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荒唐的現實是, 錢越多, 知識界就越腐敗

鄭永年撰  2022/01/17

文章導讀

“在高檔住宅社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已經是中產或超越中產，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社區內沒有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外面則髒亂差。自己的房子已經足夠寬敞，卻竭力侵佔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產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產的產物。”

“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識界太窮，不能集中精力來做學問。現在，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條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知識的生產？一個荒唐的現實是，錢越多，知識界就越腐敗。從前錢不多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專心做些學問；現在錢太多了，大家就轉向用各種方法‘搶錢’。這麼一來，學問自然要荒廢了。”

作者簡介

鄭永年，1962年生，浙江餘姚人。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共同主編，羅特裡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中國問題專家，長年致力於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

中國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總體來說，經濟增長和道德發展之間的關聯，也發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隨著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過去由連續不斷的社會政治運動和短缺經濟造成的總體不道德情況已經完全改觀。大多數人已經過上了體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規模性的餓死、病死、累死現象大大減少，甚至消失。

中國的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如何走向未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來看，物質意義上的經濟指標，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比較容易規定；同時，人們對物質目標的追求也具有自我動力，因為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過，在任何一個社會，人是主體，在追求經濟等目標時，必須考慮到人。

人們常說，一個人能走多遠，取決於其思想能走多遠。也可以說，人的思想能走多遠，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能走多遠。儘管這並不是說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思想，但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單向面的發展，追求各種“烏托邦”等。

文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無論是積極面的還是消極面的，已經有很多學者加以論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倫理文化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而企業家群體就是新教倫理的文化載體。相反，美國經濟學家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有閑階級論》，直陳當時奢侈文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當代經濟學家本傑明·弗裡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經濟增長的道德後果》，講述了經濟和道德之間的關係，貧困和低度發展制約人的道德水準，但反過來也一樣，人的道德水準也會制約經濟發展。

人們也不難在發達社會觀察到一個現象，即富裕與人的關係。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的變化就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人的文化無法提高，經濟就很難再上臺階。經濟發展靠消費和技術創造。就消費來說，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費是無限度的。技術創造更是文化中產的產物。在後工業社會和資訊技術時代，沒有文化想像力，技術創造變得極其困難。一句話，富裕社會依賴富裕的文化人格。

今天，西方社會的主體是文化中產群體。一些研究發現，儘管西方社會經歷了全球化和各種經濟困難，但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並沒有流失。這是西方並沒有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快速衰落的原因。文化中產便是高端技術和高端資本的載體。

文化中產對中國的現實有什麼樣的參照意義呢？在過去40多年裡，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從貧窮大國轉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收入也接近1萬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過大規模的扶貧，自改革開放以來，已促成近8億人告別絕對貧困的狀態。也就是說，物質生活意義上的中產（或物質中產）已經不少。

▍文化貧窮致公共道德感缺失

很可惜的是，即使是物質中產群體，在文化上仍然是“無產”，甚至是“流氓無產”。即使是最富裕的群體，也很難說在文化上已經逃避了“無產”的格局。問題在於，在“文化無產”的格局下，中國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從數量型經濟增長轉型成為品質型經濟增長？物質中產如何通過深度文化消費，來逃避今天的奢侈消費？如何通過培養文化中產來培養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所有這些都關乎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甚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

文化貧窮，赤裸裸地表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中國所說的“不文明現象”，不僅發生在社會底層，更發生在富人群體。在高檔住宅社區不難觀察到，很多人在物質生活方面已經是中產或超越中產，但文化生活仍然具有貧窮甚至“流氓”的特點。他們不理性，不守法，貪圖一些小利益和小便宜。社區內沒有一點公共秩序感，自己的房子內部可能富麗堂皇，外面則髒亂差。自己的房子已經足夠寬敞，卻竭力侵佔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感缺失的產物，而公共道德感是文化中產的產物。

缺失文化中產使得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拉美化，社會在極左和極右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人們高度情緒化，缺少理性。這種情況體現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上。窮人仇視富人，富人也仇視窮人。窮人見不得人家好，老想著如何搞再分配，搶奪財富；富人對窮人沒有任何同情心，信仰“錢能辦事”，無法無天，這樣的富人群體遭到底層群體的仇視，並不難理解。

缺失文化中產也體現在官員和民眾之間的關係上。官員的權力腐敗也和文化的貧困有關。民眾希望官員道德高尚，靠“喝西北風”就能為人民提供服務；而各級政府也不得不實行低工資政策，無論是因為民眾的壓力，還是因為自己也這麼想。官員需要道德高尚並沒有錯，但在低工資政策下依靠官員的道德高尚來治理國家並不可靠，甚至很不可靠。官員也是人，也需要利益導向，不過官員的確是公眾人物，他們的利益需要有節制。“低工資”就導致了人們所說的“潛規則”，即腐敗；而腐敗導致民眾的怨恨，加劇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幻想、空想、假想也都是文化貧困的產物，因為文化的貧困導致人們不知道如何理性地思考，沒有興趣和能力做理性思考。中國歷史上的所有烏托邦都是幻想、空想和假想的產物。這和西方理性主義時代的近代烏托邦有天壤之別。包括早期空想社會主義在內的所謂烏托邦，其實都建立在有限的社會實驗之上，只是到了可複製（或者推廣）階段，才出現烏托邦的概念。沒有現實可行性的理想是空想，只有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才是理想。

更可悲的是，這些“無產文化”已經變成根深蒂固的“文化”，變成了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種文化已經沒有了傳統底層文化的樸素與善良，所呈現的是精緻的惡。

這裡要強調的是，衡量文化中產的標準絕非教育水準，並不是說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文化。文化和教育有關聯，但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無產文化環境的主導下，出現了一種情況，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自私和利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行為。

▍文化中產與原創的關係

文化中產和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關聯呢？正如在西方，人們可以從多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但這裡只想討論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少有原創性的思想和技術？如果把缺少原創性思想和技術置於這些年中國一直在討論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中，就比較容易理解其對經濟的影響。簡單地說，原創屬於供給側，缺少了原創，就等於沒有來自供給側的動力。

為什麼缺少原創？這個問題可以有無數的答案，但最終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很簡單的答案：鮮有人能夠“仰望星空”。

就技術而言，人們對利益都非常敏感，有了技術馬上可以應用。近來美國誣衊中國偷美國的技術，實際上中國是美國技術最大的應用市場。一些人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基地，這是過度誇張了；確切地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組裝基地。在西方技術擴散到中國的過程中，往往是山寨版充斥市場，往往不能尊重人家的智慧財產權。

這個情況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發生過，例如美國、德國等後發展國家早期也學英國，日本學美歐，韓國學日本等。問題是，這些國家很快走過了學習階段，進入原創性階段。但在中國，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對原創性的東西缺乏興趣，更缺乏能力，結果是既處處受制於人，也始終停留在附加值低端的產業。直到這兩年中美發生貿易戰，很多人才發現自己和美國的差距還那麼巨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難以逾越。

今天，美國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的最終目標，就是把中國的產業定位在產業鏈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國的技術不挑戰美國、不超越美國，美國還是世界的老大。當然，中國越來越多的人現在意識到原創技術的重要性，下決心進行大投入搞研發。願望是一回事，能否實現是另一回事。即使現在急起直追，也需要很多時日。更重要的是，在沒有文化中產的情況下，現在的局面是否可以堅持下去，仍然是未知數。

文化無產更表現在社會科學上。一句話，文化無產導致了話語權的缺失，無論在內部還是在國際社會。很多學者只扮演了西方知識買辦的角色，忙於販賣知識。儘管中國有世界史上史無前例的轉型，西方想方設法理解中國，但中國學者就是提供不了有效的知識。西方對中國從西方進口的知識並不怎麼感興趣，因為他們本來就已經很熟悉，更因為這些知識無法解釋中國的現實。

▍文化無產未能生產新知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研究可說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學，中國實際上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不過，平心而論，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財物力，有多少原創性的研究？自毛澤東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直是各方所努力的，但到現在為止，什麼叫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呢？

知識界未能生產能夠解釋中國的知識體系，很多人把原因歸諸政治和管理體制。政治環境和管理體制自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人們認為，缺少有效知識只是沒有言論自由所致，那就過於簡單化了。中國歷史上實行集權的時候，並沒有阻礙知識界的知識生產，而分權甚至國家權力解體的時候，也沒有出現新的思想。如果知識界不能反思自己在知識生產方面的興趣、能力、方法論等問題，外在環境再好，也無助於有效知識的生產。

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識界太窮，不能集中精力來做學問。現在，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條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知識的生產？一個荒唐的現實是，錢越多，知識界就越腐敗。從前錢不多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專心做些學問；現在錢太多了，大家就轉向用各種方法“搶錢”。這麼一來，學問自然要荒廢了。

實際上，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為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的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是為了取悅大眾。

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就是首先培養一個文化中產階層，在文化中產的基礎上，培養一批文化貴族。當然，這裡所說的貴族，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貴族，而是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得所說的，一個能夠有時間、有興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體。唯有這樣，經濟才會有希望，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希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提“四個現代化”，後來又加上制度等現代化，但就是遺忘了人的現代化。文化中產無疑是人的現代化的主題，就是要培養富裕的人格。沒有富裕的人格，國家很難走向富裕並維持富裕。要培養文化中產，就要從精英做起。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亞洲社會包括日本、韓國等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精英不僅僅意味著擁有權力、擁有財富、擁有知識，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須具有責任感和擔當。一旦社會的精英失去擔當和責任感，再好的社會也會出現問題，當代西方的民粹主義就是這種局面。其他社會如此，中國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