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精神縮影的靈魂素描 ——解讀曾臻《豐年之路》的人文精神與社會學意義
李少詠（小木匠）2021/05/27
一部簡單的人物傳記，或者說以一個人物為主體物件的長篇報告文學，甫一出版就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熱議甚或說轟動，這肯定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在今天這個人文精神比較衰落，文學的轟動效應早已成為昨日黃花的時期，這一點更是值得引起我們深思。
一、一個詩人的創作與她筆下的詩意描寫物件
我與《豐年之路》的主人公宋豐年先生僅有一面之緣，與它的作者曾臻先生更是素未謀面。但是，那一點也不影響我在閱讀作品之時和之後，在心靈深處不由自主的凝結出了一朵自己都感覺靈魂顫動不已的崇仰與敬佩。源起於某一個刹那的這種感覺，幾個月當中一直陪伴著我的生活與工作還有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有時朦朧有時明晰的思考。最終，我把這些感覺與思考不很準確的捏合成了一句話：這是一個詩人和一個鄉村政治家共同完成的一部藝術經典，它為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革提供了一座可以矗立千年的精神典範。
隨著我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作為一個農業佔有重要地位並且有舉世無雙的農業人口的大國來說，我國農村的發展與現代化絕不僅僅是一場農村經濟體制的變革，農村社會的許多因素都或多或少的制約著農村的發展，要想讓中國真正走向高品質發展的康莊大道，我們必須把農村社會變革作為重中之重進行研究與解析，從中找出能夠促進我社會高速度高品質發展的主要因素加以弘揚，為加快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力的借鑒與幫助。
在這有一個思想背景下，曾臻先生以一個社會學家的嚴謹與敏銳和一個詩性情懷極為厚重結實的詩人的執著與靈性，抓住宋豐年先生不放，毫不留情又極度溫馨的把宋豐年先生的筋骨、血肉與靈魂解剖、重組，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足以代表當代中國精神的靈魂素描。也許如曾臻先生自己所說，她為宋豐年先生寫作傳記，只是二月河先生給她佈置的一個命題作文，她只是完成了老師佈置的作業。但是，只要我們深入解讀，就能夠發現，在寫作的過程中，她自己也實現了一種也許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精神的昇華從而也實現了藝術的昇華。
閱讀曾臻和宋豐年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明確的認定了曾臻是一位詩人，而且是一位既像是技術水準極其高超的外科醫生，又像是維特根斯坦一樣時常有直透人心的語言鋒芒的哲學家的詩人。也許這位詩人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她的寫作過程和不知不覺中的寫作取向的悄然變化，給她的這本書帶來了某種穿透生活的迷霧直奔生活本質的詩性意味和哲學意味。
眾所周知，中國社會史具有現代意義的闡釋框架和問題意識的形成，與民族——國家建構形式的選擇過程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早在近百年前，梁啟超先生就敏銳的指出，現代史學的研究，要建立在對於普通人民進行現代國家意識的啟蒙與塑造上，實現「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立于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於世界」的現代性理想。
為了實現這一社會史發展的目標，我們需要夢想，需要以夢想的形式還原或者重塑我們的某種記憶，從而藉以實現我們心中的理想。曾臻先生的《豐年之路》，帶給我們的就是一份可以幫助我們追憶和重建理想生活的文化或者說詩意之旅。
從文化人類學角度上講，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人類發展史中的一個小小鏈環，我們都是活在歷史中，「歷史多方面、多色彩地塑造了我們」（保羅·利科爾語），它規定著我們，規定著我們的話語，而我們則無時無刻不在以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話語宣示著歷史的規定。我們的文學藝術和所有其他學科一樣，事實上每天所做的，就是在宣示歷史對人的規定以及我們在這種歷史的規定性中尋求自我和人類整體的幸福與快樂的努力。
無奈的是，人生只有一次，具有「不能倒帶」的一次性本質；而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幸運的，生命皆在成長，花必須開過才能凋謝，人必須向死而生。但在歷史時間中，正向、反向皆可能出現；在倒帶中，過去可以出現；在回憶中，過去可以重演；在優秀的尤其是具有作者的詩性情懷融入的人物傳記中，鮮活的生命當然同樣的可以再一次映現在我們面前。
從哲學社會學的意義上說，一組記憶就像是一座大廈的牆壁，這座大廈被整體框架支撐著，並且受到相鄰大廈的支持，因而得到加強和鞏固。個人記憶是民族集體記憶的基石，無數的個人記憶有機組合，就構成了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歷史只存在於人的記憶和思考之中，歷史是什麼樣子，取決於人對它的記憶和思考之中。同樣一部歷史，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乃至不同的人對其會有截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的看法。
曾臻先生的這本書，正是一組理想之光照耀下的宋豐年個人歷史與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發展歷史的文化血脈相融的產物，也是一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個人化的詩意言說的結晶。
二、衝破鄉村政治文化樊籬成就「卡裡斯馬」英雄
茫茫人世間，有多少人能夠在大宇宙的神秘中成為一顆星辰溶入被追尋的神秘呢？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只有溶入宇宙的神秘而不可能被追尋的啊。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幸運的，我們有我們的詩性哲學家曾臻。她以她的《豐年之路》，為我們揭示出來了一個在大宇宙的神秘中成為一顆星辰溶入被追尋的神秘世界的人物的故事。
這個人物，這個名叫宋豐年的中原漢子，是一顆閃亮的星辰。他的本體，是一個身上蘊蓄著無盡神秘和傳奇色彩的鄉村政治家。特點一生，就是一個中國鄉村政治家的成長與發光之路。
鄉村政治家，是中國特有的鄉村政治文化的特殊產物。
所謂鄉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種富有傳統中國鄉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構與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以及這種方式在其實際運作過程中所包含的權力關係、生活觀念與思維和行為方式。
概括來說，鄉村政治文化主要有三個明顯的特徵：
（一）崇尚權力與權威，強勢權力、民間權威與分化的、服從的、孤獨的個人相互依存構成權力運行的基本結構；
（二）抹殺個人的主體性，以某種虛幻的集體利益替代個人獨立思考，造成人們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閉自守；
（三）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觀念上保持一種原始神話式的整體性思維方式，模糊個別與整體的界線，把個別等同於整體。
對於中國社會來說，鄉村政治文化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權力關係、生活觀念與思維和行為方式，對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非常重要，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它是一種決定性的因素。
鄉村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在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中之所以能夠成立，既是由我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也是由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特點所決定的。
在《政治與人》一書中，當代國際上最有影響的政治學家之一的日本成蹊大學加藤節教授，我們今天的時代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化」的時代，他還斷言，「對現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領域已經變成了一種烏托邦，即『哪裡也找不到的地方』」。[ 【日】加藤節：《政治與人》，唐士其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5－7頁。]
大概沒有人可以否認，我們的傳統中國，曾經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保持著一種大一統的封建專制政體，政治意識形態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控制和滲透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相比都可以說更為悠久，而且也更為深刻。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傳統中國正是一個「泛政治化」的國家。
不僅如此，客觀地說，直到已經進入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也仍然可以說還是一個「泛政治化」的國家，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廣大人民群眾，在其日常現實生活中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關心，都幾乎達到了無所不在無所不及的程度。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裡的人們，無論你所處的位置高低，也不論你的生活背景如何，你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都會在意識和潛意識中被打上某種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影響的烙印。
不妨舉一個最為通俗淺顯的例子：在日常現實生活中，只要稍加留心我們就可以發現，哪怕是一個一輩子生活在偏僻的農村，一生足跡不出自己村莊方圓十幾里之內，而且斗大的漢字不識一籮筐的鄉下人，一旦讓他有機會面對攝像機鏡頭，或者哪怕只是面對一隻毫不起眼的採訪答錄機說話，絕對不用任何人提醒，你也不用擔心他會說出一些有可能產生政治錯誤的言詞。他說出來的，永遠只能是很純粹的「社論」式的語言，也就是國家「政治」或者說主流意識形態無形中規約著要他說出的語言。
這樣的一塊土地，產生各式各樣的鄉村政治家，一點都不奇怪。
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現代中國社會學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費孝通先生就曾經斷言：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6頁。]
這句話看似簡單質樸，卻以一種無比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揭示出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本質特徵。
眾所周知，傳統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餘年封建社會歷史的農業大國，其經濟型態相當長的時期中都保持著一種十分典型的小農經濟樣態。它是一個「以倫常關係為基底的社會，每一個個體不是獨立者，而是倫常之網中的一個『倚存者』。」[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9頁。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如蜘蛛網一樣，一個人的行為，儘管遠遠看去有無限的複雜性，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線索與明晰的設計。在理解其設計及其分佈之後，我們將會發現其截然不同的各個要素可以被勿庸置疑的網結聯繫起來，並且發現看起來矛盾的活動原來是同一亞結構的顯現。[ 【美】許烺光：《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彭凱平 劉文靜 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2頁。]
宋豐年，就是這樣一片土地上誕生的一位鄉村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不僅得到了中國文化的滋養，也得到了現代整個國際人類社會文化滋養從而產生精神蛻變與昇華的中國「卡裡斯馬」型人物典型。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在考察政治與社會時提出了卡裡斯瑪(Charisma)權威人物的概念，他認為，卡裡斯瑪型人物具有超人的力量或品質，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圍，能夠成為追隨者、信徒的能力，追隨者常常以赤誠的態度對待這些領袖人物。換句話說，他們就是那種具有領袖般天賦優勢的偉人，他們擁有絕對的威望，能夠在戰爭或創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以個人魅力及榮譽聲望等突出表現而贏得群體推舉而獲得權力地位，被眾人無條件崇拜。
在曾臻筆下我們看到的宋豐年，就是這樣一位中國「卡裡斯瑪」型人物，一個有著卓然超拔的精神感召力的魅力人物典型。
宋豐年之所以能夠帶領宋砦的父老鄉親闖過改革與發展的激流險灘，能夠受到來自各個不同行業及不同領域的人們的擁戴，就得益於中國傳統文化與底層民間文化的長期浸染與薰陶成就的智勇仁毅、勇於擔當的豪傑人格。曾臻筆下的宋豐年的人生，正是一次次經受住磨難，一次次淬煉成鋼，一次次鳳凰重生的人生。貧窮的年代鍛造了宋豐年飛身扒火車的絕技，到信陽趕鬼集謀生的傳奇經歷已慢慢地培養宋豐年此後善於捕捉商機的能力。而文革時期救護一些落難老幹部的的智者與仁者的壯舉，讓人想起李佩甫筆下和他類似的鄉村政治家呼天成。堅韌不拔的意志、前瞻性的智慧與膽識，讓宋豐年在宋砦人心目中確立起了絕對威信，人們對他心悅誠服、言聽計從。宋豐年說幹啥，他們就幹啥，宋豐年說往哪條道上走，宋砦人就會毫不猶豫地跟著他往前走。
已經成長為中國大地上的一棵參天大樹的宋豐年身上，完美的體現出了中國傳統鄉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質，而且是消除了「抹殺個人的主體性，以某種虛幻的集體利益替代個人獨立思考，造成人們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閉自守」的精神惰力，代之以勇毅擔當、智慧性創造的現代性人格質素，從而成為一個全新的中國卡裡斯馬。
三、作家與敘述對象的雙向互動造就了偉大的“豐年之路”
一百多年前，法國藝術史學家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廣泛考察了英、比、荷、意、德等國的藝術創作和各類藝術史尤其是美術史之後，提出了一整套關於文藝創作發生發展規律的觀點。丹納認為精神科學、文藝研究和自然科學在方法上頗為類似,對所有文藝流派應當一視同仁。基於此,他提出了影響文藝發生和發展的「種族、環境、時代」三元素論，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 傅雷：《藝術哲學·譯者序》，見【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3頁。]因而研究藝術作品必須立足於一種「藝術整體」的觀念。
丹納所認定的藝術整體有三種:一是個別藝術家創造的全部藝術品；二是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所屬的流派；三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同一個時代的人或同一個社會中的公眾之精神和風格的總體。上述諸整體中,以第三種為最重要；因此丹納一再強調，「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 【法】丹納：《藝術哲學》，傅 雷 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70頁。]
而這個最重要的整體具體化起來就是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因素。藝術的目的就是要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徵,而事物的主要特徵往往正是與「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相吻合的，這就是藝術的本質及其發生發展的辯證法。
事實也的確如此，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古代還是現代，藝術家們在創作他們的作品的時候，都避免不了種族、環境、時代這三個因素的影響。對於曾臻來說，這種影響同樣廣泛而又深刻。這廣泛和深刻的根源，就在於她和敘事物件宋豐年一樣，骨子裡都有那種那種深植於鄉村大地的思想情結。
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的鄉村社會一樣，中國鄉村社會的本質特點，表現為自然的地域性特徵。具體地說，無論任何時候，自然環境因素對鄉村社會的現實存在總是具有較直接的支配性作用，這種支配性作用不僅帶來農作物種植的地域性特徵，而且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形中帶上了某種地緣政治的色彩。
而權力、權威和隱形的社會政治結構則是中國鄉村社會賴以維持和正常運轉的內在的強勢力量。正是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中國鄉村社會特殊的具有倫理化、道德化特徵的政治理念。這種具有倫理化、道德化特徵的鄉村政治理念通過各種管道不斷向鄉村中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衍射，最終積澱成了某種足以宰製人們的行為方式以至於精神心理的內在力量。其對文學創作的巨大影響力，也正是表現在對於創作主體的思維方式、心理觀念的主宰與制約上。
從兩千年前的秦漢時代以來，中國政治思想就基本上被統一並且固定在了一個鐵籠子一般的大框架中，很少有人能夠從中突圍出來。也正是因此，柳三變的「衫不履」、「奉旨填詞」，徐青藤的「佯狂歌哭」、「捶卵錐耳」，李卓吾的「不守繩轍，出入儒、佛之間」等等，才顯得那麼特立獨行超拔于世人，並因而成為後世知識份子景仰的對象。
我們知道，傳統中國在社會結構層面上首先是表現為一種「家國一體」的形態，以父系、父權、父治為根本特質的封建宗法觀念，千百年來一以貫之地存在于差不多所有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裡，也體現在差不多所有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中。而這種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呈現得最為突出、最為顯著的地方，則勿庸置疑的是廣大的中國鄉村。因而，考察中國社會所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鄉村政治文化必然是我們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個關口。
回到文學研究當中，我們同樣可以清楚地發現，整個一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歷史，就其本質的意義上說，它也就是一部創作主體以鄉村政治文化為思想武器或基本立足點，以形象化的手段展示中國社會百年變遷情景的歷史，同時也就是一部中國現代性在鄉村政治的包圍下步步為營艱難跋涉的歷史。
曾臻是詩人、醫生、哲學家，她對於宋豐年生命歷程的梳理、考辨與精雕細刻，正是充分認識和把控了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本質特徵以後，對於宋豐年的整體性描述。也從而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元氣淋漓，創造力絕對飽滿充盈的當代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精神的靈魂剪影。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巴黎用文化創意引領著全球時尚，倫敦因文化創意成為新的世界都會，紐約因文化創新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宋砦雖小，卻也是中國新時代建設隊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分子。宋豐年先生身為宋砦建設者的帶頭人和掌舵者，他的夢想也就是宋砦所有人的夢想。這個夢想總是插上科學的翅膀，像火紅的太陽一樣，作為人生的明燈，刺破黑暗，引導我們走向緋紅的黎明。
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精神匱乏的時代裡，我們常常會為生活裡的一些挫折或者困頓而沮喪而迷茫，我們的心靈或者靈魂燥熱不堪。這時候，我們內心深處最需要的，我想應該是有一種契機或者力量，幫我們開啟生命中的另一扇神秘的窗子，讓我們真正得到心靈或者說靈魂的休憩。曾臻和宋豐年雙劍合璧，縱橫捭闔，創造出出的這一條精神力絕對飽滿充盈的豐年之路，恰恰成為了一份有助於我們為心靈的休憩而深入思考的精神結晶。通過閱讀中的自省，我們或多或少總會得到一些心靈成長的快樂。
作為渴求現代文明曙光永久照臨自己的生活的現代人，我們當然有理由堅持追尋和維護人世間最美好的事物，這也是一種如麥金太爾所言為「追尋美德」九死而不悔的人類文明精神的一個象徵。正是因為擁有了這樣的一份精神，希臘偉大詩人卡瓦菲斯也才向我們展示出了一種令人讚歎不已的「當守望人看見火光」時的絕美的感喟：「守望人坐在那裡，……他看見火光在遠方亮起。……那火光是好的；那些即將來臨的人也是好的，他們的言辭和行為也是好的。讓我們希望一切順利。」
閱讀宋豐年，閱讀曾臻，閱讀他們雙劍合璧開拓創造出來的這一條豐年之路，我們明晰的感覺到的，就是那種猶如守望人看見的火光一般明亮、壯觀的絕世美景和心中尊崇著既十分古老又永遠年輕的道德律令的作家與她的敘述對象身上放射出來的高遠的理想與情懷。
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的生命，都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分子，這是常識。而同時，在我們通常不太留意的地方，在我們內在的精神生活領域，我們的每一個生命又都擁有自己的一首歌，而這每一個人都獨自擁有的每一首歌，又都有一個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主題，那就是：理想與夢想！
唯有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社會改造和人類自由解放，致力於淨化和美化人類的整個生活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珍惜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價值得到最完美的實現的人。宋豐年先生和曾臻先生的夢想，我想就是為我們留下一份真實的生活尤其是個人精神的記錄，讓這份真實的生命記錄為世界，也為自己做出一份存在意義和價值的證明並且由此實現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思想遠行吧。
擁有了一份美麗的夢想，也就是擁有了一份前行的永恆動力，擁有了一份生活幸福和快樂的切實保障，也從而讓我們的生命擁有了一種永遠不會褪色的燦爛與輝煌！我們的生命之花將因為有了她而更加鮮豔，我們的創造力量將因為有了她而永不枯竭，我們的靈魂之歌也將因為有了她而永遠高亢、明亮！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生活在某種意義上說最為獨特之處就在於它不僅是一種物質存在，更是一種精神存在。這種精神存在雖然沒有一定的具體的客觀形式，是無形的，只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但是，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對於我們的生活卻更為重要。宋豐年、曾臻兩位先生很明顯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切切實實的把它熔鑄在了自己的生命的具體存在當中，並且通過特殊的文字形式又傳達給了我們讀者。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人的本質意義，在於實現更為有意識的、自覺和自主的生活，揭示真實的自律作用和真正的自我實現。因此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是緩和、消除或防止脆弱的生靈的痛苦」，「學會領會在越來越小的活動空間中越來越多的責任要求」。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兩位先生已經做到了身體力行，僅僅為了這一點，我們也要對他們表示深切的敬佩。
2021年5月12日改定
作者李少詠
李少詠(1965 —— )河南西華逍遙鎮人，教授，文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周口師院、洛陽師院。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洛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曾獲得河南省文學獎、河南青年作家獎、河南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發表有文藝評論、小說、詩歌、散文等三百餘萬字，有評論文字《沒有人看見草生長》《傾聽與闡釋》出版發行。
曾臻：南陽人。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2008年出版散文集《放牧性靈》。2016年，長篇小說《蒼野無語》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被稱為「令人過目難忘的中國鄉村家族史詩」。據瞭解，著名作家二月河生前對《豐年之路》的創作極為關注，在這本書成稿後第一時間閱讀並為之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