後，田弘正笑道：劉悟如得詔命，一定會立即赴命，不會別有它為。
唐太宗昭陵
根據田弘正的報告，憲宗於二月二十二日下調令調劉悟任義成節度使，劉悟初聞詔令，不知所措，深感意外，但是，第二日，劉悟便登馬赴任了。行前，劉悟辟征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自隨，同時派人殺死李文會。憲宗擔心的事情，最終沒有發生。[7]
三月十日，憲宗任命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淄等州節度使。十一日，任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使、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為防止平盧舊部難以控制，憲宗將鄆城李師道原將士一分為三，分別隸屬於鄆、青、沂三州。[8]
將平盧一分為三，並調離平盧舊將，在行政區劃上削除了平盧藩鎮割據再現的條件。
由收復平盧所引出的另一項影響深遠的措施，是由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所提出的關於徹底改變方鎮軍將干預州縣行政長官權力的問題。平盧收復以後，烏重胤於三月上書指出：“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9]
烏重胤上奏所提出的問題，在唐中期以來，普遍存在。顯然，只要地方藩鎮擁有淩駕於州縣行政機構之上的軍事權力，他們得以完全控制和支配地方州縣官的現象就依然存在，因此，藩鎮以武力割據一方的狀況就不會改變。
烏重胤的上奏受到完宗的高度重視。十餘年來，憲宗雖然通過一系列的征討，平服了大多藩鎮，但如何從根本上削除藩鎮割據的條件，則是憲宗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四月十九日，憲宗採納烏重胤的建議，頒佈《支郡鎮遏屬刺史詔》，詔文說：
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州軍使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令屬刺史。如刺史帶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其兵馬名額便隸此使。如無別使，即屬軍事。其有邊於溪洞接連蠻蕃之處，特建城鎮不關州郡者，則不在此限。[10]
憲宗頒佈的這一詔令，十分重要。其關鍵之處在於：第一，取消了節度使在其所駐在州以外的一切兵權；第二，將各地軍隊分由州縣長官掌握，州縣在軍事上享有獨立權力，不受節度使制約。憲宗的用意十分明確：即削弱藩鎮節度使的兵權，擴大州縣行政長官的權力，改變過去那種節度使掌有軍權，而迫使州縣行政長官不得不服從節度使的現象。
憲宗的這一措施，正像元和四年（809年）詔令方鎮節度使不得擅征所屬州縣賦稅、州縣賦稅直接交納中央度支從而削弱了藩鎮的經濟力量一樣，從軍事權力的再分配上，進一步削弱了藩鎮的軍事力量。
憲宗關於分割節度使軍事權力的詔令，實行得怎麼樣呢?
據有關史料證實，此詔令公佈後，在全國相當多的地方，都曾按憲宗的規定進行過軍事力量指揮權的再分配。如元和十四年（819年），山南東道觀察使孟簡曾舉報均州鄖鄉縣（今湖北鄖縣）鎮遏兵馬使趙潔充兼任本縣縣令，違反憲宗的詔令，因此被罰一月俸料。同年八月，浙東觀察使薛戎上奏：“准赦，諸道所管支郡，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宜並屬刺史，其邊於溪洞、接連蠻夷之處，特建城鎮者，則不在此限。今當道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東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請據文不屬明州。”[11]薛戎所言問題，主要是望海鎮駐軍的隸屬問題。望海鎮居海防前哨，駐有軍隊。由於望海鎮在行政上隸屬於明州，按憲宗詔令規定，望海鎮的軍隊應由明州刺史指揮。但望海鎮距明州七十餘里，明州刺史要直接指揮望海鎮的軍隊是困難的，如有戰事發生，明州刺史將難以指揮七十里以外的戰鬥，望海鎮的將士也難以到七十里外的明州去請示刺史。而望海鎮地處海防前沿，不能不駐有軍隊。因此薛戎上奏朝廷，希望能將望海鎮作為與蠻夷接連之處的“特建城鎮”處理，不再隸屬明州，這樣既不違反憲宗的詔令，又可以繼續保留望海軍的駐軍。憲宗對薛戎的建議予以批准。
從浙東觀察使薛戎上奏望海鎮之事及山南觀察使孟簡所奏趙潔之事來看，元和十四年（819年）以來，憲宗關於分割節度使軍權的詔令，在東起大海邊，西到山南東道的廣大地區是得以實行的。在烏重胤所轄的鎮海軍，由烏重胤所提出的建議得到了烏重胤自己最好的貫徹執行。後來河北再亂，而鎮海軍卻最為順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於烏重胤較好地實行了軍權分散這一措施的緣故。史書中曾有這樣一段史料：“自艱難以來，天下右武。節將權尤重，遂於所管諸郡別置鎮兵，以大將主之。幹擾郡政，或為奸盜，其弊日久。至是宰臣因烏重胤之請，始奏罷之。”[12]
其實，削弱方鎮權力，是憲宗歷來的主張，烏重胤上書，只是順應憲宗的總體政策，加快了這一過程而已。
[1]《舊唐書》第124卷，第3540頁。
[2]《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4頁。
[3]《舊唐書》第178卷，第4912頁。
[4]《資治通鑒》第227卷，第7319頁。
[5]《資治通鑒》第227卷，第7365頁。
[6]《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5頁。
[7]《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6頁。
[8]《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5頁。
[9]《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68頁。
[10]《冊府元龜》第60卷，第676頁。
[11]《唐會要》第78卷，第1442頁。
[12]《冊府元龜》第60卷，第676頁。
仿唐代建築：左圖為大明宮。右圖為大唐芙蓉園。
第三節 天下一統的再現
一、所有藩鎮的平服
憲宗從即位開始，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十幾年時間裡，先後平服西川、夏綏、鎮海、淮西、成德、平盧等強大或較為強大的藩鎮，對天下所有方鎮都產生了極大震動。如果說最初他們對憲宗的能力與決心尚有懷疑、仍持觀望態度的話，那麼淮西、平盧的平定，使他們終於認識到了憲宗決非等閒之輩，憲宗一統天下的決心與意志是不可動搖的。在這種形勢下，那些一度曾有割據行為及不恭表現的方鎮紛紛主動向憲宗俯首稱臣納貢。
淮西被平以後，最先主動歸服朝廷的是橫海節度使程執恭。橫海節度自德宗興元元年（784年）程日知任節度使以來，歷經程日知、程懷直、程執恭三代的世襲統治。元和四年（809年）憲宗征討成德時，程執恭曾率軍奉命進攻德州。實際上，橫海在節度使職位世襲、官吏自行任免、賦稅不納中央這些關鍵問題上，與河北其他藩鎮並無什麼不同。
淮西既平，程執恭以“與河朔三鎮無殊，心不自安，乃請入朝。”[1]憲宗對此當然表示歡迎。程執恭入朝後，主動辭去節度使職務。憲宗為表彰程執恭的主動歸朝，在各方面，對程知恭頗多照顧。憲宗得知程知恭在京師靖安裡的私房狹窄，特賜二十畝地令其廣建居室。授其為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等職。程執恭入朝時將兄弟子侄三十餘人遷入京師，防止他們在自己入朝以後，再行割據，憲宗都授以要位。[2]程知恭入朝以後，憲宗調華州刺史鄭權出任橫海節度使。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在收復平盧以後，宣武節度使韓弘上表主動要求入朝。韓弘自貞元十五年（799年）繼其舅舅劉玄佐任汴州刺史以來，已鎮駐汴（今河南開封）、陳（今河南淮陽）、許（今河南許昌）二十餘年。憲宗即位以來，因其鎮汴渠漕運之咽喉，“當兩河賊之衝要”，多加寵信。討吳元濟時，任其為諸軍行營都統。然而，韓弘始終未曾離開汴州一步，只是令其子率三千兵馬參戰。韓弘作為統帥，據說“常不欲諸將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3]《舊唐書》本傳稱他“危國邀功”。
韓弘“鎮大樑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己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平時韓弘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謀勇斷”，鄰封如吳少誠、吳元濟、李師道都懼其三分。每當憲宗遣使宣諭，韓弘多有輕慢不虔之意。當然，在元和之世，韓弘雖在討淮西等問題上態度消極，但平心而論，在與中央的關係上，韓弘尚不能算“有異志者”，至多是一個消極觀望者。從保障東南漕路暢通這一點來說，其對朝廷的貢獻是重大的。
憲宗平定淮西、平盧以後，使歷來號稱沉穩的韓弘再也難以矜持下去了。一方面，他開始主動向朝廷進獻，越是隨著憲宗平藩成果的擴大，韓弘的進獻越加增多。元和八年（813年）八月，韓弘進貢絹五百匹；元和十三年（818年），進絹五萬匹；元和十四年（819年）初，進貢助平淄青絹二十萬匹；[4]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進絹三十五萬匹，絁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5]另一方面，韓弘主動提出入朝要求。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二日，韓弘率牙校隨從一千餘人，二十年來第一次朝見天子。由於韓弘腳有疾患，憲宗特令中使下殿扶持，賜宴加官。在京期間，韓弘三次上表，堅決請求辭去軍職，留在京師奉朝請。
對於韓弘主動朝見並辭去宣武節度使一職，憲宗十分高興。八月三日，特別發佈詔令予以嘉獎。在詔令中，憲宗一方面追述韓弘多年來“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凶禁暴之略，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欲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嶽。”[6]征淮西“命統群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討平盧“惟乃有略地之效。”另一方面憲宗表示，對於韓弘辭去節度使的請求“難違其衷懇”，同意其留京，並授以中書令之職。
韓弘入朝以後，憲宗派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替韓弘出鎮宣武軍。至此，多年來一直令憲宗放心不下的宣武軍問題也宣告解決。
河北三鎮的盧龍鎮，自憲宗第一次討伐成德王承宗以後，節度使職務一直為劉總所掌握。劉總毒死父親襲領軍政以來，盧龍鎮實際上又遊離於朝廷的控制之外。劉總在元和五年（810 年）憲宗第一次征成德失利以來，一直以觀望的態度看待憲宗對藩鎮的討伐。在元和十年（815 年）憲宗第二次討成德時，劉總出兵佔領成德武強一地後，便屯兵不進，坐取官餉每月十五萬緡。對此，憲宗雖然十分氣惱， 卻又不能加以懲治，只好“外示崇寵”，[7]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淮西、平盧的平定及王承宗成德的歸服，使劉總失去屏障與犄角，“大恐”，日夜思慮自安之計。譚忠乘機勸道：“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翼、齊、魏稱王，郡國弄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辟、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強，或首於都市，或身為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指盧龍）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為君憂之！”[8]
譚忠的一番話深深打動了劉總，劉總涕淚俱下，自知在全國割據藩鎮紛紛歸順的形勢下，要保持盧龍的半割據狀態已不可能。於是，劉總上疏，願意奉朝請入朝。雖然憲宗未能來得及接受劉總的入朝，實際上自成德歸服、平盧收復以後，盧龍已無所能為了。不久，劉總上書將盧龍鎮一分為三，請朝廷任以朝官，並將朱克融等驍校送入京師，自己則削髮為僧。後來穆宗賜其號為大覺師。[9]盧龍方鎮的問題也得以解決。
[1]《舊唐書》第143卷，第3905頁。
[2]《舊唐書》第143卷，第3905頁。
[3]《舊唐書》第156卷，第4134頁。
[4]《冊府元龜》第485卷，第5798頁。
[5]《舊唐書》第156卷，第4134頁。
[6]《唐大詔令集》第48卷，第213頁。
[7]《舊唐書》第156卷，第4136頁。
[8]《新唐書》第212卷，第5976頁。
[9]《舊唐書》第143卷，第3902頁。
唐代建築大雁塔
二、沂州之屠
平盧收復以後，憲宗將平盧一分為三，任命王遂為兗、海、沂觀察使。
王遂是武后時名臣王方慶的後代，以長於吏治聞名於時。曉達錢谷，特別專長於聚斂興利。對待屬下執法嚴酷。憲宗征淮西，大力任用錢谷之吏以集財賦，知道王遂強幹，任其為宣州（今安徽宣城）刺史，宣歙觀察使。征討平盧李師道時，憲宗又任命王遂任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誅滅李師道後，王遂一次進貢羨餘多達一百餘萬，而當時官軍的一年兵食也只為三百萬石，憲宗因此認為王遂是難得的人才，十分寵信。收復平盧後，任其為沂州（今山東臨沂）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1]然而，憲宗以刻薄聚斂之臣，統治新近收復之地，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王遂上任以後，不以安定人心、撫恤百姓為急務，專以嚴酷聚斂為能事。執法動輒使用酷刑。府中所用笞杖，遠遠大於官府的規定。對自鄆城遷來李師道舊將士，更是隨意污辱，動不動便罵他們是“反虜”。元和十四年（819年）盛夏季節，王遂不顧天氣炎熱，強迫鄆城士卒為他修建府第。督責峻急，引起將卒們的憤怒。七月十五日，役卒王弁等人在沂水洗浴時密謀：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起事亦死，不如死於起事。於是共謀次日舉兵。
七月十六日，王遂正在府中宴飲，中午時分，王弁等五人衝入府中，首先將副使張敦實射死，又將王遂及監軍使捕獲。歷數王遂用刑苛暴、酷暑興役等罪後，將其斬首。王弁自稱沂州留後，升廳發號施令，與監軍抗禮。監軍迅速將此事上報憲宗。[2]
接到沂州監軍的奏報，憲宗震怒了：十餘年來，在收復的所有藩鎮中，降卒殺死朝廷高級命官尚是第一次。如果聽之任之，首開此例，天下將何以安定！憲宗因此決定給予嚴懲。七月二十八日，憲宗任命棣州（今山東惠民東南）刺史曹華出任沂、海、兗、密觀察使，率棣州之兵趕赴沂州。為防止王弁抵抗，引起青、鄆等州的變亂，憲宗假意任命王弁為開州（今四川開縣）刺史，並派遣中使賜以任官的告身等物。中使到沂州後欺騙王弁說：開州已派人在路上迎候，請留後立即出發。王弁雖不完全相信中使之言，卻也無奈，只好上路。最初，王弁隨身兵士尚有一百多人，然而剛剛進入徐州境內，兵士便被逐漸減少，未至開州，王弁已被銬上了杻械，直接押送入京。九月三日，憲宗下令將王弁腰斬於東市。[3]
曹華奉命率棣州軍隊進入沂州後，將士前來迎接者，曹華都以好話加以安撫，稱朝廷不再追究將士殺王遂之罪，請他們一道歸城，安居如初。將士們也不再懷疑。
曹華視事三日以後，在府中埋伏甲士一千多人於幕後，然後招集所有眾將士說：“天子以（鄆城）軍隊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鄆州將士們信以為真，沂人、鄆人分隊而立。曹華請沂人離開府中，隨後關閉府門，對鄆城將士們說：“王常侍（王遂）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言語剛落，棣州伏兵齊出，將鄆城將士一千二百餘人全部殺死，沒有一人能夠逃脫。一時間，哭喊之聲驚天動地，門屏間紅色血霧升起一丈多高，久久不散。
曹華的此次屠殺，當然並非他個人所能決定，“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4]因此才安排了此次對鄆城遷來李師道舊部的斬草除根之舉。
對於憲宗下令屠殺鄆州降卒的做法，宋人司馬光曾在《資治通鑒》一書中給予嚴厲批評：
《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苛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仇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5]
司馬光是封建社會的史學家，他從封建社會傳統的道德觀出發，深刻地指出沂州事件的主要根源在於憲宗用人不當，王遂的苛政導致了兵亂。憲宗不察事情原委，命曹華濫殺無辜，是極端殘忍、極端錯誤的。司馬光由此認為，憲宗之所以“美業所以不終”，正是由於只圖近利，不講儒家大信的結果。
[1]《舊唐書》第162卷，第4242頁。
[2]《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0頁。
[3]《舊唐書》第15卷，第470頁。
[4]《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2頁。
[5]《資治通鑒》第241卷，第7773頁。
唐代建築小雁塔
三、平定藩鎮的歷史條件與個人作用
從唐中葉代宗廣德年間（763～764年）始封河北降將、藩鎮割據局面形成以來，至唐憲宗元和末年掃平割據藩鎮，天下再歸一統，前後經歷六十多年。其間代宗、德宗、順宗都曾進行過削除藩鎮，重新統一天下的努力，然而他們最終都未能取得成功。而憲宗卻在短短的十多年裡，先後平服了西川、夏綏、鎮海、淮西、成德、平盧、盧龍等大河南北數十個藩鎮，使安史之亂以來中衰的大唐國勢重新為之一振，憲宗成為唐中期以後唯一一位再度統一天下、初步實現國家中興的君主。
憲宗成功平定割據藩鎮、實現天下一統的原因何在呢？這是人們及史學工作者十分感興趣的問題。這裡，我們略陳管見。
經典作家在評論歷史上某些歷史人物的作用時曾指出：“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在評價個人的社會活動時會發生的真正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保證這種活動得到成功呢？有什麼東西能擔保這種活動不致成為孤立的行動而沉沒於相反行動的汪洋大海中呢？”[1]，這裡，歷史活動家成功的原因，包括了歷史活動所受到一定限制的歷史條件以及個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所發揮的作用兩個方面。
憲宗平定藩鎮的成功，同樣脫離不了唐中葉以來社會所給他提供的歷史條件及唐憲宗個人品格及才能兩個方面的作用。
從憲宗平定藩鎮的歷史條件來看，至少有這樣幾方面：
首先，憲宗即位之時，所面臨的藩鎮形勢與代、德執政時相比已有變化。對此，清人王夫之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元和之際與廣德、貞元之時，“勢”已有所不同。代宗廣德年間（763～764年）安祿山、史思明的失敗，並不是由於唐朝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是安、史自敗而唐師坐收其成。安、史雖死，藩鎮的根基並未動搖。“幽、燕、河、濟，賊所糾合之蕃兵、突騎皆生存，而梟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習於戰鬥，狃於反覆。於斯時也，雖李（光弼）、郭（子儀）固無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敵也。”[2]代宗的退讓驕之，德宗的初期剿戰及隨後的姑息，結果都是“俱取敗辱”。此原因並不全在代、德個人，而是“勢”使之然。至元和之際，天下之勢變矣。昔日與安、史同逆矯厲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僭逆者，皆紈絝驕憨、弋色耽酒之豎子也。其偏裨，則習於叛合、心離志怠、各圖富貴之庸夫也；其士卒，則坐糜粟帛、飲博遊宕之罷民也。而狎於兩代之縱弛，不量力而輕於言叛。劉辟以白麵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尋干戈，結果必然是望風而僕，應手而糜。王夫之認為，杜黃裳請討劉辟，武元衡請征李錡，李絳不加兵而服王承宗、田弘正，“皆時為之也”。“順其時，方弱而可以強，逆其時，方強而必有弱者也。”[3]
王夫之是封建史家，他所謂“勢”，“時”的觀點，雖尚有朦朧迷離之感，但他卻看到六十餘年來藩鎮內部人員構成的一些變化，看到憲宗與代、德之時歷史條件的不同，確實是精邃過人的見解。
其次，代、德以來的諸方面改革為憲宗平定藩鎮創造了條件。任何人的歷史活動，不能超越或擺脫具體歷史環境所提供的具體條件。自代、德以來，雖未能解決藩鎮割據問題，但代宗、德宗為解決方鎮問題在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所實行的一些措施，為憲宗提供了平服藩鎮的條件。
從經濟上來看，代、德之時承天下大亂劇戰之後，政府的財政體系遭到嚴重破壞，居民逃亡尚未完全歸復，稅源枯竭，開支浩繁。代宗時為解決財政困難，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兼河南江淮以南轉運使兼鹽鐵使、常平使等職， 對財政狀況加以整頓。大曆末年（776～779年），“通天下之財，而計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4]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的重要改革，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萬六千七十貫，鹽利尚不在內，[5]比之大曆末年鹽利占了大半的一千二百萬貫，稅收增加了一倍以上。據元和時宰相杜佑所編《通典》記載，實行兩稅法以後，稅收“每歲天下共收三千餘萬貫”，至元和初年，“兩稅榷酒斛艪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6]雖然兩稅法實行以後，稅收仍達不到天寶年間的五千萬貫石，但元和初年比之安史之亂後及兩稅法初期，稅收增加了很多卻是事實。兩稅法的施行，暫時解決了唐朝的財政困難，緩和了階級矛盾，重新穩定了唐朝政權。
德宗在財政和資源的積累上，接受了當年對藩鎮戰爭中中央財力匱乏的教訓，不惜以各種手段來加強中央的財政力量，到憲宗即位之時，中央政府有了較強的經濟力量，因而憲宗能夠“因德宗府庫之積”進行對方鎮的戰爭，[7]並取得統一天下的勝利。形成唐朝的“中興”之局[8]。
從軍事上來看，代、德時期在條件不夠成熟的情況下曾發動過討伐藩鎮的戰爭，受挫以後轉而注意積蓄軍事力量。貞元二年（786年），德宗吸取涇師之變時中央沒有強大武裝力量的教訓，著手建立一支直屬朝廷的武裝———神策軍。德宗晚年，中央直接控制的神策軍已達十五萬人。[9]當德宗將政權交給順宗並很快轉移到憲宗手中時，中央已能在短時間內迅速調遣一支規模較大的作戰部隊了，這為憲宗討伐藩鎮提供了軍事力量。[10]
唐代建築佛光寺
在政治上，代、德、順時期的一些改革，也為憲宗提供了好的條件。如德宗時，在加強地方官員的任免以及更多以文職官員取代武將方面，取得明顯進展，至貞元二十年（804年）時，地方節度使中的一半都已不是武將，而是專職的文職官員了。在安史之亂剛結束時，地方武將出身的官員則高達百分之七十。[11]此外，德宗、順宗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限制宦官、懲治貪贓、罷除宮市、抑制藩鎮，都對憲宗的進一步改革及對藩鎮的鬥爭創造了好的條件。
再次，安史之亂以來，長期的藩鎮割據，給各地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人民也希望朝廷能夠及早結束藩鎮割據的狀態，以減少戰爭、減輕賦稅，過較為安定的生活。安史之亂以來，各地特別是兩河地區的民眾，遭受了極大痛苦，中原民戶劇減，洛陽至關中一帶千里無煙，德宗時“四王”“二帝”之亂，也都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除戰亂以外，人民的賦役負擔也由於藩鎮割據而大為加重。從各地的藩鎮內部來看，節度使不遵守朝廷法度，任意苛征暴斂。如王昂為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在聚斂；路嗣恭為嶺南節度使，私征商舶及百姓貨財達數百萬貫，盡入私室；李叔明為東川節度使近二十年，積聚財貨，不知其極；[12]李泳為河陽節度使，以貪殘為務，聚斂無已，人不堪命；魏博田承嗣，“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13]淮西吳少陽“不立徭役籍，隨日賦斂於人。”[14]正是由於藩鎮的賦斂異常沉重，因此藩鎮統治下的民眾也希望能夠改變方鎮濫征賦稅的狀況。當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平盧藩鎮，派諫議大夫王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赴十二州勘定戶籍兩稅時，受到了各地百姓的支持。[15]
由於藩鎮的存在，朝廷控制地區的人民，負擔同樣沉重。安史之亂以來，天下方鎮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其中十五道、七十一州不報戶口，每年的賦稅主要征自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沉重的賦稅壓在只占天寶時四分之一的戶口身上，供養天下八十三萬士兵，而水旱所損、征科發斂，又在正常徭役之外。[16]因此作為朝廷控制地區的民眾也都盼望早日結束藩鎮的割據，增加天下稅戶，減少戰爭的重負，過和平寧靜的生活。這是憲宗時期平定藩鎮能夠得到百姓大力支持的原因。可以說，如果沒有各地無數民眾對討伐藩鎮戰爭的大力支持和犧牲，憲宗便不能取得平定藩鎮的成功。
最後，元和年間周邊相對安定的環境也為憲宗平定藩鎮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元和年間，吐蕃因在中亞與大食爭雄，在東方採取了守勢，加上唐朝在保持民族友好關係方面的主動努力，周邊沒有發生大的戰爭，使憲宗得以集中財力、物力、人力，重點解決方鎮的問題。
當然，歷史提供了討平天下方鎮的有利條件與機遇，如果沒有憲宗個人對歷史條件和機遇的把握，沒有憲宗個人傑出的才智的發揮，藩鎮的平定也不會成為可能。憲宗個人的作用，至少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元和年間（805～820年），憲宗自始至終，一直抱有“以法度裁制藩鎮”、一統天下的堅定信念和果斷意志，從不動搖。這是憲宗能夠取得平定藩鎮成就的前提。憲宗從即位伊始，即把“舉貞觀、開元之政”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把平服天下方鎮、重振大唐國威作為自己的首務。十幾年裡，孜孜以求，從未間斷。在順利的情況下，憲宗能一鼓作氣、毫不懈怠，努力爭取對藩鎮鬥爭的更大成功。在失利的情況下，決不氣餒，總結教訓，積蓄力量，重新準備新的鬥爭。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綏，平鎮海，憲宗敢於決斷。元和十一年（816年），討淮西三年不下，罷兵呼聲彌蓋朝野，憲宗幾乎成為孤家寡人，但他堅持繼續作戰方針，終使吳元濟授首。鐵城之敗，舉朝皆有懼色，憲宗卻以大家風度處之，坦言勝敗乃兵家常事，豈可因一敗喪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鎮刺宰相於京師，謀暴動於東都，大有天下大亂之勢。憲宗臨事不驚，果斷處置，終使平盧、成德企圖動搖憲宗討叛決心的陰謀破產。
可以說，如果沒有憲宗始終如一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意志，藩鎮的征討很可能會像德宗時那樣半途而廢，功虧一簣。戰爭是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較量，也是戰爭指揮者意志信心的較量。在戰爭的關鍵時刻，統帥者的信心與決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會超過政治的、軍事的因素，決定戰爭的勝負。憲宗對藩鎮的戰爭特別是對淮西的戰爭即是生動的說明。
第二，努力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與方針，隨時糾正失誤。憲宗以法度制裁藩鎮，大體堅持先近後遠、先易後難、先招撫後用兵、先重點後一般的方針。
元和初，即首先解決了號稱朝廷回翔之地的西川及家門口的綏夏。不久又解決了關係江淮財賦來源的鎮海，一年多中更換三十多個方鎮的節度、觀察、招撫之使，使天下方鎮為之一震。
元和中，進討成德失利以後，積蓄力量、招撫魏博，切斷了河北與淮西的聯繫，使淮西陷於孤立。討淮西，圍而困之，弱而擊之，雖多少是出於無奈，卻也不失為一良策。討平盧，注意分化瓦解敵軍，重點打擊李師道，終於導致劉悟舉義。
當然，憲宗十幾年的征討藩鎮也屢有失誤，其大者便有：元和四年（809年），不待淮西即將出現的替代良機，急於決策征討強大的成德，招致官軍受挫，此為一誤；討淮西，組軍太雜，兵力分散，西線連易三帥，皆不得人，屢致失敗，此為二誤；不顧淮西戰事尚未結束，二征成德，分散兵力，耗費軍資，此為三誤；平鄆州，沂帥任用不當，導致兵變，不審原委，濫殺無辜，大損個人與朝廷聲譽，此為四誤。
然而，憲宗的可貴之處在於，一旦發現決策失誤，在多數情況下，能夠不失時機地予以克服與糾正。一征成德，官軍失利，憲宗利用拘捕盧從史之機及時罷兵；征淮西，一旦發現命帥不當，便及時予以調正，終於發現了李愬這樣的智勇之將；二征成德再次失利，憲宗不惜有損自己的尊嚴，接受大臣的勸告再次罷兵。成功的戰爭指揮者，並不在於他完全不存在失誤，重要的是他能夠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並予以及時的糾正，從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第三，善於發現和利用優秀人才，發揮集體智慧，博採眾人之長。憲宗即位以後，用人的基本原則是“任人唯賢”。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憲宗也會本著權力平衡的原則支配部分官員的任免。但在征討藩鎮的過程中，總的看來用人是恰當的。征西川，憲宗聽從宰相杜黃裳的推薦，任用無名之將高崇文，終獲平西川擒劉辟的成功。討淮西，數撤敗軍之將，終使李愬夜襲蔡州，活捉吳元濟而顯名。在平定藩鎮的過程中，憲宗特別重視發揮宰相的作用，前後所用杜黃裳、李絳、李吉甫、武元衡、裴垍、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謀的人才，他們在協助憲宗討平藩鎮方面，發揮了傑出的作用。在用兵的重大問題上，憲宗一般都能夠廣泛聽取宰臣的意見，儘管這並不排除在一定的情況下，不為群言所左右，堅持主見的例外。
唐代建築南禪寺
第四，注意經濟、軍事、政治諸方面因素的細緻充分準備，以保證討伐藩鎮這一主要戰略目標的成功實施。一般說來，圍繞主要戰略目標所進行的準備工作越具體、越充分、越全面，主要戰略目標成功實現的可能性就越大。憲宗在平服藩鎮的過程中，顯然是充分地意識和注意到了這一點。
關於憲宗為平服藩鎮在各方面所做的精心細緻的準備，前文已有詳述。這裡僅從經濟財政方面進一步說明。在平定藩鎮的財政基礎方面，憲宗既有“因德宗府庫之積”的一面，也有為籌措戰爭經費而苦心經營一面。 這不僅表現為在制度上對財政體系的整頓，而且憲宗本人在各個方面帶頭節儉，正像憲宗自己所講：“朕所以惡衣非食，蓄積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17]由於憲宗注意到了物質基礎對於平藩的重要性，採取多種有力的措施，因而在平定藩鎮的戰爭中，能夠源源不斷保證前方的各種供給，僅以元和中期以來平服藩鎮的主要開支來說：元和四年（809年）至元和五年，第一次征成德，支出七百萬緡，戰後賞賜諸道軍兵二十八萬匹絹。元和七年（812年），魏博歸服，支出一百五十萬緡；征淮西三年，支出超過一千萬貫石；成德歸服，賜錢一百萬緡；收復平盧，開支也不少於數百萬緡；盧龍歸服， 賜錢百萬緡。此外，尚不包括憲宗多次從內庫中撥出的動輒數十萬貫、匹的供軍錢物。憲宗朝一年所入約三千五百萬緡，屬上貢者約三分之一，即一千多萬緡。而以上用於藩鎮的經費已超過二千萬緡。[18]這樣大的開支所以能夠得到保證，固然反映元和年間朝廷對百姓搜刮的嚴重，但也說明憲宗在平定藩鎮過程中，在財經方面準備的充分。
同樣，憲宗在軍事上，每次發動對藩鎮的鬥爭，也都是盡可能做好充分的準備。除在總體戰略上給予規劃、指導外，對各路兵馬的調配， 將領的任免及其具體戰略的實施，都親自加以過問。對於前方將領所提出的要求，盡可能予以滿足。
在政治方面，憲宗始終以“舉貞觀、開元之政”、討平藩鎮為中心，所有具體政策的制定、人員的任免、官員之間及朝官、宦官之間諸種矛盾的處理，都以不影響這一大局為前提，從政治上保證討伐藩鎮的成功。
總之，元和年間憲宗討伐割據藩鎮的成功，是憲宗充分利用中唐以來社會、歷史所提供的有利條件，發揮個人的組織領導指揮才能，充分依靠群臣及廣大將士，共同奮鬥努力的結果。
當然，由於憲宗的時代，尚不存在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藩鎮割據問題的社會、歷史條件，憲宗並不能超越社會及歷史所提供的客觀條件發揮個人的作用，因此，憲宗雖然在平服藩鎮、一統天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然而這種成功是難以持久的。隨著他的去世，隨著他的繼承者在個人品格及才智等方面的大為遜色，藩鎮割據的局面終又恢復。當然這一歷史責任並不是憲宗所應負擔、所能負擔得了的。
[1]《列寧選集》第1卷，第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讀通鑒論》第25卷，第877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
[3]《讀通鑒論》第25卷，第877頁。
[4]《唐會要》第87卷，第1590頁。
[5]《舊唐書》第12卷，第327頁。
[6]《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7頁。
[7]《新唐書》第52卷，第1359頁。
[8] 韓國磐《唐憲宗平定方鎮之亂的經濟條件》第326頁。
[9]《新唐書》第50卷，第1334頁。
[10]《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537頁。
[11]《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510頁。
[12]《冊府元龜》第455卷，第5394頁。
[13]《舊唐書》第210卷，第5924頁。
[14]《新唐書》第214卷，第6004頁。
[15]《唐會要》第84卷，第1550頁。
[16]《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7頁。
[17]《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696頁。
[18]《舊唐書》第157卷，第4157頁。
唐代建築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