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淨中含靜光遠致 ——白居易散文譾論(陳才智)

2022/04/19刊

 

摘要：白居易是新體古文的宣導者和創作者，在中唐文體革新運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任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期間，白居易執掌綸言誥命，達到文章事業的高峰。其文學性散文主要是記、書、序這三類，公文性散文則涵蓋策問、奏議、論、傳狀、碑碣、志銘、箴、贊、偈、判等。白居易的賦作也很有影響，他是賦體形制方面積極創新並完備的實踐者，其律賦涵蓋體物、言情、紀事、說理、論文五種題材，無施不可，窮極變化，留下一批膾炙人口的作品。內容豐富且保存完整的白居易散文，不僅是這位廣大教化主的一生經歷與思想情感的寫真，同時也可窺見有唐一代的社會面貌以及生活點滴。

 

關鍵字：白居易；散文；小品文

 

古代漢語在文體意義上使用的“散文”一詞，最早源於佛經翻譯，唐代宗李豫《密嚴經序》云：“夫翻譯之來，抑有由矣。雖方言有異，而本質須存。此經梵書，並是偈頌。先之譯者，多作散文。蛇化為龍，何必變於鱗介；家成於國，寧即改乎姓氏。矧訛略輕重，或有異同，再而詳悉，可為盡善。”〔1〕至南宋，“散文”才被普遍賦予文體學的意義。從語境看，大都是與詩、對文或四六（駢文）對舉的，其含義是指句式參差不齊的散體文。本文題目中的“散文”，則取義於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即與詩歌、小說、戲劇文學並列的一種文體樣式，涵蓋散體文（古文）、駢體文（今文）、賦體文。

唐代的散文，據平岡武夫主編《唐代的散文作家》《唐代的散文作品》統計，《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共收作者3516人，作品22896篇；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在上述諸書外，又輯得7000多篇，涉及作家2600多人。從駢散體式變遷演進的大勢看，唐代正處在由駢文為主演變為古文為主的過渡期。在三百餘年間，駢體、散體始終同存並峙，各放光明，儷辭、古文相互交織，彼此依存，共同構成了唐代散文的絢麗圖卷。而唐代律賦，是介於散體文和駢文之間的一種特殊文體，與駢文相比，在修辭上，賦以鋪陳為主，駢文以對仗為主；在句法上，賦以排比句為主，駢文以對偶句為主；在音律上，賦除平仄外還要求句尾押韻，駢文有時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韻；在題目上，絕大多數的賦以“賦”命題，駢文則沒有固定的標誌；在功用上，賦用於描寫與抒情，駢文除此二者還可議論並充當應用文。〔2〕

白居易是唐代與李杜齊名的著名文學家，而就文體之全面、詩文之並擅而言，白居易的成就還要在李杜之上。儘管在後人眼中，白居易詩歌創作的影響較大，其實他的散文也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外值得高度重視的大家。《舊唐書·白居易傳》稱：“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奧，盡治亂之根荄。”〔3〕評價如此之高，並非源自史書作者慧眼獨具；因為晚唐五代以來，“世稱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群鳥之宗鳳凰，百川之朝滄海也”〔4〕。《舊唐書》所言，只是當時文壇之共識。但《舊唐書》作者在強調元和主盟為元稹、白居易的基礎上，特別指出二人在制策奏議這類政論文中的功績和影響，可見其側重。確實，元、白二人，俱曾為諫官，並先後入翰林、制誥中書，其制策、奏議，關注現實，體恤下情，頗有裨益於政教。

清儒王夫之（1619—1692）在談到元白政論文時也持類似看法，其《讀通鑒論》卷二十五說：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蘇，皆可謂得人之勝矣。稹、居易見知於裴中立，軾、轍見重于司馬君實，皆正人君子所嘉與也。觀其應制之策，與登科以後忼慨陳言，持國是，規君過，述民情，達時變，洋洋乎其為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稱先王，無悖於往聖之旨，則推重於有道之士而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餘裕焉。〔5〕

將元、白與二蘇相提並論，亦可謂推崇備至，因為在兩宋鮮有堪與二蘇並論者。不過《新唐書·白居易傳》卻聲口不同，執筆者先說“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最後又“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6〕。從這一褒詩貶文的評判，可以體會出晚唐五代至宋初文壇風尚與評論尺度的變遷。進入宋代，曾經具有群鳥朝鳳、百川歸海地位的白居易，在散文方面受到韓柳的挑戰。在《新唐書》作者看來，元白主盟元和的歷史需要改寫，改寫的辦法，就是以韓柳文章風範為高下標準，來衡量白居易散文成就與地位。既然意在重新書寫歷史，別塑元和文壇宗主，褒詩貶文自在情理之中。

今天看來，白居易的文章，無論表現內容的廣泛性、深刻性，還是藝術成就的鮮明與個性，都不遜於其他任何一位唐代作家。白居易今存散文866篇，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體裁種類的多樣化，都很突出。白居易文集中，除“檄”外，當時的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這十六種文學體式皆有收錄。《文苑英華》中有三十八種文體分類，竟錄有白居易的二十五類作品，這是絕無僅有的。

白居易在各種文體中都能大展身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作為文人官僚，具有大量執筆公案文牘的機會。尤其為世人所忽略者，白居易是新體古文的宣導者和創作者，在中唐文體革新運動中具有重要地位。白居易的文章，喜用對句和四字句，注重音律和協，用詞色彩豐富而具視覺美感。《舊唐書》稱其為“文辭富豔”，主要體現對偶駢整的句式、流美和諧的聲調以及明豔曉暢的辭藻。

白居易應試之作《性習相遠近》等賦、百道判等，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策林》75篇，識見超卓，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佳作；《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等，文筆簡潔，真切凝練，旨趣雋永，是不遜於韓柳的優秀的山水小品；《江州司馬廳記》《序洛詩》《醉吟先生傳》等，抒寫性情，洞開心扉，抑揚起伏，委婉達意，兼有詩性詩情；《晉諡恭世子議》《漢將李陵論》等篇，議論警醒，有為而作，條分縷析，情理相兼；《與元九書》則披肝瀝膽，闡述詩歌的生命意義，是古代不可多得的詩學文獻；在杭州所撰有關水利的《錢塘湖石記》等，則充分顯示出白居易的政務才能。

白居易是著名的“元和六學士”之一，尤精於翰林制誥的寫作。在任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期間，白居易執掌綸言誥命，達到文章事業的高峰。元稹《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詩中寫道：“《白樸》流傳用轉新”，此句下其自注云：“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7〕關於《白樸》，南宋王楙（1151—1213）《野客叢書》卷三十“白樸”云：

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8〕

可見，此書到南宋仍有流傳。白居易自己在《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中說：“中台草奏，內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敏識，茂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這段話不啻其自我表彰。就如為應科試而作擬判、擬策一樣，白居易在有望進入內廷之前之後，還作有大量“擬制”，足以說明他對此類文體的重視。在唐代文人中，唯有白居易採用這種文章分類，後來又被《文苑英華》沿襲，進而影響到後來歐陽修、蘇軾等的“外制集”和“內制集”。

除程式化的制誥文字外，白居易散文還包括策問、奏議、論、傳狀、碑碣、志銘、箴、贊、偈、賦、判、書信、記序、哀祭文等。其中，策問與奏議，多是富有現實意義的政論文，而文學因素較強的，則是書信、記序及哀祭文。白居易的哀祭文，集中今存20篇，數量沒有韓愈多，但皆有為而作，其中祭神之文7篇，屬於公文性質，可存而不論；祭人之文13篇，祭吊不同層次的親友，傷悼之情直率表露，情真語摯，剴切沉痛。其中《祭浮梁大兄（幼文）文》《祭弟（行簡）文》和《祭微之（元稹）文》三篇，可視為其中的代表作。《祭微之文》中“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深情厚誼，誓心同歸，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白居易的文學性散文，在文體上更多的是記、書、序這三類。其中“記”，始於記事，後來逐漸發展壯大，成為涵蓋頗廣的一種文體，最能體現小品文融記敘、描寫、議論為一體的基本功能。白居易現存記體文20多篇，包括廳壁記、墓碑記、人事雜記、器物之文、營建之文、功德之文、哀祭之文等；從主體性與客體性的角度出發，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側重於客觀詳實的寫景敘事，另一類側重於對主觀情思的抒發。也有的融二者為一體，例如描寫亭台閣堂與山水風物者，頗多知名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和十年（815）被貶江州以後，白居易求政不得而放意山水，仕途不順乃寄情遊賞，在山水遊記領域頗多佳作。

書體文，主要是白居易與師友、親朋或同事的交往書信，白居易集今存書信九通，題材內容，涉及訴友情、敘遭遇、商學術、談藝文等，有的表達出對時事的評判，有的體現出文學藝術上的主張和見解。

序體文，可分為四類：贈序、文序、雜序和遊宴序。白居易的序體文在藝術表現上，往往奇偶交錯，駢散結合，敘議兼用，體簡詞足，多用長對，善於運用對話體，對中唐以後的散文創作頗有影響，對北宋時期詩文革新運動形成的平實雅正文風，也有開拓之功。

散文之外，白居易的賦作也很有影響，在世時，《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9〕。作為最具漢語特色的文體，賦介於散文與韻文之間，更能體現作者多方面的文學才華和文化修養。元稹《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帝喜相如作侍臣”句下注云：“樂天知制誥詞云：‘覽其辭賦，喜與相如並處一時。’”〔10〕白居易自己也在《與元九書》說過：“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凖的。”〔11〕可見，白居易的科試之賦，曾被士人當作學習仿效的標準程式，在當時就很有影響。趙璘《因話錄》卷三也評價說：“元和以來，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確實，白居易是唐人賦作較多的作家，〔12〕也是在賦體形制方面積極創新並完備的實踐者，在當時影響很大，學者於此所論詳矣。〔13〕

白集今存辭賦多為律賦。所謂律賦，是適應唐代科舉考試的要求，由駢賦衍變而來的帶有固定格律要求的一種賦體。其格律限制大致有三：一是因其脫胎於駢賦，自然要求對偶；二是限韻，韻數一般是三至八韻，有時平仄次序也有限定；三是字數，從白居易律賦題下自注可知，要求一般不少於350字。由於受這些限制的束縛，所以創作律賦，有如戴著腳鐐手銬跳舞，在狹小的空間裡，接受馳騁才思的挑戰。律賦能夠成為今存唐賦中為數最多的一體，與賦成為唐代進士考試的科目有關。貞元、元和之際，更是律賦的鼎盛時期，白居易與同時代的王起、李程、元稹、張仲素、賈餗、裴度、蔣防等，都是當時的律賦名家。

白居易律賦有10餘篇，涵蓋體物、言情、紀事、說理、論文五種題材。其中《宣州試射中正鵠賦》與《省試性習相遠近賦》這兩篇是應試之作，《泛渭賦》和《傷遠行賦》這兩篇為抒情言志的即興創作，其餘基本是“私試”（即準備應試）的模擬習作。《動靜交相養賦》《泛渭賦》《傷遠行賦》這三篇為非限韻，其餘均為限韻之作。14這些律賦有的屬對工巧，有的文辭典雅，也有的“命題冠冕正大”15，大都詞暢意深，立意與文采兼勝；以散融駢，工穩並流動渾成，顯示出白居易作為一代文章作手所獨具的藝術個性和特色。這種特色概括來講有三：

一是注重立意，以議論性見長。王芑蓀《讀賦卮言·立意》說：“白傅為賦，賦以立意，能文並舉。夫文之能，能以意也，當以立意為先……意之不立，辭將安附？”〔16〕唐人律賦，大都是為準備應試而虛擬題目，玩弄辭藻的遊戲滑稽之作，了無意義。白居易的律賦則不然，大都“能文並舉”“立意為先”。雖是“私試”的習作，也儘量選取雅正而有意義的題目來做文章。如《動靜交相養賦》《大巧若拙賦》《賦賦》等，引經據典，均以議論析理見長。後世擬仿之作頗多，有的在題目中標出，有的在自序或行文中點明。在似與不似之間，可以用來反觀白居易賦在賦史中的成就與地位。〔17〕

二是章法謹嚴，呈定型化趨勢。王芑蓀《讀賦卮言·謀篇》說：“賦重發端，尤重結局。”下舉白居易《射中正鵠賦》為例，此賦開篇云：“聖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云云。”王芑蓀認為是“直用原議體起，是皆變格”，但仍被許當行。因為《文心雕龍·詮賦》曾云：“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幹。況流制已倡于晉代，散言頗見於楚辭。”衷之于古，折之以律，皆不得以“文成破體”相譏也。18發端亦即“破題”。白居易的律賦，重視佈局謀篇，如何開頭，如何展開，如何收束，都有周密妥當的安排，尤其注重主體部分的正反相比，縱橫捭闔，前後照應，儼然形成章法。李調元《賦話》卷一說：“唐人試賦，極重破題。白居易《性習相遠近賦》云：‘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逢吉大奇之，為寫二十餘本。”即就白賦善於發端而言。《賦話》卷三還舉《黑龍飲渭賦》為例，稱讚白居易律賦，既善於發端，也善於收束：

起句云：“龍為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獨有千古，其餘英氣逼人，光明俊偉。結聯云：“逼而察也，類天馬出水以遊；遠而望之，疑長虹截澗而飲。”風馳雨驟，到此用健句壓住，如駿馬之勒韁，是為名構。〔19〕

三是不拘常格，有散文化傾向。唐人律賦，篇幅狹小，限制甚多。只有少數文人能騁其才思，打破四六對偶的常格，以散文化的筆法求其變化，在凝固板滯的體制之外，煥發出一線生機。白居易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李調元《賦話》卷三指出：

律賦多用四六，鮮有作長句者。破其拘攣，自元、白始。樂天清雄絕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微之則多典碩之作，高冠長劍，璀璨陸離，使人不敢逼視。〔20〕

白居易的《求玄珠賦》《漢高帝親斬白蛇賦》《雞距筆賦》，還有以議論析理見長的《動靜交相養賦》《大巧若拙賦》等，從命意、謀篇到遣詞，都打破律賦常規，一反四六駢句的板滯，參用散句長句，句甚長而氣流走，具有揮灑自如的氣勢。李調元《賦話》卷一評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正其色，溫如灑如；游於藝，匪疾匪徐。妙能曲盡，勇可賈餘’，此數語，乃自道其行文之樂也。”21道出其寓散於駢、不拘格限、駕馭自如的優點。《賦話》還盛讚《雞距筆賦》“通篇變化縱橫，亦不似律賦尋常蹊徑”，《黑龍飲渭賦》“英氣逼人，光明俊偉”，也是就白賦縱橫恣肆、不拘常格的散文化傾向而言。白賦這種“破其拘攣”的散文化傾向，對宋代文賦的興起，有導夫先路之功。

總之，作為文章大家，白居易在記、序、書、論、傳、賦等非公文性文體寫作中，無施不可，窮極變化，留下一批膾炙人口的作品；而在奏狀、詔誥、判、策、表等公文性文體中，白居易更將視野拓展到唐人生活的各個領域，真實而生動地展現出中唐的政治面貌、軍事形勢、經濟狀況、生活圖景、風俗畫卷、倫理道德、哲學思潮，以及這位唐代大文學家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思想軌跡。由於包含豐富內容並且保存完整，白居易的文章，不僅是這位廣大教化主的一生經歷與思想情感的寫真，同時也可窺見有唐一代的社會面貌以及生活點滴，其史料價值更是歷來為治唐史者所重視。

白居易詩歌中有一類即閒適詩，其散文亦多有閒適之風。尤其是非公文性文體。昔人云：“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22〕，可謂至言。無論談閒適，還是談唐宋小品文，白居易都是無法略過的大家。王夫之《薑齋詩話》云：

唯有一種說事說物單句語，於義無與，亦無所礙，可以靈雋之思致，寫令生活。此當以唐人小文字為影本。劉蛻、孫樵、白居易、段成式集中短篇，潔淨中含靜光遠致，聊擬其筆意以駘宕心靈，亦文人之樂事也。〔23〕

這裡提到的“可以靈雋之思致，寫令生活”“潔淨中含靜光遠致”兩句，正堪為白居易小品文之寫真。筆者昔年初讀其文，未覺才華如何別樣，筆致如何獨到；近二毛頻見，年過中年，乃漸覺其筆墨頗多他人罕到之處；今參以唐宋其他諸家，甄選其文，注釋賞讀其作之後，更別有感悟。概言之，上引王夫之的體會，深得吾心。靈雋有思致，潔淨含靜光，白居易之小品文，斯言足可無愧。

若要全面瞭解和研究白居易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得失，當然需要閱讀其全集，但對於大多數讀者而言，在有限的時間內，選擇閱讀其代表性作品，不失為一條捷徑。不同的選本，體現出不同選者的不同編選視野，“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24〕。在各類層出不窮的選本中，白居易不同作品的入選比率，既是這一作品被接受、關注和認可程度的晴雨錶，也是該作品聲名高低的直觀顯示器，而不同時代對不同作品的閱讀趣尚，也常有變化，其中帶有導向和牽制作用的因素，也是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重要課題。“選書者非後人選古人書，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25〕所言正道出其中端倪。有鑑於此，筆者在汲取前賢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抱著“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淮南子·說林訓》）的奢望，完成了《白居易小品》的評注。有意思的是，小品一詞，最早也源自佛教，在佛經裡，用來專指七卷本《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以便與二十四卷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相對。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睿撰有《小品經序》，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簽，皆是精微，世之幽滯，欲與支道林辨之。”劉孝標注：“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唐人陸龜蒙《寂上人院》詩：“趁幽翻《小品》，逐勝講《南華》。”清人金農《寫經研》詩之二：“到處雲山到處佛，《淨名》《小品》倩誰書？”作為一種散文文體，小品有廣義與狹義二種不同性質。狹義的小品，專指晚明的性靈小品，如朱國禎《湧幢小品》、陳繼儒《晚香堂小品》等。廣義的小品文，則不受限制，甚至無所不包，其特點是篇幅較短，多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夾敘夾議地說明一些道理，或生動活潑地記述事實，抒發情懷。正如朱光潛所言：“凡是篇幅較短，性質不甚嚴重，起於一時興會的文字似乎都屬於小品文，所以書信、遊記、書序、語錄以致於雜感，都包含在內。”〔26〕

《白居易小品》的取義，自然是廣義的概念，筆者選擇的底本，是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宋紹興刻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同時參考《四部叢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圓翻刻朝鮮刻本《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校《白氏文集》等。所選文章的標點，主要參考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謝思煒《白居易文集校注》等。所選白文的注釋，主要參考近人岑仲勉諸作。此外，對晚近以迄今日之白居易及唐詩唐史研究的各項有關成果，著者亦盡其所知，廣為吸取。這部書篇幅不大，但筆者四歷寒暑，以尚友先賢之心，在全面參考古今各類相關選本的基礎上，幾番斟酌篇目，幾經打磨評注，希望提交給讀者一部精良的白居易散文讀本。

作為目前學界第一部白居易散文選本，《白居易小品》所選篇目是在全面參考古今各類相關選本的基礎上斟酌而定，主要側重選擇文學性較強的小品文。全書分為記體、序體、書體、賦體及其他，共五類。注釋部分，涵蓋史實、人物、官制、地理等。賞讀部分，主要品評分析白居易小品文之立意、結構、修辭和藝術表現等，循其文而申其意，闡其藝而暢其趣。著意介紹與所選白文題旨相關的其他作品，以資比較；同時聯繫所選白文對後世的影響，以見傳承，借此勾勒白居易散文承上啟下之接受與影響史的線索和軌跡，希望更好地再現這位廣大教化主之於前世的繼承、之於後世的遺澤，這也是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

白居易的時代，距今已經遙遠，他所生活著、並為之喜為之怒為之哀為之樂的環境，也已成為歷史陳跡，但他的文章和他的詩篇一樣還活著，著述長存，沒有失去生命力，既屬於未來，也屬於當今，且其神日新。他的文章不僅文字清婉動人，氣度從容不迫，而且投射著百年大唐興衰的回眸，激蕩起超越千載輪回的反思，正愈來愈顯現出奪目的當代價值。正所謂：

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註釋

1.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四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年版，第547頁。

2.參見拙作《唐宋散文概觀》，《瀋陽工程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3.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六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冊，第4360頁。

4.陶谷：《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四部叢刊》翻宋大字本《白氏長慶集》附錄；《全唐文》卷八六三，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0冊，第9051頁；《全宋文》1988年版卷十，第1冊，第243頁；《全宋文》2006年版卷十一，第2冊，第19—20頁。

5.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878頁。

6.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一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4冊，第4305頁。

7.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詩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9頁。

8.王楙：《野客叢書》卷三十。參見明人淩揚藻《蠡勺編》卷三十八，《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嶺南遺書本。

9.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冀勤點校：《元稹集》卷五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下冊，第554頁。

10.冀勤點校：《元稹集》，上冊，第247頁。元稹《授白居易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制》（《全唐文》卷六百四十八）亦云：“元和初對詔稱旨，翱翔翰林，藹然直聲，留在人口。朕嘗視其詞賦，甚喜與相如並處一時，由是召自南賓，序補郎位。”

11.白居易：《與元九書》，見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冊，第2794頁。《舊唐書》作“多以僕私試賦判為凖的”。

12.《全唐文》收辭賦作家544人，賦作1622篇，《全唐文補編》又補輯40多位作家的50多篇賦，平均每人不及三篇，而白居易賦作是這一平均值的5倍還多。

13.白居易賦之研究有馬寶蓮《白居易律賦研究》，臺北：蘭台出版社，1994年版；許東海《諷諭、美麗、感傷：白居易之詩賦邊境及其文化風情》，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平岡武夫《白居易與賦》，吉川博士退休紀念中國文學論集，1968年版；岡村繁《白樂天的詩賦與唐代科舉》，《新漢文教育》（新しぃ漢文教育）（日本漢文教育學會）11號，1990年11月，又題為《白居易的賦》，收入太田次男、神鷹德治、川合康三、下定雅弘、丸山茂等編《白居易研究講座》第二卷“白居易的文學與人生（白居易の文學と人生）Ⅱ”，東京：勉誠社，1993年版，張寅彭中譯文，收入《岡村繁全集》第五卷《唐代文藝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許東海《唐代詩賦合流及其文類分際之一考察：以白居易詩賦及其花木書寫為例》，《文與哲》2002年第1期；許東海《諷諭與綺麗：白居易詩、賦論及其與<文心雕龍>之精神取向》，《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3年第5期；詹杭倫《白居易的賦論與賦作》，《唐宋賦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2004年版；雷恩海《賦之再發現暨元白的理論貢獻》，《西北師大學報》2006年第2期；徐繼東《白居易律賦創作的特色與影響》，《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付興林《論白居易律賦的精神特質及藝術成就》，《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張明炬《淺析白樂天賦作思想及其創作特色》，《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年第4期；馮芒《域外漢籍鈔本與唐代辭賦文獻整理：以日本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為例》，《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19年第2輯。學位論文有胡淑貞《白居易賦研究》，臺北：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年6月，導師簡宗梧；高萍萍《白居易的賦及其賦論研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導師冷衛國。

14.紹興本《白氏文集》卷三十八列《動靜交相養賦》《泛渭賦》《傷遠行賦》為卷首。

15.李調元：《賦話》卷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函海本。

16.王芑蓀：《淵雅堂全集·外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81冊，第377頁。

17.參見拙作《在似與不似之間——白居易賦的後世擬仿》，《中國文學研究》2015年第4期。

18.王芑蓀：《淵雅堂全集·外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81冊，第377頁。

19.李調元：《賦話》卷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函海本。

20.李調元：《賦話》卷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函海本。

21.李調元：《賦話》卷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函海本。

22.袁宏道：《識伯修遺墨後》，見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頁。

23.《四部叢刊》本《姜齋詩文集·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船山遺書六十五》，《四溟詩話 薑齋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186頁。

24.鍾惺：《詩歸序》，《隱秀軒集》卷十一，明天啟二年（1622）沈春澤刻本。

25.譚元春：《古文瀾編序》，《譚元春集》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頁。

26.朱光潛：《論小品文（一封公開信）：給<天地人>編輯徐先生》，《天地人》創刊號，1936年3月1日，又收入《孟實文鈔》，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版。參見歐明俊《現代小品理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