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內禪嗣位

李淳是祖父德宗寵愛的皇孫，但是，由於德宗在涇師之變以後變得越來越嚴重的猜疑心理及多方面原因，李淳父親李誦的太子地位一度險些喪失，李淳也因此險些失去成為一代中興之主的機會。貞元二十一年（804年）父親李誦即位以後，利用任太子以來形成的政治力量，銳意改革，卻又與多方勢力產生尖銳的矛盾。在權力傾軋的過程中，李淳利用宦官、方鎮及部分朝官的支援，終於奪取了皇位，提前登上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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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父親的儲貳危機與短期執政

一、郜國大長公主事件

      貞元三年（787年），李淳十歲。這一年發生的郜國大長公主事件，使父親李誦的太子地位險被廢黜，皇孫李淳也差點因此失去成為一代皇帝的可能。

祖父德宗一生共育有十一子，昭德皇后王氏生李誦，為長子。大曆十四年（779年），即李淳二歲那年，父親李誦被封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德宗稱聖神文武皇帝，李誦被立為太子。[1]此外，德宗次子李誼，原系德宗弟弟鄭王李邈之子。李邈早逝，德宗收侄為子，並於大曆十四年（779年）封其為舒王。另外德宗的第三子到第十一子，除第六子李源為太子所生、德宗收孫為子外，都是後宮嬪妃所生。[2]

李誦作為長子，多才藝，寬仁有斷，並有英武之氣。涇師之變時，李誦率士卒為德宗斷後。奉天之戰時，李誦“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3]可以說，在貞元三年（787年）以前，太子的行為沒有任何不端或違制之處。

事情的發生源於李誦的妃子蕭氏之母郜國大長公主。郜國大長公主是肅宗的女兒，德宗的姑姑。最初下嫁裴徽，後又嫁與宰相蕭復的從兄弟蕭升。生下女兒蕭氏，蕭氏成年後，嫁與太子李誦為太子妃。郜國公主自倚是肅宗之女、德宗長輩，女兒又為太子妃，因而驕橫跋扈，居家不謹。蕭升去世後，郜國公主與詹事李升、蜀州別駕蕭鼎、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經常來往，頗有醜聞流傳。[4]

由於女兒蕭妃身在東宮，郜國公主經常乘肩輿來往東宮。貞元三年（787年）八月，有人向德宗告發郜國公主淫亂，並揭發郜國大長公主曾制做厭禱巫蠱，期望德宗早日晏駕，太子李誦早日即位，以使自己早日成為國丈岳母。

德宗聞報大怒，立即將郜國大長公主拘捕於禁中。其實，德宗的盛怒主要原因並不在於郜國大長公主所謂的淫亂之事，而主要是因為巫蠱之事。

在中國歷史上，自先秦以來，就已存在巫蠱害人的迷信說法和做法。

所謂巫，即是巫師，蠱，即是毒蟲。巫師使用邪術加禍於人即為巫蠱。通常的做法是將欲害人的名字書於木偶、布人等象徵物上，然後將木人或布人埋於地下或投於水火之中、或施以針錐刀剪，期望被害人早日死亡或遭受災難。漢武帝時，江充即曾用在東宮預埋木偶的方法誣陷太子謀反。結果太子被殺，皇后自盡，誅連被殺者數萬人。[5]歷代以來，宮廷中的巫蠱事件，都是與謀叛、謀反聯繫在一起的。

在尚未徹底查清事實的情況下，德宗下令杖殺李萬，將蕭鼎、韋恪、李升流放嶺南。郜國公主之子蕭位，囚押於端州，蕭佩、蕭儒、蕭倪，囚捕於房州，前夫子裴液囚捕於錦州。[6]

德宗懷疑太子李誦可能參預了謀劃，所以事情發生以後，德宗嚴厲訓斥了李誦。李誦雖然並沒有參與其事，卻有口難辯，只好與蕭妃離婚。不久，郜國公主即死去，德宗又下令殺死蕭妃以壓災。[7]

郜國公主事件的發生，使德宗“性好猜疑”的心理特點得到最大發揮，他決心廢掉李誦的太子地位，另立舒王李誼為太子。

其實，德宗早有立舒王李誼的想法。

舒王是德宗的弟弟昭靖太子李邈之子，早年德宗與李邈兄弟之間情誼深厚。因此當愛弟去世時，德宗收養愛弟之子為己子，倍加愛護，勝過己出，封其為舒王。代宗以來，封王一般不就封國，因此德宗諸子雖封王，大多仍居於宮中。為照顧愛弟之子，德宗特別詔令有關部門，每月必須將舒王所應得的錢糧俸祿直接送入舒王府中，而德宗自己的親生兒子卻沒有如此厚遇。

為培養舒王的從政能力，德宗從不放過為舒王提供鍛練的機會：“軍國大事，欲其更踐，必委試之。”[8]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任命舒王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建中二年（781年），德高望重的郭子儀病危，德宗派舒王持制書代表皇帝前往郭府探望。

當時舒王的車馬儀仗搞的極為隆重。舒王頭戴遠遊冠，身著絳紗袍，乘象車、駕駟馬，前有國府之官開道，後有飛龍騎士三百護送，市人無不駐足瞻望。德宗此舉，顯然有為舒王提高聲望的目的。[9]建中三年（782年），德宗又派舒王任諸軍行營兵馬元帥，前往山南東道，統一指揮各路軍馬討伐李希烈。隨行人員都是渾瑊、孔巢父等一批名望顯著的朝廷高官，德宗顯然有通過此次征討，使舒王建立功業的目的。不過此次征討由於涇師之變未能成行。

涇師之變爆發時，舒王為德宗出逃隊伍的開路先鋒。在奉天戰鬥中，舒王李誼負有傳達詔命、代皇帝督責慰勞諸軍的使命，“衣不解帶月餘”。[10]深受德宗讚賞。返歸京師以後，德宗對舒王的偏袒更為明顯。舒王的俸米不僅多於諸王，甚至超過太子李誦的供應標準。宰相李泌看不過眼曾加勸諫。

德宗愛重舒王，一是因舒王為愛弟之子。愛弟既亡，遂將愛弟之情轉移到舒王身上。二是因為舒王仁愛孝順，且有較高的行政才能。三是由於當年愛弟李邈身為嫡子卻未能承嗣，德宗自己以庶代嫡，現在有心予以報答。

郜國公主事件既出，德宗認為可以名正言順地立舒王為太子了，因此決心廢掉李誦的太子地位。但是德宗的這一想法受到宰相李泌的拼死反對。李泌直言不諱地指出：“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侄，得無失計乎。”[11]李泌稱德宗只有一子，是指皇后嫡子只有李誦一人。德宗聽後大怒，稱李泌挑撥自己父子關係，並質問李泌“誰語卿舒王為侄者?”

看來，德宗收養愛弟之子為已子的事，一直是處於保密狀態的。李泌當面揭穿此事，德宗因此大怒，並聲言要滅李泌之族。然而李泌並不畏懼，經一再勸諫，終於使德宗取消了改立太子的念頭。貞元四年（788年），德宗冊封了七王，十—歲的李淳作為皇孫，被冊封為廣陵郡王。這似乎預示著危及李淳將來地位的一場危機終於過去。

郜國公主事件，李誦的太子地位險被動搖。如果舒王被立為太子，李淳後來即位為帝的希望就很渺茫了。在李泌與德宗關於太子的爭論中，李泌也曾提出，即使太子確有問題，需要重立太子，也只能立皇孫李淳，而不應立舒王李誼。[12]李泌此言，是第一次在宮廷中正式提出李淳應為國儲的問題。雖然後來由於德宗決定不再重立太子，李泌的這一建議自然取消，但隨著李淳年齡的增長，朝臣們不會不將此事向李淳透露並在李淳的心理上產生某些  影響。這也許是李淳在永貞元年（805年）不遺餘力，努力爭取早日即皇位的眾多原因之一。

[1]《新唐書》本紀載立太子時間為大曆十四年（779年）十二月乙卯；《舊唐書》本紀、《資治通鑒》、韓愈《順宗實錄》載為建中元年正月丁卯，今從後者。

[2]《新唐書》第150卷，第4041—4046頁。

[3]《新唐書》第150卷，第4041—4046頁。

[4] 《新唐書》第83卷，第3662頁。

[5] 《漢書》第6卷，第208—209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7年版。

[6] 《新唐書》第83卷，第3662頁。

[7] 《資治通鑒》第232卷，第7496頁。

[8] 《舊唐書》第150卷，第4042頁。

[9] 《舊唐書》第150卷，第4043頁。

[10] 《舊唐書》第150卷，第4042—4043頁。

[11] 《資治通鑒》第233卷，第7496頁。

[12] 《資治通鑒》第233卷，第74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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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皇的改革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六十四歲的德宗皇帝駕崩，李淳的父親李誦即位為順宗。

自貞元三年（787年）李誦的儲位危機過去以後，許多年裡，李誦一直小心謹慎，不敢輕舉妄動，以免引起德宗的懷疑。對於德宗統治後期存在的許多弊端，李誦看在眼裡，卻不敢輕有論奏。貞元十九年（803年）時，由於宦官主持的宮市嚴重擾民害民，太子李誦曾忍不住準備進諫，經東宮侍讀王叔文的提醒，為避免使德宗懷疑自己收買人心，李誦還是將自己的看法壓在了心裡。[1]在德宗統治的最後年月裡，李誦十分小心地處理著與父皇的關係。

德宗去世時，事情來得比較突然，遺詔事先尚未準備。宦官們倉猝間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起草德宗遺詔。

既然是起草遺詔，必然要說明太子繼承皇位之事。但宦官們卻認為，由誰來繼承皇位，“禁中議所立尚未定”，[2]企圖重新討論由誰來繼承皇位的問題。宦官們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即企圖廢掉太子李誦的皇位繼承權。

多年來，李誦作為太子，對父皇執政後期宦官專權的局面十分反感，從而“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3]宦官們也因此不喜歡李誦及李誦在東宮中所形成的政治力量。一年前的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李誦得了風疾，講話困難，宦官們企圖以此為藉口，在德宗去世之際，另外確定繼承皇位人選。

翰林學士衛次公對宦官們的企圖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太子雖然有病，但系嫡出，在朝內外有一定威望。即使萬不得已需要另立，也只能立李誦之子廣陵王李淳，否則必然會天下大亂。翰林學士鄭姻等也隨聲附合，於是宦官們的意見被否決，太子李誦得以即皇帝位。

宦官們企圖廢李誦另有所立，那麼他們究竟想擁立何人呢?文獻資料中沒有明確反映。從當時情況來看，諸子中嫡出的只有李誦一人，德宗第三子到第十一子大都是後宮嬪女所生庶子，年紀都不大，有的早年已死，似乎都不是宦官們擁立的對象。最有可能被擁立的只有舒王李誼和李誦之子廣陵王李淳。李淳作為皇孫，在父親已為太子、尚未即位的情況下，直接登上皇位尚有困難，而且從衛次公的講話來看，宦官們準備擁立的，對象也不是李淳，而很可能是舒王李誼。

德宗在世時，曾有過立舒王李誼為太子的打算，宦官們當然瞭解。舒王無論從年齡、地位及生活閱歷、政治經驗來看，都有即帝位的條件。因此在德宗去世之際，以俱文珍為首的一派宦官，很有可能企圖廢李誦而立舒王。但由於以李誦為首的太子黨搶先一步，在德宗彌留之際即以德宗的名義詔令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4]掌握了起草詔令的重要權力。同時，也爭取到以李忠言為首的另一派宦官的支持，因而使俱文珍等宦官廢黜李誦的計畫破產。其實翰林學士衛次公、鄭姻出面反對改易儲位，反映的是在翰林中“決事”的王叔文的態度。

太子李誦即位以後，由於再堅持擁立舒王已名不正，言不順，俱文珍等宦官才改變策略，希望通過儘快擁立李淳即位來達到打擊和排斥順宗政治集團的目的。衛次公、鄭姻等人的政治態度，史書稱為“守道中立”，[5]其實他們最初是支持順宗即位的，後來因與王叔文等人政見不合，才又堅定地站到李淳一邊，成為後來憲宗的政治力量。[6]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開始，順宗在即位以後執政的近二百天裡，由於身體有病，公開露面的時間只有數次，順宗實際上是處於垂廉聽政的狀態。但是，順宗利用任太子以來所形成的政治集團，大刀闊斧地對德宗後期以來的弊政進行了改革。

以順宗為首的政治集團，其主要成員就是後來人們所稱的“二王八司馬”。即王伾、王叔文、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韓曄、韓泰、陳諫、淩准、程異。其中又以“二王”劉柳”為中心。

王叔文，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最初以善於下棋待詔東宮，有一定的儒學修養，是順宗為太子時學習儒家經典的侍讀老師之一。經常與李誦討論天下大事。李誦即位以前，王叔文即為其制定了執政的基本方針，甚至任用何人為相、何人為將，都進行了策劃。同時王叔文代表李誦廣泛結交天下知名之士，為執政進行準備。[7]王叔文無疑是順宗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順宗即位，王叔文擔任了司功參軍、翰林學士、起居舍人等職。

王伾，杭州（今浙江杭州）人。最初為翰林侍書待詔，皇太子侍書，與順宗關係至為密切。在順宗執政的近二百天中，王伾任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主要承擔順宗與外界聯繫的任務。

順宗即位任用的宰相主要是韋執誼。韋執誼，京兆人，進士出身，曾應制策中高第，任翰林學士。德宗時與裴延齡等出入禁中，特受寵異。順宗與韋執誼交往已非一日。德宗時，李誦獻佛像，韋執誼題寫畫像贊。李誦向韋執誼推薦王叔文，稱王叔文為“偉人”。韋執誼因此與王叔文交往甚密。德宗時已有人攻擊韋執誼與王叔文結為朋黨。順宗即位，以韋執誼為相，使王叔文主於內，韋執誼主於外。[8]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貞元九年（793年）進士及第，登宏辭科。貞元末年尤為王叔文知獎，認為其有宰相之器。韋執誼也十分看重劉禹錫。劉禹錫參與順宗的改革，“言無不從”，[9]是順宗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任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等職。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今山西）人，進士出身，登宏辭科。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任其為禮部員外郎，出入禁中，參與朝政，並準備“大用之”。[10]也是順宗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

此外，韓泰為戶部郎中，“最有籌畫”，“深為伾、叔文之所重”。[11]淩准，系王叔文舊交，引用為翰林學士。韓曄，故宰相韓滉族子，有俊才，與韋執誼交情很深，任司封郎中職。程異，京兆人。明經出身，登開元禮科。精於吏職，被順宗任用為鹽鐵轉運、揚子院留後。陳諫也是王叔文“謀議唱和”的人物之一。除人們所稱的“八司馬”以外，王叔文重用的尚有李景儉，呂溫、陸質、房召、崔樞等人。宦官李忠言及牛昭容等人，自然也是順宗政治集團的成員。

順宗政治集團中既有博學碩文之士，又不乏行政及財經等各方面管理人才；既有部分宦官支援，又有後宮嬪妃的內助。因此從人員構成及社會影響上看，有相當的優勢。特別是順宗重用一批初涉仕途不久、敢為天下先的知名之士，更使這個集團充滿了蓬勃生氣及銳意改革的精神。順宗即位伊始，便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 罷去掠民害民的宮市和五坊小兒等。

所謂“宮市”，即由專使在市場上為宮中採買物品。這種情況很早便已存在。但德宗貞元後期，以宦官擔任宮市使，他們往往不按規定支付商品價錢，有時公開搶掠。最初，宮市使尚需持有官府文書進行採買。[12]後來宦官們索性在長安東、西兩市及熱鬧的坊曲安排數百人充當“白望”。看到好的物品，便詭稱宮中需要，讓貨主白白交出貨物，也不再出示官府有關證明。人們真偽不辨，又不敢詢問，更不敢提及價錢。宦官常常只用價值百錢的物品強換百姓和商人價值數千錢的物品。有時則將舊衣染成紅紫色，撕成布條作為價錢支付給貨主。經常有貨主將物品帶入市場出售，最後卻空手而歸。

所謂“五坊小兒”，即宮中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中專為皇帝捕捉此類動物的使臣（唐時給役者多呼小兒）。德宗晚年，頗好奢華，五坊小兒打著為皇帝捕捉鳥雀的名義，嚴重擾民害民。有的五坊小兒為奪百姓錢財，故意將網張在人家門上，不許百姓出入，有時甚至在井上張網，使人無法汲水。[13]

對於宮市及五坊小兒的害民擾民，順宗早就不滿，即位後馬上宣佈廢除宮市及五坊小兒，京師百姓“人情大悅”。

• 罷免京兆尹李實，嚴懲不法官員。

李實是宗室道王李元慶玄孫。貞元十九年（803年）任京兆尹。李實任職期間，恃仗德宗的寵信，“不顧文法，人皆側目。”貞元二十年春夏大旱，關中災荒，而李實為政猛暴，聚斂進奉，以固恩寵。德宗詢問旱情，李實稱“今年雖旱，谷田甚好。”大旱之年，租稅絲毫不予減免。許多百姓貧苦無告，只好賣房賣田完納兩稅。曾有歌謠描述秦民困窘之狀：

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

一頃麥苗伍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14]

李實聽到後大怒，將傳播歌謠的成輔端報請德宗，以誹謗國政罪處死。監察禦史韓愈上書稱京畿百姓窮困，請求減免或延緩征納賦稅，被貶黜為陽山（今廣西陽山）令。[15]李實不僅對百姓刻暴殘忍，對於朝廷官員也肆意淩辱。

順宗即位後，李實仍不知收斂，不到幾日便在府中處死十多人。順宗頒佈詔令，歷數李實罪惡，將其貶為通州（今四川達縣）長史。詔令一出，市井一片歡呼。李實是德宗時寵臣，皇家宗室，順宗將其免職，實際是對所有不法官員的嚴重警告。

第三，罷除進奉，停止苛征。德宗執政初期，曾罷除正稅以外的進奉。但涇師之變後，德宗卻開始鼓勵地方的奉獻。藩鎮競相以進奉爭取皇帝的恩寵。順宗即位後，明確規定，除兩稅以外，不得擅有諸色榷稅，常貢以外，不得別進物錢。[16]同時免除百姓積欠的課稅租賦五十二萬六干八百餘貫、石、匹、束。

第四，加強中央集權，抑制方鎮割據勢力。浙西觀察使李錡，德宗時任諸道轉運鹽鐵使，專斷榷酤漕運，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17]順宗即位後，免除了李錡轉運鹽鐵使之職，以杜佑擔任鹽鐵使，以王叔文擔任副使，將財政大權從方鎮收歸中央。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派支度副使劉辟向順宗要求統領三川，並威脅王叔文說，“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報；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18]王叔文聞言大怒，準備殺掉劉辟，劉辟狼狽逃走。

第五，起用德宗時期被貶黜的部分官員，擴大改革力量，調動多方面積極性。德宗晚年，十年未曾發佈赦免令，許多因直言或因微過被貶黜的官員長期不得重用。順宗即位後，允許有微過的官員量移官職，並征陸贄、陽城、韓皋等被德宗貶黜的正直官員歸京，擬重新錄用[19]。

此外，順宗還擬對宦官專權的局面加以改變。

短短的六、七個月裡，順宗採取一系列措施，糾正德宗後期以來的弊政，整頓吏治、抑制方鎮勢力，其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20]

對於順宗的改革，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習慣稱之為“永貞革新”或“二王八司馬”革新，從嚴格意義講，這兩種稱呼都不夠嚴謹科學。順宗的改革主要是在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到七月之間，改元永貞是八月李淳監國時的事情，那時掌握朝廷權力的已是後來的憲宗。順宗改革時，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的官職都不是司馬，稱司馬是在改革失敗，劉、柳等被貶黜以後的事。當然，按順宗改革時仍使用的德宗“貞元”年號稱“貞元革新”，也是不合適的。最穩妥的稱呼仍以“順宗革新”為好。[21]

談到順宗的革新，不少論者都沿襲《資治通鑒》、新舊《唐書》的說法，將這一時期的改革看成是 “二王”劉柳等人的事情，而將順宗視作沒起多少作用，最後甚至反對 “二王”等人的帝王。其實，順宗雖然有病，永貞二十一年（805年）的改革，卻是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的。儘管史書記載王叔文依王伾，王伾依宦官李忠言，李忠言依牛昭容，牛昭容奏於順宗，似乎順宗已被架空。可是細審這個時期的朝政方針，無一不是經順宗的決策而後實行的。

順宗雖有風疾，口不能言，神智卻是清楚的。早在東宮為太子時，順宗即與 “二王”經常討論天下大事，“言民間疾苦”。[22]順宗即位後所採取的方針實際便是為太子時經常與二、王等人討論過的一些問題。如廢宮市問題，用人問題，處置方鎮問題等。因此 “二王”的改革，是不能與順宗截然分開的，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反對派要推翻 “二王”等人，就一定要將 “二王”的後臺順宗一起搞掉。至於史書中將順宗與 “二王”分開甚至對立起來，無非是要指責 “二王”等人利用順宗有病，專擅朝政，理應被推翻而巳。憲宗即位以後，有意將順宗與 “二王”等人區分開來，更是為了掩飾自己與宦官等聯合逼宮奪位的痕跡而已。

[1]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02頁。

[2]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07頁。

[3] 《舊唐書》第14卷，第410頁。

[4]《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07頁。

[5]《舊唐書》第159卷，第4181頁。

[6]《舊唐書》第159卷，第4179頁。

[7]《舊唐書》第135卷，第3734頁。

[8]《舊唐書》第135卷，第3732—3733頁。

[9]《舊唐書》第160卷，第4210—4211頁。

[10]《舊唐書》第160卷，第4213—4214頁。

[11]《舊唐書》第135卷，第3737頁。

[12]《資治通鑒》第235卷，第7578頁。

[13]《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0頁。

[14]《舊唐書》第135卷，第3731頁。

[15]《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04頁。

[16]《唐大詔令集》第2卷，第9頁。

[17]《唐會要》第87卷，第1592頁。

[18]《舊唐書》第140卷，第3825頁。

[19]《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0頁。

[20] 有學者認為“順宗時代的政治運作在當時朝廷內外的政治群體看來，實在是德宗朝晚期政治格局的延續。”對比一下順宗朝與德宗朝前後期的政策，我們可以發現，順宗“二王”的改革，恰是德宗朝後期弊政的反動，這是學術界多數人認為有順宗“二王”改革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講相似，毋寧講順宗的改革與德宗初即位時的改革有些相似之處。順宗“二王”改革之所以受到一些官員的批評與反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用人方面打破了既定的官員升遷規則,“後輩務進”，“不拘程式”。參見陸揚《從新出土墓誌再論9世紀初劍南西川劉辟事件》第331-356頁，載《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1]  黃永年《所謂永貞革新》，《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

[22]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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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永貞內禪

                                                        一   矛盾交錯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淳二十八歲。這一年，父親在正月即皇位，八個月後即禪位於李淳。李淳如此迅速地登上帝位，是德宗末年以來各種政治力量矛盾鬥爭的結果。

順宗的改革，糾正德宗後期的弊政，順應民心，符合潮流。罷宮市，“民情大悅”，黜李實，“市人歡呼”，禁進奉，停苛征更有助於百姓負擔的減輕。可是，在中國古代專制集權社會，政治權力的穩固與否，在許多情況下，並不完全取決於執政者的方針政策是否有益於民眾，是否有益於多數人的利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統治集團中利益與權力的分配是否均衡，取決於權力中心各政治集團力量的對比，取決於各政治集團對政治時機的把握與利用。

以順宗為首的政治集團所進行的種種改革，包括了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使德宗以來的統治階層中權力與利益的配置有了變化，觸犯了統治階層中某些人的利益，因而受到了來自多方勢力的反對。

首先，來自宦官的反對。

唐代的宦官，從制度上來看，最初數量並不很多，地位也不算高。如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寺人各六人。此為較高級的宦官，共七十二人。內侍省下設五局，即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局中有令、有丞，分別掌宮中內務。[1]唐太宗時，內侍省不立三品官，唐初七十多年中，“權未假於內官”。[2]玄宗時宦官品年漸漸升高，數量增加。得寵的宦官有的拜為三品將軍，衣朱紫的宦官有千餘人。特別是擔任監軍的宦官，倚仗皇帝，淩駕於節度使之上，京師甲舍、名園、上腴之田被宦官佔有者近於大半。肅、代時期，宦官李輔國稱尚父，程元振掌禁兵，權震天下。德宗以竇文場、霍仙鳴分統左右神策軍，後來又有楊志廉、孫榮義任左右神策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許多投機者重賄宦官，獲取高職。[3]在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上，宦官影響作用要比三省長官大得多。

順宗任太子以來一直不滿意宦官專權，因而在德宗去世時，險被宦官廢黜。順宗即位以後，罷宮市及五坊小兒，都直接打擊了宦官的利益。特別是在五月，當順宗、王叔文等人密謀奪取宦官兵權失敗以後，宦官們終於決定拋棄順宗，及早扶李淳即位，從而達到繼續維護自己利益的目的。[4]

其次，來自部分朝官的反對。

德宗末年以來，朝中宰相賈耽、鄭詢瑜以及翰林學士衛次公、鄭絪、王涯等人，從他們最初的政治態度來看，並沒有堅決站在順宗等人的對立面。賈耽自貞元九年（793年）任宰相，順宗即位後仍任其為左僕射、知政事。作為宰相，賈耽年屆七十六，而且是德宗朝舊相，因此王叔文等人視其為保守勢力，諸事不與其商量，所以賈耽不久主動辭去相位。[5]

鄭詢瑜；德宗時歷任左補闕、侍御史、饒州刺史、諫議大夫等，貞元後期出任宰相。鄭珣珣瑜為人據史書記載，以公正惠民著稱。任相期間曾向德宗彈奏京兆尹李實刻剝百姓。他當然不會反對順宗貶李實、罷宮市等改革。德宗去世以後，順宗仍然繼續任用鄭珣瑜為宰相，也說明他最初是順宗的支持者。後來鄭珣瑜的辭相並成為順宗的反對派，完全是因為王叔文等人根本忽略了前朝宰相的存在。一次，鄭珣瑜與韋執誼、杜佑等人在中書省吃飯。按唐代制度，宰相會食，不見百官。王叔文卻無視這一規定，將韋執誼招走。鄭珣瑜、杜佑等宰相等待韋執誼歸來吃飯，後卻聽說韋執誼已在另殿與王叔文進飯。鄭珣瑜感到受了莫大的羞辱，要求辭去相位，臥家七日不出。[6]

翰林學士衛次公、鄭絪，在德宗去世時，曾堅決地站出來，維護順宗的皇位繼承人地位，屬於順宗的支持派。他們後來卻成了順宗及 “二王”的政治反對派。原因是他們認為“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7]因而投向後來的憲宗一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高郢也是德宗末年宰相，為官拒絕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 ，[8]按說也不會反對順宗改革弊政。而實際上，高郢卻“為韋執誼等所憚”，成為順宗等人的政治反對派。此外，像翰林學士王涯，太常卿杜黃裳等德宗朝舊官員，也都是順宗、 “二王”集團的反對派。

一部分朝官特別是德宗朝的舊官員反對順宗、“二王”集團，究其原因，有政見上的不同，但這似乎並不是主要的原因。從高郢、鄭珣瑜等人以往的表現來看，他們並不反對罷宮市、黜李實、抑方鎮等改革。他們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最主要的原因，一是順宗執政以後， “二王”等人在用人上“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後輩務進”，[9]一批“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得以很快升遷，有些人的權勢已在舊官僚之上，打破了原有官僚體系內循序授官的“程式”，這必然引起許多官僚尤其是德宗朝舊官僚的不滿。王伾、王叔文過去是微官，現在卻驟掌朝廷大權，引起許多元老大臣的憎恨與反對，也是十分自然的。[10]二是順宗所用 “二王”等人，務求進取，處理政務又往往不與德宗以來的元老大臣商量，而僅限於順宗為太子時結成的政治小團體內，“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這必然會傷害元老派勢力的自尊，促使他們結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順宗及王叔文等人，顯然忽視了德宗朝舊官僚的實力與能量，“沒有利用職權去安撫朝中的真正有權勢的集團”，[11]致使舊官僚們與宦官們共同結成了反對順宗、擁戴李淳的聯盟。

清朝人王夫之談到順宗集團失敗的原因時曾說，朝官及史臣們對 “二王”等人的批評，“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覈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儼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為而已”。也看到朝野對“二王”集團的攻擊，實在列不出多少有實質性的內容。“二王”之所以失去朝官支持，王夫之認為原因是：

（王叔文等）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矝，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敵眾，謗毀騰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為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 [12]

王夫之也認為，順宗 “二王”的失敗，並不僅僅在於他們改革政事的措施本身，而在於沒有處理好與元老官僚們的關係。

第三，來自方鎮地方勢力的反對。

對待地方藩鎮，順宗政治集團的態度是明確的。李錡擔任鹽鐵轉運使，貪贓枉法，不入國賦。順宗即位便將其職務免除，另任杜佑擔任鹽鐵轉運使，使財稅權力從藩鎮手裡奪歸中央。西川節度副使劉辟為韋皋求領劍南三川，公開要脅王叔文，遭到王叔文嚴厲斥責並準備懲處劉辟。劉辟逃歸西川後，韋皋即上表稱“陛下（順宗）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皇躬痊癒，復歸春宮”。[13]公然讓順宗交出權力。韋皋自恃德宗時即為重臣，又遠在西蜀，順宗無奈其何，求三川不得，所以成為堅決的倒順宗、“二王”派。

繼韋皋以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也先後上表，請順宗禪位。[14]

裴均，唐初大臣裴行儉後代。曾祖父為裴光庭，曾任吏部尚書等職，開元中期任宰相。曾制“循資格”，官員無所謂好壞，一律按資歷考察任免升降。裴均父親裴稹，任給事中，以敢於直諫而聞名。[15]裴均明經出身，曾任團練判官、行軍司馬等職。貞元十九年（803年）任荊南節度使。裴均上表請順宗禪位，有幾方面原因：一是裴均祖上歷代為官，曾祖裴光庭制”循資格”，公開主張論資排輩任官，而王叔文等選官不限資歷，起用後進，因而裴均對此不滿。二是因為裴均很早即投靠宦官，與德宗時竇文場關係非同一般。

曾有一名為崔太素的官員，自以為與竇文場關係密切，一日清晨來到竇文場臥室，卻發現裴均正睡在屏後床上。裴均正是由於宦官的內助，才得以出任方鎮節度使。德宗時曾準備任裴均為宰相，諫官李約上琉，斥裴均為竇文場養子，任用他為相是”沾汙台輔”，德宗只好作罷。[16]順宗即位時，竇文場已死，裴均仍與宦官俱文珍等來往密切。裴均的上表，背後當是得到俱文珍等人的支持。憲宗即位後視裴均為心腹，顯然是因為裴均有擁立之功。

河東節度使嚴綬上表請順宗禪位，也有一定背景。嚴綬出身進士，貞元十二年（796年）任宣、歙留務，“傾府藏以進獻，由是有恩”。[17]被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不久，德宗“因（嚴）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因而任命嚴綬擔任河東節度使。任職以後，嚴綬仍不斷進奉，以獲恩寵。順宗即位後嚴禁進奉，這無異是對嚴綬以往行為的否定。此外，嚴綬與宦官的關係也極為密切。在河東任節度使時，他竭力巴結宦官監軍李輔光，重大事項皆由李輔光定奪，[18]元和初年憲宗召嚴綬任尚書右僕射，嚴綬見到宦官馬江朝，因“在方鎮時識江朝”，不由屈膝跪拜，受到了御史的彈劾。這些跡象都反映嚴綬在河東期間與宮中宦官關係密切，其上書勸順宗禪位，也是事先與宦官共謀。

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都是德宗時寵臣，都與順宗 “二王”等人有利害衝突，大都與宦官關係密切，因此他們先後上表請順宗禪位，絕不是偶然的。

宦官、方鎮及部分朝官聯合起來，形成了順宗政治集團強大的反對派，由於他們既掌握軍權，又壟斷後宮，既遍佈中央台、司，又有地方勢力的支持，因而順宗政治集團在鬥爭中漸漸處於劣勢。

反對派推翻順宗政治集團的主要步驟，首先是儘快擁戴廣陵郡王李淳及早成為太子，然後由李淳以太子身份監國，最後完成內禪嗣位。

按唐代制度，新皇帝即位以後，即應考慮冊立太子的問題。一般來說，在三、二年之內確立太子都屬於正常。順宗的反對派們因急於推翻順宗政治集團，在順宗即位僅三個月的時間裡，便以順宗有病為藉口，堅持提早立李淳為太子。而王叔文、王伾等人，實際上看穿了反對派堅持及早確立太子的目的，為了能夠繼續掌握朝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持消極和反對的態度。然而，無論是順宗還是王叔文等，都提不出反對冊立太子的正當理由。因而，反對派們冊立太子的圖謀首先獲得成功。

[1]《新唐書》第132卷，第5855頁。

[2]《舊唐書》第184卷，第4754頁。

[3]《新唐書》第207卷，第5867頁。

[4] 據清嘉慶二十五年出土的《大唐故朝議郎行宮闈令充威遠軍監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西門大夫墓誌銘並序》載，曾有高品宦官西門珍，先後“歷事六朝”：即玄宗朝幼年入宮，肅宗朝開始任職，代宗朝“大曆之末，擢居宣徽”，又任“隴右節度監軍判官”。德宗貞元年間，“充荊、襄、沔、鄂、洪府宣慰使”。此後歷任要職。在順宗與憲宗的權力交替過程中，西門珍發揮了重要作用：“暨德宗昇遐，順宗嗣位，爰選耆德，以輔儲皇，轉為少陽院五品。永貞元年，屬今上龍飛，公以密近翼戴之績，賜紫金魚袋，充會仙院使。元和元年，改充十王宅使。歷事六朝，公智足以周身，謀足以解難。”可見此人曾任東宮之官，輔佐“儲皇”即太子李淳。而“今上（憲宗）龍飛，公以密近翼戴之績”得到賞賜與重用，直到元和十二年，方以七十五歲高齡去世。此志雖是西門珍生前為自己所制“生壙”而備，不無炫耀自諛成份，但在是否翼戴皇帝登基這樣的重大事情上是不會貿然杜撰的。見陸增祥撰：《八瓊室金石補正》第478-478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舊唐書》第88卷，第3787頁。

[6]《新唐書》第165卷，第5065頁。

[7]《舊唐書》第159卷，第4180頁。

[8]《舊唐書》第147卷，第3976頁。

[9]《舊唐書》第160卷，第4210頁。

[10]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3編1冊，第1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下同。

[11]《劍橋隋唐史》第9章，第609頁。

[12]  王夫之《讀通鑒論》第25卷，第87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

[13]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6頁。

[14]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6-7617頁。

[15] 《新唐書》第108卷，第4090頁。

[16] 《新唐書》第108卷，第4091頁。

[17] 《舊唐書》第146卷，第3960頁。

[18] 《舊唐書》第148卷，第3990頁。

法門寺地宮所藏唐代文物

二、冊封太子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俱文珍與劉光錡、薛文珍、尚衍、解玉等一批德宗時任用的內宮官員，以順宗的名義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進入金鑾殿，起草冊立太子的詔書。[1]

冊立太子是一件大事，宰相及翰林學士理應都參與商議。然而，身為宰相的韋執誼及翰林學士王叔文，都被排除在此次重要的會議之外。當時順宗身邊的牛昭容等人，表示了對馬上冊立太子的異議。執筆起草詔書的鄭絪則在未請示順宗的情況下，徑直書寫了”立嫡以長”四字，呈送給順宗，順宗“頷之”。所謂“頷之”，即點頭同意的意思。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表示，當時順宗實際已處於內有宦官，外有朝官、方鎮的重壓之下。立不立太子、何時立太子，順宗很大程度上已沒有獨自的決策權，更何況拒絕冊立太子確實也提不出什麼正當的理由。

三月十八日，由鄭絪起草的《立廣陵郡王為皇太子制》頒佈：

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因社稷、正邦統，古之制也。廣陵郡王純，孝友莊敬；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辭，文皆合雅，講求典禮，學必承師，居有令問，動無違德。膚獲贊丕緒，抵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仍俾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純。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2]

鄭絪起草的制文，除了太子立長，固社稷、正邦統等套語以外，在談到廣陵郡王李淳的忠孝美德時，特別強調其“講求典禮、學必承師、居有令問、動無違德”的一面。與現存的十幾種唐代冊立皇太子制文對照來看，這些話並非一般的套語，而明顯地是影射順宗，重用王叔文等，不講典禮。[3]在後來的正式冊文中，這種影射更加明顯。制文還宣佈，李淳改名李純。[4]

四月初六日，李純冊封太子的典禮在宣政殿隆重舉行。關於唐代冊封太子的儀式及盛況，可以從當時參加冊封典禮、曾經撰成《通典》一書的杜佑的記載中窺見大概。

正式冊封太子之前，先要卜算吉日，告天地祖宗之廟。冊封前一日，尚舍官在大明宮宣政殿（唐初在宮城太極殿）北壁下設立御座向南。設皇太子座於朝堂御座的左面，坐東向西。群臣的位置在朝堂南部的東西二面。殿庭前設宮懸（鐘磐等樂器）一排。鼓吹樂器十二案。文官一至五品居樂懸之東，武官一至五品居樂懸之西，其餘六品以下官、諸親五品官、外國來賓都在文武五品官以下位置。冊封之日，日出前二刻，太子頭戴遠遊冠，穿絳紗袍，乘輿車由文武使臣陪同，鼓樂伴奏，向宣政殿進發。至宣政殿，舍人引太子就便座。侍中大聲宣佈中嚴，太樂就位。通事舍人各引群官使臣按順序入位元。舍人入引皇太子，黃門侍郎以冊文以及太子印授擺於案上。令史二人身穿絳色公服相對舉案，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一切準備就緒，侍中高稱“外辦”，此時皇帝身著袞冕龍袍乘御輿到達。皇帝下車，太樂令撞擊黃鐘，樂工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西房，登御座南向而坐。符寶郎手捧皇帝御璽立於座旁。協律郎揮麾命令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門，樂工奏舒和之樂，太子入，樂止。典儀官高聲宣佈：拜見皇上，贊者齊聲附和，皇太子跪拜。典儀喊“再拜”，群官與太子同時再次跪拜。

拜見之禮結束，中書令來到皇太子座旁，中書侍郎一人引導冊案。另一人引導太子璽綬案，立於中書令的南面。中書侍郎從案上取封冊遞給中書令。中書令高聲宣稱，“皇帝有制”，此時太子再拜。中書令宣讀冊文。宣讀完畢，太子再拜，然後接受冊文，退下，將冊文轉交左庶子。另一中書侍郎將璽綬遞給中書令，皇太子再次上前接受璽綬。退下後轉交左庶子。中書令，中書侍郎及持案者下。典儀宣佈：“再拜”，太子再拜，典儀又喊：“再拜”。群官及來賓與太子再拜。舍人引太子出，鼓樂奏起，太子出門，樂止。侍中跪奏冊封典儀完畢。太樂令命令撞蕤寶之鐘，樂工再奏太和之樂，鼓樂齊鳴，皇帝離御座，乘御輿自東房出殿。通事舍人引群官、來賓出殿。外國來賓先出。典禮結束。[5]

李純在冊封太子的儀式上，與百官第一次正式見面，許多官員目睹太子儀表，退出後皆相互致賀，有的人競激動地流下眼淚。

順宗即位以來，因病極少與百官見面，因此官員們的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王叔文等人更清楚地意識到冊立太子意味著什麼。特別是典禮上宣讀的《冊廣陵郡王為皇太子制》文中所講太子要“親賢遠侫、非道勿履，非禮勿行”等語，[6]顯然是衝著自己一夥人講的。

四月九日，朝廷又頒佈由鄭絪起草的《冊皇太子赦詔》，詔文中，鄭絪又旁部側擊地指出：“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友以翼輔之，俾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喻而成德也”。[7]再次影射順宗為太子時所交非人，使王叔文等人得勢。

當然，王叔文等人並不甘心就此敗下陣來。為奪取宦官所掌據的兵權，五月三日，經順宗批准決定，任命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五月六日，任命度支郎中韓泰為范希朝的行軍司馬。

神策軍是代宗以來中央禁軍；涇師之變後，德宗以宦官掌神策軍；貞元十二年（796年），又以宦官任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宦官成為禁軍的最高指揮者，神策軍擴充為十五萬人。其中大多數駐在京西一帶。順宗以范希朝任神策軍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目的是裁斷宦官對京西神策軍的指揮權。范希朗是有名望的老將，政治上較為暖昧，順宗王叔文主要是借用其名，而以行軍司馬韓泰專掌軍事。[8]

看來順宗與王叔文的這一決定是秘密進行的，宮中的左右神策軍中尉對此並不知曉。但是，當這一旨令發至京西軍將以後，神策軍諸將遣使來信向左右神策中尉辭別，並告知今後京西諸神策軍將屈隸屬范希朝，宦官們聞言大吃一驚，意識到順宗“二王”等人已經在秘密奪取神策軍兵權。宦官們認為，如果“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9]於是立即密令京西神策軍諸將，不要聽從范希朝指揮，不要將兵權交與他人。

宦官掌握神策軍已非一日，宦官在神策軍中的勢力，根深蒂固。所以當范希朝、韓泰赴奉天，召集諸神策軍將領時，竟然沒有一位神策軍將領前來報到，順宗“二王”等人畢竟在神策軍中沒有根基。當韓泰從奉天火速趕回長安，向王叔文報告奪取兵權失敗的消息時，王叔文計無所出，只好哀歎“奈何!奈何！”[10]隨後便不斷吟誦杜甫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深深表示了對奪取軍權未能成功的失望。

如果沒有發生奪取神策軍兵權的事件，反對派也許還會繼續與順宗政治集團周旋相持一個時期。而順宗“二王”等人奪神策軍權密謀的暴露，使宦官俱文珍等反對派推翻順宗及 “二王”集團的步伐加快了。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以順宗名義削去王叔文翰林學士的職務。翰林學士一職，自唐中期以來，一直享有起草詔制、參議國事的大權。翰林學士聚集的翰林院在宮中，與皇帝寢殿相近，翰林學士得以經常親近皇帝。安史之亂以後，“深謀密詔，皆從中出”，人稱“內相”，[11]王叔文得以主持改革朝政的大事，主要是因為順宗讓他“在翰林中使決事”。宦官削去其翰林學士一職，實際是剝奪了王叔文參預朝政的權力，依王叔文仍保留的戶部侍郎一職來說，一般情況下連直接入內宮的權力也沒有了。

此後，王叔文、王伾為恢復權力，雖又進行了一些努力，然而都沒有什麼效果。“二王”終於知道大勢已去。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母親病重，王叔文盛備酒席，請翰林諸學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人共飲。王叔文即席表示：母親病重，自己將告假歸侍。任職以來竭盡心力、不避危難，都是為了國家，一旦去歸，必然百謗交至。從王叔文一席話來看，他請李忠言、俱文珍等共飲，目的是要表白自己一心為國的情懷，似乎也有緩和鬥爭兩派的意圖。然而俱文珍等人並不為之所動，對王叔文的表白，俱文珍“隨其語輒折之”。[12]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以母親去世為名，辭去所有職務。七月初，王伾在多次上疏都得不到順宗的回音之後，中風歸家。七月二十二日， “二王”集團成員之一陳諫也被從中央調任外官。順宗 “二王”政治集團開始瓦解。宰相韋執誼早巳看出形勢的變化，已主動與 “二王”疏遠，並故意阻撓“二王”的一些決策，苟以自保。“二王”的失敗已成必然。

[1]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3頁。
[2] 《唐大詔令集》第27卷，第87頁。
[3] 《唐大詔令集》第27卷，第85－88頁。
[4]  李純即位後，凡“淳”“純”字人名、地名皆需避諱，如淳於氏姓改為於姓；桂州純化縣改為慕化縣；蒙州純義縣改為正義縣；淳州改為睦州；還淳縣為青溪縣；橫州淳風縣改為從化縣。見《冊府元龜》卷3《帝王部·名諱》第37頁。
[5] 《通典》第125卷，第654頁。
[6] 《唐大詔令集》第28卷，第91頁。
[7] 《唐大詔令集》第29卷，第95頁。
[8]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4頁。
[9]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6頁。
[10]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7頁。
[11] 《舊唐書》第139卷，第3817頁。
[12]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7頁。

法門寺地宮所藏唐代文物

四、“內禪”之謎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宮中傳出順宗的敕文，稱自己久病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即處理）”。[1]於是太子李純開始監國。同日，李純在東朝堂接見百官群臣。百官拜賀，李純卻泣不成聲。八月四日，宮中又傳出順宗敕令：“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2]八月五日，太上皇遷居興慶宮，下誥改元永貞。立太子母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後。八月九日，太子李純正式在宣政殿登基稱帝，內禪嗣位至此完成。

從四月六日冊封太子，到七月二十八日監國，再到八月九日受禪嗣位，憲宗登上權力最高峰都是發生在幾個月中的事情。表面看起來，似乎李純的登基，純粹是父親病重主動禪位的結果，其實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這是反對派與順宗“二王”集團鬥爭的結果。

在這場鬥爭中，憲宗扮演的角色似乎一直不明朗，他的即位似乎完全是被動的。其實認真分析有關史料可以看出，憲宗在這場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態度及利用 “二王”的反對派對自己的支持實現早日登基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李純冊封太子後， “二王”一派的給事中陸質任太子侍讀。陸質曾在侍讀時試圖瞭解李純的政治態度並準備對李純加以規勸，李純因此發怒說：“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3]明顯地表示出不與“二王”集團合作的態度。

同年六月，韋皋在求三川失敗以後，上疏要求順宗退位，太子監國。同時，韋皋也直接給李純上箋說：“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遍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4]

韋皋敢於向李純上箋直接攻擊“二王”集團，顯然是對李純的政治態度十分瞭解，因此他才勸太子“即日奏聞，斥逐群小”。對於韋皋的上箋及對父皇的批評，李純“優令答之”。[5]可見李純與韋皋的立場是一致的。

元和元年（806年），元稹在上書中曾認為順宗任太子時，結交非人，使 “二王”等人得幸東宮，使“永貞之際，幾亂天下”。因此勸告憲宗要“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對於這樣明顯攻擊順宗的言論，憲宗卻“頗嘉納其言”。[6]對於其他大臣奏章中攻擊批評順宗的言論，憲宗也都不予反駁批評。這說明憲宗的政治態度是與當時的反對派一致的。

從憲宗即位後重用反對派人士及馬上貶黜 “二王”集團來看，也說明憲宗並不只是被動地登上帝位，他實際上從最初便站在支持自己登基的宦官及部分朝官與方鎮一邊。

對於憲宗受禪登基的內幕，有諸多令人懷疑之處：

第一，順宗雖患疾病，但主要是失音即不能講話，並未差到難以執政的程度。據說王叔文在謀奪宦官神策兵權失敗以後曾對人講：“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7]說順宗上下馬如飛，未免言過其實，但卻也反映順宗身體確未壞到要禪位的地步。

第二，史書反映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俱文珍免去王叔文翰林學士是順宗同意的，對王叔文“上亦惡之”。又稱順宗自己“厭倦萬機”，這些記載頗令人懷疑。從順宗與王叔文長期的交往來看，順宗一直支持王叔文對朝政的改革，可以說王叔文出臺的每一項大的施政方針，都是經過順宗批准的，故很難設想沒有順宗的同意，王叔文竟會有權任命範希朝為京西神策軍行營節度使。另外，從順宗一貫的表現來看，他也不是一個甘於碌碌無為的昏君。

實際上，自奪神策兵權失敗，順宗很可能已被控制或者軟禁。王叔文被免去翰林學士就是證明。如果順宗仍控制著朝局，是斷不會罷免王叔文，砍去自己得力的助手的。大約與此同時，順宗賜臣下衫笏，也不包括王叔文，原因是“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8]這說明具文珍已完全掌握了實權，順宗已徒有虛名。

第三，自李純即位，順宗作為太上皇移居興慶宮。在公開場台，一直未再露面，只有元和元年（806年）正月，憲宗曾率百官去興慶宮給太上皇上封號，百官當時能否見到太上皇，使人疑問。劉禹錫晚年曾在《劉子自傳》中說：“時太上（順宗）久寢疾，宰臣用事者都不得召對，而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9]所謂“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指得是東漢順帝和宦官、外戚發動宮廷政變，登上皇位的事情。劉禹錫是當時人，所言當不虛。所謂“宮掖事秘”、“功歸貴臣”，都說明順宗與憲宗的權力交接是極不正常的。

第四，永貞元年（805年）十月，憲宗即位後，有一名叫羅令則的山人，從長安至普潤縣（今風翔北），矯稱得到太上皇（順宗）誥令，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澭，動員劉澭率兵干預朝廷廢立。劉澭將此人執送長安，搜捕其同黨杖殺。[10]此事表面看似荒謬，但至少說明，在長安，是有一批人為順宗抱不平的，是對順宗退位的內幕表示懷疑的。

第五，自憲宗受禪嗣位以後，俱文珍等人曾一再力圖掩蓋永貞內禪的內幕。據《舊唐書·路隨傳》記載：

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路）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命刊正。—–且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余示舊記最錯誤者，宜付史宮，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慚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滅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錄訪根底，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余依所奏”。[11]

從上述記載可見，韓愈修《順宗實錄》，其中涉及德、順時的史事“頗非詳實”。韓愈自德宗時即在中央任職，與俱文珍熟識。貞元十三年俱文珍為汴州監軍時，韓愈在汴州任觀察推官，曾寫詩贈俱文珍，[12]其撰《順宗實錄》，對俱文珍等人已有偏袒，但宦官仍惡其書“切直”，以至歷朝下詔修改。韓愈所撰《順宗實錄》流傳至今，從中仍可看到宦官等人逼宮的痕跡。宦官們一再要求修改實錄，“閹寺深不欲外人窺知，所以屢圖毀滅此禁中政變之史料也”。[13]對於在擁立自己登基中起了關鍵作用的宦官俱文珍，李純即位後累次升遷其職為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元和八年（812年）俱文珍去世，“憲宗思其翊戴之功，贈開府儀同三司”。[14]

第六，元和十四年七月，群臣討論上憲宗尊號時，宰相皇甫鎛主張在尊號中加“孝德”二字。另一宰相崔群認為尊號中已有“睿聖”，則“孝德”的意思，已包括在其中了。事後皇甫鎛向憲宗彙報此事，稱崔群等人不想給憲宗加“孝德”二字，憲宗聽後大怒，最終將崔群貶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憲宗之所以對“孝德”如此敏感，是因為他參與謀劃逼宮禪位，“內有慚德”，由此可見，“永貞內禪必有隱秘而不能明言之處。”[15]

永貞元年（80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百官奏請上太上皇“應乾聖壽太上皇”稱號。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順宗死於興慶宮，終年四十六歲。

對於順宗之死，也有令人懷疑之處。

在唐人的傳奇中，有一篇《辛公平上仙》，據考證，該文的作者李諒是王叔文集團的成員。“二王”劉柳等人被憲宗貶黜以後，他尚在長安，對於順宗死亡的真相十分清楚，但不敢公開宣露，因此寫了《辛公平上仙》一文，影射此事，抒其悲憤。

該文大意是有一名為辛公平（即心公平之意）的人赴京，在路上碰到陰間的綠衣吏王臻。王臻稱自己要去迎駕，請辛公平同行一觀。至京師，王臻引辛公平拜見了陰間派來迎取天子升仙的大將軍。幾天以後，辛公平隨陰間將軍來到宣政殿下。有五十多位從卒環殿持刃，以備非常。此時，殿上歌舞正歡。三更四點，有人持金匕首來到陰間將軍面前，稱時辰已到。於是將軍持金匕首來到御座前跪以獻上。頓時，左右紛紜，音樂驟散，皇上頭眩。侍從扶入西閣以後，許久末出。

三更後，皇上乘碧玉輿下殿，陰間將軍隨從而出，從內閣經各道門，官員們嗚咽相辭，以至有人拉住碧玉輿不忍放行。過宣政殿以後，二百騎導引，三百騎隨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辛公平此時離隊，到了開仕坊王家宅。不敢洩露陰間將軍迎皇上升仙的事情，數月以後，辛公平才敢表露自己的悲痛之情。

對於李諒這篇小說中假借道家兵解升仙，影射皇帝被殺之事，曾有學者認為是暗喻憲宗被宦官殺害的事情。經進一步考證，有的學者認為，《辛公平上仙》中的“辛公平”，是“心公平”的諧音。作者認為順宗之死不公平，故取“心公平”之諧音。文中所講皇帝兵解上仙，數月以後辛公平才敢表露悲痛之情，並不是隨意編排。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憲宗即位，到第二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順宗去世，時間正好是“更數月”，因此，小說影射的是順宗被害的事情。也就是說，當憲宗正式登基的時候，順宗皇帝已被宦官殺害，數月以後的元和元年（806年）正月，才製作假像，宣佈太上皇去世。這期間所謂太上皇於興慶宮受封號、受朝賀，很可能是宦官製造的煙幕或者是史官為掩飾真相而做的曲筆。[16]

無論順宗的死因如何，看來自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順宗 “二王”奪取神策軍兵權失敗以後，宦官已控制或軟禁了順宗。為憲宗登上帝位鋪平了道路。此外，在同年的十月三日，舒王李誼也突然死去。舒王在貞元年間曾經是順宗皇儲地位的競爭者，德宗去世時宦官還曾企圖以舒王取代順宗。現在，宦官既然已擁戴李純登上帝位，舒王即成為多餘甚或是有害的了。因此，舒王在憲宗登基後一個多月便壯年而逝，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

[1] 《唐大詔令集》第30卷，第102頁。
[2]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8頁。
[3]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4頁。
[4]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6頁。
[5] 《舊唐書》第90卷，第3825頁。
[6]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2頁。
[7]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18頁。
[8] 《冊府元龜》第480卷，第5727頁。
[9] 《舊唐書》第168卷，第5132頁。
[10] 《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22頁。
[11] 《舊唐書》第159卷，第4192頁。
[12]《全唐詩》第345卷，第85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韓愈詩稱讚俱文珍曰：“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沖天鵬翅闊，報國劍芒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誰言臣子道，忠孝兩難全。”
[13]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第9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舊唐書》第184卷，第4767頁。
[15]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第97頁。
[16] 黃永年《唐元和後期黨爭與憲宗之死》，載《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第210頁。文中作者還考證《辛公平上仙》一文中的“元和末”乃“貞元末”之誤，進一步說明李諒此文是影射順宗被害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