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刊》封面文章：澤連斯基的世界（Inside Zelensky’s World）

From Time Magazine

作者 | 西蒙 舒斯特

 

他並不後悔自己做出的選擇，即使在戰後也不後悔。“一秒鐘都沒有。” 他在總統府大院裡告訴我。他不知道戰爭將如何結束，也不知道歷史將如何描述他在戰爭中的地位。在這個時刻，他只知道烏克蘭需要一個戰時總統。而這正是他打算扮演的角色。

夜晚是最難熬的，當他躺在行軍床上，耳邊傳來防空警報的嗚嗚聲，他的手機還在旁邊嗡嗡作響。它的螢幕使他的臉在黑暗中看起來像一個幽靈，他的眼睛在掃描他白天沒有機會閱讀的資訊。一些來自他的妻子和孩子，許多來自他的顧問，一些來自他的部隊，他們被圍在掩體裡，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武器來打破俄羅斯的圍困。

在他自己的地堡裡，總統有一個習慣：即使一天結束了，也會花很多時間盯著他的日程。他躺在床上，想知道他是否錯過了什麼，忘記了什麼人。“這沒有意義，” 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在基輔的總統府告訴我，就在他有時睡覺的辦公室外面。“還是原來那些日程。我知道今天已經結束了。但我還是看了好幾遍，總感覺有些不對勁。” 讓他的眼睛閉不上的並不是焦慮。“那是我的良心在困擾我。”

同樣的想法在他的腦子裡不斷翻騰。“我想讓自己去睡覺，但現在呢？有些事情正在發生。” 在烏克蘭的某個地方，炸彈仍在落下。平民仍然被困在地下室或廢墟下。俄羅斯人仍在犯下戰爭、強姦和酷刑的罪行。他們的炸彈正在炸平整個城鎮。馬里烏波爾市和它最後的守衛者被圍困。一場關鍵的戰役已經在東部打響。在這一切背後，從喜劇演員轉變為總統的澤連斯基仍然需要讓世界參與進來，並說服外國領導人，他的國家正需要他們的説明，不惜一切代價。

對於烏克蘭境外的世界，澤連斯基告訴我：“人們在Instagram和社交媒體上圍觀這場戰爭。當他們厭倦它時，他們就會迅速離去。” 這是人的本性。恐懼往往會讓我們閉上眼睛。“到處都是鮮血，” 他解釋說。“隨之而來的是恐懼的情緒”。澤連斯基感覺到世界的注意力在褪去，這讓他的煩惱幾乎與俄羅斯的炸彈一樣多。大多數晚上，當他掃視他的日程時，他的任務清單與戰爭本身關係不大，而與人們對它的看法更有關。他的任務就是讓自由世界以烏克蘭的視角來體驗這場戰爭：這關乎著我們自己的生存。

他似乎已經成功了。美國和歐洲急忙向他提供援助，向烏克蘭提供的武器比二戰以來向任何其他國家提供的都多。數以千計的記者來到基輔，將採訪請求塞滿了他的工作人員的收件箱。

我的請求不僅僅是為了有機會向總統提問，而是為了以他和他的團隊所經歷的方式來看待這場戰爭。在4月的兩個星期裡，他們允許我待在班科瓦街的總統府大院裡，觀察他們的日常工作，並在他們現在生活和工作的辦公室裡閒逛。澤連斯基和他的工作人員讓這個地方看上去依然在正常運轉。我們開著玩笑，喝著咖啡，等待著會議的開始或結束。只有那些士兵，也就是我們的保衛者，才提示著戰爭，他們帶著我們到處走，用手電筒照著黑暗的走廊，經過他們睡在地板上的房間。

這一經歷說明，自從三年前我們在基輔的喜劇表演後臺第一次見面以來，澤連斯基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當時他還是一個競選總統的演員。他的幽默感仍未改變。他說：“那是讓自己活下去的一種方式。” 但這兩個月的戰爭使他變得更加堅韌，更容易發怒，對危險也更加適應。在戰爭的最初幾個小時，俄羅斯軍隊在幾分鐘內就找到了他和他的家人，他們的槍聲在他的辦公室牆內就可以聽到。平民死亡的畫面每天都在困擾著他。他的部隊每天都在發出呼籲，其中數百人被困在地下，食物、水和彈藥都已耗盡。

這篇關於戰爭中的澤連斯基的報導是基於對他和他的近十名助手的採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沒有真正準備的情況下被扔進這段經歷。甚至他們中的許多人，像澤連斯基本人一樣，也來自娛樂圈和演藝界。而其他一些人在戰前就以博客或記者的身份在烏克蘭聞名。

在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那天——入侵的第55天——澤連斯基宣佈一場可能將結束戰爭的戰役開始了。俄羅斯軍隊在基輔周圍遭受重創後重新集結，他們開始在東部展開新的進攻。澤連斯基說，在那裡，一方或另一方的軍隊將可能被擊敗。“這將是一場全面戰役，比我們在烏克蘭領土上看到的任何戰役都要大，” 澤連斯基4月19日告訴我。“如果我們堅持下去，” 他說，“這將是我們的一個決定性時刻，一個轉捩點”。

在入侵的頭幾個星期，當俄羅斯大炮進入基輔的打擊範圍時，澤連斯基很少等到日出後才給他的高級將領打電話聽取彙報。他們的通話往往是在早上5點左右，在光線開始透過大院窗戶上的沙袋窺視房間之前。後來，他們把談話時間推遲了幾個小時，這足以讓澤連斯基吃一頓早餐——通常是雞蛋——並前往總統辦公室。

入侵之後，這個房間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它仍然是一個由金箔和宮殿式傢俱組成的密室，澤連斯基的工作人員感到這裡很壓抑。(“至少如果這個地方被轟炸了，” 他們中的一個人開玩笑說，“我們就不用再看這些東西了。” ) 大院周圍的街道成了檢查站和路障構成的迷宮。民用的汽車無法靠近，士兵們要求進入的人輸入密碼，這些密碼每天都在變化，往往是一些無意義的短語，如“咖啡杯求婚者”，而且俄羅斯人一般很難念出來。

檢查站之外是政府區，被稱為 “三角區”，俄羅斯軍隊在入侵之初曾試圖奪取該區。當我們在採訪中提到最初的那幾個小時，澤連斯基提醒我說，這些記憶是 “以碎片化的方式” 存在的，是一組不連貫的圖像和聲音。其中最生動的是發生在2月24日的日出之前，當時他和妻子奧萊娜-澤連斯卡去告訴他們的孩子開始轟炸了，並讓他們準備從家裡逃走。他們的女兒17歲，兒子9歲，都已長大到可以理解他們處於危險之中。“我們把他們叫醒了，”澤連斯基告訴我，他的眼睛向上翻。“當時這裡很嘈雜。那邊還有爆炸聲。”

很快，總統辦公室顯然已經不是最安全的地方。軍方通知澤連斯基，俄軍突擊隊已經空降到基輔，要殺死或抓住他和他的家人。總統辦公室主任安德里-葉爾馬克說：“在那晚之前，我們只在電影中見過這種場面。”

當烏克蘭軍隊在街道上與俄羅斯人交戰時，總統衛隊試圖用他們能找到的任何東西來封鎖大院。後門的一扇大門被一堆警用路障和膠合板擋住，更像一堆垃圾場的廢品，而不是一個防禦工事。

朋友和盟友們沖到澤連斯基身邊，在過去這是違反安全協議的。一些人把他們的家人帶到了院子裡。如果總統被殺，烏克蘭的繼任鏈條規定由議會議長接管大權。但在入侵的當天早上，擔任該職位的魯斯蘭·斯特凡丘克(Ruslan Stefanchuk)恰好驅車來到了班科瓦街(Bankova Street)，而不是躲在遠處。

斯特凡丘克是當天最早在辦公室見到總統的人之一。他告訴我，“他臉上沒有出現恐懼，” 他說。“而只有疑問：怎麼會這樣？” 幾個月來，澤連斯基一直淡化來自華盛頓的關於俄羅斯即將入侵的警告。現在，他意識到全面戰爭已經爆發的事實，但還是不能完全理解它意味著什麼。“也許這些話聽起來很模糊或華而不實，” 斯特凡丘克說。“但我們感覺到世界的秩序正在崩潰。” 很快，議長衝到街對面的議會大樓，主持了在全國實行戒嚴的投票。澤連斯基在當天下午簽署了該法令。

頭天晚上，夜幕降臨，政府區周圍爆發了槍戰。大院內的警衛關閉了燈光，為澤連斯基和他的十幾名助手帶來了防彈衣和突擊步槍。他們中只有少數人知道如何操作這些武器。其中一位是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的老兵奧列克西-阿雷斯托維奇（Oleksiy Arestovych）。他告訴我：“當時的情況絕對瘋狂。每個人手裡都有自動武器。” 俄羅斯軍隊曾兩次試圖衝進院內。澤連斯基後來告訴我，他的妻子和孩子當時仍在樓裡。

美國和英國軍方很快提出撤離總統和他的團隊。他們的想法是幫助建立一個流亡政府，很可能是在波蘭東部，可以繼續從遠處進行領導。澤連斯基的顧問們都不記得他是否認真考慮過這些提議。在與美國人的安全座機通話時，他用一句成為全世界頭條新聞的風趣話來回應：“我需要的是彈藥，不是順風車。”

“我們覺得這個決定非常勇敢，” 一位原瞭解談話情況的美國官員說。“但也非常冒險。” 澤連斯基的保鏢們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還敦促他立即離開大樓。這座建築坐落在一個人口密集的街區，周圍都是私人住宅，可能成為敵人狙擊手的射擊點。有些房子很近，可以直接從街對面的窗戶把手榴彈扔過來。“那個地方很開闊，” 阿雷斯托維奇說。”“我們甚至沒有水泥石墩來封閉街道。”

在首都以外的某個地方，有一個安全的地堡在等著總統，其裝備可以抵禦長時間的圍困。澤連斯基拒絕去那裡。相反，在入侵的第二個晚上，當烏克蘭軍隊在附近的街道上與俄羅斯人作戰時，總統決定走到外面的院子裡，用手機拍攝一段視頻資訊。“我們都在這裡，” 澤連斯基在對他身邊的官員做了快速的點名後說。他們身著軍綠色T恤和夾克，這將成為他們戰時的制服。“捍衛我們的獨立，捍衛我們的國家。”

那時，澤連斯基已經明白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他的人民和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眼睛都盯著他。“你很明白，他們都在看，” 他說。“你就是一個象徵。你需要以一個國家元首應該採取的方式來行事。”

當他在2月25日將這個40秒的片段發佈到Instagram上時，它所投射的團結感甚至產生了一些誤導。澤連斯基曾對逃亡的官員甚至軍官的數量感到震驚。他沒有用威脅或最後通牒來回應。如果他們需要一些時間來疏散他們的家人，他允許了。然後他要求他們回到自己的崗位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了。

還有一些人自願住在總統府的地堡裡。著名記者和議員謝爾蓋-萊先科（Serhiy Leshchenko）在入侵幾天後來到這裡，幫助團隊應對俄羅斯的虛假資訊。他不得不簽署一份保密協定，禁止他分享有關地堡設計、位置或設施的任何細節。地堡中的所有居民都受到這一保密承諾的約束。他們甚至被禁止談論他們吃的食物。

這裡的孤立性常常迫使澤連斯基的團隊只能通過螢幕體驗戰爭，有點像世界上的其他人們。戰鬥和火箭彈襲擊的畫面往往在軍方向澤連斯基介紹這些事件之前就出現在社交媒體上。典型的情況是，總統和他的工作人員在掩體裡圍著一部手機或筆記型電腦，咒駡著己方失利的畫面，或為無人機襲擊俄羅斯坦克而歡呼雀躍。

萊先科告訴我：“這是我的收藏，”他調出了一架俄羅斯直升機在空中被炸飛的視頻片段。網上流傳的段子和病毒視頻是他們經常性的輕鬆來源，烏克蘭人編寫、錄製並在網上發佈的戰爭歌謠也是如此。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看看我們的人民，整個烏克蘭是如何聯合世界對抗俄羅斯人的，很快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會消失，我們將擁有全世界的和平。

澤連斯基和他的幕僚長安德列·耶爾馬克於4月4日在布查與記者交談。

沒過多久，澤連斯基就堅持要親自去觀看戰鬥。3月初，當俄國人仍在炮擊基輔並試圖包圍首都時，總統在他的兩個朋友和一小隊保鏢的陪同下，秘密地開車離開了他的駐地。幕僚長葉爾馬克說：“我們做出了臨時決定。” 他們沒有帶相機。澤連斯基的一些最親密的助手在近兩個月後——他親自在採訪中確認了這一點——才知道這次旅行。

從班科瓦街往北走，這群人來到了一座倒塌的橋上，這座橋標誌著城市邊緣的前沿陣地。這是澤連斯基第一次近距離地看到戰鬥造成的影響。他對道路上爆炸留下的彈坑之大感到驚歎。當澤連斯基停下來與檢查站的烏克蘭軍隊交談時，“他們都要驚掉了下巴。總統沒有迫切的理由要離俄羅斯陣地那麼近。” 他說，他只是想來看一看，並與前線的士兵們交談。

幾天後，澤連斯基進行了一次被助手們稱為 “羅宋湯之旅” 的旅程。在靠近城市邊緣的一個檢查站，總統遇到了一個人，他每天都會為部隊帶來一鍋新鮮的羅宋湯。他們站在那裡，在敵人的狙擊手和大炮的射程內，就著麵包喝一碗濃湯，談論著前蘇聯以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的趣事。澤連斯基回憶說：“他告訴我他有多麼討厭俄國人。然後這位廚師走到他的汽車後備箱，拿出了他在蘇聯軍隊服役時獲得的一些獎章。” 這次談話給澤連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覺不錯，” 葉爾馬克說。“只是和我們所服務的人們談談。”

這樣的外出活動很罕見。雖然他經常收到將軍們的最新彙報，並回饋給他們寬泛的指示，但澤連斯基並沒有假裝自己是一個軍事專家。他的國防部長也很少在他身邊。烏克蘭的任何高級軍事指揮官都不在他身邊。他的軍事顧問阿雷斯托維奇說：“他讓他們都去前線打仗”。

他的每一天基本都是一連串的發佈會、會議和採訪，通常通過筆記型電腦的螢幕或電話進行。禮節性的電話佔用了很多時間，比如與演員米拉-庫尼斯（Mila Kunis）和阿什頓-庫徹（Ashton Kutcher）進行的一次擴大會議，他們通過GoFundMe活動為烏克蘭籌款。在每晚向全國發表例行講話之前，澤連斯基會和他的工作人員一起設定講話的主題。“經常有人問誰是澤連斯基演講的撰稿人，”公關顧問達莎-紮裡夫納說。“主要就是他自己，” 她說。“他對每一行字都很認真。”

整個3月和4月初，澤連斯基平均每天發表一次演講，在韓國議會、世界銀行和格萊美獎等不同場合講話。每一次演講主題都是以他的聽眾為中心精心策劃的。當他在美國國會發言時，他提到了珍珠港和911事件。德國議會則聽到他援引了大屠殺和柏林牆的歷史。

持續不斷的緊急任務和小的緊急情況會讓團隊變得麻木，時間的流逝如一名顧問所說就像幻覺一樣。一天就像一小時，一小時又像一天。只有在睡覺前的幾分鐘，恐懼感才變得強烈起來。“那就是現實追上你的時候，” 萊先科說。“就是你躺在那裡，想到外面炸彈時。”

4月初，團隊開始更頻繁地從地堡裡出來。烏克蘭軍隊已經將敵人從基輔郊區趕了回去，而俄羅斯人正在將他們的部隊轉移到東部的戰役中。在入侵的第40天，澤連斯基再次走出院子，這次他帶著相機。那天早上，他乘坐裝甲車隊前往布查，一個曾經富裕的小鎮，俄軍在那裡屠殺了數百名平民。

4 月 6 日，布查鎮受到迫擊炮襲擊的受害者躺在她的廚房裡

澤連斯基說，他們的屍體散落在鎮上，“在井裡、地下室被發現，被勒死，被折磨”。幾乎所有人都有致命的槍傷。有些人已經在街上躺了好幾天了。當澤連斯基和他的團隊近距離看到這些暴行時，他們的驚恐很快變成了憤怒。“我們想取消所有的和平談判。” 大衛-阿拉卡米亞說，之前澤連斯基選定他來主持與俄羅斯人的談判。“我根本無法再直視他們的臉。”

4月8日，當調查人員仍在挖掘布查的亂葬坑時，俄羅斯導彈擊中了烏克蘭東部克拉馬托爾斯克的一個火車站。成千上萬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帶著他們的行李和寵物聚集在一起，希望能趕上撤離的火車。導彈造成至少50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傷。一些兒童失去了四肢。

澤連斯基通過一系列在現場拍攝並在上午轉發給他的照片瞭解了這次襲擊。其中一張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它顯示了一個被爆炸斬首的女人。他說：“她穿著一身明亮的、令人難忘的衣服。” 那天下午，當他走進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會議之一時，他仍無法擺脫這個畫面。歐盟最高官員烏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乘火車來到基輔，為烏克蘭提供加入歐盟的快速通道。這個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等待這個機會。但當這一時刻終於到來時，總統無法停止回憶火車站地上的那個無頭女子。

當他站在馮德萊恩旁邊的講臺上時，他的臉色蒼白，他一貫的演說天賦讓他有些發揮失常。他甚至無法在發言中提到導彈襲擊。他後來告訴我：“那是一種你的手腳在做一件事，但你的腦袋卻不聽使喚的時刻。因為你的大腦在車站那兒，而你卻需要出現在這裡。”

在瑪拉-羅漢村，哀悼者參加了 3 月 25 日去世的 Artur Shchukin 的葬禮。

這次訪問是歐洲領導人們在4月開始到基輔的連串訪問中的第一次。在這些訪問期間，大院內不允許使用智慧手機。因為一大群電話信號，全部從一個地方發射，可以讓敵人的偵察機確定聚集的位置。然後：“砰！”，一名警衛解釋說，他用手描畫了一個火箭的弧線。

澤連斯基和他的團隊仍然在大院地下的掩體中度過大多數夜晚並舉行一些會議。但俄羅斯人的撤退使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常規房間裡工作，這些房間看起來很像戰前的樣子。但一個明顯的區別是黑暗。許多窗戶都用沙袋遮擋。燈被關掉了，以便讓敵人的狙擊手更難下手。而其他預防措施並沒有明顯的意義。警衛把通往行政辦公室的電梯的燈扯掉了。一堆電線從原來的洞裡伸出來，澤連斯基的助手們就在黑暗中上上下下。沒有人記得為什麼。

在我獨自來到大院的日子裡，氣氛變得更加輕鬆。保潔員在櫃子裡打掃灰塵，在垃圾桶裡放上新的垃圾袋。第一次，我驚訝地發現入口處的金屬探測器和X光機的電源被拔掉了，而一個清潔工正拿著拖把在它們周圍工作。後來，一個疲憊的警衛在我的包裡掃了一眼，讓我通過，感覺一切都很尋常。

在樓上，戰爭開始讓人感覺遙遠。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是總統最親密的四位顧問之一，他拒絕封閉辦公室的窗戶。他甚至都沒有拉上窗簾。4月的一天，當他邀請我去見他時，房間很好找，因為他的銘牌還在門上。“我們聽到防空警報就會下樓，”他聳聳肩解釋說，指的是掩體。“但這是我的辦公室。我喜歡這裡。”

這種對基輔防空系統的信任似乎是一種適應機制，是反抗與否認的結合。沒有辦法阻止俄羅斯針對烏克蘭部署的那種高超音速導彈。Kinzhal在俄語中的意思是“匕首”，它能以超過五倍音速的速度飛行，並能迂回曲折地避開攔截。它還可以攜帶一枚俄羅斯的核彈頭。但是波多利亞克認為沒有必要糾結於這些資訊。“襲擊是家常便飯，”他告訴我。“他們肯定會襲擊這裡，這裡會變成一片廢墟。”他說這話時，聲音裡沒有恐懼。“可我們還能怎樣?”他問道。“我們必須繼續工作。”

宿命論作為一個組織原則在發揮作用。在戰爭的開始階段，一些粗略的預防措施——如設置路障的大門、防彈背心——也許是必要的。後來，當不再有俄羅斯突擊隊衝進大門的風險時，澤連斯基的團隊明白，這種防禦措施最終都是徒勞的。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擁有核武庫的入侵者。他們已經決定不躲避了。躲避的意義何在？

澤連斯基現在最常在大院的簡報室工作，那裡既不在地下，也沒有防禦設施。這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只有一個點綴：澤連斯基椅子後面的牆上掛著一把烏克蘭的國家象徵——三叉戟，熠熠生輝。大螢幕沿著牆壁排列，一台攝像機從會議桌的中央面向總統。4月19日上午9點左右，澤連斯基面前的螢幕上出現了他的將軍和情報主管的面孔。

那天晚上，總統向全國發表了視頻講話，宣佈烏克蘭東部的戰役開始。現在他想聽聽哪裡的戰鬥最激烈，他的部隊在哪裡撤退，誰開了小差，他們需要什麼説明，以及他們在哪裡成功推進。“在東部的某些地方，那裡簡直瘋了，” 那天晚些時候，他總結了將軍們的簡報後告訴我。“從打擊的頻率、重炮射擊和損失來看，真的非常可怕。”

一個多月來，澤連斯基一直在與兩名烏克蘭指揮官發短信。他們是馬里烏波爾的最後守衛者，這座擁有50萬人口的城市在入侵之初就被俄羅斯人包圍了。一支小部隊仍在一個巨大的鋼鐵廠內堅守。他們的指揮官之一，第36獨立海軍陸戰隊旅的謝爾蓋-沃林斯基少校，已經與澤連斯基聯繫了幾個星期。澤連斯基告訴我，“我們現在已經很熟悉對方了。” 大多數日子裡，他們互相打電話或發短信，有時甚至在半夜。早些時候，這位士兵給總統發了一張他們在很久以前合影的自拍照。“我們互相挎著肩，像朋友一樣，”他說。

4 月 5 日，一對老年夫婦在基輔附近的博羅江卡被炸毀的公寓裡收集財物。俄羅斯對馬里烏波爾的攻擊使該旅損失慘重。澤連斯基告訴我，部隊中大約只有200人倖存了下來。他們在鋼鐵廠內找到庇護所和補給品之前，他們已經耗盡了食物、水和彈藥。“他們過得非常艱難，”澤連斯基說。“我們盡力相互支援”。

但澤連斯基能做的事情很少。烏克蘭沒有足夠的重型武器來突破對馬里烏波爾的包圍。在整個東部地區，俄羅斯部隊有著明顯的軍力優勢。葉爾馬克說：“他們的人數比我們多幾倍。”

在幾乎每一次與外國領導人的談話中，澤連斯基都會要求提供可以説明扭轉戰局的武器。一些國家，如美國、英國和荷蘭，已經同意提供這些武器。其他人則搖擺不定，最關鍵的是德國。澤連斯基說：“對德國人來說，局面真的很困難。” 他們表現得似乎不想失去與俄羅斯的關係。德國的天然氣供應主要都依賴於俄羅斯。“這是他們德國人一貫的實用主義，” 澤連斯基說。“但這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烏克蘭已經明確表達了它的沮喪。4月中旬，當澤連斯基的團隊婉言謝絕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時，他已經在前來訪問基輔的路上了。

有時，總統的直言不諱會讓人覺得是一種羞辱，就像他對聯合國安理會說，安理會應該考慮解散自己。德國總理奧拉夫-肖爾茨(Olaf Scholz)告訴我，如果施泰因邁爾被邀請到基輔，他將會非常感激，“因為他是一個朋友”。但澤連斯基已經知道，即使是友好的請求也不會讓烏克蘭得到它所需要的武器。這就是澤連斯基對其核心責任的理解。他不是一個有權在地圖上調動部隊的軍事戰略家，而是一個溝通者，一個活生生的國家象徵，他吸引和保持世界關注的能力將會影響他的國家的生死存亡。

澤連斯基於 4 月 21 日通過視訊會議向葡萄牙議會發表講話：

他的助手們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使命，一些人對澤連斯基的評價不一。阿列斯多維奇說：“有時他會進入角色，開始像演員扮演總統一樣說話，” 他本人曾在基輔當過多年的戲劇演員。“我認為這其實對我們沒有幫助”。他說，只有當澤連斯基筋疲力盡時，面具才會卸下。“當他累了的時候，他無法再演戲。他只能說出他的真實想法，” 阿雷斯托維奇告訴我。“當他是自己的時候，他給人留下的最大印象是一個正直和有人性的人。”

也許對我來說，在漫長的一天即將結束時見到總統是件幸運的事。入侵近兩個月來，他已經變了。他的臉上出現了新的皺紋，在考慮問題的答案時，他不再在房間裡尋找他的顧問了。“我變老了，”他承認。“我已經從所有這些我從未想要的智慧中老去。這是與死亡人數和俄羅斯士兵實施的酷刑相聯繫的智慧，某種特別的智慧。” 他補充說，並拖長了聲音。“說實話，我從沒有計劃過要學習那樣的知識。”

這讓我懷疑他是否對三年前的選擇感到後悔，就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的喜劇表演曾大受歡迎。站在他的更衣室裡，他仍然因觀眾的讚歎而容光煥發。朋友們在後臺等著開派對。粉絲們聚集在外面等著與他合影。這只是他開始競選總統的第三個月，當時澤連斯基想回頭還來得及。

但他並不後悔自己做出的選擇，即使在戰後也不後悔。“一秒鐘都沒有。” 他在總統府大院裡告訴我。他不知道戰爭將如何結束，也不知道歷史將如何描述他在戰爭中的地位。在這個時刻，他只知道烏克蘭需要一個戰時總統。而這正是他打算扮演的角色。

——報導：尼-波利/華盛頓和西蒙尼-沙阿/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