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討平三鎮

元和初年（806—809年），憲宗剛一即位便遇到了來自藩鎮的挑戰。年輕的憲宗，不畏困難，高舉平藩統一的旗幟，開始了他討平強藩、重振貞觀、開元之政的宏業。由於憲宗制定的方針政策正確，用人得當，保障措施得力，對西川、夏綏、鎮海三鎮的用兵取得了成功，為其“以法度裁制天下方鎮”奠定了基礎。

唐武則天乾陵

第一節  平定西川劉辟叛亂

一、劉辟反叛與三川地位

永貞元年（805年）八月九日，二十八歲的李純在多種政治力量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即位伊始，百事待理，僅僅手邊急待解決的政事便有：

德宗皇帝大行在殯，安葬事宜尚待安排處理。而太上皇順宗遷居興慶宮後，憲宗不得不時時前往“探視”， 處理有關事務，以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孝敬之心。

朝廷的人事也有待調整。還在七月監國時，憲宗已任命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任命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基本控制了中樞決策和司法、人事權，同時將 “二王”等人貶出朝廷。但這僅是憲宗整個人事調動計畫的一部分，其它一些中央部門及地方官員都尚待進一步調整，反對派的政治勢力有待進一步清除。

此外，憲宗即位以來，郎州武陵、龍陽江水（今湖南常德至漢壽一帶沅水）氾濫，漂沒一萬餘家。江淮一帶出現嚴重災荒，這些都急需朝廷予以救濟撫恤。[1]

正當憲宗為即位以後頭緒繁多的政事所困擾之際，八月十七日，有使者自西川來，稱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去世。

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是堅決擁戴憲宗監國、即位的三個重要方鎮節度使之一。韋皋之所以積極擁護李純監國即位，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王叔文曾拒絕了韋皋所提出的擔任劍南西川、劍南東川、山南西道三川節度使的要求。如果當初王叔文等答應了韋皋的要求，韋皋對憲宗監國、即位會採取什麼樣的政治態度就很難說了。對於這一點，憲宗心裡是明白的。憲宗同時也清楚，韋皋憑藉自己的擁立之功，很可能還會再次提出對三川節度使一職的要求。如果真要出現這種情況，憲宗將會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批准其任三川節度使，不符合憲宗決心削弱藩鎮、加強中央集權的願望，而拒絕韋皋的請求，必然會傷害擁立功臣之心，那也是憲宗不願意做的。韋皋的去世，使憲宗從這樣一個兩難境地中擺脫出來了。因此，對韋皋的去世，憲宗雖然多少有些悲傷，但也似乎感到些許的輕鬆。

對於西川節度使的繼任人選，憲宗還沒有來得及認真考慮。八月下旬，西川節度副使劉辟鼓動部下將領上書，請求朝廷任命自己繼任為西川節度使。

對於劉辟，憲宗是瞭解的。劉辟貞元年間（785—805年）進士及第，曾登宏辭科。韋皋因劉辟多才幹，任其為從事，一直升遷為御史中丞、支度副使。經常往來於京師與西川之間。去年，韋皋要求擔任三川節度使的意見，也是由劉辟轉達給王叔文的。當時如果不是韋執誼相救，王叔文早就將劉辟斬首了。

對於劉辟的請求，憲宗沒有太多考慮，便予以回絕，憲宗有心從第一個節度使的任命開始，改變數十年來方鎮自行決定節度使人選的弊端。八月二十三日，憲宗任命袁滋為劍南東道、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前往三川宣慰。隨後，憲宗又決定，以袁滋為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同時征劉辟入朝擔任給事中。[2]

劉辟早有繼韋皋以後割據西川的野心，因而，對於憲宗徵其人朝的詔令，拒絕執行，並開始修繕甲兵，準備以武力抗拒詔命。袁滋行至中路，害怕劉辟兵勢強盛，擔心自己前往西川，弄不好會有殺身之禍，因此一直逗留不進，畏縮不前，許久不能至西川上任。

憲宗對袁滋的孺弱行為十分生氣，下令將袁滋貶為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同時。考慮到自己剛剛嗣位，統治尚未穩固下來，急待解決的問題尚有很多，馬上興兵討伐劉辟實有很大困難，因此決定暫時批准劉辟為劍南西川副大使、知節度使事。[3]

對於憲宗的想法，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堅決反對。韋丹認為，代、德宗以來，法廢人慢，藩鎮皆由自專，以至於天下藩鎮割據，中央政令不行。現在，憲宗即位，應齊之以威，將權力逐漸收歸中央。如果承認劉辟的自專，那麼朝廷可以指使的地方，只有西京長安和東都洛陽了。[4]憲宗非常讚賞韋丹的看法，但考慮到實際情況，還是決定對劉辟妥協一步。為防止劉辟兼併劍南東川，憲宗準備以韋丹出任劍南東川（治所梓州，在今四川三台）節度使。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順宗駕崩的消息頒佈，憲宗著手父親喪事的處理。這時，劉辟派使者上表，請求朝廷批准自己兼領劍南東川、西川、山南西道三川節度使。[5]

對於劉辟得寸進尺的無理要求，憲宗極為憤怒，堅決駁回了劉辟的請求。於是，劉辟不顧憲宗的詔令，向東川節度使李康所在地梓州（今四川三台）發起進攻，準備以武力奪取東川，再進而奪取山南西道，實現其割據三川的野心。

面對劉辟的公然叛亂，憲宗面臨著以武力討伐和妥協退讓兩條道路的選擇。無論是選擇前者還是後者，對憲宗來說，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劍南三川，對於唐朝廷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十分重要的。三川的形成，始自睿宗景雲二年（711年），當時朝廷將山南道分為山南西道和山南東道二部分，從此，山南西道成為獨立的一個道。肅宗上元二年（761年），朝廷將劍南道一分為二，成為劍南東道即東川和劍南西道即西川兩部分。山南西道與劍南東川、西川，成為所謂的“三川”。三川地區，大體包括現在西起阿壩、甘孜、涼山三個自治州的東界，東至湖北省西界，北起甘肅甘南自治州和陝西秦嶺以南，南至雲南、貴州的一部分。劍南西川治所在成都（今四川成都），領有益、彭、蜀、漢、邛、簡、資、嘉、戎、雅、眉、松、茂、翼、維、當、悉、靜、柘、恭、真、黎、嶲、姚、協、曲共二十六州，一百一十二縣。[6]劍南東川的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領有梓、劍、綿、遂、渝、合、普、榮、陵、瀘、龍、昌共十二州，六十五縣。山南西道治所在梁州（今陝西漢中），領有梁、洋、興、鳳、開、通、渠、集、蓬、利、壁、巴、閬、果、金十五州，八十八縣。[7]三川合計有五十三州，二百六十九縣。元和中期（805—810年），劍南東川、西川約有戶十五萬九千八百，人口約九十二萬。[8]山南西道元和年間的戶口數，史書缺載，而天寶年間，山南西道曾是擁有二十七萬五千餘戶，九十八萬四千餘人的大道。[9]安史之亂以來。戶口減耗嚴重，人口估計只有四、五十萬，戶數約有十四、五萬。[10]劍南三川戶數合計約有三十餘萬，口數約有一百四、五十萬。當然，這僅是官府戶籍上的數字，實際戶口則要遠高於此數。[11]

自唐朝建立以來，朝廷能不能有效地控制三川地區，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唐太宗昭陵

首先從經濟上來看，自唐初以來，三川即在全國經濟中起著重要作用。唐初高祖討平天下群雄時，該地區即曾供給關中大批糧食物資。武德二年（619年），太府少卿李襲譽曾運劍南之米以實京師。[12]武則天時，陳子昂曾上書指出：“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13]安史之亂時，關中米貴，衣冠士庶，都從關中南下入川求食，山南、劍南，道路相望，“升合斗儲，皆求於蜀人。”[14]安史之亂以後，由江淮漕運不時受阻，三川更成了唐朝政府重要物資的供應地。杜甫曾說過：“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昔時，唯獨劍南，自用兵已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15]唐中期以來，蜀川實際上已成為僅次於江淮的一個經濟發達地區，以揚州、益州為中心的江淮、三川地區成為朝廷的財經命脈所在。李吉甫曾統計，朝廷在元和二年（807年），賦稅主要依辦於東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而如果朝廷控制了三川，賦稅來源就會增加五十三州、二百六十九縣、三十多萬戶。因此，能不能有效地控制三川，對於朝廷的財政經濟，至關重要。

其次，從政治上來看，自唐初以來，蜀川便成為唐朝廷的“外府”，[16]唐都長安每每發生緊急情況，三川便成為朝廷君臣的避難處所。安史之亂時玄宗奔成都、涇師之變後德宗由奉天奔梁州以及後來唐末戰爭時唐昭宗奔成都，都說明了這個問題。清人顧炎武曾講，唐室之所以沒有亡國，幸虧有蜀川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室之有奧（室中西南隅稱奧）也，風雨晦明，有所依而避焉。”。[17]因此，唐朝政府歷來重視蜀川的任官人選，人稱三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如果任官得人，蜀川的確能起到朝廷避難所的作用。

同樣，正由於蜀川地位重要，如果為野心家或割據者所掌握，蜀川就不但起不到朝廷屏障的作用，反而會成為割據者的根據地，威脅朝廷的安危，直接影響朝廷安危。韋皋在西川，可以直接干預皇位的繼承，即可說明這一點。

另外，從軍事上來看，三川對朝廷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自安史之亂以來，隴右為吐蕃所攻佔，長安已經常處於吐蕃的威脅之下，幸賴三川的存在，成為朝廷對付吐蕃及南詔入侵的屏圍。蜀川西南與吐蕃、南詔接壤．而且西部又有眾多蠻部，民族複雜，如果三川失陷或設官有誤，必然會對唐朝廷構成軍事上的直接威脅。

三川地區雖然具有上述經濟、政治、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但是，自唐中期以來，唐朝廷對蜀川的控制卻若即若離，時斷時續，三任節度使皆幾近於割據者。

玄宗、肅宗時，嚴武任劍南節度使，他肆意逞欲，恣行猛政，刻剝百姓，窮極奢靡，“蜀方閭裡以徵斂殆至匱竭。”嚴武任職期間，“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18]對於朝廷的態度可想而知。代宗大曆初年到大曆十四年（767—779年），崔寧擔任西川節度使，史書記載：“蜀川天下奧壤，自（崔）寧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19]崔寧倚仗蜀地險要而富庶，肆侈窮欲，厚斂財貨，將吏的妻妾，他可以隨意淫汙，“朝廷患之而不能詰”。西川儼然成了獨立王國。

貞元元年（785年），韋皋開始任西川節度使，一直到永貞元年（805年），韋皋據蜀二十一年，韋皋對百姓重加賦斂，厚給士卒，士卒婚嫁死喪，都供給資費，因而川中將士只知感激韋皋，都願意為他效力，官軍幾乎成了他的子弟兵。為了牢固控制西川，他不許部下入朝做官，不許官員與朝中往來，西川的獨立割據狀況更甚於嚴武、崔寧時期。[20]

憲宗對韋皋割據一方的狀況顯然是不滿的，韋皋的去世，為憲宗提供了解決西川問題的機會。但出於對實際情況的考慮，憲宗有意將解決西川問題的時機推遲，因而對劉辟作出了暫時的妥協，任命其為西川知節度使事。可是現在劉辟卻公然企圖以武力來兼併三川，完全無視中央權力的存在，無視憲宗的權威。如果對此再繼續妥協退讓，朝廷就沒有什麼法度可言了，天下方鎮豈不都可以效法西川，動輒以武力要脅中央，那樣，憲宗企圖平服割據藩鎮、一統天下的雄心豈不成為泡影。基於這樣的考慮，憲宗基本傾向以武力討伐西川。只是，憲宗還存在很大的顧慮，即興兵討伐，萬一失利，不僅三川將會徹底丟失，而且長安的中央朝廷也會受到劉辟的嚴重危脅，自己作為皇帝的聲譽，也會從剛一即位就一敗塗地。為此，憲宗還是十分慎重地將此事交付大臣們討論。

[1] 《舊唐書》第14卷，第412—413頁；《資治通鑒》第236卷,第7620頁。

[2] 《舊唐書》第140卷，第3826頁。

[3] 《冊府元龜》第177卷，第2125頁。

[4] 《新唐書》第122卷．第5629頁。

[5]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6頁。

[6] 《元和郡縣圖志》第31卷，第765頁。

[7] 《元和郡縣圖志》第33卷，第841頁。

[8]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10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 《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86頁。

[10] 《資治通鑒》第230卷，第7419頁。

[11] 據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經濟》一書第一章第21～22頁的統計，唐後期四川地區實際存有的戶口數不會低於天寶時期的戶二百萬，口一千萬左右，較為可靠和保守的估計是劍南西川有戶百萬，見《全唐文》第744卷，第3413頁。東川有戶約三十萬，見《資治通鑒》第255卷。第8302頁。山南西道約二十萬。三川合計一百五十萬戶，人口約六百萬到七百萬之間。參見《唐代四川經濟》第一章，成都：四川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12]《冊府元龜》第498卷．第5966頁。

[13]《陳拾遺集》第8卷《上蜀川軍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舊唐書》第111卷。第3330頁。

[15]《杜詩詳注》第25卷，第21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16]《舊唐書》第117卷，第3410頁。

[17] 顧炎武《天下邪國利病書》引《穀山務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8] 《舊唐書》第117卷，第3396頁

[19] 《舊唐書》第117卷，第3401頁。

[20] 《舊唐書》第140卷，第3826頁。

仿唐代建築大明宮

二、討平西川與善後措施

對於憲宗在用兵問題上的猶疑，宰臣們是看得出來的，因而也敢於發表各自的意見。不少公卿認為，西川有劍門雄關，境內山高路險，貞元以來二十多年，韋皋、劉辟苦心經營，士卒願為其用，將領不親朝廷，出兵討伐，難以取勝。不如順水推舟，批准劉辟為三川節度使，這樣劉辟自會退兵，相安無事。

對於這種鼓動憲宗姑息退讓的意見，宰相杜黃裳堅決反對，他認為劉辟不過是一個狂妄戇直的書生，朝廷要討平他就像地上拾芥一樣容易。杜黃裳建議：由有勇有謀的神策軍使高崇文出任統帥，取消監軍，朝廷一定可以獲勝，劉辟一定能夠就擒。[1]

翰林學士李吉甫、左抬遺元稹等也主張興兵討伐。元稹在《論西川討賊表》中指出：

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為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蕞爾微醜，天將棄之。置蟊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旄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汙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情，有司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困壘以降之，舞幹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情何!其如天下之情何![2]

元稹認為，憲宗已經對劉辟作了最大的讓步，仁至義盡，劉辟不思悔改，得寸進尺，天下忠臣孝子，都恨不得食其肉而快其心，憲宗應趁這樣的形勢，趕快發兵討伐，“以快天下人人之憤”。

元稹主要從道義的角度論證討伐劉辟的必要性。其實，在此之前，憲宗已與杜黃裳從政治上和戰略上的角度，全面討論過對待天下方鎮的政策問題。杜黃裳認為，自德宗經涇師之變以後，朝廷對藩鎮務為姑息，方鎮節帥的任命，都是由中使前往方鎮根據鎮將的意願加以確定，朝廷實際上沒有什麼權力。杜黃裳認為，憲宗既然追慕貞觀、開元之風，要重振綱紀，就必須首先解決安史之亂以後藩鎮的跋扈問題，而解決藩鎮問題，就必須堅持“以法度裁制藩鎮”，將藩鎮節度使的任免之權，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手中，只有這樣，才能重樹中央的權威，實現天下的大治。[3]

對於杜黃裳的見解，憲宗深表贊同。從此，“以法度裁制藩鎮”，就成為憲宗解決割據藩鎮問題的一個指導性思想而貫穿於元和年間始終。

唐代建築大雁塔

由於得到了杜黃裳等一批大臣的堅決支持，憲宗對西川用兵的決心已定。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二十三日，憲宗正式發佈《討劉辟制》，制文說：

劍南兩川疆界，素定藩鎮守備，各有區分。頃因元臣薨謝，鄰境不睦，劉辟因虛構隙，以忿報仇，速勞三軍，兼害百姓。朕志在含垢，道務安人，遣使宣諭，委以旄鉞。如聞道路壅塞，未息干戈，輕肆攻圍，擬圖吞併，為臣之禮，義在勝殘，命將興師，蓋非獲已。宜令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領當道士馬，與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犄角應接。仍令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領馬步五千人為左軍，左右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實領馬步二千人為次軍，並相續繼發，仍仰高崇文等備差人先與嚴礪計會齊進。朕以三蜀之川，本無過犯，征鎮將士，各著勳勞，迫於威制，不能自拔，各宜分明曉諭，令悉朕懷。如劉辟稟奉朝經，抽兵卻歸本鎮，務存誠信，必當委待如初。其效順之試，臨陣歸款，高位重賞，當不食言。如尚執迷，自貽覆滅，法既無赦，令在必行。宜一乃心，恭守所職。其置頓糧料等，仍委度支使差官勾當，無令缺失。[4]

憲宗在詔令中全面闡述了劉辟叛亂的起因、官府的對策、官軍的調遣、朝廷對於叛亂將士的政策及討伐軍的供給等一系列問題。

在談到劉辟之亂的起因時，憲宗基本上是就事論事，將事變的原因歸咎於劍南東川和西川的關係不睦，劉辟只是因虛構隙，以忿怒起兵報仇。憲宗的這一番解釋顯然是有深意的。因為憲宗清楚地知道，劉辟從一開始要求擔任西川節度使，進而要求任三川節度使，都不是由於兩川之間的境界糾紛。如果僅僅是境界糾紛，憲宗完全可以用撤換東川節度使或由朝廷出面劃定境界的辦法解決。如果僅是兩川之間的糾紛，劉辟也沒有理由要求兼任山南西道的節度使。劉辟志在合井三川，繼續在劍南保持割據的野心，憲宗是清清楚楚的。之所以在詔令中將劉辟之亂的起因歸咎於兩川境界的糾紛，是因為憲宗對劉辟仍抱有一線希望，希望劉辟能在朝廷決計討伐的形勢下，能“稟奉朝經，抽兵卻歸本鎮” ，[5]那樣，朝廷會“務存誠信，委待如初”。反之，如果在詔書中將劉辟的出兵過早定性，無疑會使劉辟完全失去退路，斷絕其歸順朝廷的可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憲宗還是希望能在不動干戈的情況下解決西川問題。因此，憲宗在詔文中又指出，朝廷一再對劉辟含垢忍讓，目的是避免戰爭，免使百姓受戰爭塗炭，朝廷的“命將興師，蓋非獲已”。這就向世人表明，朝廷興兵討伐西川，完全是由於劉辟逼迫所致。[6]

在詔令中，憲宗為瓦解叛軍，注意將劉辟與西川將士區別開來，指出西川之人並沒有過錯，征鎮將士，曾為國家抵禦吐蕃、南詔，立過功勞。他們參與叛亂。完全是劉辟的脅迫。因此憲宗希望他們能夠迷途知返，示效順之誠。

憲宗的這一規定，並不是無的放矢，也不是一時的策略。實際上劉辟剮開始反叛時，就曾受到西川一些官員和將領的抵制。曾有擔任推官的蒲田人林蘊竭力反對劉辟舉兵，劉辟怒其不服從自己，將林蘊投入獄中，並且多次以處斬加以威嚇，林蘊仍不改初衷，反對劉辟反叛。[7]

在征討西川的軍隊安排上，憲宗除命令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互為犄角、相互接應外，派高崇文率五千人馬、李元奕率二千人馬，先後向西川進軍。

高崇文，祖先為渤海人。生於幽州（今北京），少年時，在平盧從軍。德宗時，隨韓全義鎮守長武城（今陝西長武西北），治軍頗有聲譽，貞元五年（789年），在佛堂原與吐蕃的大戰中，率三千將士浴血奮戰，將士死亡過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貞元十四年（798年），高崇文擔任長武城使。在任期間，精心訓練了五千士卒。並隨時作好征戰的準備。

憲宗決計出兵討伐西川時，朝廷中功臣宿將很多，若按資歷，是輪不到由高崇文掛帥出征的。在宰相杜黃裳的推薦下，憲宗不拘一格，將並無很大名望的高崇文任命為統帥。詔令公佈之時，諸將官無不吃驚。

高崇文受命以後。立即從長武（今陝西長武西北）率軍南下。由於高崇文早有出征準備，因而兵馬糧草一無所缺。

高崇文從郿縣（今陝西郿縣）入斜谷，穿過秦嶺，進入興元（今陝西漢中）。興元是山南西道的治所所在。在這裡，高崇文與山南西道嚴礪的軍隊會合，兵員增至一萬五千人。[8]一路上，高崇文治軍嚴格。在興元，曾有士兵折壞旅舍竹筷，高崇文立即命令斬首，傳令全軍，因此軍隊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不久，後軍李元奕也率軍由駱谷經華陽（今陝西洋縣北）到達興元。[9]

兵會興元，高崇文面臨三條入川的道路：正面一條道路為劍閣道，劉辟在劍門關派邢泚率重兵拒守。劍門歷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稱，易守難攻。寄希望於強攻奪關，把握不大。西面一條道路為陰平道。經龍州（今四川平武）、昌明（今四川江油南），繞出劍閣之西，可以直趨成都。這條道路，路途遙遠，山深坡險，高崇文也未加考慮。第三條道路是從劍閣的東南方閬中（今四川閬中）入川。由這條道路入川，既可避開劍門天險，又可以直接到達劍南東川的治所梓州（今四川三臺北），儘快解除劉辟對東川節度使李康的圍困，因此，高崇文率軍隊主力選擇了這條入川的道路。

正在高崇文率軍向劍南進軍之際，前方傳來軍報：劉辟的軍隊已攻佔東川節度使治所梓州，俘虜了朝廷官員節度使李康。但同時也傳來一個好消息，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率軍攻拔了西川的劍州（今四川劍閣），斬殺劉辟的劍州刺史文德昭。[10]

高崇文率軍由閬中入川進入劍州境內，迅即南下，於三月率軍向已被劉辟攻佔的梓州發起進攻，並很快收復了梓州。劉辟沒有想到官軍進軍如此迅猛，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劉辟企圖阻緩官軍的進兵，主動釋放了東川節度使李康，並要求洗雪自己的罪過。然而，這些表示都為時已晚。

唐代建築小雁塔

梓州既經收復，憲宗增強了對西川用兵獲勝的信心，因此，在三月十三日，憲宗發佈《招諭劍南諸道詔》，詔文中，憲宗再次申明此次用兵西川，實出於不得已，同時嚴厲斥責了劉辟的反叛行為，指出：

元臣喪亡，劉辟乘此變故，坐邀節符。朕以枉成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競違卿士之謨，遂允饒求之志。朕之於辟，恩亦弘矣。曾不知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凶；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迫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劍路，師徒所至，燒掠無遺，千紀之辜，擢發無數。朕為人司牧，育彼黎元，如辟之罪，非朕敢舍。是用協群率之謀，除百姓之害，永清妖孽，底定一方，伐罪吊人，於是乎在。[11]

與一個月前憲宗發佈的詔文相比，憲宗已不再將劉辟之亂講作兩川境界之爭，而直接斥之為干紀犯上的叛亂行為了。自上一次詔令發佈以來，劉辟毫無悔改歸順的表示，而高崇文收復梓州以後。憲宗已有信心以武力徹底擊敗劉辟，因而詔令的嚴厲口吻大大加強。

憲宗在詔令中宣佈，削奪劉辟的一切官職，號召西川將士幡然改途，誅斬劉辟。凡西川諸州刺史，沒有直接參與叛亂並能表示歸順者，仍然擔任原職，如有協助平定劉辟者，特別酬賞。

從憲宗詔令的立意及措詞來看，憲宗已確信劉辟很快就會被官軍擊敗，收復西川已指日可待。

梓州被劉辟攻取以前，憲宗曾派韋丹取代李康擔任劍南東川節度使。當高崇文進兵兩川時，韋丹從興元上奏憲宗。認為官軍入川作戰，如果由高崇文直接擔任東川節度使，可以便於從當地徵發軍用物資，穩定軍心民心，更有利於對西川戰爭的勝利。憲宗接奏後，於四月四日詔令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12]

攻佔梓州以後，高崇文即考慮向西川節度治所成都進軍。而眼前的通道是成都東北方一百五十里處的鹿頭關（今四川德陽北羅江縣境）。[13]在這裡，劉辟屯兵數萬人，扼兩川之要。又修築了八個戰柵分佈於關口兩側，形成多方位的犄角之勢。

五月，高崇文率軍來到鹿頭關。六月五日，在鹿頭關外，官軍與西川軍展開激戰，官軍大勝，殲敵二萬人。正當官軍乘勝向鹿頭關發起總攻時，突然下起了暴雨，進攻受阻。此後，由於敵軍閉關不戰，因此從正面進攻已有困難。於是高崇文改變進攻策略，集中力量向鹿頭關東面西川軍控制的戰柵萬勝堆進攻。萬勝堆在山頭之上，居高臨下，加上守軍拼死抵抗，官軍數次進攻都被擊退。高崇文命令驍將高霞寓親自擂起戰鼓，鼓動士卒攀緣而上，此時山上箭石如雨而下，官軍進攻仍未能奏效，損失嚴重。高崇文又組織起敢死隊輪番向萬勝堆進攻，經過多次拼死奮戰，六月六日，高崇文終於攻克萬勝堆，柵中守軍全部被殲。

由於萬勝堆地勢高於鹿頭關，官軍居高臨下，鹿頭關城中敵軍的活動歷歷在目，因而官軍取得了進攻的優勢。然而，西川守軍困獸猶鬥，高崇文攻取萬勝堆後的數月中，雖然又八次擊敗西川軍隊，卻始終未能越鹿頭關一步。[14]

七月二十七日，憲宗為便於統一指揮，加強進攻力量，詔令所有繼援討伐西川的軍隊。都由高崇文統一調度。[15]

自三月發佈第二道征劉辟敕文以後，憲宗本以為很快便可以攻取西川，但時至八月，高崇文軍久圍鹿頭關下，戰爭沒有大的進展，憲宗未免心情焦躁。這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上言，請求憲宗再從關中、河東增援軍隊，與高崇文軍配合，南下經閬（今四川閬中）、果（今四川南充北），攻合（今四川合川）、渝（今四川重慶）二州，從東南面包抄西川。從嚴礪的上言來看，西川劉辟在年初攻佔東川節度治所梓州時，其勢力已擴展到山南西道的南部地區和劍南東川的南部地區。嚴礪的建議，目的是要官軍避開鹿頭關口，從劉辟兵力較弱的東南方向進攻西川。[16]

嚴礪的建議，憲宗有採納的意向，“詔旨更發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劍南東川”。翰林學士李吉甫對此堅決表示反對，李吉甫在所上《論兵表》中認為，[17]古來征戰，取勝之道在於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在多兵廣眾。高崇文所統一萬五千兵眾，已不算少。不宜再繼續從河東、關中調發。李吉甫具體提出了不宜從關中增兵的理由：

首先，高崇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本部兵力既少，兼統軍隊則多，將領多是暫時隸屬，兵士過去未曾撫領，看起來像是精銳之師，究其實則形同烏合之眾。一般情況下尚可脅制，臨敵作戰則難以指揮。這不是高崇文才分有限，而是古來兵家所難，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溵水之役，都是因兵多將雜而失敗的。

自貞元以來，四方節將，人各懷安。今因劉辟之叛，從春天到夏天，徵發王師已廣，現有兵力，破賊已有餘。如果繼續徵發兵眾，必然擾亂人心。且川中山險深阻，暑濕易病，“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的涇師之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事情關係朝廷安危，不可不慎重。

此外，朝廷與吐蕃還沒有進行過會盟，如果吐蕃人聽說官軍調發西南，必然會乘機擾亂邊鎮。現在“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虛乘隙，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因此切不可不防吐蕃，抽空西北邊鎮軍力。

李吉甫進一步分析，認為劉辟現在已是窮寇末路，官軍應潛鋒養銳，以逸待勞，而不是盲目增多兵力，否則“兵將何繼!”

從軍糧物資供給來看，現有官軍已經是日費千金，眼下蜀川貧困，居民食糧尚且不足，將何以供軍？若千里運糧，蜀路艱險，運力有限。再增加軍隊，怎樣解決糧草供應? 軍無食糧，怎麼會有鬥志!

鑒於這種情況，李吉甫建議，現在太原及神策軍已經上路的軍隊，數量已經很多，完全可以滿足前方的需要。關中風翔尚未上路的將士，則請立即停止徵發。[18]

關於進兵的方略問題，李吉甫也提出自己的建議。他認為漢代時討伐公孫述、晉代時討伐李勢、南朝劉宋時討伐譙縱、南朝蕭梁時討伐劉季連、蕭統，五次攻蜀中有四次是沿長江水北上。李吉甫認為，宣（今安徽宣城）、洪（今江西南昌）、蘄（今湖北蘄春北）、鄂（今湖北武漢）四州的強弩，號稱天下精兵，應組織四州水軍沿江北上，“搗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而高崇文也會因擔心水師搶先成功，必然會全力攻取鹿頭關，劉辟一定會很快崩潰。[19]

對於李吉甫的建議，憲宗一一採納。不過，由於戰場形勢好轉，憲宗停止調四州水師北上。

唐代建築佛光寺

元和元年（806年）九月，鹿頭關終於被高崇文軍攻破。當初，憲宗征河東及神策軍支援高崇文，河東軍裨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在徵調之中。高崇文規定了阿跌光顏到達鹿頭關的具體日期，而阿跌光顏比約定日期遲到一日，阿跌光顏知道高崇文治軍之嚴，為免於遭軍法處置，阿跌光顏企圖立功以自贖，率軍從鹿頭關以西深入敵營，佔領西大河口，截斷了敵軍的糧食供應，鹿頭關敵軍聞訊頓時亂了陣腳。當天，西川綿江柵守將李文悅率三千人投降高崇文。九月十二日，鹿頭關守將仇良輔見大勢已去，也率守軍一萬人投降高崇文，劉辟之子劉方叔、女婿蘇強正在鹿頭關監軍，同時被俘。[20]

鹿頭關既破，成都大門洞開，西川將士投戈而降者沿途數十里。德陽（今四川德陽）、漢州（今四川廣漢）等西川守軍也紛紛投降，高崇文率軍直搗成都。

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軍攻入成都，劉辟率親兵數十騎與心腹盧文若攜帶珍寶向成都西北逃奔，準備投附吐蕃。高崇文派高霞寓、酈定進率輕騎連夜追擊，在羊灌田（今四川都江堰西）守捉終於追上劉辟等人。劉辟無路可逃，投入岷江之中，被酈定進在水中捕獲。盧文若見情勢危機，先殺妻子，隨後身繫石頭自沉於岷江。至此，西川劉辟之叛。完全平定。高崇文率軍入成都後，嚴申軍令，不許掠奪，雖然市肆珍貨山積，官軍秋毫不犯，將士皆屯駐於街頭，成都迅速恢復了平靜。西川各州縣也紛紛歸降。[21]

攻滅劉辟以後的善後事宜，憲宗早有打算。十月五日，憲宗頒佈《平劉辟詔》，詔令中再次指斥劉辟“人之亂常，法所不舍”的罪行，讚揚了官軍“蕩三蜀之流患，除一方之大殘”的勝利。同時，具體提出平定西川以後有關的善後措施：

首先，獎勵在平定西川戰爭中有功的將士，特別是收復成都和擒獲劉辟的將士。具體人員由高崇文和都監使俱文珍共同條疏，分等第申報。朝廷論功升職行賞，主動投降的西川將士也分別聞奏，給予獎賞。陣亡官軍將士從厚給予撫恤。在劉辟任職期問，有節義彰明、無辜被害者，將姓名事蹟上奏，追贈稱號，優恤其家屬。

對劉辟執政期間西川諸州鎮刺史、大將及參佐官吏、將健、百姓等，所有被脅迫擔任、補署偽職者，一律赦免，不加追問。

對於西川百姓，由於“久遭凶逆，不免傷殘，”[22]其兩稅錢，由西川觀察使根據實際情況予以減免。東川及山南西道，在王師討伐劉辟之際，三軍所資，盡出百姓，“一日之費，豈止千金”。因此，東川宜放免元和三年（808年）前上供錢糧，留州留使錢。由觀察使量事酌減。山南西道元和二年（807年）上供錢糧，減半徵收。

為了“懲難以銷萌，”“立防而有素”，憲宗認為應在行政的區劃歸屬上有所調整，“酌於前事，宜為變通”，因此將西川的資、簡、陵、榮、昌、瀘等六州，割屬東川節度使統轄。[23]

憲宗對三川的善後措施，雖然對錢糧租稅有較大的減免，但詔令中明確規定三川的賦稅必須上供中央，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西川等方鎮長期專擅賦稅的兩面。憲宗將原屬於東川、後為西川所據有的陵、榮、昌、瀘四州重新劃歸東川轄治，將西川的資、簡二州也劃歸東川。進一步表明，中央朝廷是疆域區劃及官吏任免的最高決定者。

在頒佈諸項善後措施的同時，憲宗於十月五日還任命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使、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封南平郡王。十月七日，任命嚴礪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十月九日，任命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進一步加強對三川的控制。[24]

根據憲宗的旨意，高崇文除械送劉辟入京師外，僅處斬了劉辟的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等數人，其餘一無所問。最初高崇文初入成都，“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門請命”， [25]憲宗詔旨一到，群官頓時放下心來。高崇文起草表章，向憲宗推薦了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一批官員，並提供資費，護送入京。長期以來，韋皋、劉辟不許川中士人入京為官，憲宗決心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因此，房式等人尚未啟程，憲宗任命他們擔任省寺官員的詔命已下，房式等人感恩不盡，興高彩烈地趕赴京師做官去了。[26]

對於西川叛亂的首領劉辟，高崇文派人以監車押送入京，劉辟在路上滿不在乎，睡眠飲食依舊。當監車即將到達京師時，憲宗派出的神策軍前來監押，神策軍以繩索繫在劉辟的頭上，拖拽而行，劉辟吃驚地說，何至於此。當劉辟到京以後，憲宗在興安樓親自受俘，詰責劉辟叛逆朝廷，劉辟還企圖狡辯，稱自己並不想造反，主要是部下的鼓動。憲宗對此當場予以駁斥，下令將劉辟處斬於長安城西南獨柳樹下。

平定西川劉辟的戰爭，從元和元年（806年）正月開始，至九月擒獲劉辟結束，前後共九個月的時間。西川之叛的發生，使憲宗接受了即位以後的第一次嚴峻考驗，由於憲宗態度堅決，指揮得當，用人無誤，戰爭取得了成功，這不僅是憲宗在位期間征服一系列藩鎮的開始，也是朝廷自德宗建中初年（780—782年）二十五年以來所取得的對藩鎮的最大勝利。這一勝利不僅極大地鼓舞了憲宗和有志平服割據藩鎮的朝臣，也震懾了其它的方鎮，為憲宗進一步“以法度裁制藩鎮”打下良好的基礎。

[1]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6頁。
[2] 《元稹集》第33卷，第380頁。
[3]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7頁。
[4] 《唐大詔令集》第118卷，第571頁。
[5] 《唐大詔令集》第118卷，第572頁。
[6]  有的學者根據憲宗元和年間詔令中常出現的“命將興師，蓋非獲已”、“無事息人”、“靜鎮四方”等話語，認為憲宗當初方鎮政策的“政治姿態是姑息優容”，甚至認為“將憲宗理解為德宗姑息政策的承繼者也許更帖近歷史的原貌。”這顯然是為憲宗詔令的表像所迷惑了。憲宗“以法度裁制藩鎮”的方針其實是始終如一的，其面向全國百姓的詔書之所以常講興兵是“不得已”等，主要是為了慰籍百姓厭戰的心理，其“以法度裁制藩鎮”的主旨其實始終未變。另外，觀憲宗朝有時還會迫於現實對藩鎮作出暫時的必要的妥協，這並不能說明憲宗放棄“以法度裁制藩鎮”的方針，而這恰恰是憲宗在政治上的高明之處。參見秦中亮、陳勇《從兩次興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規範的形成》，載《廈門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7]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6頁。
[8] 《文苑英華》第615卷，第3192頁。
[9] 《舊唐書》第151卷，第4052頁。
[10]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9頁。
[11] 《唐大詔令集》第118卷，第571頁。
[12]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9頁。
[13] 關於鹿頭關的位置，《中國歷史地圖集》隋唐分冊確定鹿頭關位於現在白馬關之南的綿竹河畔，但根據史料記載戰爭的過程及我實地考察，鹿頭關應位於現在白馬關現在的山嶺之上。此嶺以南，即一馬平川的成都平原，再無山嶺可設關卡。且史載鹿頭關東面有高於鹿頭關的山嶺曰萬勝堆，若關在綿竹河畔，東面則不存在山嶺。杜甫、陸游等著名文人皆曾作《鹿頭關》詩賦，綜合考察，鹿頭關應即位於現在的白馬關山嶺上。
[14]《舊唐書》第151卷．第4052頁。
[15]《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4頁。
[16]《新唐書》第146卷，第4738頁。
[17] 李吉甫上表由呂溫代作，見《文苑英華》第615卷．第3192頁，《舊唐書》第137卷．第3769頁。
[18]《文苑英華》第615卷，第3192頁。
[19]《新唐書》第146卷，第4738頁。
[20] 《舊唐書》第151卷，第4052頁。
[21] 《舊唐書》第151卷，第4052頁。
[22] 《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1頁。
[23]《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1頁。
[24]《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7頁。
[25]《舊唐書》第151卷，第4052頁。
[26]《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6頁。關於士人在韋皋與劉辟控制西川時期的政治際遇，有學者根據新出土資料作了細緻分析。參見陸揚《從新出墓誌再論9世紀初劍南西川劉辟事件》，載《唐研究》第331-35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區2016年3月版。

唐代建築南禪寺

第二節    平定夏綏、鎮海之亂

一、楊惠琳之亂的平定

元和元年（806年）三月，正當憲宗集中精力討伐西川劉辟叛亂的時候，在關內道，發生了楊惠琳在夏綏（治所在今寧夏白城子）勒兵抗拒王命的事件，憲宗不得不在征討劉辟的同時，組織力量討伐楊惠琳。

楊惠琳是原夏綏節度使韓全義的外甥。楊惠琳的抗拒王命與韓全義有一定聯繫。韓全義是行伍出身，早年為宦官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所賞識，被任命為神武軍長武城使，駐在長武城（今陝西長武西北）。貞元十三年（797年），德宗調韓全義任夏、綏、銀、宥節度使，由於部將不願去較為邊遠艱苦的夏州（今寧夏白城子），遂於當夜發動兵變，韓全義越城而逃．幸有長武都虞侯高崇文率兵誅殺了倡亂將領，事情才得以平息。[1]

貞元十四年（793年），德宗詔發十七鎮兵馬征討淮西吳少誠，韓全義率軍赴淮水作戰。由於缺少統一指揮，官軍屢屢敗北。德宗聽從竇文場的建議，起用韓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統一指揮諸鎮之軍。韓全義本來就不是將帥之才，只是由於以巧佞和賄路結納竇文場才得以不斷升遷。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指揮諸軍在溵水廣利城（今河南商水南）與淮西軍大戰，官軍慘遭失敗，汴宋、河北諸鎮軍隊逃歸本鎮。[2]在這種形勢下，吳少誠致書監軍使，請求朝廷為其昭雪免罪。德宗無耐，只好為吳少誠平反，並加官進爵。

韓全義自前線班師，竇文場千方百計為其掩蓋敗軍實況，德宗不僅不治韓全義敗師之罪，反而認為吳少誠的歸服，韓全義立了大功。命令中使賜宴款待，賞賜無數。韓全義敗軍歸朝，到京後不敢當面向德宗奏報，竟然在未見德宗的情況下，匆匆返回夏綏本鎮。對於韓全義的這種表現，當時人都認為是“墮敗法制，古來所無”。[3]

貞元十六年（800年）溵水之敗時；憲宗年已二十三歲，對於韓全義喪敗王師、不謁皇帝擅歸本鎮的行為極為氣憤。憲宗即位以後，有心撤換韓全義之職，韓全義內心懼怕，主動要求歸朝。永貞元年（805年）八月，韓全義入朝，杜黃裳以其當年出征敗軍，驕蹇不遜，於十一月命韓全義以太子少保的名義退休歸家。顯然，杜黃裳是秉承了憲宗的旨意才這樣做的。[4]

韓全義退休歸家後，憲宗派遣右驍衛將軍李演出任夏綏節度使。然而，當李演奉旨前往夏州就任時，韓全義的外甥楊惠琳竟以武力拒絕李演前來夏州就職，並上表稱方鎮將士巳推舉他自己為夏綏節度，請憲宗予以承認和批准。[5]

楊惠琳的行為，已構成以武力抗拒朝命的性質，憲宗十分懷疑是韓全義幕後支持所為。對於楊惠琳企圖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朝廷接受的做法，如果加以妥協，那就是對韓全義以往喪軍敗師、邈視朝廷的鼓勵，就是對數十年來方鎮以武力決定節度使惡習的鼓勵。此外，夏綏方鎮雖然只領有夏（今陝西靖邊到毛烏素沙漠）、綏（今陝西綏德到清澗一帶）、銀（今陝西米脂到揄林一帶）、宥（今內蒙鄂托克旗一帶）四州，十四縣，一萬多戶，五、六萬口，[6]戶少民稀，但夏、綏、銀、宥、四州地處朝廷北方門戶，如果朝廷不能十分有力地控制這一地區，西面的吐蕃及北方的回鶻都有可能通過這一地區南下，直接構成對朝廷的軍事威脅，在以往的歷史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在憲宗準備討伐楊惠琳之際，河東節度使嚴綬上表，請出兵討伐夏綏。於是憲宗詔令河東軍、天德軍合兵共同討伐楊惠琳。河東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一帶）地處夏綏以東，天德軍（今內蒙烏拉特前旗一帶）地處夏綏以北，憲宗的目的顯然是從東、北兩個方向來夾擊夏綏的楊惠琳，使其沒有逃竄的餘地。[7]

元和元年（806年）三月，河東節度使嚴綬派遣牙將阿跌光進及阿跌光顏兄弟二人率軍向夏綏進軍，天德軍也開始行動。在朝廷的巨大政治軍事壓力之下，三月十七日，夏州兵馬使張承金率軍斬殺楊惠琳，傳首京師。[8]

楊惠琳的叛亂，朝廷幾乎沒有花什麼氣力便解決了。也許是對外甥楊惠琳起兵這樣快便失敗而感到失望，也許是懼怕憲宗進一步追究夏綏兵亂的背景，數月以後，韓全義便一命嗚呼了。

夏綏之亂的平定，使憲宗在元和初年對藩鎮的鬥爭取得了雖然不大，卻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勝利，使憲宗對徹底平服西川劉辟更加堅定了信心。

[1] 《舊唐書》第162卷，第4247頁。
[2] 《新唐書》第141卷，第4659頁。
[3] 《舊唐書》第162卷，第4248頁。
[4]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9頁。
[5] 《舊唐書》第14卷，第416頁。
[6] 《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96頁。
[7]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9頁。
[8]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28頁。

唐代建築風格

二、平定李錡叛亂

元和元年（806年），憲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平服了夏綏、西川的反叛，在天下方鎮中產生很大反響，許多方鎮都開始提出了入朝的要求。

按唐代制度，地方高級官員應定期入京覲見皇帝。早在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就曾講過，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如果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常見外官，問以人間風俗。因此太宗規定地方高級官員應分期分批入京覲見述職。貞觀十七年（643年），由於入京朝見的地方官員在京無處居住，太宗於十月一日專下詔令，為諸州官員朝見造邸第三百餘所，太宗親自視察房屋的修建。[1]高宗以後，地方高級官員雖不年年入朝，但地方高級官員必須派遣朝集使於每年年底或年初分批入京，奏報地方財賦稅入及治狀等。開元十八年（730年），玄宗規定沿邊五十九州及揚、益等十二要州出於軍事等方面的考慮，都督刺史可以不必親自朝集，而其餘地方高級官員仍要定期入朝。[2]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藩鎮割據局面形成，地方官入朝的制度被破壞，一些方鎮節度使及州刺史終身不入朝甚至數代不入朝。代宗在大曆十四年（779年）六月曾強調地方官應遵循入朝制度，實際沒有什麼收效。德宗時，地方高級官員的入朝更不多見，因此當徐州刺史張建封入朝時，德宗曾親自賦詩相贈曰：“牧守共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辭。報國爾所尚。恤人餘是資。”德宗詩中最後稱：“勿以千里遙，而雲無己知。”張建封歸鎮時，德宗親以御用鞭賜給張建封並說：“以卿大節，歲寒不移，故賜此鞭以表之。”[3]可見地方高級官員能否主動入朝，已成為唐中期以後地方官是否效忠歸服朝廷的一個重要象徵。

元和二年（807年），鎮海節度使李錡主動提出入朝的要求。

李錡，淄川王李孝同的五世孫，屬唐朝宗室。李錡早年因父親李國貞官職，門蔭為鳳翔府參軍。貞元年間先後任宗正少卿，杭州、湖州刺史。由於李錡多以寶貨賄賂當時正受德宗寵信的李齊運，因而調運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4]

唐朝的鹽鐵轉運使，最初設立於肅宗乾元元年（758年），當時，第五琦任諸道鹽鐵使，對鹽鐵生產實行專賣，政府收入大增。上元元年（760年），劉晏擔任鹽鐵使，改進鹽鐵專賣制度，更使鹽利猛增，建中元年（780年）時，鹽利已增加為六百餘萬緡，約占政府全部財政收入的一半。從此，鹽利成為唐朝除兩稅以外的最大收入。鹽鐵使成為朝廷中舉足輕重的官職。寶應元年（762年），以劉晏為鹽鐵使時，劉晏兼任轉運使，以鹽利作為漕運的經費，使二職結合在一起，成為鹽鐵轉運使一職。該職關係朝廷財政命脈，因此多由德高望重的大臣或宰相出任此職。[5]

李錡擔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後，利用職權，多聚奇寶，歲時奉獻，深得德宗賞識。李錡恃仗德宗的信任，桀驁專橫，天下榷酒、漕運之利都由其隨意支配。朝中權貴，廣加賄賂。而國家的收入卻日漸減少。凡上書控告其罪行的人都受到殘害。不僅如此，李錡得志以後，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大力擴充兵眾，選擇善於騎射者組成一軍，號為“挽硬隨身”（即挽強弓的親兵），以胡奚等少數民族長鬍鬚者為一軍，號為“蕃落健兒”。李錡以他們為骨幹，給養軍餉超過其他士兵的十倍多，兩軍士兵都稱李錡為義父。此外，李錡擴軍備戰，已有明顯的叛逆意圖。順宗對李錡的圖謀有所察覺，因此在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免去了李錡的鹽鐵轉運使一職，奪回鹽鐵漕運大權。但同時為安慰李錡，將其浙西觀察使一職升級為浙西節度使。[6]

浙西節度使即鎮海節度使。肅宗至德元載（756年）時稱江東節度使，韋陟首先擔任此職，所轄最初為潤（今江蘇鎮江）、蘇（今江蘇蘇州）、常（今江蘇常州）、杭（今浙江杭州）、湖（今浙江吳興）、睦（今浙江建德西）六州，乾元元年（758年），增為十州，治所屢有變動。建中元年（780年）韓滉任浙江東西節度使期間，治所定在潤州，德宗賜號為鎮海軍節度使。李錡任鎮海節度使後，仍領最初潤、蘇、常、杭、湖、睦六州。[7]

鎮海軍所領六州，元和年間共三十七縣，領有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七十二戶，約一百三十四萬八千餘人。[8]雖然戶口比天寶元年（742年）近五十萬戶、三百四十三萬人的數量有了很大減少，但仍占東南八道一百四十四萬戶的七分之一，是唐朝廷財政來源的主要地區之一。

憲宗即位以後，李錡得知杜佑將解除鹽鐵轉運使的消息，于時千方百計後賄官員權貴，企圖重領鹽鐵使職務，並要求將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歙州（治所在今安徽歙縣）劃歸鎮海。翰林學士李吉甫堅決表示反對，他對憲宗說，當年韋皋在川中多蓄財貨，使劉辟恃之為亂。李錡不臣之心已非一日，如果讓他擔任鹽鐵之使，掌握天下財賦，佔有宣歙，而得採石之險，那無異於促使他謀反。憲宗十分贊同李吉甫的意見，拒絕了李錡的請求，派李巽出任鹽鐵轉運使。李錡因此深為不滿[9]。

元和二年（807年）平定西川以後，李錡主動提出入朝的要求，這一點頗出乎憲宗的意外。憲宗在高興之餘，於九月派遣中使前往潤州，征李錡入朝，並宣慰鎮海將士。然而，李錡並非真心要入朝，他不過是在憲宗平服夏綏、西川以後、不少方鎮要求入朝的情勢下，做做樣子而已。另一方面，他也是以這種種方式試探憲宗對自己的信任程度:在過去的許多年中，朝廷往往會拒絕那些特別受到信任的方鎮大臣入朝。

當憲宗的使者來到潤州以後，李錡擺出入朝的假像，任命鎮海軍判官王澹擔任鎮海留後，而自己卻稱身體有病，一再拖延入朝日期。敕使與王澹多次勸諭李錡上路，李錡索性上表憲宗，請求推遲入朝。

憲宗將此事提交宰臣們討論，武元衡認為:“陛下初即位，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10]憲宗顯然也是這樣認為，既然李錡早有謀反之心，與其養虎遺患，待其坐大，不如現在乘機強徵入朝。如若李錡不從，即以武力討之。十月五日，憲宗發佈詔令，征李錡入朝任尚書左僕射，同時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

在憲宗詔令發佈之前，由於王澹擔任節度留守以後，對鎮海軍事務進行一些改置，李錡越發不滿。秘密佈置親兵殺害王澹。

當軍中頒發冬季服裝時，李錡坐於堂中，當王澹與中使準備進入堂中時，門外數百名士兵高聲呼叫：王澹是什麼東西，竟敢擅自主管軍務。一擁上前將王澹殺死，並殘忍地將王澹跺為肉塊分而食之。大將趙琦從堂中走來，佯作吃驚的樣子，命令亂兵放開中使。[11]十月六日，即朝廷徵李錡入朝任尚書左僕射的詔書剛發出一日，憲宗收到了李錡的奏章，稱鎮海發生軍亂，殺害留後、大將。稱自己不能離開鎮海，否則局面無法控制。

李錡在上表以前，已做好叛亂的準備，他派心腹將領各率數千士兵，分赴蘇、常、湖、杭、睦五州擔任鎮將。當殺害王澹以後，李錡命令所在五州鎮將同時行動，殺掉朝廷所任命的各州刺史，直接掌握五州權力。同時李錡派牙將庾伯良率軍數千人赴江寧（今江蘇南京），修繕石頭城，準備正式在江左割據。

然而，常州刺史顏防提前得到王澹、趙琦被害的消息，知道李錡已反。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顏防採納部下李雲的建議，搶先動手殺死李錡派在常州的鎮將李深，並假稱自己已得憲宗的詔令，被任命為討伐李錡的招討副使、傳檄蘇、杭、湖、睦四州，請五州刺史聯兵討伐李錡。湖州刺史辛秘接檄後，秘密召集鄉閭子弟數百人，夜襲湖州鎮將兵營，將鎮將趙惟忠斬首。蘇州刺史李素接檄以後，聚眾襲擊鎮將姚志安，但兵敗被俘，姚志安殘忍地將李素套上桎枯釘在船舷上，押往潤州。[12]

憲宗得到李錡上表後，知道李錡已公開反叛，立即興兵討伐。李吉甫也進言，認為李錡庸才，手下不過是些亡命無知之輩，討之必克。十月十一日，憲宗正式發佈《討李錡詔》。憲宗在詔文中首先對即位以後屢次用兵表示不安：

朕聞好生者，天地之仁，不在乎肅殺；止戈者，帝王之武，不尚乎誅鋤，恭惟至言，可謂明誡。朕祗荷前訓，纘承丕圖，每思道以自宏，豈佳兵而為念。雖朔陲阻命，有戡亂之征，蜀部興妖，獻夷凶之捷，而所傷皆及於百姓，所費甯止於千金，靜言思之，往往興歎！[13]

從憲宗的志向來說，是要討平天下方鎮，重振大唐國威，這就免不了動兵興武。而用兵必然要傷害百姓，憲宗十分清楚這一點。因此，憲宗在向天下人發佈的詔令中，每每首先表示對不得不用兵表示遺憾。在這裡，憲宗是不便於將自己要以武力一統天下的雄心表露出來的，而只能說明，朝廷的每次用兵，都是出於無奈，都是由於叛臣的逼迫而不得不為，以此求得天下官民的諒解與支持。憲宗這樣做顯然是比較明智和策略的。

唐代建築風格

隨後，憲宗指出這次“不得已遂復用師”的原因及具體部署與策略：

李錡屬列宗支，任居方伯，窮赫奕之貴，飽綢繆之恩。待以親賢，報之以逆節；授以師旅，用之以亂常。肖圓首方足之形，無五常百行之性。頃者累陳章疏，勤請會朝，奸態不形，偽言甚懇。朕頗謂誠志，久方允從，乃降詔書，俾修覲禮，示以後命，委其深心。而梟音驟呼，虺毒橫厲。初則詐疾，後仍縱兵。寮屬以獻規受屠，使臣以傳命見脅。朕務於含垢，未忍明言，累降中人，令遵前旨。無軺車之戒路，有沴氣之滔天。加以日逞淫刑，冤痛者無告；日興暴賦，杼軸者皆空。赤子咸罄於餱糧，白刃屢膏於頸血。朕為人父母，聞之惻然。罪人無狀，卻有常刑，顧惟紀綱，豈敢廢墜。其討伐之師，並已有處分，克期齊進。其李錡在身官爵階勳等，並宜削除。仍令宗正寺削一房屬籍，其兩都及諸州府應有李錡宅莊錢物等，並委所由官簿錄聞奏。浙西將士，素非同惡，朕所深知，迫於凶威，不能自達。但王師進討，因事立功，梟斬渠魁，以效誠節，必當特加爵秩，超異等倫。其將吏等以所領歸降者，超三資官；以一身降者，亦超資改轉；官健歸順者，厚加賞給，仍與敘錄。明諭將士，罪止一夫，其餘染汙，一切不問。[14]

在詔令中，憲宗談到了李錡先是要求入朝，後來詐疾稱兵的經過。詔書反應，李錡殺害僚屬以後，憲宗“務於含垢，未忍明言，累降中人，令遵前旨”，即十月六日李錡上表稱兵亂後，憲宗還曾派使者說服李錡，沒有成功。詔書中憲宗揭露了李錡任職期間濫用刑罰、暴賦黎民的罪行，宣佈削除李錡所有的官職，削除李錡的宗室屬籍，沒收其在各處的財產，並號召鎮海將士應因事立功，斬殺李錡。

頒佈《討李錡詔》以後，憲宗任命淮南節度使王鍔為招討處置使，宦官薛尚衍為都監招討宣慰使，統領宣武（治所在汴州，今河南開封）、武寧（治所在徐州）、武昌（治所在鄂州，今湖北武漢）及淮南（治所在壽州，今安徽壽縣）、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歙州（治所在今安徽歙縣）等五州兵出宣州，[15]江西兵出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饒）、浙東兵出杭州，共同討伐李錡。

宣州地處長江上游，憲宗的意圖是以淮南、宣、歙等軍隊會合於宣州，從長江上游順水而下進攻潤州（今鎮江）。信州江西軍隊從正南方北上攻潤州，杭州浙東軍隊從東南方向進攻潤州。按憲宗的軍事部署，汴州宣武軍、徐州武寧軍的軍隊也要到宣州集結。經李吉甫建議，宣武軍、武寧軍宜從北方直接南下，與南方各路兵馬形成犄角之勢，這樣“則賊不戰而潰”[16]。憲宗接納了李吉甫的建議，令宣武、武寧軍隊直接從北方南下。使鎮海李錡叛軍受到來自北、西、南、東南四路官軍的夾擊。此外，由於常州刺史顏防、湖州刺史辛秘都已控制了本州形勢，李錡實際上還受到來自常州、湖州的威脅。

李錡起兵以後，面對官軍的壓力，認為宣州是江南的富饒之地，如果首先攻取宣州，不僅可以使官軍喪膽，而且可以獲取大量的軍資財富，在戰略上也可以占取主動地位。同時也可以平息心中當初求宣、歙兩州而不得的怨恨。於是，李錡派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三千兵馬襲擊宣州、歙州和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貴池）。張子良三人，知道官軍四面合圍鎮海，李錡之叛，必無成功的希望，與其同李錡一起敗死，不如及早歸服朝廷。於是三人與李錡的外甥裴行立共同密謀，決定擒獲李錡，歸順朝廷。

出兵之日，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三人在潤州城外集合兵眾，張子良向將士們說了李錡謀反難以成功、官軍正四面合圍潤州的形勢，勸說眾將士不要隨李錡一起受滅族之災，眼下最好的辦法是響應朝廷號召，擒捉李錡，歸服朝廷，轉禍為福。將士們本來就不願遠攻宣、歙，又面臨多方官軍剿殺的危險，於是紛紛表示願意歸順朝廷。

當夜，張子良等率軍返城，裴行立在城中放火擂鼓進行回應，並引導眾軍進攻李錡軍府衙門，李錡最初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當聽說張子良舉兵後，十分震驚，又聽說外甥裴行立在城中內應，更加憤慨，無奈，只好撫膺長歎:“吾何望矣！”[17]

當張子良、裴行立進攻李錡府衙時，李錡親將李鈞率“挽硬隨身”從府中殺出，裴行立率軍截擊並斬殺了李鈞，傳首城下，李錡守兵頓時大亂。張子良以朝廷監軍所持憲宗的詔令宣示城內外，指出朝廷所要懲罰的只有李錡一人，其餘一律不問。軍府中守兵聞言，將光腳藏于樓下的李錡用幕布縛綁，縋出軍府城外，向張子良投降。許多不肯降順的“挽硬隨身”和“蕃落健兒”，見義父被擒，紛紛自殺，一時間，城頭上下屍首枕籍。[18]

李錡被擒的消息於十月十九日傳至京師，憲宗命令各路兵馬返回本鎮，十月二十一日，群臣到紫宸店祝賀李錡被擒，憲宗謙遜地說，都是因為朕不修德，致使國家屢屢出現干紀某亂者，朕實有愧，有什麼值得祝賀呢!

十一月十一日，李錡押送至京，憲宗在興安門當面斥責李錡叛逆之罪，李錡稱是張子良等唆使自己謀反，憲宗駁斥道:即使如此，你身為鎮帥為什麼不殺掉張子良然後入朝呢!隨後，憲宗下令將李錡及其子李師回腰斬處死。[19]

十一月十九日，憲宗頒佈《平李錡詔》，憲宗對擒獲李錡的張子良等鎮海將領高度評價，稱他們“外弘智慮，內激精忠，擐甲執兵，取凶人之柄；瀝肝嘗膽，懷勁草之風。回戈以掩其羽毛，竟夕遂擒其魁首。”特別使憲宗高興的是:“天府無一金之費，已靜江流；王師無一戰之勞，已除人害。”憲宗稱這是“莫大之節，卓然無倫，非常之功，斯為不朽”，[20]因此憲宗授張子良為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授田少卿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軍、代國公；授李奉仙為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國公；授裴行立為泌州刺史，各食實封一百五十戶。[21]

在《平李錡詔》中，憲宗也高度評價被李錡殺害的王澹、趙琦、崔善貞等人，稱他們“仗節死義、殺身成仁”，分別追贈官職，優恤其親屬。

在詔文中，憲宗宣佈免除潤州今年秋稅，對於李錡在職時規定的苛稅一律免除，如有地方官徵收者，由新任鎮海節度使李元素勘責督辦，詳細奏聞。此外，雖然此次征討李錡，各路官軍並未參戰，憲宗也按具體情況分別予以賞賜。

除《平李錡詔》的規定以外，憲宗還採取了另外一些善後措施：

第一，將張子良等鎮海舊將一律調離潤州。這顯然是為了防止這些將領在鎮海根基過深，不利於朝廷控制。[22]這實際上成為憲宗處理平服後的藩鎮的一貫策略。

第二，按規定，謀反者大功以上親人（即從父、從兄、弟、姊、妹等）都應處死。但考慮到李錡的大功親多是宗室之後，憲宗也破例予以保留。這些都體現了憲宗對宗室的特殊照顧。

第三，有關部門按規定，籍沒李錡在潤州的家財入京。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認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才。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裴、李等人的意見，歸結到一點，就是李錡之財取之於民，而朝廷則應還之於民。憲宗欣然接受了裴、李的建議，並深為讚歎裴、李為民著想的精神。[23]

鎮海李錡之亂的平定，從十月初李錡殺害王澹算起，到十月中旬李錡被擒，僅有半個多月的時間。如果從憲宗十月十一日正式發佈討李錡詔文算起，實際僅有六、七天的時間。事實使憲宗進一步認識到爭取藩鎮內部力量反正的重要性，在以後討伐藩鎮的鬥爭中，憲宗注意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並取得相當成效。

憲宗對李錡之亂的平定，說不上是軍事上的重大勝利，但卻是政治上的又一個重大勝利，它進一步向天下方鎮表明，憲宗具有不惜一切手段迫使叛逆藩鎮就範的決心。[24]另外，鎮海軍的收復，在經濟上，在後來對淮西、平盧等方鎮鬥爭的戰略態勢上，都證明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如果鎮海軍掌握在叛臣手中，後來憲宗要取得對淮西、平盧鬥爭的勝利，恐怕就要困難的多。

[1] 《唐會要》第24卷，第459頁。
[2] 《唐會要》第24卷，第460頁。
[3] 《唐會要》第24卷，第460頁。
[4] 《新唐書》第224卷，第6382頁。
[5]  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第285頁。北京：三聯出版社1959年版。
[6] 《新唐書》第224卷，第6382頁。
[7] 《唐方鎮年表》第五卷，第742-751頁。
[8] 《元和郡縣圖志》第25卷，第589-608頁。口數系以戶數乘以江南東道平均每戶6.1計算。
[9] 《新唐書》第146卷，第4738頁。
[10]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0頁。
[11]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0頁。
[12]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1頁。
[13]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79頁。
[14]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78~579頁。
[15]《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1頁。原文“武寧”為“義寧”，按《通鑒考異》載，此時義寧軍尚未設立，據《新唐書》第224卷，第6383頁載，“義甯”應為“武寧”。
[16]《新唐書》第146卷，第4749頁。
[17]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2頁。
[18] 《新唐書》第224卷，第6382頁。
[19]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3頁。
[20] 《唐大詔令》第124卷，第612頁。
[21] 《唐會要》第90卷，第1642頁。
[22] 有學者對李錡的軍隊構成做了細緻分析，認為李錡浙西鎮海軍雖豢養了“挽硬”、“蕃落”等心腹親軍，但在叛亂中決定了軍事大局的關鍵是兵馬使張子良所率的左廂軍，由於這批軍隊不受李錡直接的節制並且臨陣倒戈，遂造成了李錡叛亂的失敗。參見李碧研《李鑄叛亂的軍團構成——唐代藩鎮軍事構造的個案》，第483-506頁，載《唐研究》第16卷。
[23]《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4頁。
[24]《劍橋中國隋唐史》第8章，第7646頁。

唐代建築風格

三、策略性的妥協方針

鎮海軍李錡叛亂的失敗，再一次在天下方鎮中引起震動。憲宗決心“以法度裁制方鎮”的方針，已經為方鎮所瞭解。不少方鎮開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元和二年（807年）十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劉辟、楊惠琳、李錡等先後以跋扈而被誅滅，也開始有所顧忌，於是主動為子請婚於公主。憲宗把皇女普甯公主許配其子的同時，征于頔入朝。于頔入朝後，憲宗授予虛銜，留在中央，任命心腹裴均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山南東道治所在襄陽，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又是朝廷沿漢水北上漕運的一個重要通道。徵于頔入朝的成功，是憲宗元和初年對藩鎮鬥爭的又一個重要勝利。[1]

從收復夏綏、平定西川到李錡就擒、徵于頔入朝，憲宗“以法度裁制藩鎮”的政策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同時，憲宗通過正常的人事調動，對一些藩鎮的節度使進行了調整。憲宗以李吉甫為宰相，一年多的時間裡，更換了三十多個方鎮的官員，使天下很多方鎮不再敢怠慢朝廷的政令。[2]

憲宗雖然在元和初年對藩鎮的鬥爭取得一定成功，但總的來看，憲宗所平定的藩鎮相對講大多是力量較弱的方鎮，而對於力量強大的藩鎮，憲宗考慮到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不得不做出暫時的然而也是必要的妥協。最為典型的，是對平盧方鎮節度使更替問題的處理。

元和元年（806年）閏六月一日，李師古去世，其部將擁立李師古異母弟李師道任平盧節度副使，並報請朝廷，請憲宗予以正式任命。

平盧方鎮，自安史之亂以來即已割據一方。最初，安祿山叛亂時以平盧為其根據地之一，當時的平盧方鎮治所在營州（今遼寧朝陽市）。至德二年（757年）以後，王玄志、侯希逸起兵歸唐，先後任平盧節度使。上元二年（761年），侯希逸為史朝義及奚族所逼，舉眾南遷淄青，被授為淄青節度使，亦稱平盧節度使、淄青平盧節度使。永泰元年（765年）平盧軍將士逐走侯希逸，立李懷玉為帥。代宗順從眾將士之意，任李懷玉為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並賜名正己，希望他能嚴以正己，忠於朝廷。但是李正己佔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十州之地，卻與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寶臣、山南東道梁崇義互相勾結，互相鬥爭。大曆十一年（776年），李正己又奪取曹、濮、徐、兗、鄆五州，成為東起渤海，西至今河南、北至今河北、南至今江蘇的一個實力強大的方鎮。[3]建中初，德宗有心制裁方鎮，李正己晝夜練兵備戰，準備對付朝廷的討伐。黃河以南地區為之騷然。李正己又在徐州增兵，遏制朝廷江淮的漕糧水道，以至朝廷不得不改變漕路。[4]

李正己死後，眾軍將又擁立其子李納繼任節度使。建中二年（781年），李納與魏博田悅繼續同朝廷作對，被河東節度使馬燧擊敗，士卒傷亡殆盡。李納不思悔改，退回鄆州（今山東鄆城）後，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合謀共反，自稱齊王、建制百官。涇師之亂後，德宗發佈興元罪己詔，李納才在形式上歸服了朝廷。

貞元八年（792年），李納死，軍將又擁立其子李師古繼代父位。德宗唯求無事，順從平盧軍將，授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李師古表面上奉請朝命，而內心卻蓄不歸之志。在轄區內，不斷招納亡命及敢死之人，厚加奉養，朝廷的犯罪逃至平盧者，李師古統統加以重用[5]。

從侯希逸開始，六十餘年來，平盧節度使都是由本鎮軍將自己所擁立，賦稅不入朝廷，官吏皆自選任。節度使從不入朝，方鎮完全形同獨立王國。此次李師古去世，對於有志全面解決方鎮割據問題的憲宗來說，顯然是一次機會。

然而，從閏六月初，一直到八月，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憲宗一直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憲宗在如何處置平盧方鎮節度使的更替問題上，尚存猶豫。憲宗杜黃裳認為，平盧割據多年，現應趁此良機，“乘其未定而分之” ，[6]主張分割平盧的部分州郡，如其不從，即給予征討。但是，憲宗沒有同意杜黃裳的意見。

憲宗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冒著觸發戰爭的危險要求平盧分地是不合適的:

首先，朝廷討伐西川劉辟的戰爭還在進行之中，勝負尚未見分曉。如果不接受李師道擔任節度使職務或令平盧分地，都有可能觸發與平盧的戰爭。而朝廷征討西川已有力不從心之感，要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進行兩場戰爭，朝廷顯然沒有這樣的實力。

其次，平盧割據五六十年，根深蒂固，且與成德、魏博、盧龍等方鎮互為聯合，如果朝廷要發動討伐平盧的戰爭，魏博等方鎮絕不會袖手旁觀，朝廷討伐平盧的戰爭搞不好會變成對大河南北眾多方鎮的鬥爭，顯然朝廷不具備這樣的力量。

再次，李師道雖是由平盧將士擁立，但與以往不同的是，李師道在最近上表中表示要輸送兩稅、請派官吏、實行鹽法，表示不再與朝廷對抗。不管李師道的這些許諾能否兌現，但在形式上已算是對朝廷作了一定讓步，在這種形勢下，朝廷順其勢而暫時授其以節度使之職，對朝廷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利之處。如果李師道以後繼續像其先輩那樣與朝廷對抗，待朝廷有了較雄厚的力量時再予以征討也不遲。

當然，在憲宗決定暫時對平盧妥協的眾多原因中，討伐西川的戰爭正在進行，無力進行兩線作戰是主要的。元和元年（806年）八月九日，憲宗正式任命李師道為平盧節度使留後，知鄆州事，十月，又任李師道為平盧節度使。[7]

憲宗在元和初年對較強大的方鎮及那些暫時不會直接影響朝廷政治、經濟命運的方鎮進行暫時的妥協，顯然是一個正確的決策。這種政策對於保證憲宗重點打擊目標的成功，對於爭取時間積蓄朝廷的軍事、經濟力量都是有必要的。在以後的幾年裡，由於憲宗過早地改變了在一定的情況下應當對某些藩鎮作出暫時的妥協這一方針，一味武力征討，終於為此付出了代價。

[1]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48頁。
[2] 《新唐書》第146卷，第4740頁。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一書中曾對李吉甫任相一年多更換三十六鎮官員表示懷疑，清人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也認為：“傳文不足深信。”近人岑仲勉《唐史余沈》第3卷，第1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所載《凡易三十六鎮》考證：李吉甫任相一年多更換的節度使有：鳳翔、河中、邠寧、西川、涇原、鄜坊、朔方、振武、陝虢、山南東道、山南西道、荊南、浙西先後二人、浙東先後二人、江西、福建、鄂嶽、湖南、黔中、嶺南、嶺南西、另加停舒、廬、滁、和四州團練使額、停保義軍等、雖尚不足三十六、但《新唐書》之言，“尚未鋪張過甚。”
[3] 《唐方鎮年表》第9卷，第33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4] 《舊唐書》第74卷，第3535頁。
[5] 《舊唐書》第243卷，第3537頁。
[6]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5頁。
[7] 《資治通鑒》第237卷，第7635—7637頁。

唐代建寶帶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