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留給世間的溫度
原創：澧水寒儒 廣東省蘇東坡文化研究會 9月30日
少年時，第一次讀到《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倍受震撼，驚詫世間竟有如此美好的詩文。於是，我反復吟誦，直至背誦下來。還是心有不甘，竟然要探究出這首詩的作者是誰？書籍匱乏的年代，花費了很久的時間通過詢問別人才弄清楚，作者是蘇軾，字子譫，號東坡居士。只是，此時更不知他為何號東坡居士。
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具有影響力和穿透性的。在這之後，凡是有關蘇軾的詩詞，我都會朗讀，直至背誦下來。因為印象裡的蘇軾實在是太好了。他筆下的月光，皎潔輕盈，而富於人間的溫度，「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想別時圓。」那集粗獷與纖細於一體的筆觸將月光流徙描述得淋漓盡致。月光流徙，無論是鄉間庭院，還是富戶豪宅，都是一概如此，不會厚此薄彼，就如我這般的鄉野少年都如此感受，其他的人更會感慨良深。
後來略長，讀到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我徹底成了蘇軾的鐵杆粉絲。「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 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他那雄渾的筆觸，肆意飄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文字驚天地，泣鬼神。他又如劍客，劍氣如虹，所向披靡。人物江山運筆紙上，恒定千古。事件描述、人物勾畫與興衰勾連，吟詠之間，盡抒豪邁之氣。
喜歡，還是喜歡。他的這種灑脫，這種豪放，於文字間揮灑，一個懵懂少年就這樣佩服、喜歡得深入骨髓。與他沒有年齡隔閡，他是那麼偉岸，站在歷史深處，放射著萬丈精神的光芒，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於是，不停背誦、抄錄蘇軾的詞。把蘇軾的詞一次次用飄逸的行楷抄寫，與人分享，或者自得其樂。
心中始終有一種歷經千年的溫度在照耀，他就是蘇軾。李白其實也很偉大。只是那時讀他的詩，多半是精短與簡潔的詩，所以年少的心一旦心有所屬，便不能容納其他。
蘇軾與我的人生勾連，一首詞就是肇始。喜歡，源於偶遇，源於第一感覺。
事物的感性印象並不足以有持久性，但仍然可以有美好的記憶。譬如相親，第一印象很為重要，而交往與相知就是情感的深化與理性的形成。
青年時段，讀古代文學史，學習《蘇軾》一章，便清晰了蘇軾的整個人生脈絡、文學成績與初步的精神內蘊。
蘇軾是一個全才，他博古通今。他的詩、文、詞、畫、書法，都是那麼獨到與優秀。二十一歲的蘇軾，京城應試，所作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歎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脩聽後，對蘇軾的豪邁、敢於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讀後，也對蘇軾極為欽佩。
博學是他的文字與智慧的源泉，一切才華的展示都必須有所依託。讀書是知識積累的基礎。能出口成章是源於默默的修煉，所謂量的積累形成質變，盡皆如此。
還是不深度瞭解蘇軾。只知道他的才華源於自身的修煉，是儲備的一種釋放。
他一直遭受貶謫，處於新舊勢力的裹挾中，將自身品性不斷磨練，時時自嘲與自解。他曾如是總結一生：「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讀到此處，青年時段總是覺得，為官遭受貶謫，古來一直如此。縱橫比較，又何來驚詫與感喟。韓愈、劉禹錫、柳宗元不是也是如此嗎？被貶謫是為官者的一個心路歷程與客觀事實，是不可缺少的人生經驗。與古人的對話，沒有時間的鐫刻，是不足具備深度的。想來，泛泛之感與缺少共鳴，是當時閱歷尚淺賜予的必然結果。
但這並不影響他所具有的溫度的照射，比如太陽，自身是溫暖的，是無私的照耀的。你認知也好，不認知也好。蘇軾自身具有的溫度卻一直在穿越千年。
蘇軾是正直的，又是不敏銳於政治的。他以自己的判斷，判定王安石的變法是弊端百出，於國於民盡皆不利。以世人皆濁我獨醒的姿態，觸怒新勢力。他有的是奮不顧身的勇氣，沒有市儈與圓滑，這是讀書人的傲骨。那種源於經典浸潤所獲得的精神濡養一直光芒萬丈。姑且不論他是武斷的。縱橫古籍，多少為官者一旦為官就失卻了讀書人的秉性，在社會的大染缸中變成了軟骨頭。其實，他又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於是，他自請出京，化解了深度的政見摩擦。他隻身湖州，革除弊端，興修水利，頗有政績。
只是，他理性中又是富於感性的。終因《湖州謝表》中的一句「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鑄就了烏台詩案，直接將他推向了人生低谷。
新黨羅織罪名，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幸好王安石的一句「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一錘定音，才使之免於殺身之禍。既是對手，又惺惺相惜。許是蘇軾的才華撼動了王安石，對手才就此罷手。
四十不惑。中年以後，才算得上真正開始讀懂蘇軾。他的文字是身心修養的外化，是對苦難人生的化解與總結。
這種精神是有根源的。南懷瑾說：「儒家是糧食店，道家是藥店，佛家是百貨店。」處於北宋中葉的蘇軾是深知此味的。儒家謂《論語》：半部論語可治天下。儒家追尋的治國、修身、齊家、平天下的至高理想對於一個士子無疑是圭臬。蘇軾也概莫能外。這也是他進身仕途的動力與精神本源。仕途的追尋與投身其中所歷經的人生況味，或進或退，都有可能鈍化人的進取心。而源自環境、人生際遇、政敵的制裁，就會使整個人生尋求精神的平衡點。為此他的思想之中，又融入了道家和佛家思想。毋庸置疑，蘇軾是廣博的。他懂得醫治自身的傷痛的方法。道家便是他的所選。這裡所說的並不是道家的練氣與燒丹煉汞，目的以期長壽的魏晉名士一般，而是他的那種遵循道法自然的任意東西以及虛無、大道至簡、逍遙天地之間的老莊思想，馳騁於心中，縱橫於文字之間。心無所固，行雲流水，前後赤壁賦，盡得佛道之妙。莊子《逍遙遊》中所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與絕聖棄智，直抵他的心扉。他內心與聖人相齊，這是他內心的純淨與人生的大徹大悟。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所說「人有悲歡離合，月又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是他對人生的深度感悟，但他並未以此對人生失望，詞末，他又傳達良好祝願，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是對人生的徹底認知。如果內心沒有如是精神火炬，不說渡人，又豈能自度。其實他是一個對多舛命運的挑戰者。這裡面融合了多種思想。
僅是道家的虛無、無為思想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兼收並蓄，能將佛家思想融入，使他能深處逆境而又巧妙化解，將人生苦難的必然性徐徐展開，又將包容與慈悲融合，思想受孕於萬物，而又立於萬物之上。這一點，他不同于杜甫。杜甫憂國憂民，內心抑鬱深重，卻並不善開解與消化。
東山再起之時，是蘇軾人生的又一轉捩點。他政治上最愜意的時間應該是二度赴杭州任太守時。他在任上，勤於政事，疏通河道、築建蘇堤。他來杭州第二年就率眾疏浚西湖，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三塔作為標誌，並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6橋相接便於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蘇堤在春天的清晨，煙柳籠紗，波光樹影，鳥鳴鶯啼，謂之「蘇堤春曉」。當然，這裡不得不說他1077年貶謫徐州的史實。《宋史》記載：（蘇軾）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泄，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閱讀，為之動容。愜意與失意之間，為國為民之心不改，天地可鑒，日月可表，他是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傑出代表，與大禹的做法如同一轍。
蘇軾的佛家與儒家思想的融合註定他是慈悲與進取的。他始終站在正義的一面包容而坦蕩。面對新黨失勢、舊黨重掌重權之時，如果蘇軾是隨波逐流者，那麼他的人格是有污點的。但他骨子裡的儒家正義思想和佛家的包容再一次讓他站在了至理的一面，他站在儒家的高度在不斷修正自己的認知。是時的他，又覺得王安石的變法也有可取之處，並非一無是處。於是他公然提出這一觀點，致使為舊黨所不容。他裹挾在新舊兩黨之中，把自己推向了災難的深淵。於是，又自請外調。迂回之中，蘇軾難改其性。儒與佛的糅合使他一次次試圖匡扶正義，又身陷坎坷，身陷坎坷卻又以此自渡。
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州中和縣）。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振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100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各處流傳至今的東坡井、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對蘇軾的緬懷之情。
蘇軾就這樣堅韌、豁達地燭照世人。即使內心再苦悶、困厄，他依然是精神上的樂觀者。我們看不見他的哀愁。他不是刻意隱匿，而是他善於以儒釋道的思想消弭世間苦難，以偉大的人格完成了一場偉大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