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征討淮西
元和九年至元和十二年（814–817年）所進行的征討淮西之役，是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平定藩鎮割據的最重要一役，也是憲宗政治生涯中影響重大而深遠的事件。在這場耗資巨大、規模空前、困難重重、歷時長達三年的戰爭中，憲宗的能力與意志受到嚴峻的考驗。“申蔡平而河北震驚”,[1]淮西之役的勝利，為憲宗全面解決藩鎮割據問題奠定了堅實基礎，標誌著憲宗“以法度裁制藩鎮”的總體戰略趨於成功，憲宗平定藩鎮的事業進入高潮。
第一節 戰前形勢
一、淮西叛逆
憲宗早在元和初年平定西川劉辟以後，即有心征服淮西。“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2]
淮西鎮也稱彰義鎮，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自李希烈任節度使以後，一直處於割據獨立的狀態。建中三年（782年），李希烈與河北四鎮共同叛亂，自稱建興王，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派人攻佔汝州（今河南臨汝），活捉刺史李元平。東都洛陽受到嚴重威脅。八月，李希烈包圍襄城（今河南襄城）。正是為解襄城之圍，德宗在調動涇州軍隊時，發生了涇師之亂。興元（784年）赦書頒佈以後，李希烈仍然不肯歸服，自稱皇帝，建國大楚，公然殺害朝廷使者顏真卿。直到貞元二年（786年）四月，淮西大將陳仙奇毒殺李希烈，淮西方鎮才投降朝廷。不久以後，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殺死陳仙奇，為李希烈報仇，德宗當時無力討伐，只好姑息，於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任命吳少誠為淮西節度留後，不久又任其為節度使。
吳少誠為人狡猾陰險，自從任淮西節度使以後，擴展軍隊，修固城池，抗拒朝廷政令。判官鄭常、大將楊冀及申州刺史張伯元等表示反對者，都被吳少誠殺害。貞元十四年（798年）吳少誠派兵侵掠壽州霍山（今安徽霍山），置兵鎮守。貞元十五年（799年）三月，又派兵襲擊唐州（今河南泌陽），殺朝廷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一千多人而去。[3]從此以後，吳少誠氣焰更加囂張，不斷進攻臨穎（今河南臨穎）、西華（今河南西華）、陳州（今河南淮陽）等地。德宗無奈，只好下詔削奪吳少誠的官爵，詔令諸道發兵征討淮西。[4]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十七日，當韓全義以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的名義指揮十七道諸軍進攻吳少誠時，在溵水廣利原（今河南商水西南）之戰中，官軍大敗，七月，再次交戰，官軍又敗。在這種情況下，德宗只好順從吳少誠的請求，赦免吳少誠並恢復他的官爵。溵水之戰以後，吳少誠所據的淮西鎮實際上仍然形同獨立王國。
溵水之戰時，憲宗二十三歲，對於當時朝廷的失敗及祖父被迫赦免吳少誠時的情景，終身難忘。憲宗誓雪祖宗之恥，因而平定西川以後，即在考慮對淮西用兵。
憲宗對淮西用兵，除了誓雪祖父?水之恥以外，還由於淮西所具有的重要戰略地位。淮西地處中原腹地，其勢力如果向東北方向推進，可以扼制汴河上的甬橋（今安徽宿縣南），切斷朝廷東南漕運這一經濟命脈；向北推進，可以控制汴梁，威脅東都洛陽；向西推進，可以威脅襄州的安危，切斷朝廷通過長江入漢水北上的漕運路線。因此，朝廷一日不得淮西，中原便一日不得安寧，朝廷的“腹心之患”便一日不得解除。
憲宗平定西川、鎮海以後，由於河北成德鎮首先出現節度使權力的繼承問題，因此，憲宗沒有聽從李絳的建議，等待征討淮西機遇的到來，而首先發起對河北藩鎮的戰爭。當元和四年（809年）十一月吳少誠病死、他的從弟吳少陽自稱留後並請求朝廷的任命時，鑒於朝廷對成德的戰爭已經展開，為避免二線作戰，憲宗只好放棄這次征討淮西的機會，於元和五年（810年）授吳少陽為淮西留後，不久任其為彰義軍節度使。[5]
吳少陽得到朝廷任命以後，廢棄所轄州郡的徭役薄籍，“隨日賦斂於人”，百姓不勝其苦。吳少陽又派人越界搶掠壽州（今安徽壽縣）的茶山，劫殺往來商旅，招納四方亡命，大力蓄養作戰使用的馬騾，擴大充實鎮軍，修築防塞。居職期間，一直不肯入朝。李吉甫在淮南任節度使，請求將淮南治所由揚州（今江蘇揚州）遷至壽州（今安徽壽縣），以便準備征討淮西。但由於北方的戰事正在進行，李吉甫的這一建議沒有被採納。[6]
元和九年（814年）閏八月十二日，吳少陽去世，他的長子吳元濟秘不發喪，以父親的名義上表，請朝廷批准將節度使職務轉授給自己。憲宗已覺察到其中有詐，派遣太醫前往蔡州，以幫助吳少陽診病的名義探視真偽，吳元濟又謊稱父親病情已有好轉，不必麻煩太醫診治，將憲宗派去的太醫趕回。吳少陽的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維清等人勸告吳元濟入朝，蘇兆竟被吳元濟絞死，侯惟清被關入獄中，只有楊元卿出使在京，未遭毒手。楊元卿將淮西鎮的虛實、軍事佈置及討取吳元濟的方略一一向李吉甫報告。[7]
吳少陽去世四十多天，吳元濟仍不向朝廷報喪，在這期間，有消息傳說淮西大將董重質已殺死吳元濟，李吉甫請憲宗輟朝，百官拜賀。但幾天後又有消息說吳元濟並沒有死，原來的消息竟是謠傳。是不是馬上開始征討淮西，朝臣們有不同意見。李吉甫認為“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8]但是張弘靖等大臣認為，作為朝廷，師出應當有理有利，建議憲宗先為吳少陽之死輟朝、贈官，派使者赴蔡州弔唁。如果吳元濟有不軌行為，再發兵征討，這樣先禮後兵，方為名正言順。
憲宗採納了張弘靖的建議，派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前往蔡州弔祭。
然而，吳元濟因得不到朝廷的任命，已決意藉此反叛。李君何到達淮西，吳元濟拒不迎接敕使。同時派兵四出，屠殺舞陽（今河南舞陽西北）居民，焚毀葉縣（今河南葉縣西南）城池，搶掠魯山（今河南魯山）、襄城（今河南襄城），汝州、許州、陽翟（今河南禹縣）等十幾縣的百姓逃伏山谷荊棘之間。吳元濟的兵馬殺傷驅剽的範圍波及千里，關東官民一片慌恐。各地告急文書接連不斷報入京城。面對吳元濟的公開反叛及肆無忌憚的燒殺搶掠，朝廷內外人情忷忷。是討伐還是姑息，這已是迫在眉睫必須決定的事情。看來，吳元濟的兇猛來勢已影響到朝官們的態度，相當多的文武大臣都希望憲宗能夠接受現實，立即任命吳元濟為淮西節度使並赦免其罪行，“假以墨絰，授以兵符”，[9]不少大臣指出，淮西節度使不由朝廷任授，已有五十年的歷史，傳了三姓四將，本根堅固，兵利卒頑，不能輕易用兵，“撫而有順且無事”[10]。只有李吉甫等人認為，現在不乘機討伐，將來會遺患無窮。
唐代韓幹畫馬
十月三日，在征討還是姑息淮西尚未決定下來的關鍵時刻，堅決主戰的少數大臣之一、憲宗的得力助手李吉甫病逝。憲宗感到極為悲痛。多年以來，李吉甫勤於政事，忠於職守，擔任宰相雖不如李絳耿直守正，而且在與吐突承璀的關係上，朝臣頗有微詞，但在征西川、進群才、薦裴垍、整頓吏治等許多方面，李吉甫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對待淮西問題的政策上，李吉甫是少數幾個堅決支持憲宗用兵的大臣。李吉甫的去世，無疑使憲宗更加孤立。幾天以後，有關部門擬為李吉甫定諡號為“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認為過於優寵，表示反對，憲宗聞知後大怒，立即下令將張仲方貶職。[11]
李吉甫的去世，雖然使憲宗失去一個有力的支持者，但李吉甫臨終前的意見卻使憲宗更加堅定了用兵的信心。半個月後，憲宗不顧眾多大臣的反對，決定討伐淮西，十月十九日，憲宗已開始進行征討淮西的軍事部署。[12]十月二十一日，憲宗正式發佈《招諭淮西詔》，詔令的主要內容是：
朕嗣膺寶位，於茲十年，每推至誠，以禦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太和，宵衣旰食，意屬於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遂令此軍，若墜淵穀。朕每念此，為之興懷。思去三面之羅，庶遵兩限之義。故擇慈惠之長，授之鄰封，俾申朝旨，敷我大信。山南東道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嚴綬，信能及物，寬以服人，道融謙光，志尚柔克。一登揆務，三命齊壇，戎機吏術，靡不更練。必能招懷不類，敷我國恩。宜授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與鄰道將帥等，即同糾率兵申曉喻。其淮西將士官吏等，如有歸國，仰量其高下，便授職任，仍具聞奏，即起授官爵，縱舊有罪犯，一無所問。吳元濟如束身歸朝，亦當棄瑕錄用。其百姓有歸投者，便給糧食，仍與田宅，務加存恤，使其安堵。待事平之後，淮西將士宜共賜錢二百萬貫，百姓給復三年。詔書所不該者，委嚴綬量其所宜，條件聞奏，庶盡綏懷之義，以申生育之恩。若尚敢執迷，不能遷善，至於問罪，自有常刑。宜以誠懷，使其知悉。[13]
憲宗在詔書中首先申明了吳元濟的罪行主要是未經朝廷批准，擅自繼承節度使職位，並且肆行寇掠。談到這一點，憲宗注意將淮西將士與吳元濟區別開來，認為他們是“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憲宗授命嚴綬前往襄州，負責“招懷不類”並兼任申、光、蔡招撫使。
所謂招撫使，在唐代，具有召使歸順和討伐叛逆雙重職責，能招撫首先招撫，不能招撫則進行討伐。嚴綬為人“信能及物，寬以待人”“志尚柔克”，因此擔當此項重任。憲宗號召淮西將士要主動“投誠歸國”，即使過去犯有罪行，也“一無所問”。百姓投順者，則給予糧食與田宅。對於吳元濟，只要他束身歸朝，也可以釋罪錄用。憲宗許諾，待事平之後，賜淮西將士二百萬貫錢，百姓免租賦三年。對於執迷不悟敢於繼續頑抗者則予以嚴懲。
憲宗的這一詔文，重點是在於招撫，即元稹所稱的“垂惻隱之詔”。 [14]為了達到招撫淮西的目的，憲宗許願事平以後，賜淮西將士二百萬貫錢。這個數字，比起魏博鎮主動歸服後朝廷給予的一百五十萬貫賞賜還要高出五十萬貫，這反映憲宗仍寄希望於招撫的成功。
嚴綬在奉詔赴襄州以後，為爭取吳元濟的主動歸服，曾進行過一些努力，然而這些努力最後都失敗了。憲宗在十月二十一日頒佈《招諭淮西詔》以後，並沒有馬上命令發起對淮西的討伐。後來，嚴綬的招撫失敗，吳元濟繼續縱兵侵掠，兵鋒有時直抵東都洛陽，[15]憲宗才於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十七日，正式發佈《討吳元濟詔》。
憲宗頒佈的《討吳元濟詔》，更為具體地宣佈吳元濟的罪行：一是逆絕人倫，反易天常，不居父喪；二是不待朝廷命令，擅領軍事；三是朝廷諭以詔旨，吳元濟“曾無教恭”；四是對朝廷的弔祭使、淩辱稽阻，絕朝廷之禮意，忘父子之恩情；五是縱兵燒殺搶掠，諮行寇攘，無所畏忌；六是拒絕朝廷招撫，蠆毒滋長。
敕令徵發宣武、忠武、太原、武寧、淮南、宣歙、山南東道、魏博、荊南、江西、劍南東川、鄂南、東都防禦使、懷、汝、鄭、義成諸道軍馬，“犄角相應，同為進討。”[16]
憲宗宣佈削除吳元濟舊有的官秩。規定了討伐淮西的賞格：有能梟斬吳元濟者，先是六品以下官，授三品正員官，其先授五品以上官者，節級並進，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參加討伐淮西的諸道將士，如果能斬殺元兇者，也按這一規定賞賜。
對於吳元濟本人，憲宗仍留有餘地：即如果他能夠束身歸朝，仍可洗雪其罪過。
由於與淮西接壤的州縣民眾，自“軍興以來，供饋繁並，”因此，憲宗這些地區放免元和九年（814年）兩稅斛鬥錢及元和十年（815年）夏稅。此外，規定戰爭中徵發車、牛、夫役及工匠，“並宜和雇（由官府支付報酬），仍給優價。”[17]
對於淮西三州百姓，敕令規定不許妄加殺戮，焚燒廬舍，據奪資產。平淮西以後，百姓將給付二年。如果能在淮西三州內設立義營、保柵、回應王師及王師所到之處能相率來降者，各加酬獎。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十七日敕文，與年前的《招諭淮西詔》相比，是更為正式的宣戰書，詔文更加全面的列出吳元濟的種種罪狀，規定了天下應當出兵的方鎮，全部削奪了吳元濟的官職。原來所規定的二百萬貫錢的賞賜，由於招撫沒有成功，因此取消，原來計畫給付淮西百姓三年，現在改為二年。
《討吳元濟詔》的頒佈，標誌著討伐淮西方鎮的全面展開。
[1] 《讀通鑒論》第25卷，第886頁。
[2]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5頁。
[3] 《資治通鑒》第235卷，第7582頁。。
[4] 《舊唐書》第214卷，第6003頁。
[5] 《資治通鑒》第238卷，第7672頁。
[6]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5頁。
[7] 《舊唐書》第214卷，第6005頁。
[8]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6頁。
[9] 《文苑英華》第872卷，第4602頁。
[10] 《文苑英華》第872卷，第4600頁。
[11] 《舊唐書》第148卷，第3997頁。
[12]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7頁。
[13] 《唐大詔令集》第188卷，第572頁。
[14] 《元稹集》第31卷，第361頁。
[15]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7頁。
[16]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82頁。
[17]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82頁。
唐代韓滉的五牛圖
二、力量對比與嚴綬招撫
淮西，作為唐中期以來眾多的方鎮之一，自至德元年（756年）設立以來，治所、轄境屢有變遷。大曆（766～779年）以後，治所才固定於蔡州（今河南汝南）。長期領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陽）、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地理方位大體相當於今河南郾城、上蔡、新蔡以南，西平、遂平、確山、唐州以東，固始、商城以西，新縣以北。
唐代元和年間（805～820年），淮西三州領有的縣數戶口數為：蔡州：縣十一，戶一萬二百六十三，口五萬四千二百；光州：縣五，戶一千九百九十， 口一萬二千五百；申州：縣三，戶六百一十四，口三千五百。三州合計縣十九個，戶約一萬二千八百，口約七萬三百五十。[1]
如果與開元年間（713～741年）三州的縣、戶、口數相比較，縣數雖仍是十九個，戶數卻減少九萬一千六百，口數減少五十多萬，減少幅度接近十分之九。如果以元和時期三州的戶口數與天寶時期三州的戶口數相比，下降的幅度就更大。
從上述元和時期宰相李吉甫所作《元和郡縣圖志》的統計來看，淮西的一萬多戶，七萬多口，在唐代全國眾多的方鎮中，實在算不上什麼強藩大鎮，以成德鎮為例，元和時期，恒冀等六州，縣數達四十四，戶數六萬三千，口數約四十三萬七千五百，[2] 相比之下，淮西要少的多。
如果淮西果真只有一萬多戶，七萬多口，很難相信它竟能抵抗數十萬官軍長達三年的進攻。其實，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的統計顯然不準確。據《新唐書·吳元濟傳》和韓愈《平淮西碑》的記載，淮西軍隊戰前已有五萬人到六萬五千人之間。如果淮西只有七萬多人口，而軍人占六、七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在藩鎮割據的年代，方鎮從來不願如實向中央朝廷上報戶口，因此，元和年間淮西的戶口數肯定是大打折扣的。根據開元、天寶年間淮西的戶口數來看，元和年間淮西的人口數不應少於三十萬人。[3]
朝廷的力量又是怎樣呢？
首先看一下淮西方鎮周邊州鎮的戶口數。
東南面：淮南道的壽州（治所在今安徽壽縣），屬縣四，元和時期戶數史書未載，開元時有戶二萬七百多，元和戶數當在一萬以上。
東面：河南道的潁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陽），屬縣四，元和戶數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九。
北面：河南道的陳州（治所在今安徽淮陽），屬縣六，元和戶四千三十八。
西面：山南東道的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陽），屬縣七，元和年間有戶四萬七百五十。
西北面：河南道的許州（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屬縣七，元和戶數五千二百九十一。
此外在西南方尚有山南東道的隋州（治所在今湖北隋州），屬縣四，元和戶一萬二千七百一十六；南面有淮南道的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陸），屬縣六，元和年間有戶九千八百一十九；淮南道的黃州（治所在今湖北新洲），屬縣三，元和年間，有戶五千多。這三個州雖與申州、光州接界，但被桐柏山、大別山隔開，調發軍隊不易。
前列諸州之中，元和年間超過一萬戶的大州有：壽州，一萬戶以上；唐州，四萬七百五十戶；穎州，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九戶。而淮西三州中，只有蔡州的戶數超過一萬。如果以諸州戶數與口數的總計來比較，[4]淮西三州的戶口數要遠遠少於周邊朝廷所控制的諸州戶口數。
不僅戶口的懸殊很大，從兵員上來看，朝廷軍隊在數量上也佔有優勢。憲宗征討淮西，兵員除了來自與淮西相鄰諸州外，分別從全國十六個道徵發軍隊。據李吉甫所講，戰前淮西周圍，“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這是一個在較大範圍內的估計。據有關史料記載，憲宗征討淮西直接參戰的軍隊約在九萬到十二萬人。[5]而淮西的軍隊約有五萬人，最多不超過七萬人，因此，在軍隊數量上，朝廷佔有優勢。
在征討淮西的軍事將領配置上，憲宗頗費過一番腦筋。自憲宗於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得知吳少陽去世，吳元濟掌握淮西權力以後，已開始“易環蔡州諸鎮將帥，益兵為備。”[6]十月十九日，憲宗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統帥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人馬。李光顏是出身河曲部落稽阿跌的一員戰將，長期在河東跟隨號稱勇將的長兄李光進任偏將，多次立有戰功。特別是在隨高崇文征討劉辟時，“搴旗斬將，出入入神，”名聲鵲起。憲宗將李光顏從洺州調至陳州，顯然是要從北部加強討伐淮西的力量。[7]
在淮西的西北方向，憲宗將汝州（今河南汝陽到葉縣一帶）劃歸河陽節度使烏重胤，使河陽軍直接臨近征討淮西的前線，由烏重胤統帥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等七軍，從西北方向進攻淮西，與李光顏軍形成犄角之勢。烏重胤以深明君臣大義、參與拘捕盧從史而著名，憲宗以其擔任西北方向的主攻，顯然也是寓有影響淮西將士棄惡從善的深意。[8]
在淮西的東部，憲宗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御史，統領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令狐通是代宗時滑州刺史令狐彰之子。令狐彰臨終時曾以土地、兵甲、戶籍交歸朝廷，並命令諸子歸朝。在當時藩鎮爭相向朝廷爭奪土地人口，以職位傳給子孫的情況下，令狐通的此舉曾引起人們的讚歎。李吉甫向憲宗推薦令狐通擔任壽州刺史，既是希望令狐通能像其父那樣效忠朝廷，平息叛鎮，也是為了對淮西將士產生影響作用。[9]
在淮西的南部，憲宗詔令鄂嶽觀察使柳公綽帥鄂嶽兵馬五千人赴安州（今湖北安陸），與安州刺史李聽軍隊會合，負責從南部進攻淮西，從柳公綽、李聽所統有的軍隊數量有限及受桐柏山阻礙來看，憲宗沒有把安州作為重點進攻淮西的方向。
為了加強進攻淮西的軍事力量，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憲宗將宣武節度使韓弘任命為司徒。宣武軍佔有汴、宋、亳三州（今河南開封、商邱到安徽亳縣、蒙城等地區），隔陳州與淮西相鄰。韓弘鎮守宣武軍，十幾年不入朝，軍眾十萬，以戶殷兵強自負。韓弘曾因王鍔班序在其上，寫信給武元衡，表示不滿意。憲宗考慮到韓弘坐守重鎮，有賴於牽制吳元濟，因此在正式討淮西之前，詔令任韓弘為司徒，使他的班序超過了王鍔。[10]不久，韓弘繼嚴綬以後擔任了征伐淮西的統帥。韓弘派遣其子韓公武率一萬二千人，直接參加討伐淮西的戰鬥。
在淮西鎮的西部，是唐朝廷的山南東道，在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二十一日憲宗頒佈《招諭淮西制》以後，嚴綬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襄州諸軍事兼襄州刺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的名義來到襄州（今湖北襄樊），擔任起招撫和討伐淮西總指揮的任務。此外，憲宗還派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隨軍監軍。[11]
嚴綬的任命，憲宗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嚴綬在德宗時，通過進獻獲得河東節度使的職務，在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憲宗奪權的過程中，河東作為重要的方鎮之一，嚴綬立有擁立之功。憲宗即位以後，對嚴綬倍加重用，任其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不久，拜司空，進階金紫。元和四年（809年）征其入朝，任尚書右僕射。由於嚴綬為人“銳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12]憲宗又將他任命為荊南節度使，進封鄭國公。
當憲宗決定征伐吳元濟時，考慮到嚴綬早年曾與淮西的吳少誠、吳少陽交往密切，以嚴綬出任招撫使，有利於招撫吳元濟，而且嚴綬作為心腹之臣，如果能在此戰中立有大功，也可以壓一下朝臣們對嚴綬的成見與批評。
憲宗之所以將嚴綬安排在襄州，一方面是由於淮西以北是韓弘宣武軍的轄區範圍，嚴綬在陳、許一帶較難取得韓弘等功臣宿將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擔任山南東道節度使的，是那位在元和初年擔任宰相、在劉辟叛亂時，不敢出使西川的袁滋。山南東道與淮西接境，既然要征討淮西，再將這樣的孺弱官員留在將要成為前線的山南東道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憲宗將袁滋調任荊南節度使，而調荊南節度使嚴綬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13]
嚴綬奉命到襄州以後，重點是展開對吳元濟的招撫工作。為表示無心與淮西交戰，嚴綬一到襄州，便下令將襄州多年的蓄積分發殆盡，不做任何戰守的準備。此外，嚴綬到任後，最重要的一次招撫活動，則是利用自己與吳元濟父叔多年故交的身份，給吳元濟寫了一封長篇勸說書。[14]
他在信中回顧當年與吳元濟父叔的深厚私交，勸說吳元濟歸服朝廷。嚴綬在信中稱，自己在太原任河東節度使時，吳元濟的伯父吳少誠“同受恩寄，交問歲時，歡好不絕”，長達十年之久。元和四年（809年）以來，吳少陽任職期間，自己擔任荊南節度使，兩鎮“款密如舊，弔喪問疾，禮無不時。”嚴綬指出，自己作為吳元濟父叔的至交，理應為吳元濟的前途著想，憲宗也是由於“未忍加兵，仍以某為招撫之使”。因此“吳尚書（吳少誠）之嗣既絕，而由某有複聯之望。”希望吳元濟能夠聽從勸說歸服朝廷。
嚴綬指出，吳元濟“棄喪背禮，舍父幹君，誘聚師徒、希求爵位，”原因可能是認為貞元末年以來，天下方鎮往往依憑眾將士的請求而自立為節度使。嚴綬提醒吳元濟說：德宗時“禦天下日久，春秋高，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市長，蓋一時之權也”，現在已時過境遷，非同往日，“今天子二十八即帝位，控一海內，臣妾夷狄，赫然皇威，熏灼白日”[15]劉辟、楊惠琳、李錡“猶守故態，謂朝廷未即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槁街，腰斬都市。”嚴綬勸吳元濟要識時務，昔日“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
西安重建後的大唐芙蓉園
嚴綬又指出：淮西“蓄積糗糧，繕完城壘，偷侵縣邑，”不知自尋危亡，大概認為，當年貞元年間吳少誠曾經大敗朝廷韓全義軍隊，最後朝廷不得不宥免淮西，困而現在又寄希望與朝廷一戰。嚴綬則認為，當年朝廷謀議之臣，算劃不審，計謀不周，韓全義又只是個戰陣鬥殺之將，總統全軍非其所長，“而又徵天下烏合之眾以授之”，所以未能成功。當年吳少誠“躬服節儉，衣食於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能支一戰耳。”今日吳元濟“馭眾日淺，年位俱卑，諸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懷信服之志。百姓日蹙，賦斂日加”，“壯者劫而為兵，老弱妻孥吞聲於道路”，“耕織盡廢”，[16]這怎能與吳少誠積三十年之力而後一戰相比呢!
嚴綬為吳元濟分析戰爭形勢，指出烏重胤自懷、汝，李光顏自陳、許，柳公綽自安陸，令狐通自壽州，本軍自襄州，四麵包圍淮西。同時，又有魏博的驍騎，江陵的強弩，“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無出疆之費。”而吳元濟“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師，抗天下無窮之眾。”[17]必然滅亡的命運，連婦孺孩童也是不懷疑的，更何況義夫壯士呢！退一步講，如果天子“圖不戰之功，使諸將環而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絕，倉廩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而如果“天威電激，使（諸將）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侍之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昔時之宥免矣。”
嚴綬又分析了淮西軍隊的內部情況，指出吳元濟“謂王師可敵，謂己眾不離者”，大概是以為自己與大將李義等人結為生死之交，人心可用。嚴綬認為這實際是靠不住的。嚴綬連舉近年來的實例：李錡據吳楚之雄，兼有榷管之利，選才弄士，向十五年，最後腹心之將張子良，骨肉之親裴行立，一個倒戈進攻於外，一個縱火響應於內，最後李錡被戮，張、裴卻升職進爵，舉族顯榮。劉辟以韋皋多年所積億萬錢帛，啖養士卒，憑險阻固，以仇良輔有樸厚不搖的忠心，授之以兵，到頭來仇良輔順應形勢，投靠王師，“良輔甚榮”[18]，而劉辟戮死。盧從史以烏重胤為親信，授以爪牙衛己之眾，但盧從史一旦外張威武，逗留王師，烏重胤則回應詔命，就執元兇，盧從史流放而死，烏重胤則顯於朝廷。
相比看看田弘正的魏博鎮，降服朝廷後“齎百萬之財以贍軍，復三年之賦以勵俗”，何樂而不為呢！況且朝廷許諾的賞賜高達二百萬貫，從經濟上來看，淮西歸服朝廷也是完全值得的。
最後嚴綬強調指出，現在憲宗皇帝“垂側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天不可違”，“時不可失”，淮西不應錯失良機，否則“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19]
嚴綬的這封信，顯然是奉憲宗招撫之命為勸說吳元濟歸服而寫的，可以說十分全面、透徹地為吳元濟分析了各種福禍利弊。從憲宗頒佈《詔諭吳元濟制》，到正式頒佈《討吳元濟詔》，中間相隔約兩個月的時間，這說明朝廷為招撫吳元濟曾做出不少的努力和耐心的等待。然而憲宗及大臣們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吳元濟的回應，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征討淮西的戰爭全面展開。
[1]《元和郡縣圖志》第9卷，第237～245頁。參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98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元和郡縣圖志》第17卷，第477～498頁。
[3]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98頁。
[4] 壽州戶數僅按一萬戶計其。口數是拉平均每戶約五口計算。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87頁。
[5]《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7頁載朝廷環蔡諸軍為“近九萬人”。韓愈在《平淮西事宜狀》中曾建議朝廷集中兵力佈署，於環蔡“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此建議應以當時朝廷圍困蔡州兵力的基本數量為依據的。見《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1頁。
[6]《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6頁。
[7]《舊唐書》第161卷，第4218頁。
[8] 《舊唐書》第161卷，第4223頁。
[9] 《舊唐書》第124卷，第3531–3532頁。
[10] 《舊唐書》第156卷，第4134頁。
[11]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07頁。
[12] 《舊唐書》第146卷，第3960頁。
[13] 《舊唐書》第185卷，第4830頁。
[14] 《元稹集》第31卷，第358頁。
[15] 《元稹集》第31卷，第358頁。
[16] 《元稹集》第31卷，第359頁。
[17] 《元稹集》第31卷，第360頁。
[18] 《元稹集》第31卷，第361頁。
[19] 《元稹集》第31卷，第362頁。
唐代服飾
第二節 戰爭初期
一、初戰受挫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以來的招撫努力失敗以後，憲宗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十七日發佈《討吳元濟詔》，標誌著討伐吳元濟的戰爭正式開始。
嚴綬招撫吳元濟沒有成功，於是開始策劃討伐吳元濟。
嚴綬本來不是將帥之才，對於指揮戰爭並沒有什麼經驗。貞元十二年（796年）後，嚴綬曾歷任河東節度使、尚書右僕射、荊南節度使等要職，卻從未指揮過什麼大的戰役。元和初年征劉辟，嚴綬曾因功受賞，其實當時參戰的是他的牙將李光顏兄弟。[1]在荊南任職期間，漵州蠻叛亂，最後招撫討平的也是他的部下李忠烈等人。此次征討吳元濟，嚴綬負有全面指揮討伐淮西戰爭的責任，但是嚴綬並沒有制定統一的戰略攻伐方案，而是置協調全域於不顧，企圖與其他方向的征淮西軍隊爭先立功。
正月，嚴綬在事先沒有充分準備並與諸道軍隊聯繫約定的情況下，搶先進軍。初戰獲得小勝，嚴綬便失去警惕。二月二日，嚴綬軍隊在慈丘（今河南泌陽北）被淮西吳元濟軍隊夜襲，官軍大敗，嚴綬率殘部奔逃五十餘里，進入唐州（今河南泌陽）據守。
二月初，壽州團練使令狐通在淮西軍隊的進攻下，也遭失敗。令狐通每與淮西軍作戰，俘敵數人即大肆宣揚，奏稱獲捷。每有失敗，則隱瞞不報。壽州與光州交界處的重要城柵，被淮西軍全部攻破，士兵被屠殺。[2]憲宗聞訊，十分惱火，二月十一日，憲宗下令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取代令狐通，將令狐通貶官為昭州（今廣西平樂西）司戶。
三月二十九日，李光顏軍在臨潁（今河南臨潁）敗淮西軍。四月三日，李光顏在南頓（今河南項城西）再敗淮西軍。魏博田弘正則遣其子田布率三千兵馬援助嚴綬征討吳元濟。
戰事開始以來，吳元濟已感到極大的壓力，如果只憑三州兵馬對付朝廷的十六道兵馬，確實有相當大的困難。於是吳元濟派遣使者赴成德、平盧，向王承宗、李師道求救。王承宗、李師道也知道相繼多次向憲宗奏表，請求赦免吳元濟。憲宗知道成德、平盧與淮西的關係，征伐吳元濟，對王承宗、李師道也是一種打擊，因此，憲宗對於赦免吳元濟的奏章，一概加以拒絕。[3]
王承宗、李師道的請求既遭拒絕，於是開始採取各種手段直接破壞憲宗對淮西的討伐。
最初憲宗在徵發諸道出兵征淮西時，考慮到李師道與吳元濟的關係，沒有命令平盧出兵。李師道為達到援助吳元濟的目的，公然不顧憲宗的批准與否，派遣大將帥二千兵馬赴淮南的壽春（今安徽壽縣），明言是幫助官軍討伐吳元濟，實際上則是觀察形勢，侍機支援吳元濟。為進一步達到使憲宗罷兵的目的，元和十年（815年）三月，李師道認為朝廷用兵最重要的莫過於糧草的供給，如果能將朝廷在河陰（今河南滎陽東北）倉院所存的江淮租賦燒毀，必然會動搖軍心。
河陰轉運院也稱河陰轉運倉，設立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年），當時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官府在黃河與汴河交會的地方設立河陰倉，河西設柏崖倉，在三門峽東面置集津倉、在三門峽西設鹽倉。這四個新倉與原來的太原倉、永豐倉相連，形成一個“節級轉運”的漕運系統。河陰轉運倉，主要儲存來自江淮的租賦。由於安史之亂後，朝廷賦稅主要來自江淮，因此河陰轉運院成為朝廷經濟來源的咽喉，具有極重要的地位。[4]
四月十日夜晚，李師道派幾十個人突襲河陰轉運院，殺傷守軍十餘人，放火將庫中錢帛三十萬緡、匹，穀三萬餘斛、倉庫五十五間全部付之一炬。同時，李師道派人暗中召募東都（今河南洛陽）惡少年數百人劫掠都市，焚毀宮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一時間，東都及其周圍地區“人情駭擾”。[5]
河陰倉的被襲擊焚毀，東都出現的騷亂，引起了京師不少官員的擔心，他們紛紛請求罷兵，停止征討吳元濟。[6]
面對戰場形勢的不利及河陰轉運院的被毀，憲宗的確十分擔心，如果形勢繼續如此發展下去，戰爭將難以進行。不過，憲宗畢竟已不同於五年之前，自征討成德失利以後，憲宗對困難與挫折，已經有了更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對形勢的分析，也有了更為清醒的頭腦，對於各種複雜問題，也積累了更多的處理經驗。憲宗認為，河陰轉運倉的被毀，顯然與討伐吳元濟的戰爭有關。放火人的目的就是要使朝廷放棄對淮西的征討，如果現在停止對吳元濟的討伐，正好落入了放火人的圈套。
另一方面，憲宗也感到，朝廷軍隊的初期失利及戰爭毫無進展，說明朝廷在戰爭的指揮及戰術上存在著問題。具體是哪方面的問題，憲宗一時還難以確定，有待於進行調查。於是，元和十年（815年）五月，憲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奔赴前方行營進行視查，一方面表示憲宗對前方官兵的宣慰，另一方面，調查戰爭久無進展的原因。[7]
經過一番調查，裴度從前線歸來後認為，淮西一定可以攻取，官軍一定可以獲勝。憲宗具體問及諸將的才能，裴度認為，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至於總統諸軍的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裴度則認為“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8]建議憲宗更換統帥。
嚴綬的任用，是憲宗親自決定的，所以憲宗考慮再三，決定還是再給嚴綬一些時間，以觀後效。
[1] 《舊唐書》第146卷，第3960頁。
[2] 《舊唐書》第124卷，第3532頁。
[3]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1頁。
[4] 《舊唐書》第49卷，第2115頁。
[5] 《舊唐書》第15卷，第452頁。
[6]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2頁。
[7]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2頁。
[8] 《舊唐書》第146卷，第3961頁。
出土唐代文物
二、韓愈《論淮西事宜狀》
元和十年（815年）五月，正當朝廷中不少人因戰事久無進展而建議停止征討吳元濟時，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論淮西事宜狀》，對征討淮西的形勢提出全面的看法與建議。
韓愈，字退之，昌黎（今遼寧義縣）郡望，南陽（今河南鄧州）人。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累官至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因為請求減免災民賦稅，被貶官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元和初年，憲宗召韓愈回到朝廷，擔任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後以才學出眾，被任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1]韓愈歷來關心國事，敢於直言，自憲宗宣佈征伐淮西以來，韓愈一直關心著戰事的發展。近來，由於前方戰事久無進展，許多大臣都向憲宗建議停止對淮西用兵，韓愈感到有必要向憲宗進言，分析戰場形勢，提出具體建議，堅定憲宗用兵的決心。在《論淮西事宜狀》中，韓愈指出：
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征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2]
韓愈在狀文中，針對有人建議罷兵的議論，分析淮西的形勢，認為淮西貌似強大，但難以持久，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是必然的。韓愈重點勸告憲宗要堅定作戰的信心，不能猶豫不決，不能受來自四個方面的影響：即經費問題的影響、大臣反對議論的影響、雙方相互殺傷的影響、百姓一時遭受困苦的影響。否則，持之不堅，就會半途而廢，那樣既損害朝廷的權威，又損耗了戰爭的經費。危害就更大了。所以關鍵要“先決於心”。皇帝的決心大，為統帥的盡力於前，參謀大臣盡心于後，內外相應，討伐一定能成功。
韓愈的這些言論，並非是無的放矢。自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征討成德失利以來，在一些大臣將領看來，討而不勝，繼之以綏撫，這是必然的。貞元年間，德宗征討淮西不也是以罷兵妥協而告結束的嗎？！憲宗討成德，最終不也是以妥協退讓而結束的嗎？！正是由於不少人存在這樣的想法，因此前線許多將領坐而觀望，不肯力戰，小有挫敗便畏縮不前，更有的將領公然暗中為吳元濟提供方便。李師道即曾通過宣武節度使韓弘的寧陵（今河南寧陵）、雍丘（今河南杞縣）之間，向吳元濟輸送食鹽等物品，“韓弘知而不禁”[3]。宮中的許多官員也不斷地提出各種藉口勸憲宗罷兵。
對於下一步的戰事，韓愈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第一，改變組軍方式。韓愈認為，現在諸道發往前線的軍隊，一般為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對敵軍又不瞭解，往往望風攝懼，難以前進。所在將帥，因他們為客兵，不存優恤，待之既薄，役之又苦。有的還將客兵隊伍分割開來，分別隸屬於不同的地方，使士卒與原來的將領分離，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各道派遣士卒，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裡懷離別之思。韓愈提出：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淮西接界連接處，村落百姓都有兵器，小小俘劫都能自防，習於戰鬥，識賊深淺。既然是本土人，都有願意保護自己的家鄉故土。朝廷雖未組織他們，他們“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4]如果下令招募，立即可以編製成軍，若要添兵，隨時可以補足。平服淮西以後，又容易使他們歸農。
韓愈建議，請諸道原來應該到行營的人，一律令他們歸還本道，只根據應到的人員名額，將器械弓矢送到前線，供給在當處招募的兵員。這樣兵數既足，加以教練，幾個月以後，諸道的客兵全部罷免。這比徵發遠人戰鬥力要強得多。
韓愈的建議，有一定的可行性，因為與淮西相鄰的州郡如壽、唐、潁、汝等州，戶口數遠在淮西三州以上，這些居民大多習於戰事，徵發招募比從遠方道鎮徵調軍隊要好得多，經費也會節省得多。韓愈所提出的官軍組軍之誤及“徵兵太雜”的問題，的確是造成官軍戰鬥力不強的重要原因，這一點從淮西將士的口中也得以證實。[5]
第二，集中兵力，協調攻防。韓愈指出，環繞淮西各州縣的堡柵，官軍都駐有兵馬，總數雖多，具體到每一處，則兵員甚少。相互之間距離又很遠，難以相互接應，所以常常被淮西軍隊攻劫，造成傷亡。韓愈建議，如果分為四道，每道各領軍三萬人，選擇要害地區屯聚一處，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淮西軍隊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如果不便於進軍，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這樣便不搖在諸處分別設防，分散兵力。對於前線臨敵的小縣，可以將百姓遷到方便的地方作為行縣。以縣主領之，防止他們散亡。
韓愈關於集中兵力、協調行動的建議．可以說抓住了官軍一再失利的關鍵所在。實際上，唐官府軍隊總數雖遠遠超過淮西軍隊，但具體到每—城、每一縣、每一個堡柵，則由於兵員分散，局部兵力反而不如淮西。淮西自吳少誠以來，凡派遣諸將領出兵，都聽由各位將領根據實際情況各自為戰，授以機動作戰之權，“故人人得盡其才”。吳元濟部將趙呂洪、淩朝江、董重質等人都成為機動靈活、獨當一面的勁旅。以這樣機動靈活、力量集中的勁旅，攻擊分散而固守的官軍，淮西自然會不斷取勝。
其實在戰爭之初，元縝代嚴綬所起草的給吳元濟的信中，即曾提及官軍協調行動、齊攻四面，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的戰略，使吳元濟腹背受敵，首尾難顧，可惜戰爭開始以來，嚴綬並沒有這樣指揮戰爭，先是貪功冒進，後是閉壘固守，所以難以取得勝利。
第三，關於對淮西將士的政策問題。韓愈認為，對於蔡州士卒已被官軍擊敗者，不能有過份地殺戮。因為淮西將士為吳元濟所脅迫，迫不得已才與官軍作戰，而實際上他們都是國家的臣民百姓。韓愈希望憲宗應明敕諸軍，戰鬥之時，固然應以徹底消滅敵軍為心，但如果敵軍已敗，失去抵抗能力，則不應有過分的殺戮。應當曉諭以皇上聖德，放其歸家，這樣可以影響敵軍，使他們去凶悖之心，相率歸順。
第四，不可承襲舊事，輕易罷兵。韓愈認為，欲速則不達。近來征討無功，都是因為“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耗費用，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並力若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而朝廷中那些不是至忠憂國的人，便不惜傷損皇上的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6]韓愈在這裡提醒憲宗，不要因為有某些大臣、某些部門的要求而輕易罷兵，也不要在淮西請求赦免其罪時，輕易地給予赦免。要有耐心，堅持將戰爭進行到底，直到獲取勝利。在韓愈看來，討伐戰爭即使進行三年然後獲勝，也是不遲的。
第五，韓愈認為，兵之勝負，在於賞罰。因此，朝廷賞賜不要可惜費用，懲罰不要擔心用刑。
第六，穩住成德、淄青二鎮，不可使他們與淮西吳元濟聯兵。韓愈認為，淄青李師道、恒冀王承宗，與淮西吳元濟齊類相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而兩鎮暗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是會有的，至於分兵出界，公開支持吳元濟，“亦必不敢”。為防止他們聯兵，韓愈建議，憲宗應下特詔，講明蔡州自吳少誠以來，相承為節度使。吳少陽死後“朕亦本擬與元濟，恐事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可是吳元濟“今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範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煽動，朕即赦吳元濟不問，回軍討之。”[7]
韓愈這裡建議憲宗發佈特詔，顯然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在集中力量進討吳無濟的情況下，要使王承宗、李師道不因自己也是世襲節度使、與吳無濟相類似而不安，儘量使他們相信朝廷不會在平定淮西以後對成德、平盧“輕有改易”，防止他們與吳元濟聯兵對抗朝廷。
韓愈的奏狀．比較全面地指出了討淮西戰爭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瞭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措施，不少屬於精闢之見，這在朝中罷兵呼聲日高的情況下，確實給憲宗以巨大的支持。限於所在的處境，韓愈對任帥不當、宦官監軍等問題沒有提及，這並不說明他在這些問題上沒有看法。
韓愈的奏狀，憲宗在多大程度上進行採納，史書沒有明文記載，從憲宗後來堅定不移地將戰爭進行到底以及所採取的許多推進討淮西戰爭的具體措施來看，韓愈奏狀的主要精神是被憲宗所重視和採納了的。由於韓愈堅決支持憲宗討平淮西的立場，二年後，韓愈被憲宗任命為淮西宣慰處置使裴度的行軍司馬，隨同裴度一起奔赴了討伐淮西的前線。[8]
[1] 《舊唐書》第160卷，第4196頁。
[2]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 《舊唐書》第145卷，第3951頁。
[4]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1頁。
[5]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1頁。
[6]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1頁。
[7]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2頁。
[8] 《舊唐書》第160卷，第4198頁。
唐代長安城郭與大唐芙蓉園
第三節 兩京事變
一、西京謀殺宰相案
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征討淮西的戰爭已進行了半年多，雖然戰場上的形勢並不令人樂觀，但憲宗討平淮西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五月二十六日，前方終於傳來好消息：官軍取得用兵以來最大的勝利。
李光顏自從受命征討以來，在陳州方向獨當淮西一面。在取得臨潁之戰和南頓之戰勝利以後，進駐殷水河畔，逼近時曲。
由於時曲距郾城不遠，淮西軍隊傾力進攻李光顏戰陣，企圖逼使李光顏軍後撤。由於軍營前柵門被敵軍封死，李光顏下令從左右兩面自毀柵牆，領軍突出接戰。李光顏衝鋒在前，反復衝擊敵陣，出入四次，敵軍知道他是主將，便集中弓箭向他射擊，李光顏身中無數箭枝，“矢集於身如蝟”，仍奮戰不止。他的兒子拉住父親的馬鞅，阻止他再深入敵群，李光顏舉刀叱開其子，再次衝向敵陣。於是官軍人爭奮躍，大敗淮西軍隊，殺數千人。[1]
捷報傳到京師，憲宗極為歡悅，朝官們也紛紛入宮拜賀，淮西戰場形勢有所好轉。
自李吉甫去世以後，憲宗將對淮西用兵之事，全部委託於宰相武元衡。
武元衡在貞元末年因不依附王叔文集團而受到當時還是太子的憲宗的賞識。憲宗即位以後，重用腹心．對武元衡更加敬重信任。元和初年，武元衡勸憲宗堅決追召李錡入朝，使李錡奸謀敗露。高崇文平西川後鎮守西川，憲宗以武元衡取代高崇文，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到任後，“庶事節約，務以便人，及至三年，公私稍濟。”[2]元和八年（813年），憲宗將武元衡召回宮中，任命為宰相。李吉甫、李絳兩位宰相時有矛盾，武元衡居中，無所違附，憲宗稱其為長者。
淮西吳元濟叛逆以來，武元衡力主討伐，李吉甫於元和九年（814年）九月病逝後，憲宗便將討伐淮蔡之事全部委任於武元衡。武元衡受命以後，兢兢業業，為討平淮西之事而晝夜忙碌。
朝廷征討淮西的每一個勝利．都使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和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感到慌恐。李師道四月派人燒毀朝廷的河陰倉院、在東都製造騷亂，都沒能使朝廷罷兵休戰，反而加強了對淮西的攻勢。成德王承宗牙將尹少卿前往京師．求見宰相武元衡．為吳元濟遊說。交談中尹少卿辭指不遜，口吐狂言，被武元衡嚴厲斥責。尹少卿歸成德向王承宗稟報以後，王承宗大怒，十分仇恨武元衡。向憲宗上書，竭力詆毀武元衡。[3]
元和十年（815年）五月，李師道的養客向李師道提出，天子所以銳意討伐淮蔡，主要是因為有武元衡贊之，如果派遣刺客將武元衡謀殺，其他宰臣一定不敢再主討伐之謀，一定會爭相勸說天子罷兵。李師道認為此言有理，於是派刺客入京，相機謀殺武元衡。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晨，京師長安天色未明，宰相武元衡像往常一樣早早起身，準備去宮中早朝。自五月李光顏時曲之捷以來，憲宗一再指示中書省、尚書省等有關部門及官員要加緊工作，協調好淮西前線各方關係．保證人員及軍械糧草等物資的調配供給，因此武元衡近日公務特別繁忙。前幾個月來．成德、平盧多次遣使者來京，要求赦免吳元濟，武元衡根據憲宗的指示一—給予回絕。對於成德尹少卿之類目無朝廷、口出狂言之徒，武元衡更以朝廷宰相的威嚴予以痛斥。儘管王承宗上書憲宗詆毀自己，但憲宗毫不為之所動，反而更加倚重武元衡，加強對準西前線戰事的指揮調控。[4]
武元衡所居在長安城東南的靖安坊。靖安坊也叫靖安里，朱雀門街東第二銜第五坊，屬於西京萬年縣管轄區。[5]這一坊是不少達官貴人居住的地區，在武元衡前後，在此居住的有咸宜公主、太子賓客崔倫、殿中少監唐昭、尚書吏部侍郎韓愈、郴州司馬李宗閔、水部郎中張籍、武昌軍節度使元稹、邠寧節度使程執恭、刑部侍郎劉伯芻等。
武元衡與導從騎衛從靖安坊東出門後，秉燈燭沿街北行，準備由丹鳳門入大明宮。導騎在前開路，武元衡騎馬居後。出門不久，有人在路旁高呼“滅燭”，導騎聞後大聲呵斥。此時，有人在暗中射箭，射中武元衡肩部，又有人跳至路上以棓（一種施刑用木棒）猛擊武元衡左腿。武元衡騎從也被眾多的刺客擊散。刺客拉住武元衡馬上韁繩，向東南方向疾跑，隨後將武元衡從馬上拉下殺害，割下其頭顱，呼嘯而去。等武元衡隨從手執火把重新返回、欲救武元衡時，只見失去頭顱的武元衡已倒在血泊之中。[6]
案發的時候，夜漏未盡，坊間路上只有極少朝騎及行人。巡邏的鋪卒見武元衡被害，立即高聲相互傳呼：“賊人殺害宰相。”頓時，聲傳十餘里外。這時已到達宮中的一些官員聽到鋪卒的傳呼，大驚失色，“百官恟恟”，不知死者是哪位宰相，不久，武元衡的坐騎“老馬識途”，自行入宮，眾官員才知被害者是武元衡。
幾乎在武元衡被害的同時，刺客在通化坊也襲擊了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貞元五年（789年）進士及第。應制舉，對策高弟。[7]初任河陰縣尉，後為監察御史，因上書批評權倖得罪，出任河南府功曹。元和六年（811年）以司封員外郎身份知制誥，參予起草詔命。元和七年（812年），出使魏博，宣諭憲宗的詔令，因“宣達稱旨，憲宗深嘉屬之。”[8]元和九年（814年），裴度作為憲宗的特使巡視淮西行營，歸朝後向憲宗稟報官軍必能戰勝淮西，憲宗十分高興。由於裴度也力主討伐淮西，因而他與武元衡一樣，受到方鎮的極度仇視。
裴度所居通化里，也稱通化坊、敦化坊。位於長安城東南角最後一坊，曲江池北。[9]六月三日晨，裴度騎馬與隨從王義出通化里去上早朝。事先已埋伏在路旁的刺客上前揮劍猛擊裴度，第一劍砍斷靴帶，第二劍砍中裴度後背，第三劍砍中裴度頭部，裴度受傷落馬，跌入路旁溝中。在這緊急關頭，裴度的隨從王義猛撲上前，抱住刺客，大聲疾呼捉賊，刺客脫身不得，反劍砍斷王義手臂，倉皇逃去。
裴度此次被襲，所幸當時頭戴揚州產氊帽甚厚，傷勢不是很重，又有王義舍死相救，才免於一死。
天色大明以後，憲宗儀仗行至大明宮紫辰門，準備在宣政殿上朝。此時，有司上奏武元衡宰相被害，憲宗聞訊愕然，大為震驚，轉入延英殿，憲宗抑制不住悲痛之情，痛哭失聲，久久難以緩解。[10]
宰相武元衡的被害與御史中丞裴度的負傷，使憲宗又一次受到嚴重的打擊。一年多來，堅決支持自己討伐藩鎮的宰相李吉甫病逝而去，此次又一位力主討伐藩鎮的宰相被害，天下未平而先失兩相，憲宗心中的悲痛，難以言表。
然而，年近不惑之年的憲宗，畢竟不是十多年前初即位的憲宗了，如果說那時憲宗對劉辟的挑戰尚有所猶豫，現在，面對藩鎮的一再猖獗，憲宗反而更加堅定了討平藩鎮、一統天下的決心。
武元衡被害當日，憲宗宣佈輟朝五日表示哀悼，冊贈武元衡為司徒，贈其家屬大量絹帛糧粟，並諡武元衡忠湣之號。[11]憲宗同時詔令：今後宰相出入，都以金吾衛騎士張弦露刃加以嚴格保護，相府坊門四周．要嚴加盤查。[12]
武元衡被害以後，在金吾衛以及京兆府、長安縣、萬年縣都發現刺客留下的紙條，上面寫著：“毋急捕我，我先殺汝。”一些官員將領因此而不敢緊急搜捕刺客。兵部侍郎許孟容為此上言憲宗：“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言語未畢，淚流哽咽，眾官也因此動容垂淚。許孟容又請求憲宗，起用裴度為相，大力搜捕賊黨，“窮其奸源”。[13]
六月八日，憲宗發佈《捕殺武元衡賊詔》，詔文言辭痛切地指出：“凶狡竊發，殲我股肱，”“朕通宵忘寐，何痛如之。”憲宗指出，“天下之惡，天下共誅”，有能獲賊者，賜錢兩萬貫，授五品官，如有官職，超資授職，有敢藏匿助賊者，全家誅戮。[14]
為更好地動員官民捕捉刺客，憲宗命令將賞錢二萬貫置於市中，使百姓聚觀。據韓愈記載，當時百姓圍觀者每天有數萬人，“巡繞瞻視，諮磋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15]
為緝拿刺客，憲宗命令在京師全城進行大搜捕，公卿百姓凡家中有夾壁、重樓的都搜索一遍，城門關卡，對往來行人特別是燕趙長須之人，嚴加盤查。
六月十日．神策軍將王士則等人上報，在京師的成德進奏院，捕獲恒州士卒張宴等八人，系刺殺宰相、刺傷御史的兇手。憲宗接奏以後，命令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加以審訊複查。
所謂進奏院，是各地藩鎮設於京師的辦事機構，最初稱上都留後院，大曆十二年（777年），改為上都知進奏院，設有進奏官等，負責藩鎮所來章奏的呈上及皇帝詔書及各種公文的傳送。[16]
張宴等人，在京師橫行不法，被眾人懷疑，因此被糾告。經陳中師按察，張縣等人都對殺害武無衡、殺傷裴度的罪狀供認不諱。憲宗於六月二十八日發佈《誅殺武元衡賊張宴等敕》，敕文大意說：
張宴、李惠嵩、李寓、嚴清，受命孽臣，害我良弼，凶虐之甚．古今所無。雖奸源不窮，而天網難漏，擒捕斯獲，兵刃具存，自相證明，遂得情實。宜從極法，以快眾心。並康少賁造端合謀，不可異等，並宜處斬。張公佐、李少寧、徐良季、胡弟奴、高志巡、田再興、楊日暉、華季進、胡抱直、劉憲生、奉詮及李惠嵩妻阿馬等，併合從坐，況乃同情，宜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蘇表藏蓄兵器，炫耀軍謀，朋遊悉無賴之徒，取受多不軌之物，屬當搜索，爰得其人。京輦之下，豈容此輩！宜決杖八十，配流費州。其妻阿康、奴綠耳等，不識陰情，難書罪罰。趙環等妻阿樊、阿唐、張宴二女，初則不知，終然同惡．悉付京兆府，各決二十，放。其鎮州進奏趙環並官健及王承宗行官家人魏升朝等一十八人，並赴京兆府收管，待後疏理處分。侯倫、李莫，雖言已歸本道，欲於何處逃刑？待捕獲日，准例處分。張宴、趙環等七人，如更有親族，並宜搜檢。[17]
從憲宗的詔文來看，張宴等人被捕獲後已自相證明，“遂得情實”，並且“兵刃具存”，確是殺害武元衡的兇手。蘇表則是私藏兵器，交遊無賴之徒，雖未直接參與謀殺案，也一併處理。詔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此次謀殺的主謀策劃者是什麼人，但既然是成德進奏院的人員，其後臺必然是成德王承宗。由於武元衡曾叱責王承宗使者尹少卿，王承宗曾上表詆毀武元衡，因此人們對此並不懷疑。憲宗詔文中沒有明確指斥王承宗，主要是憲宗尚未考慮好對成德的對策，半個月後，憲宗就公開地指責王承宗謀害宰相的罪行了。
對於張宴等人是否就是殺害武元衡的兇手，刑部尚書張弘靖表示懷疑，請求憲宗慎察。[18]憲宗憤於宰相被害，而且兇手不得，朝廷及憲宗臉上都不體面，仍然下令將張宴等人處死。後來東都留守呂元膺偵破圓淨謀反案，才查清了殺害武元衡的真正兇手及主謀。
[1] 《舊唐書》第161卷，第4218頁。
[2] 《舊唐書》第158卷，第4161頁。
[3]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3頁。
[4]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3頁。
[5]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第2卷，第4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6] 《舊唐書》第158卷，第4160—4161頁。
[7] 徐松《登科記考》第13卷，第4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8] 《舊唐書》第170卷，第4414頁。
[9] 《唐兩京城坊考》第3卷，第90頁。
[10] 《舊唐書》第158卷，第4161頁。
[11] 同上。
[12]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3頁。
[13]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4頁。
[14] 《唐大詔令集》第123卷，第601頁。
[15] 《韓昌黎文集》第8卷，第641頁。
[16] 馬端臨《文獻通考》第60卷，第549頁,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7] 《唐大詔令集》第126卷，第626頁。
[18] 《舊唐書》第128卷，第7611頁。
唐代霍去病墓
二、東京圓淨謀反案
宰相武元衡的被害，沒有動搖憲宗堅決平定藩鎮的決心。裴度休養療傷的二十多天裡，憲宗詔令宮中衛士駐在通化坊，夜守衛，並不時派遣中使慰問裴度。
事件發生以後，宮中主張停止征討淮西的大臣請求憲宗免去裴度的官職以安慰成德、平盧方鎮之心，憲宗聞言怒不可遏：“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1]
六月二十四日，裴度傷口尚未徹底痊癒，憲宗召裴度入宮，密商討伐方鎮之事。憲宗指示，今後裴度有事可以不必等待宣政殿上朝，直接入延英殿奏見。六月二十五日，憲宗頒佈詔令，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負責征討淮西等軍政大事。
裴度向憲宗建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2]憲宗完全同意裴度關於仍集中力量打擊淮西的建議。為使裴度更好地更及時地瞭解前方戰況，組織好人力物力征討淮西，憲宗破除德宗以來宰相不得在家中見客的規定，特許裴度可以在家會見各方人員。
自宰相武元衡被暗殺以來，京師官員恐駭，天不大亮不敢出門，有時憲宗御殿很久，臣班仍不能到齊。裴度出任宰相以後，人們不安的情緒才穩定下來，都認為裴度一定能夠擔負起組織領導征討淮西的重任，不少人紛紛獻計獻策。在裴度的領導下，朝廷對準西“用軍愈急”。[3]
雖然憲宗同意集中力量征討淮西，但對於王承宗派遣刺客殺害宰相之事也並未輕易放過。六月二十三日，憲宗將王承宗前後所上請求赦免吳元濟及詆毀武元衡的奏表出示群臣，詔令議定王承宗之罪。經議定後，七月五日，憲宗頒佈《絕王承宗朗貢救》，敕文的主要內容有：
第一，自元和五年（810年）以來，朝廷對王承宗“洗滌疵瑕，累加獎授，列在藩方之重，待以中正之途，”但王承宗卻“動思棄命，恣逞非心，橫厲無畏，朝廷以其先祖常立忠勳，每為含容，庶聞悛革。”
第二，近來王承宗“妄陳表章，遣遣奸人，竊懷兵刃，賊殺元輔，毒傷憲臣，縱其兇殘，無所顧忌，推窮事蹟，罪狀彰明。”
第三，憲宗詔令“絕其朝貢”，使王承宗自己反省，希望其能翻然改過，束身歸朝，等待處理。
憲宗特別指出：王承宗的罪過，不在成德三軍，為不使戰火殃及百姓，所以暫時斷絕朝貢，而未加討伐。如果仍不自新，朝廷將興師問罪。[4]
在詔文中，憲宗一方面指明王承宗殺害宰相的罪狀，另一方面，朝廷考慮到成德百姓的利益，為使王承宗有機會改過自新，所以朝廷僅僅絕斷成德的朝貢。其實，憲宗心裡明白，在征討淮西的戰事未有結果的情況下，馬上征討成德顯然是不明智的。
後來查明，刺相案的真正主謀是平盧的李師道。李師道原以為派人刺殺宰相武元衡、刺傷裴度以後，憲宗會因此停止征討淮西吳元濟。但憲宗除了抓緊緝捕兇犯外，更任用裴度為宰相，加強了對淮西的攻討。火燒河陰轉運院及刺殺宰相都未能使憲宗改變平服藩鎮的決心。因此，李師道謀劃採取更大的行動：即在東京發動叛亂，大亂東京，迫使憲宗不得不罷兵。
七月，李師道與嵩山僧人圓通密謀，準備在東都洛陽發動兵變。李師道的平盧節度使在東都設有進奏院，平時平盧將士雜遝往來，東都官吏畏懼平盧強悍，不敢責問。此前，淮西軍隊多次逼近東都，因此東都官軍防禦將士都屯守於伊闕，洛陽城中兵員寡弱。八月，李師道暗中選勇士數百人潛伏於東都進奏院中，準備於第二天發兵焚燒宮廷，縱兵殺掠，佔領東都洛陽。當天晚上，叛兵已在進奏院中烹宰牛羊，對將士進行犒賞。叛兵中有兩個小將楊進、李再興因受責罰，心中不滿，因而秘密逃往東都留守呂元膺處告發事變。[5]呂元膺聞訊大吃一驚，立即派人從伊闕調回兵馬，迅速包圍李師道在東都的進奏院。叛軍發現官軍前來，關閉大門與官軍對抗。相持半天，官軍仍無法進入，後來，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叛兵後衝入，叛兵被迫強行突圍，官軍的包圍圈被衝破，於是，叛兵環衛家屬，結陣出城，從東都長夏門進入郊區。在郊區奪取牛馬後，度過伊水，逃亡西南深山之中。
東都事發之時，人心慌懼，東都留守呂元膺坐鎮皇城門，指揮若定，人心才穩定下來。
東都洛陽西南方向，與鄧州（今河南南陽地區）、虢州（今河南盧氏、欒川一帶）接界，邊境上山高林深，山民不從事農業，專以打獵為生，人人矯捷勇猛，被人稱為“山棚”。為捕捉叛兵，呂元膺設立重賞，獎勵能協助官軍緝捕叛兵者。[6]幾個月後，有一“山棚”在出賣鹿肉時，被叛兵搶走鹿肉。“山棚”召集同伴，引導官軍將叛兵包圍於山中，將叛兵全部抓獲。
經過徹底追查，終於查清，東都兵亂的直接指揮者是嵩山中嶽寺的和尚圓淨。圓淨時年已八十餘歲，早年曾是史思明的部將，勇猛強悍，過於常人。安史兵敗後，圓淨潛匿於嵩山之中，仍與河北藩鎮保持密切聯繫。他為李師道獻謀，在伊闕（今河南伊川西）、陸渾（今河南嵩縣西北）兩地十餘處多多購買田地，使一些“山棚”們居住下來，供給他們衣食，以便作為將來在東都起事的力量。
東都事變以前，李師道給圓淨提供了一千萬錢，假作裝修佛光寺，實為集結同黨。制定計謀以後，派訾嘉珍和門察等人先在東都城中起事，屆時圓淨將在山上舉火為號，召集伊闕、陸渾二縣參與叛亂的“山棚”，前往東都回應，大亂東都。由於事情提前敗露，李師道與圓通的陰謀才沒有得逞。圓淨受刑時歎息：“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7]
經過搜捕審問，參與叛亂的數千人都被處死，其中包括早已與李師道相勾結並接受李師道授職的東都留守將領一人、防禦將一人、驛卒八人。在案件審理中，呂元膺從訾嘉珍、門察口中得知，六月殺害宰相武元衡的刺客是李師道所派。呂元膺將此情況秘密奏報憲宗，並將訾嘉珍、門察兩人解往京師。呂元膺還向憲宗建議：幾年藩鎮跋扈不臣，有些尚可容忍寬待，至於李師道，圖謀屠戮都城、燒毀宮廷，悖逆尤甚，不可不討伐。
為加強東都防禦，呂元膺上奏憲宗獲准：在河東、河內、河南地區招募兵馬，加強東都防守力量。[8]
東都事件的發生，又一次使憲宗感到震驚：如若事變沒有及時得到制止，數千人的叛兵佔領空虛的東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東都失控，吳元濟再率師北上，中原形勢的變化將會出現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
李師道先是派人刺殺宰相，這次又準備大亂東都，焚燒宮廷，發動叛亂，罪行的確是極為嚴重、難以赦免的。呂元膺的奏言，憲宗深表同意，但憲宗也深知，目前討伐吳元濟的戰爭尚無結果，前不久又剛剛斷絕成德王承宗的朝貢，此時如果再征伐李師道，朝廷的軍事、財政力量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支持的。明智之舉，仍是集中力量，首先平服吳元濟，只要淮西一平，平盧、成德必會失去依託，順勢而下。
[1] 《舊唐書》第170卷，第4415頁。
[2]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4頁。
[3]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4頁。
[4]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80頁。
[5] 《舊唐書》第15卷，第454頁。
[6] 《舊唐書》第154卷，第4105頁。
[7]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6頁。
[8] 《舊唐書》第15卷，第455頁。
玄奘與法門寺地宮舍利
第四節 兩線作戰
一、易帥再戰
元和十年（815年）九月，討伐淮西的戰爭已進行了近一年，可是戰場形勢仍未發生根本變化。憲宗所倚重的嚴綬自二月慈丘兵敗以後，坐擁襄、鄧、唐、隨、均、房、郢、復八州之眾，閉壘自守，八個月中無寸土之功。五月，裴度視察宣慰前線歸來，即曾向憲宗談到嚴綬不是將帥之才。憲宗當時還想再給嚴綬一些時間以觀後效。然而，四個月又過去了，嚴綬卻仍然按兵不動。看來，指望嚴綬指揮戰爭取得勝利已不可能，於是憲宗下決心易帥。
在包圍淮西的諸道軍隊將領中，李光顏作戰最為積極，所立戰功居多，但是從資歷來看，李光顏原是嚴綬河東節度使手下的裨將，現在獨當一面、擔任忠武節度使已是破格提拔[1]，如再升任諸軍統帥，難以為其他將領所接受。再者，李光顏雖作戰勇敢，但作為諸道統帥恐怕缺乏經驗。河陽三城節度使烏重胤作戰也是一員勇將，但在元和五年（810年）與吐突承璀共同拘捕盧從史以前，烏重胤不過是一個兵馬使，[2]由其擔任諸軍統帥，資歷、經驗都顯得不夠。
鄂岳觀察使柳公綽，戰爭初期，朝廷令其率五千兵馬會合安州刺史李聽的軍隊，柳公綽曾發出“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的牢騷。後來雖然與李聽很好地配合，取得一些勝利。但作為儒生擔任統帥顯然不適。此外，年初取代令狐通擔任壽州團練使的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尚無戰勳威名，也不宜擔任諸軍統帥。
經反覆考慮，憲宗決定起用宣武節度使韓弘為統帥。韓弘，穎川滑州（今河南滑縣東）人，少年失去父母，依母舅汴宋節度使劉玄佐長大，劉玄佐去世後，汴州出現兵亂，韓弘被推舉為節度留後，韓弘曾將驕兵悍將三百餘人一次全部殺死，此後二十餘年，汴宋軍眾十萬，沒有人敢作亂，韓弘因此大為知名。韓弘所鎮汴、宋、亳三州，處於河北藩鎮與淮西之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十幾年來，韓弘不曾入朝，有時還暗中允許李師道經其防區以食鹽等接濟吳元濟。
對於韓弘的為人，據《舊唐書·韓弘傳》載，屬於“有忌志”者，憲宗“慮其忌志，欲以兵權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仍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3]
對於這種看法，宋代司馬光已提出異議，認為韓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強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忌者，與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顏、重胤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4]
司馬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憲宗任韓弘為諸軍行營都統，一是由於他“威望甚著”，二是諸將之中，韓弘資歷最高，三是韓弘所轄三州，戶殷兵眾，力量最強，在征淮西時可以更好地利用。
除更換諸軍都統以外，憲宗認為如果由嚴綬繼續在山南東道前線任職，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十月三日，憲宗免去嚴綬的職務，同時將山南東道一分為二，設立兩個節度使：由戶部侍郎李遜任襄、復、郢、均、房五州（今湖北襄樊、京山、沔陽以西、鄖西、竹溪以東以南廣大地區）節度使，主要負責以五州賦稅供給前方。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隋、鄧三州（今湖北隨縣、泌陽、桐柏以西、西峽、鄧縣以東）節度使，專事於進討淮西。
元和十年（815年）十月韓弘擔任統軍都統以後，曾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請求憲宗批准，令眾軍從四面合圍淮西。當進攻開始以後，淮西軍隊集中力量攻擊西北方向的烏重胤陣壘。烏重胤率軍拼死奮戰，身中數槍，血染征袍。在形勢十分危機的情況下，烏重胤派人請李光顏火速派人救援。李光顏在來不及請示韓弘的情況下，立即派部將田穎、宋朝隱率軍緊急救援。田、宋率軍襲擊淮西軍小溵橋城壘，迫使淮西軍撤回攻擊烏重胤的軍隊。
救援行動雖獲成功，韓弘事後卻認為李光顏違反軍令，應予以處罰，他命令李光顏將田穎、宋朝隱押至都統行營，準備按軍法從事。[5]李光顏無法抗拒韓弘的命令，只好忍痛送兩人上路。軍中將士無不為之憤恨和惋惜。恰在此時，朝廷所派中使景忠信來在陳州，當他瞭解情況以後，立刻矯稱憲宗有詔令，暫時將田穎、宋朝隱押於所在之處，聽候處理。景忠信飛馬返京，向憲宗說明情況，憲宗赦免景忠信矯詔之罪，詔令釋免田、宋二人。韓弘聞詔極為不滿，派使者赴京，上表論奏，李光顏也上書說明情況。
為不傷害二位將領，憲宗對韓弘的使者說：“田穎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舍此以觀來效。”[6]詔令既下，韓弘不悅。此事以後，韓弘對討伐淮西態度消極，據史書記載，韓弘“樂於自擅，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每當聽說諸將獻捷，則數天不高興。
憲宗之所以愛重李光顏，是因為李光顏能嚴格治軍，身先士卒，多次擊敗淮西軍隊。韓弘不喜歡李光顏的力戰，曾以一個大梁城的美女送給李光顏，以改變其志向。李光顏集合三軍將士，對大家說：“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父母，陷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為樂。”說罷，李光顏涕淚俱下，堂下將士數萬人，都感激流涕，“自此兵眾之心，彌加激勵。”[7]
從元和十年（815年）十月韓弘任都統以後，到元和十一年（816年）五月，半年多的時間裡，官軍在淮西不同方向的戰場上都取得了一些小的勝利：
元和十年十一月，李光弼、烏重胤在小溵橋（今河南臨潁南）擊敗淮西軍。壽州刺史李文通擊敗淮西軍。十一月十日，李文通在固始（今安徽固始）再敗淮西軍。
元和十一年三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在固山擊敗淮西軍，佔領鏊山（今地不詳）。三月十三日，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在郎山（今河南確山）擊敗淮西軍，斬首千餘級，焚毀敵軍兩柵。
同年四月五日，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軍於陵雲柵，斬敵首級三千級。
同年五月七日，李光顏、烏重胤在陵雲柵再敗淮西軍隊，斬首二千級。[8]
在這一階段的戰爭中，官軍雖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從整個戰場的形勢來看，淮西戰爭實際上處於相持階段：官軍一時尚不能攻取淮西，而淮西也沒有力量向官軍發起大的反攻。就在這種形勢下，朝廷對成德的第二次討伐戰爭爆發。
[1] 《舊唐書》第161卷，第4218頁。
[2] 《舊唐書》第161卷，第4223頁。
[3] 《舊唐書》第156卷，第4134頁。
[4]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8頁。
[5] 《舊唐書》第161卷，第4221頁載韓弘以擅調軍支援烏重胤治李光顏違令罪。《冊府元龜》第456卷第5406頁則記載李光顏令田、宋二人攻擊小溵橋，“不克救烏重胤“，因此被治罪。考諸史實，應以《舊唐書》所記為確。
[6] 《舊唐書》第 161 卷，第 4221 頁。
[7] 《冊府元龜》第456卷，第5406卷。
[8]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9～7722頁。
唐代文物
二、二討成德
元和十年（815年）七月，憲宗宣佈斷絕王承宗的朝貢以後，考慮到淮西戰爭尚在進行，所以沒有宣佈馬上征討成德。但是王承宗卻不自安分，不斷在與魏博交界的地區挑釁鬧事，田弘正的軍隊屢次遭到襲擊，因此，魏博節度使先後十餘次上表，請求憲宗批准魏博討伐王承宗。[1]元和十年十月，在田弘正的一再請求下，憲宗批准田弘正進兵貝州（今河北清河、武城、臨西、故城一帶）。除魏博以外，由於王承宗縱兵四處搶掠，幽州、滄州、定州三鎮也深受其害。因此三鎮也一再上表，請求征伐王承宗。
近幾個月以來，王承宗尤為囂張，不僅和李師道“奸計百端，以沮用兵，”而且王承宗又繼配合李師道燒河陰轉運院，刺殺宰相後，四處派遣賊盜，多方騷擾，焚燒襄州佛寺，砍斷建陵門戟四十余支，燒毀獻陵寢宮，還準備屠戮洛陽。[2]對於王承宗的胡作非為，憲宗一忍再忍，避免在河北產生第二戰場。
其實，自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征討王承宗失利以來，“失策之恥，傳之至今”，憲宗何嘗不想再討王承宗，徹底削平成德這一河北方鎮中的痼瘤。然而，要在淮西和成德兩條戰線上作戰，朝廷的財政及軍事力量的確也難以支撐，因此憲宗不能不慎重考慮。
憲宗是一個重君臣情感的人，對於那些主動放棄方鎮權力歸服朝廷的臣子，尤為愛重。一討成德時，憲宗早有罷兵打算，礙於盧龍劉濟的情面，遲遲未肯罷兵，白居易因此曾批評憲宗“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3]張茂昭主動放棄義武軍節度使權力舉家歸朝時，憲宗也待以特別的禮遇。現在，田弘正等方鎮大臣屢屢上表請討王承宗，如果繼續拒絕下去，憲宗擔心會傷害田弘正等忠臣之心。此外，再征討王承宗，主要有河北諸藩鎮自己出兵，想來也不會對征討淮西有太大的影響。
考慮再三，憲宗最終決定同意河北諸鎮的要求，馬上征討成德。
憲宗的這一決定，遭到了朝中許多大臣的反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認為，征淮西、討成德，兩役並興，國力難以支持，因此應當在平定淮西以後，再征成德。[4]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十四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等人，不斷進言，勸憲宗罷兵。然而，此時憲宗決心已定，為避免大臣繼續上言反對，憲宗解除了錢徽、蕭俛的職務，藉以警告他人，不要再進罷兵之言。[5]
根據當時情況分析，憲宗決定再征成德，應是得到了宰相裴度支持的。元和十年底，朝廷中任宰相的有裴度、張弘靖、韋貫之、李逢吉等人。張弘靖、韋貫之兩宰相明確表示反對再討成德。裴度任宰相後，憲宗“悉以用兵事委度。”裴度為人勁正而言辯，如不同意征討成德，不會緘默不言。張弘靖因奏請勿討成德未被採納而辭去宰相，也因與裴度意見相左。韋貫之後來也因奏請罷兵被出為湖南觀察使。李逢吉的反戰態度也是十分明確的。憲宗最後能不顧大臣們的反對，決意再開河北戰場，一定是得到了裴度的支持。史書不載此事，當是為裴度避諱。
元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憲宗發佈《討鎮州王承宗制》。
制文講到討伐王承宗的原因：一是王承宗“兇狂屢見於表章，戕賊竊加於宰輔”，“四方同駭，千古所無”。雖然謀殺宰相案的主謀已查明為李師道，憲宗仍將王承宗作為刺殺宰相的元兇之一，這顯然是為了使征討王承宗更加名正言順，況且王承宗也確有謀殺宰相的意圖。二是朝廷絕其朝貢以後，王承宗仍不思悔過，“先動干戈，屢犯城邑，焚燒剽掠，流毒於人。”三是因為“四面征鎮，憤激鹹同，中朝卿士，奏議相續，雖覆以大道，欲更含宏，而迫於群情，須正刑典。”[6]
憲宗詔令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節度使兵馬，計會進討。[7]參加征討的六鎮只有魏博調動部分軍隊參加征討淮西，而河東、義武、橫海等皆不是直接參加征淮西的方鎮，而且都與成德交界，因此憲宗詔令他們進討成德。
憲宗宣佈削奪王承宗所有官爵，其祖先實封戶，由王武俊之子右金吾衛將軍王士平承襲。同時頒佈賞格：凡有斬王承宗之首或執送京師者，以王承宗的官爵、土地回授，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錢二萬貫；率軍來降者，超三資授官，實封二百戶，錢一萬貫，以州降者，授刺史，實封二百戶，以縣降者，實封一百戶。
為爭取百姓的支持，憲宗宣佈免成德周邊州縣百姓元和十年（815 年）兩稅錢及元和十一年（816 年）夏稅。成德六州百姓，事平以後，免稅三年。同時規定，官軍所到之處，不得妄有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資產。軍務所需，不得幹擾百姓，如要車、牛、夫役、工匠之類，並宜和雇，優給價錢。[8]
制書發佈以後，仍有大臣反對用兵河北，韋貫之力主先征淮西，後討王承宗，並指出：“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率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對於韋貫之的批評，憲宗並沒有採納。
征討成德的第二次戰爭開始以後，在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至七月間，官軍連續取得一系列戰果：正月，劉總奏稱攻取成德的武強（今河北武強西面）；二月十八日，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敗成德兵，斬首千餘級；二月二十三日，幽州劉總奏稱敗成德兵，斬首千餘級；二月二十五日，魏博田弘正奏稱敗成德兵，佔領固城（今河北南宮市境內）；二月二十九日又奏稱佔領鵶城（今地不詳）；不久，幽州劉總又包圍了成德的樂壽（今河北獻縣西南）；四月，劉總在深州（今河北深縣一帶）擊敗成德兵，斬首二千五百級；四月三十日，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稱在九門（今河北蒿城西北）擊敗成德兵，殺千餘人；七月，田弘正上奏敗成德兵於南宮（今河北南宮西北），殺二千餘人。[9]
正當征討成德的戰場上取得一系列勝利之時，三月，憲宗的母親王氏去世。母親的去世，使憲宗十分悲傷，然而，當憲宗尚未從悲痛中擺脫出來時，淮西戰場上又傳來官軍慘敗的消息。
[1]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9頁。
[2]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19～7720頁。
[3] 《白居易集》第59卷，第1253頁。
[4]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0頁。
[5]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1頁。
[6] 《唐大詔令集》第119卷，第580頁。
[7] 《資治通鑒》第 239 卷，第 7721 頁。按《唐大詔令集》第 119 卷第 580 頁所載《討鎮州王承宗制》中參與討成德的方鎮為七個，較《通鑒》所載多盧龍一鎮。按盧龍即幽州，因此當以《通鑒》所載六鎮為是。
[8]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4頁。
[9]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4頁。
唐代文物
三、鐵城之敗
自元和十年（815 年）十月，憲宗以久戰無功而免除嚴綬職務，任命高霞寓為唐、隋、鄧節度使，專事進攻淮西西部地區以來，六個月的時間裡，高霞寓在西線一直沒有採取大的進攻行動。
高霞寓，范陽人，自幼熟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有大志，好大言。德宗時，投身於長武城使高崇文，受到高崇文的器重。高崇文征西川，高霞寓為先鋒，連戰皆勝，曾攻克鹿頭城，降服李文悅、仇良輔。平蜀以後，高崇文向憲宗推薦高霞寓，憲宗任命高霞寓任彭州（今四川彭州都江堰市）刺史。元和五年（810 年），高霞寓又以左威衛將軍的身份隨吐突承璀征討王承宗，歸京後因功任左散騎常侍、三城都團練防禦使。[1]
憲宗以高霞寓取代嚴綬，當然是因為高霞寓久經戰陣，以驍勇著名，希望他能在淮西戰場上再立新功。但是高霞寓雖稱勇武，卻並不真正精諳謀略，統大軍作戰，“尤非所長”，最終辜負了憲宗的厚望。
元和十一年（816 年）六月甲辰，高霞寓統大軍從唐州（今河南泌陽）出發，進攻淮西，在蕭坡（今河南泌陽東）小勝淮西軍後，高霞寓下令大軍進攻文城柵（今遂平縣西南）。文城柵，歷來號稱堅固難破，因此被稱為鐵城。再次交戰，淮西敵軍偽敗退卻，高霞寓認為敵軍敗局已定，下令全軍追擊。然而，當官軍進一步深入以後，敵軍伏兵齊出，官軍大敗，[2]高霞寓僅得隻身逃回，退保唐州。
唐州，是官軍討淮西的重點方向之一。鐵城之敗，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官軍損失的具體數位，但從高霞寓僅以身免來看，官軍的損失是很慘重的。[3]
自從討伐淮西的戰爭開始以來，諸將勝則誇大，謊報戰果，敗則匿而不奏。這次高霞寓全軍覆沒，“大敗不可掩”， [4]於是上報憲宗。鐵城戰敗的消息迅速傳遍朝野內外，眾官員聞之無不驚愕悚駭。
高霞寓鐵城之敗，是征討淮西以來，官軍繼磁丘之敗後又一次慘重的失敗。面對這種形勢，朝中又一次掀起呼籲罷兵的高潮，宰相韋貫之等人堅決主張罷兵停戰，而裴度則主張繼續用兵，兩位宰相之間多次為此發生爭論。[5]對於鐵城之敗，憲宗的態度極為鎮定，他對大臣們說：“勝負乃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6]
七月十八日，宣武軍奏報擊敗郾城淮西軍二萬餘人，殺二千人，俘虜一千餘人。魏博田弘正也報來擊敗成德軍隊的佳績。[7]這些戰報使一個月來因鐵城戰敗而心情不佳的憲宗十分高興，事實證明，憲宗關於勝負乃兵家常事的見解是正確的。憲宗認為，主張罷兵的大臣實在缺少遠見。八月九日，憲宗免去韋貫之知政事的職務。九月十四日，憲宗又以互為朋黨的罪名貶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另外，九月九日，憲宗還以與韋貫之朋黨的罪名將吏部侍郎韋礑貶為陝州刺史、考功郎中韋處厚貶為開州刺史、禮部員外郎崔韶貶為果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辭貶為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幹貶為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貶為忠州刺史。[8]這些大臣的貶黜，朋黨是其主要罪名，朋黨的主要表現則是一致主張罷兵。
從此，在征討藩鎮的問題上，憲宗“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9]
鐵城的失敗，顯然仍是用人不當。當憲宗召高霞寓責問其失敗原因時，高霞寓為推卸失敗責任，謊稱失敗是由於負責軍餉供給的襄、復、郢、均、房五州節度使李遜接濟不及時所致。憲宗因此下令將高霞寓貶為歸州（今湖北秭歸、巴東、興山三縣地）刺史，將李遜貶為恩王傅。同時，調河南尹鄭權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調荊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作為治所。[10]
袁滋的出任，有一定原因：在討淮西之初，憲宗曾以袁滋在元和初年不敢出使西川的表現，將袁滋調離討淮西的前線，但其後任用的嚴綬、高霞寓都以敗軍而嚴重失職。憲宗開始考慮當初將袁滋調離是否妥當的問題。
袁滋本是蔡州朗山（今河南確山）人，祖先的墳塋都在朗山。袁滋擔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淮西吳元濟曾為其整理修葺祖先墳塋，禁止他人在墓區放牧，袁滋親屬有在家鄉者，則授以官職，供以俸祿。[11]元和十一年（816 年）年初，當征淮西的戰爭久無進展、許多官員上書勸憲宗罷兵時，袁滋也從荊南奔赴京師，準備面見憲宗請求罷兵。行至鄧州（今河南鄧縣），聽說蕭俛、錢徽因勸憲宗罷兵而被貶官，於是改變主意。見到憲宗後，稱征伐淮西必能取勝，力勸繼續用兵。[12]高霞寓鐵城大敗以後，憲宗想到袁滋的進言，想到袁滋善於治民的良好名聲，[13]認為調袁滋重歸故地任職，也許可以“以恩信傾賊”，袁滋也許可以改變昔時的怯懦，在平服淮西上發揮大的作用。於是才有了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的任命。
袁滋所任的彰義節度使，實際就是淮西節度使，包括淮西蔡、申、光三州。在未收復淮西三州的情況下，憲宗的此任，是向淮西將士及百姓表示朝廷對淮西人的關懷和重視：以家在淮西且治民有方的袁滋取代暴虐的吳元濟，淮西人應當歡迎。
考慮到袁滋出身儒生，憲宗又於七月二十四日調武將楊旻任唐州刺史、行營都知兵馬使[14]，配合袁滋對淮西的工作。
憲宗的目的是明確的，即希望袁滋能以懷柔和征討兩手政策展開對淮西的攻勢，然而，袁滋的表現又一次使憲宗失望了。
袁滋上任以後，下令撤去邊境上的巡邏斥候，規定官軍不可越入吳元濟的淮西境界。當淮西軍隊進攻唐州東北的新興柵時，袁滋竟以十分卑微的言辭勸說淮西軍隊不要進攻。吳元濟因此不再將袁滋的官軍當作一回事情。袁滋任職半年，不僅毫無建樹，而且又上疏請求憲宗罷兵。[15]
袁滋的所作所為，顯然違背了憲宗的初衷。憲宗於是決定，再次改易淮西西部戰場上的唐軍首領，十二月二十三日，憲宗宣佈以太子詹事李愬出任唐、隨、鄧節度使。稍後，貶袁滋為撫州刺史。自李愬來唐州以後，淮西西部戰場上的形勢才開始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高霞寓在淮西西部戰場上嚴重失利之際，唐軍在淮西北部戰場上卻接連獲勝，繼元和十一年（816年）七月宣武軍在郾城敗敵二萬人以後，九月二十三日，李光顏、烏重胤攻取陵雲柵（今河南商水縣西南），二十五日，李、烏二軍又拔除淮西軍的石柵、越柵（今河南郾城縣境）。元和十一年（816年）九月間，壽州李文通也奏報拔取淮西六柵。
但是，憲宗對整個淮西戰場的形勢顯然並不滿意，他認為討伐淮西的官軍九萬餘人，兩年多的時間裡，沒有取得帶有戰略轉折性的勝利，淮西各戰場上的局部勝利並未能使淮西瓦解，有必要加強對諸軍的督察。元和十一年（816年）十一月二十日，憲宗派宦官樞密使梁守謙宣慰前方，並留在前線擔任監軍。同時帶去空名的告身（唐代授官的憑證）五百張以及大量的金帛，以獎勵死戰有功之士。十一月二十九日，憲宗任命李光顏等人為檢校官（在原職上的加官），同時也下詔書嚴厲訓誡李光顏等人：如若在戰事上仍不能取得大的進展，朝廷將對有關將領予以嚴厲的懲罰。[16]
[1] 《舊唐書》第162卷第4247頁。
[2] 關於鐵城的位置，史書記載有異，據《舊唐書》載，文城柵即鐵城。據《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3頁載宋白言，鐵城當在文城東北。據我實地考察，文城柵舊地今日仍稱文城鄉，此地無險可守，但其東北有高山，地勢險要。因此，高霞寓軍應是在攻佔文城後追擊淮西軍時，在文城東北山中遇伏失敗。此地應與文城一起統稱為鐵城。
[3] 嚴綬統軍數萬人，因此高霞寓此次統軍出戰不會少於萬人。見《舊唐書》第 162 卷，第 4249 頁。
[4]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3頁。
[5] 《舊唐書》第十五卷，第457頁。
[6]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3頁。
[7]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4頁。
[8] 《舊唐書》第15卷，第457頁。
[9]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3頁。
[10]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4頁。
[11] 《冊府元龜》第 447 卷，第 5302 頁。
[12] 《新唐書》第151卷，第4825卷。
[13] 《舊唐書》第185卷，第4830頁。
[14] 《新唐書》第151卷，第4825卷。
[15] 《舊唐書》第15卷，第458頁。
[16] 《資治通鑒》第239頁，第7727頁。
唐代文物
四、再罷河北行營
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開始的征討成德之戰，在正月至七月間，河北諸官軍曾取得一些勝利，但諸道軍隊小有勝利以後，便開始互相觀望，不肯繼續力戰。只有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領精兵緊壓成德之境。
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人。自幼好學，曾受到顏真卿、蕭穎士等名流的賞識。[1]元和六年（811年）出任昭義節度使。憲宗決定再討王承宗後，郗士美派兵馬使王獻率勁兵一萬人為先鋒。由於王獻兇惡恃亂，逗留不進，郗士美將其從前線突然召回，宣佈罪行後斬之。同時下令：“敢後出者斬。”八月二十六日，郗士美在柏鄉（今河北柏鄉）與成德軍隊接戰，郗士美親擂戰鼓，昭義軍士氣大振，大敗王承宗軍，殺敵一千餘人，並包圍了柏鄉。柏鄉勝利的消息報至京師，憲宗極為高興，對大臣們說：“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2]
柏鄉之戰後，河北諸道軍隊在八月以後的四個月中，仍按兵不動，直到十二月，橫海節度使程長恭才在長河（今山東德州東）小敗成德軍隊。十二月，在朝廷的督責下，義武節度使渾鎬引全軍進逼成德，距成德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僅三十餘里。渾鎬是德宗時著名將領渾瑊的第二子，歷任延、唐二州刺史。討伐王承宗開始時，因義武節度使任迪簡有病不能領軍，憲宗調渾鎬任義武節度使。憲宗希望渾鎬能像他的父親那樣，為朝廷討平叛鎮。渾鎬作為名將之子，到任以後，治兵練卒，頗有威望。但實際上，渾鎬缺少指揮戰爭的經驗。
義武軍治所地定州（今河北定縣）距成德恒州僅百里之遙，十二月中旬，渾鎬傾軍進逼恒州（今河北正定），後方空虛，王承宗乘機分兵進入定州境內焚燒搶掠，使渾鎬軍隊人心動搖。在這種情況下，渾鎬又聽從監軍的命令，強攻敵軍堡壘，結果慘遭失敗。[3]軍隊喪失一半以上。退守定州以後，軍心離散，憲宗緊急詔令以易州（今河北易縣）刺史陳楚替代渾鎬為義務節度使。此時，定州的亂兵竟將渾鎬家人的衣物財產搶掠一空。陳楚飛馳感到定州才控制住局勢。陳楚一方面安撫穩定將士，一方面派人將渾鎬護送回京。
渾鎬恒州慘敗之後，郗士美圍攻柏鄉的戰役也宣告失敗，士卒死亡一千多人，郗士美只好拔營歸鎮。[4]元和十二年（817年）三月十八日，王承宗派軍隊二萬餘人攻入橫海鎮東光（今河北東光）境內，切斷運河白橋路，橫海節度使程權（即程執恭，三月憲宗賜名為程權）被迫從成都撤回軍隊，橫海鎮進討成德的戰役也宣告失敗。[5]三路兵馬失利以後，河北六鎮之兵不再敢與成德軍交鋒。
元和十二年（817年）五月，討伐成德的戰爭已沒有獲勝的希望。一年半來，六鎮十餘萬軍隊，回環成德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距遙遠，行動不一。而朝廷為供給糧草錢帛，千里饋運，牛驢死於半途十分之四五。而許多參加討伐的方鎮僅邁出鎮界一步，便不斷向朝廷索要錢物糧草。如幽州劉總，僅佔領距離本鎮五里之遙的武強（今河北武強西南）以後，便不再積極進兵，而每月卻想朝廷索取軍費十五萬緡，一年多來，僅幽州一鎮，便耗去朝廷錢帛一百多萬緡。[6]
自恒州之敗以後，李逢吉及許多朝臣再次向憲宗提出：宜並力先取淮西，待平定淮西之後，再乘勝利之勢，回取橫冀，“如拾芥耳！”[7]李逢吉等人的這番話，如果是在恒州之戰之前，也許會像韋貫之等人的罷兵言論一樣，不僅會被認為是不合時宜，而且可能被視作結黨的表現。但恒州之敗及用兵久而無功的事實說明，再討成德的戰爭已沒有繼續下去的意義和必要。罷兵推遲一天，朝廷就要為此多支出一批錢帛。在猶豫了很久以後，憲宗終於面對現實，於元和十二年（817年）五月十七日正式頒詔：“權罷河北行營，專討淮蔡。”[8]
既然是“權罷”，就是說憲宗在平定淮蔡以後，還是要回頭解決成德問題的。正是因此，憲宗沒有像第一次討伐成德時那樣赦免王承宗。王承宗隨時還會重新面臨朝廷的巨大軍事政治壓力。
從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開始的再討成德之戰，在元和十二年（817年）五月草草收兵了。一年半的戰爭，朝廷耗費了無數錢帛，朝廷的權威也再次受到削弱，在軍事上，多少也影響了對淮西的討伐，總的說來，消極作用大於積極作用。由於憲宗及時地停止了這一戰爭，才沒有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
[1] 《舊唐書》第157卷，第4146頁。
[2] 《舊唐書》第157卷，第4147頁。
[3]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7頁。《舊唐書》本傳第134卷，第3710卷沒有監軍指揮一事，司馬光當另有所據。
[4]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2頁。
[5]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2頁。
[6] 按劉總於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攻取武強，至元和十二年（817年）五月，共十六個月，每月軍費十五萬緡，則十六個月合計軍費高達二百四十萬緡，實際可能沒有這麼多，但超過一百萬緡則是可以肯定的。見《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4頁。
[7]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4頁。
[8] 《舊唐書》第15卷，第458頁。
唐代文物
第五節 平淮西的最後階段
一、郾城大捷和李愬備兵
元和十二年（817年）初春，討伐淮西的戰爭已進入第四個年頭。戰場上的形勢仍無明顯好轉。二月二十四日，從包圍淮西的南線戰場上傳來消息：岳鄂團練使李道古軍隊進攻淮西申州失利。
李道古是唐宗室後嗣曹王李皋之子。德宗時李希烈叛亂，李皋曾率江漢軍隊遏制李希烈的叛軍。元和十一年（816年），憲宗認為鄂岳觀察使柳公綽在淮西的南部戰場上沒有取得明顯戰績，[1]因此聽取裴度關於李皋“威惠至今在人，任用其子，必能繼焉”的建議，調黔中（今貴州東北及湖南、湖北、四川一部分）觀察使李道古，出任鄂、岳、沔、蘄、安、黃（今湖北岳陽、安陸、武漢、新洲等地）團練觀察使。憲宗希望李道古的上任，能在淮西南部戰場上牽制吳元濟的有生力量，打開新的局面。
李道古接受詔令以後，由黔中火速趕往鄂岳治所安州（今湖北安陸）。當他到達安州時，柳公綽尚未來得及準備好交換。聽說新的觀察使到任，連忙出迎。李道古自恃是宗室之子，傲慢無禮，入城後，竟將柳公綽的不少家產據為己有。[2]
李道古到任以後，誣奏安州刺史李聽作戰不力，將李聽免職，自己直接統帥安州軍隊。柳公綽在任期間，與安州刺史李聽配合默契，未曾失敗。李道古免去李聽，獨攬了大權。此後朝廷供給安州的軍餉，李道古一半占為己有，一半奉送朝廷中的權倖，引起了將士們強烈的不滿。
元和十二年（817年）二月，李道古督軍從黃州（今湖北新州）出穆陵關（今河南新縣南），進攻淮西鎮南部的申州（今河南羅山、信陽）。
申州是淮西鎮的三州之一，轄羅山（今河南羅山）、鍾山、義陽（今河南信陽縣）三縣。州治是申州（今河南信陽市）。李道古督軍首先攻取了申州外城，隨後進逼中城。入夜以後，城中淮西士卒及城中婦女登上城牆大聲呼喊，同時大開四面城門，從城內猛然殺出。李道古猝不及防，軍隊大敗，倉皇而逃。此戰，官軍損失慘重。[3]
申州之敗，使憲宗對淮西南線的戰事難以再抱大的期望。
北線戰場上，進入三月以後，在憲宗詔令的督促下，李光顏率軍奮戰，使形勢有了轉機，終於取得了郾城（今河南郾城）大捷。
郾城距蔡州一百多里，居汝河上游，蔡州處於其下流，因此，郾城是蔡州的北大門，是吳元濟重點設防的的軍鎮。為保證郾城萬無一失，吳元濟派心腹董昌齡任郾城縣令，以驍將鄧懷金帥三萬精兵駐守郾城。為防止董昌齡等人產生貳心，吳元濟將郾城守將的親屬留在蔡州，名曰為了安全，實際是押作人質。[4]
郾城以北，淮西軍隊利用溵水（今潁河上游），在南岸設置重防。溵水北岸，來自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鎮的官軍隔水與淮西軍隊相對。官軍來自各方，雖人數眾多，諸將卻相互觀望，沒有人肯率先渡河。
唐代文物
憲宗鑒於淮西戰場西線、南線戰事的失利，數月來一再詔令韓弘、李光顏等趕快進軍。[5]憲宗希望北線戰場上能有所突破，打破整個戰爭的僵局。
三月下旬，李光顏派遣自己的部下，行營兵馬使王沛率五千人馬乘夜從溵水合流處（今地不詳，估計為大溵水與小溵水合流處，今河南西華西南）渡河，經過一番戰鬥，在溵河南岸立住了腳，其餘官軍乘勢渡河，直逼郾城。三月二十七日，在溵水與郾城之間，官軍與淮西軍大戰，擊敗淮西軍隊三萬餘人，殺死其士卒十之二、三，淮西軍隊將領張伯良僅得生還。官軍獲各種器甲數萬，馬匹上千。[6]
為防止吳元濟增援郾城，李光顏派曹華率軍包圍了郾城以南的據點青陵（今河南漯河西南），切斷了郾城淮西軍隊的歸路及與蔡州的聯繫。在戰無力量、退無歸路的情況下，四月六日，郾城守將董昌齡向李光顏投降。為防止吳元濟殺害郾城守將親屬，李光顏聽從董昌齡等人的建議，佯裝繼續攻城，董昌齡等人則向蔡州偽發求救烽火，隨後，在援軍不到的情況下（青陵為官軍所占，援軍已無法到達），開門投降，李光顏率軍進駐郾城。[7]
郾城的失守，使吳元濟極為恐慌，為防止李光顏率軍繼續南下，吳元濟將蔡州精兵及親兵全部派至郾城與蔡州之間的洄曲（即時曲，今河北漯河南、西平北），由親信董重質率領，抵抗官軍。[8]李光顏南下受阻，北方戰線再度陷入僵局。
在淮西戰場的東線，壽州團練使李文通自元和十一年（816年）九月以來，一直採取守勢，沒有取得多少戰果。
在淮西戰場的西線，李愬自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任唐、隨、鄧節度使以後，一直在進行作戰的準備，並取得一定進展。
李愬，德宗時名將李晟第十一子。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父世代居隴右為戰將。李晟十八歲從軍，隨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討吐蕃，勇敢絕倫。在一次戰鬥中，曾遇一敵將據城抗拒唐軍。久攻不下，王忠嗣招募軍眾射手射之。李晟上前，一箭便將城上敵將射死，唐軍齊聲歡呼，從此李晟被稱為“萬人敵”。[9]德宗建中初年（780年—782年），李晟任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涇師之變時，李晟從河北率軍千里勤王，特別是在收復京師的戰役中，功居第一，被德宗封為西平郡王、第一定難功臣。此後，在捍衛西北邊陲的戰爭中，屢建戰績，被吐蕃人稱為唐朝三大名將之一（另兩人為馬燧、渾瑊）。[10]元和四年（809年），憲宗專門下詔，稱李晟“有不朽之名，垂永久之業。”褒獎李愬等李晟的後代。
李愬作為名將之後，有謀略，善騎射。當憲宗為淮西西線戰場用人不當屢遭失利而煩惱之際，李愬主動上表，願意赴唐、鄧等州統軍征淮西，宰相李逢吉也從中推薦。看到名將之後主動為國分憂，憲宗十分高興，隨即任命李愬出任隨、唐、鄧節度使，負責西線戰場。
李愬初至唐、鄧前線以後，並不急於馬上征討淮西，他重點先做了以下幾方面工作：
首先，示敵以弱，懈怠敵軍。初到唐州，李愬即向三軍宣告：“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11]由於唐、鄧將士剛經鐵城慘敗之後，氣勢傷沮，不敢馬上再戰，聽到李愬這一番話，放下心來。有的將領批評李愬軍紀不嚴，李愬暗暗回答：我不是不知道。袁尚書（指袁滋）在這兒專以恩惠懷柔敵人，被敵所輕視。我初到這兒，敵軍必增加防備。現在，我示敵以懦弱、軍紀不整，待敵軍懈怠，然後方可用兵。[12]
吳元濟聽說李愬出任唐、鄧刺史，認為李愬名望職位不高，驟掌大權，定會邀功，可是，經過一段時間觀察，發現李愬統軍紀律渙散，並無與淮西軍作戰之意。又聽說李愬公開宣稱“戰非吾事”，於是吳元濟對西線放下心來，“遂不為備”。專將精兵調至洄曲方向，對付勇冠官軍之首的李光顏軍。
此後，李愬善撫將士，養精蓄銳。初至唐、鄧，李愬之的以“不言戰”，目的是要麻痹淮西吳元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鐵城之敗以後的將士得以休息。李愬親自巡視軍營中的每一位士卒，對傷病員更是撫恤有加。對於家中生計困難者，則給與一定的補助和救濟。在“豐於待士”的同時，李愬卻“儉於奉己”，與士卒同甘苦。他遣散軍營中專為將領們配設的伎女樂人，取消官員的宴飲活動。由於李愬耐心細緻的工作，漸漸取得了將士們的信任和擁護。“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13]
為做到知彼知己，李愬招納敵將，瞭解敵情，知賢不疑，為我所用。李愬深知瞭解敵情的重要性，元和十二年（817年）二月，李愬俘獲淮西捉生虞侯丁士良。丁士良是吳元濟的驍將之一，作戰勇猛，多次擊敗官軍。聽說俘虜了丁士良，不少將士都請求將其剖心挖肝、淩遲處死。李愬經過與丁士良交談以後，卻認為丁士良並非死心塌地為吳元濟效力，而且丁士良對淮西情況十分熟悉，爭取過來，可以為官軍服務。於是李愬決定釋免丁士良，任其為捉生將。丁士良本以為必死無疑，看到李愬這樣真誠對待自己，十分感動，表示願意投降官軍，為朝廷效力。
通過丁士良，淮西陳光洽、吳秀琳等一批淮西將領先後降歸李愬。通過他們，李愬對淮西諸軍防務的虛實、險易的遠近，都瞭若指掌。按舊時制度，捉獲敵方間諜放免者，屠其全家。李愬廢除此令，獲取敵方間諜，善加款待。如此一來，間諜反將淮西軍情告知李愬。[14]對於有才華的降將，李愬用而不疑，皆委以重任。
同時，李愬組織精兵，嚴加訓練，形成一支突襲力量。
自鐵城之敗以來，唐、鄧兵員已嚴重不足。為取得進攻蔡州的勝利，元和十二年（817年）二月，李愬即向憲宗請求增兵。憲宗對李抱有很大期望，對於李愬的請求給予大力支持，詔諭昭義、河中、鄜坊撥精兵二千人支援唐、鄧。李愬在此前已有精兵的基礎上，精心組織了一支由唐、鄧牙兵、號稱“六院兵馬”組成的三千敢死隊，作為精銳的突襲部隊。李親自加以教習訓練，使之成為後來襲擊吳元濟的主力。[15]
在元和十二年年初至七月的半年裡，李愬在淮西戰場上雖未組織大規模的戰役，卻取得一系列有重要意義的小勝利。
元和十二年（817年）三月五日，李愬率軍自唐州遷至宜陽柵（今泌陽以東，遂平西南）。三月二十八日，李愬引兵至淮西境內文城柵（今河南遂平西南）西五里，招降了文城柵守將吳秀琳，收服其兵眾三千人。三月二十九日，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淮西沿邊諸山柵。佔領馬鞍山（今河南遂平西南）、路口柵（今河南嵖岈山西南）。四月，攻佔嵖岈山（今河南遂平西），擒淮西將領柳子野。四月初，十將媯雅、田智榮攻下冶爐城（今河南遂平西北）。四月七日，十將閆士榮攻下白狗柵（今河南息縣西北）、汶港柵（今河南正陽縣東北）。四月十四日，遊亦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今河南汝南西南）。五月十八日，李愬派柳子野、李忠義襲擊朗山（今河南確山），擒獲其守將梁希果，[16]五月十八日，李愬攻佔青台城（今地不詳）。
自三月文城柵吳秀琳降服李愬以來，吳秀琳推薦了淮西驍將李祐。吳秀琳認為“欲取蔡，非李祐不可。”於是李愬設計在一次伏擊戰中活捉了李祐，隨後任其為心腹之任。雖然不少將士對於曾殺害無數官軍的李祐恨之入骨，李愬卻依然信任不變，常與其討論軍機至深夜。[17]
經過數月的努力，李愬在西線戰場基本掃清蔡州週邊，割斷了蔡與申光二州的聯繫，為下一步的襲擊作好了準備。經過數年的戰爭，至元和十二年（817年）年中，淮西的處境已經十分困難，境內所有糧食都被供應將士食用，而百姓大多都已沒有糧食，百姓只能以菱芡、魚鱉、鳥獸為食。然而即使這些可食的東西很快也被捕獲採食光了，許多民戶只好投向官軍。隨著淮西叛兵日增，官軍對淮西壓力增大，六月四日，吳元濟迫於形勢，上表謝罪，表示願意束身歸朝。憲宗也急於早日結束戰爭，派中使賜詔，許以不死。然而，由於董質等淮西大將的阻撓，吳元濟無法脫身。
[1] 《舊唐書》第165卷，第4302頁記載，柳公綽在鎮，“鄂人每戰克”，《舊唐書》第131卷，第3641頁載，憲宗以柳公綽“在鎮無功”，因此以李道古代之。兩相矛盾。考諸史實，柳公綽在鎮無大功較為客觀。
[2] 《新唐書》第163卷，第5020頁。
[3] 《舊唐書》第131卷，第3642頁。
[4]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3頁。
[5] 《舊唐書》第161卷，第4225頁
[6]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3頁。
[7] 《舊唐書》第161卷，第4220頁
[8] 《資治通鑒》第240頁，第7733頁。
[9] 《舊唐書》第133卷，第3661頁。
[10] 《舊唐書》第133卷，第3672頁。
[11] 《舊唐書》第133卷，第3678頁。
[12] 《資治通鑒》第239卷，第7729頁。
[13]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1頁。
[14] 《舊唐書》第133卷，第3678頁。
[15] 《舊唐書》第133卷，第3679頁。
[16]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4頁。
[17]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5頁。
唐代文物
二、裴度督軍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淮西的經濟、軍事狀況已處於崩潰的最後階段。然而，唐朝廷也同樣極為困難。三年來，唐朝政府為保障前方軍隊的各種軍用物資及錢糧草料等供給，日征月斂，百姓因此疲憊不堪。在向前方運輸物資的道路上，牛馬死於路邊者隨處可見。農民因將牛馬供給運輸使用，只好以驢耕地。[1]不滿之言時有所聞，罷兵呼聲愈來愈高。為此，憲宗召集宰臣們再次討論是否繼續進行戰爭的問題。
與以往多次討論淮西問題不同，此次討論之前，憲宗已接到吳元濟願意隻身歸朝請罪的奏章。因此，如果此時赦免吳元濟，結束長達三年的戰爭，的確是憲宗及朝廷一個極好的下臺機會。
李逢吉、王涯等人競相發表意見，認為數年來朝廷師老財竭，還是罷兵為好。[2]李、王等人的意見。得到多數朝臣的附和。只有裴度默默無言。憲宗知道裴度有不同的想法，請裴度發意見。裴度並沒有多講戰與不戰的問題，只是提出自己要親自上前線督戰。
對於裴度的請求，憲宗進行了認真思考。數天以後，七月二十八日，憲宗再次單獨召問裴度：“卿真能為朕行乎?” 裴度堅定地回答：“臣誓不與此賊俱生！”[3]
裴度為憲宗分析形勢：從吳元濟上表來看，淮西已到了勢窮力竭的地步，難以再堅持下去；官軍之所以尚不能取勝，在於諸軍將人心不齊，沒有並力壓迫吳元濟，致使吳元濟至今不降。如果臣親赴前線，諸軍將必然會害怕我奪了他們的功勞，爭相進兵攻取，這樣定會很快破賊。[4]
其實，憲宗與裴度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憲宗決不願在進行了三年戰爭後，在淮西未降的情況下一朝罷兵，功虧一簣。三年多來，朝廷耗費錢財無數且不說，如果朝廷集天下之兵、聚天下財，尚不能對付得了三州之地的淮西，豈不永為他人所恥笑。自己與朝廷的權威又將何以存在，河北藩鎮的氣焰豈不更為囂張，“舉貞觀、開元之政”豈不成泡影。憲宗也認識到，戰爭已進入最後階段，關鍵是看戰爭雙方誰能堅持到最終。憲宗認為，朝廷雖然存在不少困難，但在財力上、軍事上，都佔有優勢，仍然比淮西強大得多。
從財力情況來看，近一年的好轉表現在：
漕運有了改善。自元和十一年（816年）設置淮、穎水運使以後，江南揚子院米可以從淮陰（今江蘇淮安）沿淮水逆流運至壽州（今安徽壽縣），由淮水進入穎水，逆流至穎州沈丘（今河南臨泉）界，再至項城，由項城進入溵水，便可以直接輸送給郾城前線的官軍。這樣既加快了供軍的速度，又免去了繞汴水運輸的七萬六千貫的運輸經費。僅去年年終，前方即已得到米五十萬石，茭一千五百萬束。大大緩解了前方軍資的供求矛盾。[5]
鹽鐵副使程異督財賦于江淮，於潤六月歸來。得供軍錢一百八十五萬緡，也可以緩和前方急需。
皇甫鎛判度支主財政以來，雖不斷有人批評其聚斂刻剝，但畢竟“儲供辦集”[6]，為朝廷積聚了大批急需的錢財。李翛於元和十一年（816年）十月任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以來，也以“鳩集財貨”著稱[7]，提供了大量錢糧。
戰爭開始以來，憲宗又多次從內庫中撥出錢糧供軍：元和十年（815年）十一月，憲宗詔以內庫錢及絹五千萬貫供軍；元和十一年（816年）又出內庫絹四萬匹供軍，同年十月，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供軍[8]；元和十二年二月，憲宗又從內庫中撥六十九萬段匹絹帛、銀五千兩；同年五月，出內庫茶三十萬斤交付度支，兌換成錢供軍。[9]這些錢財在緩和前方錢糧供應困難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近年在憲宗的諷諭下，各道開始供納“助軍”等費用，雖然數量有限，卻可以緩和國家一時開支之急。
還有自五月罷河北用兵以後，所節省的費用也可供作淮西軍費。
相比之下，淮西吳元濟經過數年戰爭，多年來積蓄已基本耗盡，將士有斷炊之虞，百姓無隔夜之糧，投官軍者日夜相繼，淮西的經濟支撐能力已達於盡頭。
從軍事上來看，在環繞淮西的四個方向的戰場上，西線官軍有二次嚴重失敗，南線官軍有申州之敗，東線戰場上則處於相持局面。而在北線，官軍一直佔有優勢（參見元和十二年淮西戰場示意圖）。三月以來，在郾城之戰中，官軍連續獲捷，淮西敵軍將士損失嚴重，吳元濟的軍事力量已遭重創。官軍雖在磁丘、鐵城、申州之戰中損失了不少將士，但這些損失，已從諸道軍隊中得到了補充，官軍在數量上仍佔有絕對優勢。現在，李愬在西線戰場上，正在籌備著重要的軍事行動。吳元濟不過是“困獸猶鬥”而已，[10]前段時間吳元濟上表請求束身歸朝，也證明瞭淮西在軍事上已處於最後的崩潰邊緣，因此朝廷在軍事上取得最後勝利是有把握的。
根據對目前形勢的分析，官軍在經濟上、軍事上佔有優勢是明顯的。在這種有利形勢下，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組織協調好諸軍的行動，給予吳元濟以最後一擊。而此時裴度主動提出親自到前線督戰，這無疑是憲宗求之不得的事情。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二十九日，憲宗發佈詔令：任命裴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書下後，裴度認為宣武軍韓弘已經任諸軍都統，自己再任招討處置使（既統帥），不利於團結協作，奏請去招討之號，只留宣慰處置使。同時奏請選用一批得力的官員作為自己的助手：任命刑部侍郎馬總兼御使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以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使中丞、彰義軍行軍司馬；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使判官書記。詔令以郾城作為蔡州治所。[11]
在出征之前，為防止自己出征以後主和派在宮中拆臺，裴度推薦戶部侍郎崔群任中書侍郎平章事，主持大政。崔群歷來以讜言正論聞名於時，佞臣邪人無不畏懼，數年來他的論奏，憲宗無不聽納。由崔群出任宰相，可以抵制主和派宰相李逢吉等人在宮中作祟。
為進一步削弱主和派的力量，出征之前，裴度又以起草詔書言辭不適的罪過，請憲宗將李逢吉的親信、翰林學士令狐楚貶為中書舍人。中書舍人雖也參與制詔，但與翰林學士的“內制”詔書相比，中書舍人只管外朝制詔。裴度將令狐楚排至外朝，是防止其在內朝與外朝的李逢吉相聯合共上罷兵之議。
唐代文物
根據資料記載，裴度批評令狐楚詔書言辭不適，主要有兩點：一是裴度既兼有招撫之任，令狐楚詔文中即不應稱淮西為“剪其類”，而應改為“革其志”；二是裴度此行並非取代韓弘指揮全軍，令狐楚詔文中，卻有“更張琴瑟，煩我台席”之語，應改為“近輟樞車白， 授以成算”[12]，裴度認為令狐楚身為翰林學士，制詔不當，因此不宜再任翰林學士。其實，所謂制詔不適，只是裴度將令狐楚排除出中樞決策機構，防止其阻撓淮西用兵的藉口而已。九月十四日，憲宗為使裴度放心督軍，將宰相李逢吉調出任東川節度使[13]。
在裴度選任參謀隨行人員時，有的人打了退堂鼓。如張茂昭之弟、右神武將軍張茂和，曾多次向自己鼓吹自己討伐叛軍的膽略。當裴度準備用他任都押牙一職時，張茂和卻連忙稱病，拒絕上前線。裴度大怒，奏請憲宗依律斬此懦弱之將。憲宗雖也萬分生氣，但考慮到其兄張茂昭當年鎮守易定方鎮的功勞，於是為裴度將張茂和貶到遠方的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
裴度即將上路，辭別時，激動而莊重地對憲宗說：“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臣此行，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若賊在，臣絕不歸朝。”憲宗聞言，不由鼻酸，潸然淚下。八月三日，憲宗親自到通化門為裴度送行，賜裴度通天禦帶以示信重，並派神策精騎三百人擔任裴度侍衛[14]。
裴度赴淮西督軍得到消息，吳元濟已從皇帝頒佈的詔書中得知。因此，吳元濟派出驍騎七百人，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以南的白原襲擊裴度。鎮將曹華得知後，率軍前往接應裴度，粉碎了淮西驍騎的伏擊陰謀。
裴度赴淮西之前，雖辭去了“招討”之號，但實際上裴度到任後，已擔負起統一指揮淮西戰事的責任。裴度到郾城以後，為徹底擊垮淮西，從各個方面展開工作：
首先，罷去諸軍的宦官監軍制，使將帥得以自專軍事。
唐宦官監軍制度，自唐中葉以來，逐漸形成。唐中葉以前，軍隊中雖有監軍御史，但不是由宦官擔任。唐中宗以後，才開始任用宦官監軍。開元、天寶年間討吐蕃，已有宦者監大將之軍。肅代之時，宦官魚朝恩監軍，在邙山之戰中，不聽李光弼意見，遂致大敗。肅代以來，宦官監軍者，每戰先取精兵自衛，以懦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戰敗則誣陷將士，淩挫百端。戰場小有失誤，監軍率先逃竄，影響軍心，往往導致人軍失敗。憲宗以來，征西川，杜黃裳曾奏請不用監軍，專門委任高崇文自決征討，但事實上征西川，仍有宦官劉貞亮監軍。裴度認為，要發揮將領的主動性，就必須免去監軍，使主將得專兵權，法令既一，戰方能勝。[15]裴度的要求，得到批准，憲宗將監軍梁守謙從淮西調回京師。
其次，慰勞諸軍，宣諭憲宗旨意，鼓舞全軍士氣。裴度到前線之後，不懼危險，深入作戰第一線，看望將領，慰勞士卒。十月，裴度曾率僚佐在郾城前線沱口鎮（今河南漯河東南）視察。淮西駐洄曲守將董重質發現後率精兵出擊，大呼而進，直撲裴度，前鋒兵刃幾乎觸及裴度。李光顏與田布奮力搶救，才使裴度脫險。
宰相不懼危險、身先士卒的精神感動了全軍將士。裴度每至一處，又利用其善於演講的才能，宣講朝廷討伐淮西的意義及必勝的前景，極大地鼓舞了官軍的士氣。[16]此外，裴度此行，還帶來憲宗從內庫支出的錢財，作為對勇敢戰鬥者的獎勵。
再次，請求憲宗免除淮西四面州縣賦稅，以爭取民眾對官軍更大的支持。
自討伐淮西以來，圍繞淮西周邊的州縣一直是負擔最重、受害最重的地區。官府雖曾減征和蠲免過一些賦稅，但實際上各種徵稅仍然很重。如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元和十一年（816年）曾上供絹三萬匹，金五百兩，銀三千兩，十二年，又進助軍絹三萬匹。這些絹帛錢財，當然是征自淮南百姓。[17]裴度來到淮西以後，繼七月朝廷免除淮西四面州縣夏稅之後，又請求朝廷於九月免除秋稅。[18]當然，即使朝廷不免除這些負擔，許多州縣恐怕也很難征齊兩稅。裴度請求免除這些賦稅，則使百姓無法交納的兩稅成為合法化，無疑在安定百姓、爭取百姓對官軍征討淮西的支持及吸引淮西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裴度還具體部署討伐吳元濟的戰略戰術，為最後攻取蔡州奠定基礎。裴度到郾城以後，總的作戰方針及指導思想，是以大軍壓在洄曲（今河南西平北）一帶，吸引吳元濟的主力，而在西線，則由李愬麻痹敵人，準備突然襲擊，後來戰事的發展，證明這一戰略部署是十分正確的。
[1]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7頁。
[2] 《新唐書》173卷，第5211卷。
[3]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7頁。
[4]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7頁。
[5] 《舊唐書》第15卷，第458頁。《舊唐書》此處記載揚子院米沿淮水逆流運至壽州，由淮水進入穎水四十里，逆流至穎州沈丘界再至項城五百里，由項城進入溵河五百里，又至郾城三百里，其道裡記錄似有錯誤。
[6] 《舊唐書》第135卷，第3739頁。
[7] 《舊唐書》第162卷，第4241頁。
[8] 《冊府元龜》第484卷，第5788頁。
[9] 《冊府元龜》第493卷，第5900頁。
[10] 《冊府元龜》第323卷，第3819頁。
[11] 《舊唐書》第170卷，第4416頁。
[12] 《冊府元龜》第323卷，第7739頁。
[13]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9頁。
[14] 《舊唐書》第15卷，第460頁。
[15] 趙翼《廿二史劄記》第20卷，第42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16]《新唐書》第173卷，第5211頁。
[17]《冊府元龜》第485卷，第5797頁。
[18]《冊府元龜》第491卷，第5874頁。
唐代文物
三、李愬雪夜下蔡州
裴度的親自督軍及李愬在淮西戰場西線的充分準備，使平定淮西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關於襲擊蔡州的戰略設想，李愬醞釀已久，本擬五月份即付諸實施，但由於五至七月之間，大雨不斷，洪水氾濫，因此李愬的計畫一再推遲。裴度來淮西督軍以後，李想將襲擊蔡州的設想報告了裴度，裴度大力支持，認為“兵非出奇不勝，此乃常侍良圖也。”[1]
然而近幾個月來，李愬部將對李愬重用淮西俘將李祐的意見越來越大。每日李愬都可以收到諸軍稱李祐是淮西內應的牒文，並稱這一情況已從捕獲的淮西間諜口中得到證實。李愬考慮再三，為防止有人事先上奏憲宗，造成被動，也為了解除眾將士的懷疑顧慮，李愬主動對眾將士們說，既然諸君懷疑李祐，那麼就將李祐解送京師，由皇上將其處死。在械送李祐赴京的過程中，李愬提前向憲宗上書，說明情況。認為若殺掉李祐，取蔡州將會更加困難。憲宗得到李愬的上報以後，雖對於李祐的重要性並不瞭解，但卻是相信李愬的。憲宗認為，應該給予前方的將領以最大的支持。因此，當李祐到達京師之時，憲宗馬上下詔令釋免了李祐，並將其送還李愬，令其在前線效力。李祐回到前方，李愬馬上任命李祐擔任散兵馬使。令其佩刀巡視，隨時出入於軍帳之中。不久又任其為六院兵馬使，率領三千人的敢死隊。[2]
五月二十六，李愬派軍隊進攻朗山（今河南確山縣）。朗山東北方向距蔡州約七八十裡路，是蔡州設在西南方向的重要據點。李愬的進攻，受到了淮西軍隊的抵抗，蔡州援軍也源源來到，官軍失利。李愬下令立即撤軍。對於李愬的決定，眾將士感到悵恨，認為初戰失利，不應立即撒軍。而李愬卻暗中歡喜：“此吾計也。”[3]
九月二十八日，李愬率軍進攻淮西的吳房（今河南遂平）。吳房是蔡州西北方向七十多里處的一個重要軍鎮，李愬攻下外城以後，故意留下子城不攻，引兵撤退。[4]
十月八日，李愬與李祐等進一步商量了奇襲蔡州的計畫，派掌書記鄭澥赴郾城報告裴度，裴度批准了李愬的計畫。
十月十五日，李愬命令馬步都虞侯、隨州刺史史旻留守文城柵，命令李祐、李忠義率三千敢死隊為前驅，自己與監軍將卒三千人為中軍，命令李進誠率三千人馬殿後。從軍營出發東行。將士們都不知要向何處進軍。行軍六十多里，天色漸黑時到達張柴村（今遂平東南）。張柴村位於洄曲與蔡州之間，僅有淮西的少量戍卒及負責傳遞烽火信號的烽子據守。官軍沒有任何困難，便解決了戰鬥。
稍事休息，吃了乾糧以後，李愬留下義成軍五百將士鎮守張柴村，斷絕了洄曲通往蔡州的橋樑及各條道路。防止洄曲軍隊發現蔡州被圍時回援。李愬乘夜率軍繼續行軍。[5]諸將請示行軍方向，李愬回答：入蔡州活捉吳元濟。諸將士聞言大驚失色。有人甚至哭出了聲音：我們果然落入李祐的奸計了。[6]
此時，大風雪降臨了，氣溫不斷下降，旌旗都被凍裂，士卒及騾馬凍死路旁者相繼。從張柴村向東南去的道路，官軍從來沒有走過。人人都認為此行必死無疑，但畏於軍紀，且留下來也是死路一條，只好繼續前進。
半夜，風雪愈來愈大，幾步開外便難以看清前面人馬，積雪越來越厚，行軍極為困難。向東南方向急行七十餘里後，李愬率軍來到了蔡州城下。由於是大部隊行動，為防止驚醒蔡州敵人，李愬命令襲擊近城的一個鵝鴨池，用鵝鴨的叫聲掩蓋行軍的動靜。[7]
自從吳元濟抗拒朝廷、割據蔡州以米，官軍不至蔡州城下已有三十餘年，因此，蔡州人從來沒有想到官軍會來到這裡，蔡州城外，竟然沒有設防。李愬兵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曉。李祐、李忠義在城牆上挖出土坎，蹬坎而上，三千壯士隨後。登上城頭時，守門士卒仍在熟睡。李祐率軍將城頭敵兵全部殺死，只留下擊柝者繼續擊柝以避免驚動敵人。
城門打開以後，李愬率大軍進城，敵軍仍不知曉。雞叫之時，大雪終於停止了。李愬率軍來到吳元濟的外宅，這時，吳元濟仍在睡覺。[8]
幾個月來，吳元濟的日子越來越難過。自元和十年（815年） 十月朝廷宣佈討伐吳元濟以來，面對來自四方官軍的壓力，淮西軍隊進行了非常有效的抵抗。淮西三州雖然在人口及軍隊數量上，遠遠少於朝廷，但由於淮西軍隊驍勇善戰，吳元濟又放手發揮部將的才能，因而趙昌洪、淩朝江、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董重質等一批將領人自為戰，充分發揮了靈活作戰的特點。[9]在北方戰場，頂住了官軍驍將李光顏、烏重胤的猛烈進攻；在西線戰場，兩次擊潰唐、鄧官軍；在申州，也大敗唐李道古軍。
可是，淮西畢竟僅有三州，幾年來的戰爭，已使多年的積蓄耗盡，以至士兵掘草根充饑。百姓無食，相與四潰。食鹽等用品的供應也日趨窘迫。去年以前，淄青李師道、成德王承宗為牽制官軍，多方騷擾，燒糧倉，刺宰相，結果都沒能阻止憲宗對淮西的用兵。今年五月，憲宗停止對成德用兵以後，淮西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成德、淄青已不能再發揮制約作用。李師道鄆州的食鹽，原來可以通過寧陵（今河南寧陵）、雍丘（今河南杞縣）過韓弘防區輸入淮西，一年來，隨著形勢趨緊，這條輸鹽路線也中斷了。[10]
六月，吳元濟想隻身入朝，無耐受到眾將士的阻撓。[11]八月，宰相裴度親自赴郾城督戰，吳元濟已感到憲宗必平淮西的決心是多麼堅定，也感到自己末日的來臨。但是由於吳元濟加強了洄曲的兵力，八月六日，淮西軍隊在賈店（今河南漯河西南）曾擊敗李光顏、烏重胤軍，九月十四日，住溵水鎮（今河南商水南），淮西軍主動出擊，殺官軍三將，燒其糧草。在西線，淮西軍隊在吳房，郎山，也頂住了李愬的進攻。因此，吳元濟認為淮西軍隊仍有相當的戰鬥力，再支持一段時間是沒有問題的。[12]他萬萬沒有想到，李愬竟會像神兵天降一樣地來到他的面前。
當親兵最初報告吳元濟，稱官軍到來時，吳元濟不以為然，笑著說，這不過是俘虜們鬧事，天亮就將他們殺掉。又有人報告，全城已經失陷，吳元濟仍不相信，認為一定是守衛洄曲的士兵們回來索要寒衣。起床後，吳元濟在庭院中聽副外面有人高呼“常侍傳語”[13]，回應者萬人。至此，吳元濟才真正害怕起來，但他仍不相信這是真的：“何等常侍，能至於此!”於是率左右隨從，登上牙城拒戰。
李愬派遣李進誠率軍進攻牙城。擊毀外門後，進入兵器庫。得到了各種器械，繼續進攻牙城。隨後放火燒攻牙城南門。此時蔡州城中百姓也紛紛前來，幫助官軍搬柴燒火攻城。不久，城門燒毀，吳元濟見大勢已去，在城上投降，李進誠在牙城上搭起梯子，令吳元濟順梯下城受擒。十月十八日，李愬用監車押送吳元濟赴京。[14]
在圍攻吳元濟子城之時，李愬為爭取淮西駐守洄曲軍隊投降，親自拜訪了董重質家，並厚厚給予賞賜。董重質之子手持李愬的書信前往河曲，勸其父投降。董重質見蔡州已破，李愬又屈己禮下，親訪家屬，於是董重質一人騎馬來到蔡州，向李愬投降。
蔡州攻下以後，申、光二州及散在各柵的淮西將士三萬多人也相繼投降。[15]
自俘獲吳元濟後，李愬下令不許再殺一人。凡是吳元濟任用的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繼續任用，同時將入城官軍調至馬球場一帶屯駐，避免騷擾百姓。[16]
當董重質離開洄曲，隻身入蔡時。李光顏軍隊乘機進入洄曲，降其將士，至此，淮西三州都已平服。
[1]《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0頁。
[2] 《舊唐書》第133卷，第3680頁。
[3]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6頁。
[4]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9頁。
[5]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0頁。
[6] 史料雖如此記載，但推諸李愬久已訓練“六院兵馬”敢死之士的史實，奇襲蔡州吳元濟也應不會太出將士們的意料，
[7]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1頁。
[8]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6頁。
[9] 《新唐書》第240卷，第6006頁。
[10] 《舊唐書》第145卷，第3951頁。
[11]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36頁。
[12] 《新唐書》第214卷，第6006頁。
[13] 《舊唐書》第133卷，第3680頁。
[14]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2頁。
[15] 《新唐書》第214卷，第6008頁。
[16] 《舊唐書》第133卷，第3681頁。
唐代文物
四、善後措施與《平淮西碑》
十月二十九日，淮西行營奏稱平定淮西、俘虜吳元濟，憲宗聞訊極為高興。征討淮西，自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開始，至元和十二年十月結束。歷時整整三年，跨躍四個年頭，現在終於勝利結束了。憲宗大有“霧開冰泮，淮濆水清”之感。[1]
淮西既平，如何處理戰後的淮西事宜便成為憲宗重點考慮的問題。十月廿八日，憲宗發佈《平吳元濟詔》，二個月後，又發佈《平淮西大赦文》。從兩文的內容來看，憲宗對淮西戰後的善後處置措施有：
第一，對吳元濟等叛將的處理。在十月廿八日的《平吳元濟詔》中，憲宗赦免了淮西諸州縣官吏將士等，“雖被脅汙，皆非本心”，因此除同惡巨蠹者以外，其餘不問。對於叛亂元兇，憲宗主張一律剪除，以懲示於天下。對於李愬俘吳元濟後再未殺一人，憲宗看來並不滿意。因此十一月，憲宗派宦官粱守謙帶御封寶劍赴淮西，令其誅殺吳元濟舊將，後來粱守謙在郾城碰到正擬歸朝的裴度，兩人同赴蔡州，量罪施刑，誅殺了確有罪惡的淮西舊將。應當說，李愬入蔡州，俘吳元濟後即不再殺戮，對於當時穩定蔡州形勢是必要的。事後憲宗從懲治叛亂角度出發，誅殺少數罪惡元兇也是有必要的。只是此事專派宦官持尚方寶劍實行，未免反映憲宗對朝官的不夠信任及對宦官的過於倚重。
對於吳元濟的謀主董重質，憲宗因其多次擊敗殺傷官軍，本擬處死，李愬上表，稱最初董重質隻身入蔡投降時，已許以不死，現如違約，恐怕會傷天下人之心。憲宗依從李愬之請，赦免董重質。
對於淮西叛亂的元兇吳元濟的處置，大臣們的意見則是一致的。十一月一日，憲宗在興安門舉行隆重的受俘儀式，百官及六軍人馬沿街而立，受俘後百官致賀。憲宗下令將吳元濟在東西市及主要街道示眾。隨後，在長安城西南隅的獨柳樹下，將吳元濟及淮西叛官劉協等七人處斬。將吳元濟妻沈氏及子女沒入掖庭。吳元濟的二子、三子流配遠方，不久，憲宗又下令處死，以絕吳元濟後嗣。吳元濟以三州之眾，對抗唐朝廷三年，死時三十五歲，其夜，首級被人盜走[2]。
第二，對淮西方鎮的隸屬關係及行政區劃加以調正，從根本上杜絕淮西方鎮東山再起。平服淮西以後，憲宗認為如果仍保留淮西方鎮的行政建制是不合適的。[3]於是憲宗將淮西三州的申州，劃歸鄂嶽觀察使管轄；將光州劃歸淮南團練使管轄；對於蔡州，憲宗取消其節鎮所在地的地位，將蔡州與新以郾城設立的溵州，劃歸以陳州為鎮所、包括許州在內的忠武節度使管轄。從此，淮西方鎮便被取消[4]。憲宗將淮西方鎮一分為三，分隸周邊郡州，特別是將蔡州併入忠武節度使，從行政區劃這一根本措行上防止了淮西東山再起的可能性。
第三，進一步優免淮西及諸州諸縣的賦稅，使百姓得以從戰爭的創傷中很快恢復過來。憲宗認為，淮西百姓“久罹殘傷”，生產遭嚴重破壞．短時間內難以恢復元氣。因此，憲宗詔令免淮西租稅二年。對於靠近淮四周邊的州縣，憲宗認為征吳元濟以來，“供億實繁”，雖曾免除元和十二年（817年）夏稅、秋稅。但“人多困極，務俾昭蘇”[5]，所以，來年的夏稅也予以放免。此外，征淮西以來，天下諸州府供給軍需，勞役不斷，亦區別情況，給予優恤[6]。
第四，嘉獎討平淮西有功人員，撫恤官軍陣亡將士。為表彰討伐淮西的功臣，憲宗任命李愬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兼侍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河朔節度使烏重胤為檢校司空；以田弘正之子田布為右金吾衛將軍。對於陣亡將士，憲宗規定五年內不停供衣糧，傷殘者，也繼續供給衣糧。以示優恤。[7]
第五，立《平淮西碑》，以昭示後人，稱頌武烈。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二月，憲宗詔令韓愈撰《平淮西碑》文。韓愈在元和十年（815年）五月，當討淮西戰事不利時，曾上《論淮西事宜狀》，力主將討叛戰爭進行到底。因而受到憲宗、裴度的器重。裴度前往淮西督軍，以韓愈為行軍司馬。韓愈參與了平淮西的最後階段。因此韓愈對平淮西的前前後後具體過程是十分熟悉的。當韓愈完成《平淮西碑文》並刻為碑銘以後，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之女入宮哭訴，稱韓愈所撰碑文不實，憲宗為此下令磨去韓愈所撰碑文，令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刻碑。
憲宗下令重新修撰《平淮西碑》文．是出於對皇親國戚的照顧，還是因為韓愈所撰碑文確有不實之處呢?這成為一樁千年公案。
這裡，有必要時兩篇《平淮西碑》文有關內容略加對比分析：
關於最初決策討淮西的問題。韓愈碑文指出，當吳元濟放火四劫，燒舞陽（今河南舞陽西北）、犯葉（今河南葉縣南）、襄（今河南襄城）、震東都時，憲宗歷問朝臣對策。除一二大臣之外，眾官都說蔡帥不庭已有五十年，傳三姓四將，根深蒂固，兵利卒頑，與諸藩鎮不同，因此都主張撫而順之，如此則無事。當時“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並為一談，牢不可破”，而憲宗態度堅決，認為祖宗傳位於自己，怎能姑息叛鎮，“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8]段文昌所撰碑文，則與韓文有所不同，認為淮西叛後，當時大臣“咸願假以墨絰（黑色喪服），授以兵符。”主張妥協退讓，而只有“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眾謀。”[9]段、韓兩文的不同處在於：韓愈指出當初雖大多數大臣主張妥協，但有少數大臣主張討伐，使憲宗討伐淮西的決策受到一定支持。段文昌則完全歸功於憲宗的英明決策。
在這個問題上，對照史實，韓愈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例如當時宰相李吉甫就是極力主戰的，宦官也是主戰的。當戰爭初期戰事不利、大臣們主張罷兵時，韓愈本人也是主張繼續進行討伐戰爭的少數大臣之一。韓愈碑文如此記述，雖有自我褒揚之嫌，反映的卻是事實。段文昌的記述，完全抹殺憲宗以外少數主戰派的功績，聯繫到段文昌當初系因李吉甫的賞識才得以不斷升遷，[10]此舉實不應該。當然，將最初決策的功績完全歸功於皇帝，這點也許會更得憲宗的賞識。
關於平准西各戰場將領的功績問題。韓愈在碑文中，大體採取平均論功的敘述方法，使平淮西諸將領的功績看起來相差不多。如韓文一方面講到李光顏、烏重胤在北線戰場上的功績；另方面，對南線戰場上的李道古也大加褒揚，稱其降敵一萬三千，先後八戰，攻破申州外城；講到東線戰場時，稱李文通先後十戰，降敵一萬二千；而講到李愬在西線的戰功時，則基本上使用同樣多的文字，進行了一般的敘述。使人難以看出李愬的殊勳。
在這一點上，段文則較為實事求是，如李道古在南線戰場沒有獲勝而有大敗，韓文所謂八戰、降敵一萬三千，根據似乎不足。段文只提李道古“嗣其家聲”出任將帥，而沒提其勝利失敗之事，更為恰當。[11]東線戰場上的李文通，韓文稱其戰十餘次。降敵一萬二千，而實際上李文通接替令狐通出任壽州團練使時，東線戰場形勢不利，李文通僅與淮西軍少量接觸，而且自元和十一年（816年）九月以後，基本上按兵不動，段文稱其“扼固始之險”，“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更符合事實。對於李愬在西線戰場的功績，段文昌用大量文字敘述，基本符合歷史事實。韓文敘述過於簡略，顯然並不合適。
關於裴度的作用問題。韓愈所撰碑文，十分突出裴度的個人作用。例如，在裴度赴淮西督軍之前，北線戰場李光顏、烏重胤已取得不少勝利。曾獲郾城大捷。但韓文在敘事順序上，將裴度督軍敘之於前，而將李光顏、烏重胤取得勝利敘之於後，使人產生自裴度督軍以後，李光顏、烏重胤才屢立戰功的印象。對於平淮西以後裴度入蔡州，韓文記載詳細，而對李愬襲蔡州之事則記之簡略。段文在敘述北線戰場時，明確提到李光顏、烏重胤“先是”所立之一系列戰功，隨後才談到“丞相之來也，群帥之氣逾勵，統制之號令益明。”這樣敘述顯然更為客觀、更為符合實際。
關於憲宗的功績問題。韓愈所撰碑文，雖稱頌了憲宗敢於決斷，善於指揮等功績，但由於比較突出裴度的督軍作用。客觀上對憲宗的稱頌就顯得不十分突出。而段文昌碑文，用超出韓文數倍的文字大力稱頌憲宗，裴度的作用則不顯得十分突出了。從維護皇權的角度來看，憲宗也許會更欣賞段文。
總之，憲宗下令磨去韓愈所撰《平淮西碑》，一方面是屈服於皇親及一些將領的壓力，“重牾武臣心” ，[12]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新撰的碑文中，能夠更多地歌頌自己在平淮西過程中的英明決斷，善於指揮，而不是過多稱頌某一個大臣。憲宗希望通過淮西戰爭的勝利，進一步樹立自己作為一個中興皇帝的形象。
歷時三年多的征討淮西之役，是憲宗政治生涯中其有決定性意義的一件大事。此戰的勝利，使憲宗“以法度裁制藩鎮”的總體戰略接近成功，預示著元和中興局面的到來。自從元和中期征成德失敗以來，憲宗一統天下的雄心曾嚴重受挫。討伐淮西開始以後，天下藩鎮也都在拭目以待，所謂“河北藩鎮以淮西為上下也。”[13]此戰如果失敗，憲宗平服藩鎮的雄心將難以實現，朝廷的權威及憲宗的個人威信也將會喪失殆盡。而此戰的最終成功，則不僅削除了中原的心腹之患，而且嚴重動搖了河北等尚未歸服方鎮的信心，使他們不得不在歸服朝廷的問題上加以認真的考慮。
淮西的平服，使唐朝廷的威望大為提高。長期以來，由於藩鎮割據，唐朝廷的權威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特別是淮西、河北等地幾十年的割據，使新生的年輕一代巳習慣於割據下的生活而“忘其所歸”，[14]吳無濟等方鎮首領的長期宣傳，已使與朝廷敵對的情緒在新一代心中牢牢紮下了根。如早在十幾年前。吳少誠即宣揚朝廷收復蔡州，將以蔡州妻女為婢妾，以此激怒蔡州將士之心，使他們“堅為賊用”。[15]而當李愬攻取蔡州以後，以十分隆重的禮節迎接宰相裴度入城。蔡州人由此看到了封建等級的上下尊嚴，增加了對朝廷的敬重。當裴度取消吳元濟關於禁止人們私相往來、夜間不許燃燭點燈、不許一起宴飲過從等苛政時，蔡州人才感到了生活在皇朝下的寬鬆與樂趣，增加了對朝廷的嚮往。[16]
淮西的平定，也使憲宗的個人威望達到了頂點。元和以來，憲宗改革朝政，平定西川、夏綏、鎮海等叛亂，威望在不斷升高。但元和四年到元和五年（809—810年）討伐成德的失敗，使憲宗受到不少朝臣直接或間接的批評。征討淮西，從一開始，支持憲宗用兵的就是少數。主和派認為，淮西歷來號稱中原驍雄，德宗時用兵即以失敗告終。對於憲宗用兵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們一直是表示懷疑的。三年戰爭中，每當官軍稍有挫折，他們便喋喋不體，主張罷兵。然而，憲宗畢竟經受住了種種嚴峻的考驗和多次挫折，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將這場戰爭進行到底並取得了勝利。事實證明，憲宗的有關決策及堅強信心不僅贏得了這場戰爭，也使憲宗的個人威望空前高漲，為進一步加強皇權，為徹底討平藩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唐代文物
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初一日，戶部將平淮西以後申、蔡向朝廷進貢的物品陳列於朝堂之上。數十年來，這是來自申、蔡的第一批貢品。看著這些象徵臣服的貢品．憲宗已在沉思如何徹底平定河北諸方鎮、重新實現大一統的問題。[17]
劉禹錫曾作詩歌詠憲宗平定蔡州，其一曰：
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音和平。
路傍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淚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
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
在另一首詠憲宗受俘的詩中劉禹錫寫道：
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
四夷聞風失匕筋，天子受賀登高樓。
妖童擢發不足數，血污城西一抔土。
南峰無火楚澤閑，夜行不鎖穆陵關。
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恒山。[18]
“猛士按劍看恒山”，形象地反映出憲宗君臣在掃平淮西後，準備進一步對河北用兵以實現天下一統的雄心壯志。
[1] 《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2頁。
[2] 《冊府元龜》第434卷，第5162頁。
[3] 《舊唐書》第15卷，第462頁。
[4]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第8卷，第1262頁。
[5] 《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2頁。
[6] 《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2頁。
[7] 《唐大詔令集》第124卷，第613頁。
[8] 《文苑英華》第872卷，第4600頁。
[9] 《文苑英華》第872卷，第4602頁。
[10] 《舊唐書》第819卷，第3762頁。
[11] 《文苑英華》第872卷，第4602頁。
[12] 《新唐書》第214卷，第6011頁。
[13] 《舊唐書》第170卷，第4418頁。
[14] 《舊唐書》第145卷，第3951頁。
[15]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4頁。
[16] 《資治通鑒》第240卷，第7744頁。
[17] 《新唐書》第214卷，第6012頁。
[18] 《全唐詩》第356卷，第887頁。
唐代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