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鵬：潤物細無聲 —— 感懷傅璿琮先生

爾雅國學 2022-01-26 00:02     2022/01/26刊於本網站

如果有人仿《宋元學案》之例，做當代學案的《璿琮學案》，我希望能忝列傅璿琮先生的門牆。這不僅僅是因為傅先生是我的座主之一（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更是因為我在求學歷程中深受傅先生的教益。我的治學理路、讀書方法很多都得自於傅先生。學者的學術生命，不僅存在於自己的著作中，更在他人的著作中延續。在我的學術著作裡，就處處閃現著傅先生思想的靈光。

我做群體研究的理念，是導源於傅先生。那是讀博士一年級的時候，我苦苦尋求古代文學研究的突破口，憧憬著自己寫博士論文能突破舊有的研究格局，但一時找不到努力的方向。恰逢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博士的大學同學張首映主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一書，約我撰寫傅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李德裕年譜》和《唐代科舉與文學》三部著作的內容提要。於是，我細讀了這三部專著，讀完豁然開朗，欣喜地發現傅先生的著作中融注著一種群體研究的新思維，覺得應該可以由此著力突破傳統研究的模式。當時寫了一篇題為《傳統的突破——傅璿琮三部學術著作述評》的書評，記錄我閱讀這三部著作所受的心靈震撼與思想啟示。有了這種群體研究的理念，而我事先做過張元乾等南渡詞人的年譜，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就很自然地以《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為題。論文寫成後，頗獲前輩學者的首肯嘉許。程千帆先生的論文評閱意見書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是一篇相當優秀的博士論文”，給了我莫大的鼓舞。論文正式出版後，頗得詞學界的關注和認可，獲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這篇博士論文，是我進入詞學界的投名狀，也是較早從群體角度研究詞史的專著。自此以後，詞人群體研究漸成熱點，諸如南宋中興詞人群體研究、南宋遺民詞人群體研究、南宋江西詞人群體研究、宋代女性詞人群體研究、金代詞人群體研究，元“鳳林書院”詞人群體研究、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研究、清初遺民詞人群體研究、咸同時期淮海詞人群體研究、晚清臨桂詞人群體研究等論著層出不窮。追根溯源，這些詞人群體研究論著，都是傅先生群體研究的思維之花結出的果實。

讓我終生受用的一網打盡的讀書方法，也是“私”承傅先生的家法。1988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到南京師範大學參加我同門師兄鐘振振、師姐王筱芸的博士論文答辯。答辯前，我陪他散步聊天，當時我正在閱讀傅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和《李德裕年譜》，於是就問起雖未謀面卻十分景仰的傅璿琮先生的有關情況。沈先生告訴我，傅先生好讀書，即使是勞動改造、人生處於低谷的時候，也不停地讀書，而且很會讀書。他讀一本書，總是把書中眼前要用和將來可能有用的資料一網打盡。常人讀書，總是研究什麼問題就在書裡找什麼材料，而傅先生是事先有一個通盤的研究計畫，腦海中儲藏著許多問題，讀一本書，就把書中所有與自己關注的課題的相關資料全部鉤沉出來以備用。比如讀唐人的文獻，既關注和搜集有唐一代詩人的生平資料，又同步搜羅有關唐代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材料。別人做作家生平考訂，往往是一家家地考、一家家地做，而傅先生能夠一群群地做，從而寫出《唐代詩人叢考》這樣多位元詩人生平考訂的集合型著作。《唐代詩人叢考》（1982）問世不久，又相繼出版《李德裕年譜》（1984）和《唐代科舉與文學》（1986）這樣考論結合的著作。我牢牢記住了沈先生私下傳授的傅先生這種一網打盡的讀書方法，並用之於平時的讀書實踐，果然非常有效。我在收集張元乾等南渡詞人的生平資料時，也同時收集有關詞人的行為方式、互動關係、生活狀態、心理狀態以及民族心理、社會風尚等方面的資料，還同時留意收集文學傳播方面的資料。因為南渡之際各方面的史料積累較為豐厚，所以，後來寫博士論文《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時，資料運用起來就很得心應手，幾乎是信手拈來。博士論文完成之後，我又很快寫出了《宋代文學的單篇傳播方式初探》等文學傳播研究論文，並在《文學評論》上正式發表。這些論文的資料，都是學習傅先生的讀書方法搜集到位的。後來我把這種讀書方法概括為“網羅法”，寫進了我談讀書方法的《讀書“五法”》之中，頗受年青學人的關注。可以說，我的博士論文《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從資料收集到思維路向、研究方法，都深受傅先生的啟迪和影響。

我在《文學遺產》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得力於傅先生的推薦。1988年上半年，我把寫好的書評《傳統的突破——傅璿琮三部學術著作述評》寄給未曾謀面的傅先生。當時讀博士研究生，並不要求發表論文，我寫這篇書評純粹是有感而發，只為練筆，提高論文的寫作水準，並沒有想到要發表。寄給傅先生，目的是向他求教，請他印可，看文章所總結的研究方法和思維路向是否符合他的初衷，畢竟文章得失寸心知。書評寄出幾個月後，出乎意料地收到《文學遺產》編輯部陶文鵬先生的來信，說《文學遺產》準備刊發《傳統的突破》一文，因篇幅過長，讓我做些刪節。我並沒有將文稿投給該刊，與陶先生也素昧平生，突然接到他的用稿函，很是喜出望外。陶先生隨信寄來傅先生的推薦信，我才明白是傅先生將拙作推薦給《文學遺產》。傅先生的推薦信是寫給陶先生的，大意是說，近日接到南京一位青年學生寫的一篇論文，是評論我的三部著作。近年有關我幾本著作的書評已有不少，但都是一書一評，這篇文章是總評我三部著作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覺得有些見解，你看能否在《文學遺產》刊出？信中充滿著對晚輩後學獎掖提攜的深情，我讀罷感動不已。因為傅先生的推薦，書評發表在《文學遺產》1989年第2期上。當時是無名小卒的我，能在學人心目中高大上的《文學遺產》發表論文，那份激動、那份感恩，至今還縈繞心頭。陶文鵬先生來信，對我也多有鼓勵，囑咐我繼續為《文學遺產》投稿。陶先生的鼓勵，提升了我的學術自信，於是把新寫就的論文《論“東坡範式”》寄給他。文章很快就發表在《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上。初出茅廬的我，一年在《文學遺產》發表兩篇論文，信心大增，從此成為《文學遺產》的忠實讀者和作者。20多年來，我在《文學遺產》發表了近20篇論文。飲水思源，不能不感恩傅先生當年的舉薦。

我主持的第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也是得益於傅先生的點撥。1990年6月，傅先生作為答辯委員到南京師範大學參加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對我的論文讚賞有加。答辯過後，他告訴我可以把論文的思路進一步拓展，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我當時都沒聽說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這個名目。經傅先生的指教，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並鼓起勇氣，到學校科研處拿來一份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申報表，以《唐宋金元詞史研究》為題申報。畢業離校回到湖北大學任教之前，將申請表提交給南京師範大學科研處。當時既不知道評審的流程，也不知道評審的結果什麼時候公佈。專案申報表上交之後，就漸漸地淡忘了。1991年春，湖北大學科研處突然通知我，說南京師範大學科研處轉寄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立項通知函。我當時懵懵懂懂申報的項目居然獲得立項，並得到6000元的項目經費，實在是驚喜和意外。後來才知道，那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啟動後第一次資助。不是傅先生的提攜，無名小卒如我，哪有機緣喝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頭鍋湯。專案的結項成果《唐宋詞史論》，後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並先後獲得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這些成果和榮譽，都是拜傅先生所賜。

我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五代詞》和《詞學史料學》等著作，更是傅先生親自規劃和約稿的。上世紀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過張璋、黃畬先生編的《全唐五代詞》，因為存在的問題較多，學界期待能重編《全唐五代詞》。1990年6月，傅先生到南京師範大學參加完我們的博士論文答辯後，特地約請我的博士生副導師曹濟平先生、同門師兄肖鵬和我商談，希望我們三人來重新編纂《全唐五代詞》，以與唐師圭璋先生編纂的《全宋詞》、《全金元詞》形成系列。當時我們欣然承諾，並由肖鵬執筆，草擬了編纂凡例和校勘細則。但不久，曹濟平老師退休，蕭鵬離開高校到深圳另謀發展，編纂工作一度中斷。1992年6月，由於傅先生的努力，《全唐五代詞》被列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制定的《中國古籍整理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的重點專案，編纂工作又重新啟動。經傅先生協調，編纂中心移至我所在的湖北大學，由我的碩士導師曾昭岷先生領銜，曹濟平老師、同門劉尊明和我四人共同編撰，而由我負責專案運作。我當時年方35，學術上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傅先生就將編纂斷代總集的重任交給我，體現出傅先生對我的信任和期許。在編纂過程中，傅先生又給予了多方指導。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何劃定唐詞的邊界，哪些作品該收，哪些作品不該收，糾結難定。當時我們提出分正副編的辦法來處理，正編收錄可確考為詞之作，副編收錄前人誤詩為詞之作，並就此寫信廣泛徵詢詞學界的意見。結果回饋回來的意見莫衷一是，弄得我們無所適從。於是向傅先生請教如何處理，傅先生回信指示，既然大家意見難以統一，就自定唐詞標準，自劃邊界，並嚴格執行，不自亂體例。最終，我們聽從了傅先生的建議，解決了一個既是詞學理論又是編纂實踐中的難題。編纂成書後，獲得學界的認可，1999年初版以來，已多次重印，成為唐五代詞作的定本文獻。

我的《詞學史料學》，作為傅先生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之一種，更是在傅先生的具體指導和督促下完成的。1997年，傅先生就來函約我寫《詞學史料學》，當時我雖然將任務應承下來，但由於擔任湖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無暇兼顧學術研究，一直拖到2000年辭去院長之職、調到武漢大學任教後，才在傅先生一再來信催促下著手寫作。正式寫作之前，曾將擬定的全書目錄框架寄呈傅先生指教，得到他的認可和指教。書稿完成後，又寄給傅先生過目，他審定後才交由中華書局出版。

我先後獲得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的三本詞學著作《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唐宋詞史論》和《詞學史料學》，都受過傅先生的思想啟迪、關懷和指導。甚至可以說，沒有傅先生，就不會有我這三部書的誕生。不是傅先生群體研究思維的啟迪，我不會想到做《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不是傅先生的指點，我不可能申報《唐宋金元詞史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基金項目，自然也就沒有其結項成果《唐宋詞史論》；不是傅先生約稿和一再督促，我壓根不會想到寫《詞學史料學》。

在我的學術成長過程中，得到傅先生扶持、獎掖與指教的遠不止這些。1996年在西安舉行的唐代文學年會上，是傅先生的推薦，我被補選為唐代文學學會理事。又蒙傅先生信任，將籌辦下一屆唐代文學年會的任務交給我，後來和友人尚永亮教授聯手，在武漢大學成功主辦了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唐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豐富了我主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經驗。2009年，我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唐五代文學研究論著目錄檢索系統與定量分析》，有人對定量分析的方法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運用提出異議，傅先生又力挺我的研究方法，認為將計量分析方法引入唐代文學研究是一大創新，該專案因而順利得以立項。有感於傅先生的支持，我竭盡所能，做好專案，以回報傅先生的信任。最終的結項成果被評為優秀，已在《文學評論》、《社會科學戰線》等刊物發表了10多篇系列論文。2011年，我和門生合作出版《唐詩排行榜》，網路上有不少非議，有人認為審美的文學不宜用資料來統計分析，有的只是看了新聞標題而沒細看原書，不瞭解我們為什麼做和怎樣做的唐詩排行榜，嘲諷挖苦之聲不斷。傅先生又在《光明日報》發表書評，對我們的研究方法給予充分肯定，從而堅定了我用計量分析方法研究古典文學的決心。我和我的團隊還在繼續用計量分析方法研究古代文學，力圖將古代文學的計量分析方法不斷完善和深化。同年，傅先生主編的《宋才子傳箋證》，在遼海出版社出版，並獲得2011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我作為其中《詞人卷》的主編，也分享了傅先生帶給大家的榮光，更主要的是，跟隨傅先生做專案，學到了組織運作大型學術專案的方法路數，更親身感受到傅先生那種高瞻遠矚的學術視野、高度負責的學術精神、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以及誨人不倦的人格境界。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古代文學界，如果要評選成果豐碩、成就卓著的學者，可以有很多候選人；但如果要評出一位自身既取得卓越成就，又對學科發展有著戰略性規劃和實質性推動，獎掖後進不遺餘力、衣被數代的學術領袖，則非傅璿琮先生莫屬。傅先生作為一位學術大家，受其職業身份的限制，直接登堂入室者有限，然而直接和間接地受過他教益扶持的後進學者卻是不計其數，如春雨潤物，大愛無聲。如今先生遠去，學界痛失領袖，我也痛失良師。今後立雪問學無門，嗚呼痛哉！

傅璿琮先生簡介

先後出版了一系列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導夫先路的著作，以及在古籍整理領域的重要成果，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力軍，長期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在海內外學術界有著廣泛和崇高的學術聲譽。曾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和編輯，擔任《唐才子傳校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以及《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提要》等大型古籍整理類總集與叢書的主編，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李德裕年譜》《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有《河岳英靈集研究》等。

傅璿琮（1933年—2016年1月23日），浙江寧波人，中華書局原總編輯。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奠定學術基礎。後因全國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運動遭受錯誤批判，被調至中華書局接受改造，並由此走上學術道路。歷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編審，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央文史館館員。2008年3月起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傅璿琮先生先後出版了一系列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導夫先路的著作，以及在古籍整理領域的重要成果，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力軍，長期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在海內外學術界有著廣泛和崇高的學術聲譽。曾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和編輯，擔任《唐才子傳校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以及《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提要》等大型古籍整理類總集與叢書的主編，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李德裕年譜》《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有《河岳英靈集研究》等。(註：上文摘自百度百科)

作者王兆鵬先生簡介

王兆鵬，男，漢族，1959年6月生於湖北鄂州，中共黨員。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1982年於武漢師範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985年至1987年在湖北大學在職攻讀碩士學位，師從曾昭岷教授學習唐宋文學。1987年赴南京師範大學師從唐圭璋先生研治詞學，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後回湖北大學任教。1992年破格晉升教授，1997年至1999年任湖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2000年調至武漢大學任教。2016年調至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教授是我(李常生)在武漢大學文學院就讀時之導師，才華橫溢、毅力驚人，有幸親近，一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