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照顧殺人」逐年增多，該怎麼辦？
李常生整理 2022/05/17 【註】諸多內容採自「願景工程」網站。
壹、說明
他們是一群不一樣的殺人犯。不是天生心狠手辣，或者作奸犯科的惡徒；相反地，他們從無前科，可能是家中最有責任感的那個人，照料因病倒下的至親。
他們的負重前行，換得其他家庭成員的歲月靜好。只是當照顧壓力衝破臨界點，「死亡」是當下所能想到的解答，他們成了「照顧殺人」案件中的凶手。
許多丈夫照顧失智、失憶又重病的妻子，經過一段時間的折磨，無法繼續忍受夫婦之間的悲慘命運，包括眼見妻子的苦難與自己在長久照顧後所衍生的身心折磨。最後丈夫殺了妻子，再自栽而亡，或者向警局自首，願意永久進入監牢。
主角或者為夫妻、父母與兒女等，依台灣的資料統計，「照顧殺人」的案件統計與主角之間的關係如下表所述。
貳、幾個真實的故事：
一
老顧老／雙雙失能 阿公的愛阿嬤的傷
「阿公愛不愛阿嬤？愛啊，但久了都會累的。」將亡者化成浪漫版本，是阿公給自己的安慰。
下午四點，台東公益團體的送餐員送來便當。八十六歲李俊雄（化名）拖著痛腳，道謝接過，走回不開燈的屋裡，打開飯盒，點起一炷香，插在妻子遺照前，招呼著：「阿梅喔，呷飯啊。」
這裡家徒四壁，唯一「裝飾」是牆上兩張阿梅遺照，她去年八月過世。阿公說：「真不甘伊離開喔。」晚上也不進房，每天席地鋪著紙板，在阿梅注視下安眠。他比了比照片，難過起來，沒牙的嘴巴顫抖，不停抺淚。
「阿公真的很疼阿嬤。」不同社福單位的紀錄都寫著「關係：恩愛」。然而，老是念著：「她若是死了，我要怎麼活下去？」的阿公，曾推著阿嬤輪椅到海邊，想要一了百了，幸好被人攔下。他這麼愛她，卻差點動手殺人，矛盾嗎？這是老顧老、顧到心力交瘁，生命緊密交錯、又不忍放手的驚悚情節。
坐在塑膠椅上，阿公深情描述，阿嬤要「過身」那一天，她在醫院打電話給他：「你不來嗎？卡緊來喔，不然看不到我了。」阿公很著急，一腳皮鞋、一腳拖鞋跑出家門，跑著跑著成了赤腳。
病床上阿梅問他：「親我一下好嗎？」他聽話輕吻阿梅臉頰。阿梅回握他的手，要他再親一下。阿公低吻額頭時，「她的手就無力放開，眼睛閉上了。」
但旁人看見的真相是：阿梅半夜在加護病房離開，沒有親人伴隨。一直照顧阿梅的何修女說，李俊雄是隔天直接到殯儀館去看她最後一眼。
這些不久前往事，在阿公失智腦海中化成浪漫版本。魔幻、荒誕與現實交錯，才是他的真實，是他給自己的安慰。
「你說阿公愛不愛阿嬤？愛啊。」但是打過她、想殺了她，跟愛一樣真實，「久了都會累的。」聖母醫院護理部主任蕭燕菁說，在阿嬤沒住院前，居服員發現阿嬤身上有瘀青，阿公說阿嬤跌倒，但阿嬤很清楚表達：「阿公打我。」
阿公已不適任照顧者。社福機構評估兩位長者都需安置，照專、長照個管與家照社工協同社福團體，組成線上群組密切聯繫老夫妻的狀況，以給予支持。
重度失能的阿嬤先住進機構，疫情之下禁止探望，阿公才不管，「堅持每天去，一天還去兩次」。不願具名的社工說，阿公天天到她的辦公室「盧」，要看阿嬤，「他有很深的分離焦慮」。
心有餘、力不足是殘酷現實。即使再不堪，眾人仍不忍苛責阿公，「他也老了啊，也需要人照顧，哪能再照顧另一個重病、失能的老人呢？」蕭燕菁說。
妻子走後，李俊雄日日哭泣，失智症狀漸明顯。看醫生？不要。住安養院？不要。「阿梅要有人拜，要拜一年。」他不想離開和阿梅的家，即使看起來那屋裡除了遺照和紙板，什麼也沒有了。
二
老扶老／兩老貧病 顧到一起摔斷骨頭
請不起看護，又不願老伴住機構，阿嬤日夜顛倒照顧阿公，怕被嫌「顧得不好」，再辛苦都不說。
主治失智症的高雄長庚醫師陳乃菁，不僅關照病人，也會抬頭對主要照顧者問聲：「那你呢？你好嗎？」但陳秋菊（化名）從來不喊累。陳乃菁回想，年近八十的陳秋菊，獨自照顧失智伴侶多年，面對詢問，總是笑說自己「沒事」、「還可以」。直到陳秋菊在病房拿起枕頭想悶死丈夫，陳乃菁才知道她已經崩潰，緊急讓她住進精神病房。
這不是陳秋菊第一次想殺死丈夫。華山基金會大寮站長蔡慰歷曾在陳秋菊家中瞥見火爐與木炭。他說，當時陳秋菊繳不出水電費，兩老貧病交迫，「她計畫在停水停電前，帶阿公『離開』」。
他替陳秋菊繳清帳單，同時聯繫他們子女，「他們也過得不是很好，自顧不暇。」阿公患骨癌，接著失智，陳秋菊靠撿拾回收維生並有憂鬱症，原本是阿公照顧她；但阿公失智了，換陳秋菊照顧阿公，「他們都沒能力互相照顧。」
社福團體要盡力接住被制度錯漏的家庭，但他常發現個案即使再艱難，都未曾向外求援，因為「他們覺得家裡有長輩生病，是丟臉的事。」
陳秋菊請不起外籍看護，又不願老伴入住機構。蔡慰歷轉介居服員到家中，然而陳秋菊日夜顛倒，「她總是晚上照顧阿公，白天補眠」，居服員只有早上能到家服務，反而打擾到他們的休息，陳秋菊寧可自己照顧。
「居服員進不去，其實很頭痛。」蔡慰歷有天接到陳秋菊電話，她與丈夫一起從樓梯上滾下來，蔡慰歷趕到，見兩人滿臉是血，「阿公肋骨尾椎斷掉，阿嬤右手護頭，掌骨斷掉」。老扶老，一起倒，大概是「老老照顧」常見情節。
蔡慰歷說，阿公臥床褥瘡，陳秋菊沒錢買濕紙巾清潔傷口，就將濡濕的衛生紙塞入阿公褥瘡，導致傷口惡化。「你能說阿嬤不認真嗎？她超認真，但她知識不夠，以為濕紙巾是衛生紙加水。」
過去陳秋菊怕被別人嫌「照顧得不好」，再辛苦都不願說。但當她差點在病房悶死丈夫，才終於願說自己累、壓力大。「我結束掉他，自己也輕鬆了。」
一樁「照顧殺人」失敗，陳秋菊陪著老伴走到最後一刻，並在華山基金會與教會團體的協助下，辦完阿公後事。社福、醫療團隊的合作，勉強彌補了長照服務的縫隙，也喚回陳秋菊曾為長照陪葬的靈魂。
三
80歲丈夫打失智妻 親力親為情緒爆炸
七十歲母親單薄的胸口、手臂，印滿深紫色瘀痕。「這是父親打的。」謝孟芬（化名）說，父親將房門反鎖，痛揍失智的母親。她想像，母親一定很怕，不能理解為何被打。謝孟芬淚流不止。
謝孟芬與父母同住，七十歲的母親失智，頻繁跌倒、迷路。八十歲的父親擔下照顧責任，協助老伴如廁、安撫她睡覺；當母親因妄想與鄰居起了衝突，父親甚至想為母親下跪道歉。
原是這樣愛護妻子的丈夫，終於也在日夜照顧之下「爆炸」了。「只要媽媽不聽話，爸爸就用『愛的小手』打媽媽的掌心。」像教訓小孩。從最初輕打，下手愈來愈重。原來是父親在照顧壓力下，有了躁鬱症的傾向。
謝孟芬說，「父親想證明他照顧得來」，但他對失智症缺乏認識；自己日漸老衰，對失控的母親總是氣急敗壞。
在專家眼中，這就是「照顧創傷」。家庭照顧者總會秘書長陳景寧說，看著親人性格大變，忘了共同擁有的過去；或人事不曉臥床，靠著鼻胃管不知何日邁向生命終點，這對家人來說，是重大的心理失落；加上照顧勞務剝奪睡眠、自我修復、紓解的時間。如果沒替手或外來資源介入，照顧者身心會出問題。
謝孟芬曾聘請外籍看護，父親嫌看護不夠細心，堅持親力親為。謝孟芬說，爸爸認為日照中心沒有「一對一」的照顧，媽媽去日照會跌倒，拒絕日照資源，「他都不願放手」。
「照顧者心情複雜，（對失能家人）又愛又恨，但叫他放手，他不放。」高雄長庚神經內科部癲癇科醫師陳乃菁說：「病人家屬照顧過程中得高血壓、癌症，或者失眠、憂鬱，都是『照顧創傷』。」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都成了病人。
然而，很少人注意家庭照顧者的「照顧創傷」。長照2.0將服務重心放在失能者身上，照顧者只是「執行者」。
陳乃菁說，「照顧創傷可能誘發『照顧殺人』」。照服員也會有「照顧創傷」。日照中心照服員一人照顧廿位失智長輩，有照服員失控大吼：「夠了沒有！」那瞬間才意識到負荷已過臨界點。
日照中心讓他休假並調行政職，「等他找回力量」。看見「照顧創傷」，是預防「照顧殺人」第一步。但家庭照顧者不見得有支持團隊，也無法按下照顧「暫停鍵」。
四
47歲兒子顧躁動母 日復一日曾想吞藥
獨自照顧母親多年，四十七歲的阿凱（化名）最渴求的是「讓我好好睡一覺」。算準時間，帶母親趕上最後一班台北捷運，從景美住家到萬芳醫院急診。醫護已熟悉母親的失智躁動、尖叫，會安撫、開藥或幫她打一針，鎮靜入睡。
阿凱接著將母親輪椅拉開，「我可以在急診室躺平，睡久一點」。這是他非常珍惜的幾個小時，就算無法入睡，只是靜坐數息，都好。
選在半夜，是因為「我觀察過了，急診室這時候人最少」，推媽媽過去不用等。家裡隨時都有「就醫包」：媽媽的藥單、藥品、衣服、尿布、看護墊，抓了就能出門。
成為照顧者，獨子阿凱早有覺悟。父親過世後，母親也跌倒臥床。雖有國立大學碩士學位，原本準備的高考也就擱下了。失智、帕金森氏症接連來，併發精神症狀，母親是社工口中的「困難照顧者」。先送長照的「家庭托顧」（如同家庭托嬰），「九點送去，十點電話就來了，說我媽跟另一個阿伯打架。」家托不收，改送日照（團體式日間照顧）。母親頻尿，一天得上十多次廁所，成了照服員負擔，「又被退貨了」。
自己顧，不是照顧者的必然選擇，卻是阿凱的不得不。沒有親友能替手，也沒有錢請移工或送機構。他通常「下午兩點才吃到那天的第一餐，晚上才吃午餐」，一切以母親的需求為優先。至於不同性別、看到母親私密處，那都是小事。尊嚴已是最後的問題。
還在家托時，照服員發現母親身上有瘀青，立馬通報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阿凱接到社工電話時非常挫折：「那你告訴我，你會怎麼做？我該怎麼做？」
阿凱用手機錄下媽媽的尖叫與辱罵，放給來訪的家防社工聽；一旁坐著的媽媽竟然開口和手機裡她自己的聲音對罵。阿凱回憶：「社工忍不住笑出來！荒謬吧？ 」
這樣日復一日的照看另一人的吃喝拉撒，他跟朋友抱怨，回應是：「上班也很累啊，不是只有你累。」阿凱苦笑：「但是上班的累，有薪水領，還可以辭職。我，不行。」
他常常想到「解脫」二字，因為看不到照顧的盡頭；他想的不是殺了媽媽，而是「她的藥，我全部吞一吞」，政府應該會接手吧。每當媒體報導「照顧殺人」案，他總是想，「很可能有一天就是我上報了」。
打從開始照顧母親，他有心裡準備「這路大概要走十年」。不過，他八年就「畢業」了。去年母親在睡夢中走了，阿凱看著母親好一會兒，對她說：「安心走吧，你要乖一點啊。」然後，撥了一一九。
五
他照顧腦麻女兒五十年，未曾喘息，卻成殺害摯愛親人的殺人犯
他看來和路上的台灣歐吉桑沒什麼不同：polo衫加夾克、棒球帽，和人人都戴的口罩。但他不單是為了疫情，而是躲避法院前媒體的鏡頭，因為他是「人倫悲劇」的主角，是悶死女兒的兇手。
就稱他「老陳」吧。七十九歲，人生五十年都在照顧重度腦麻女兒。直到前年新冠疫情爆發，女兒牙痛，卻因疫情無法就醫，呻吟數日。止痛藥已無法停止女兒和他的痛苦，他以棉被、枕頭終結一切。
老陳主動自首，再加上「情堪憫恕」，一審法官判了他兩年六個月。但家人擔心八十歲的人一關進去，還能回家嗎？上訴力拚「兩年以下」，才能緩刑。
在高院法庭上，老陳不太聽得懂法官問話，只回：「該講的都講了。」律師靠過去，悄聲提醒他，可以說「交給律師回答」，他便照著說了。面對法庭攻防，諸如「責任能力」、「辨識能力」，同不同意證物「有證據能力」等等，法條的說文解字離老先生太遠。
「殺人罪，你認罪嗎？」法官問。「我認罪。」老陳說。如果那夜他在女兒斷氣後吞下的六十顆安眠藥也讓他長眠，他就不會站在這兒。
近來越來越多研究發現「照顧者常在下手後自殺」。陳正芬列舉動機：照顧者希望停止受害者的痛苦，又因為不捨、罪惡感，常決定一起走；照顧者若自己也疾病纏身，自覺無法持續提供照顧，或者預知情況只會更惡劣，例如失業或失去中低收資格，都會成為照顧悲劇的引燃點。
老陳是第一種。照顧重度腦麻女兒五十年，盡心盡力照顧，女兒不曾有褥瘡。幾年前妻子也病了，換他夜裡獨自顧女兒。誰知道疫情會成為推倒現狀的第一張骨牌。自殺未遂，他在精神病房昏迷數日、清醒後立刻承認犯案。
大女兒在法庭作證時，提及她建議過申請看護，但父母都不願意。陳太太說：「女兒自己生的，就要負起責任」。夫妻倆五十年不曾出遊、沒有一天卸下照顧責任。
「如果父親要入監服刑，對我們來說是另一種難以承受的痛。」女兒求情。兒子說：「妹妹在天之靈如果知道爸爸被關，她在天上也會不平安。」高院法官形容他是「被社會遺忘的人」，但囿於法條，仍維持原判。
一審合議庭法官林孟皇、趙書郁、林柔孜於判決書特別指出，本案家庭不熟悉政府的相關社福措施，政府「也不曾主動給予照顧者支持」，才讓壓力不斷累積，釀成悲劇。他們在「關於刑的執行事宜」段落備註，盼保障老陳在監所內的人權，甚至要求檢方注意，老陳的身心狀況是否適合收監。
法官的備註寫著：被告如此疼愛女兒，卻親手終結她的生命，「想必他在未來的人生歲月裡，將始終受到『良心監牢』的禁錮。」
參、「『照顧殺人』逐年增多」的確是一個嚴肅與日益嚴重的問題。
預防照顧殺人：以失能者利益為優先，避免「不適任」照顧者
為兒童擇定監護人時，大家都知道要以「兒童最佳利益」為考量；但為失能長輩決定主要照顧者時，為何很少考量誰才適合擔任照顧者、怎樣的照顧方式才符合長輩最佳利益？
這是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照系教授陳正芬提出的大哉問。
面對親人失能，家庭照顧者必須立即就位，再討論如何輪流照顧、是否聘用移工或入住機構。但是，「我們缺乏『勤前教育』，照顧者還沒來得及想清對策，就被迫上戰場了。少數人回不來，倖存者也可能遍體鱗傷。」家庭照顧者總會秘書長陳景寧說。
同樣是照顧、「愛的勞務」，家庭對「顧老」與「育嬰」的態度大不相同：孕前考量、懷胎九月的產檢、育嬰百科，一切就緒。但照顧長輩通常是在意外發生，一夕風雲變色，家庭也只能倉促決定「誰來照顧」。
依學者及家總觀察，被「拱出來」站上照顧者位子的，往往是家庭中「最有空」或「最弱勢」的人。例如：失業者、病人、退休者，或者單身者。他們不上班、收入少或住家裡，是理所當然的照顧者。
照顧者若能自我評估，確認自己不具照顧者的特質（見自我評估表），就可在照顧歷程中踏出健康的第一步。「被拱出來的照顧者，如果自覺無法承擔，拒絕時要能抵擋親友壓力。」陳景寧說。有位女孩曾致電家總，訴說自己的故事：她是與父母同住的單身上班族，自然擔起護送父母就醫的任務。但是當父親倒下臥床，手足認為她就是當然的照顧者。但是她自認無法承擔，「照顧爸媽，應該是大家分攤的事」。於是她在外縣市找了新工作，以工作為由離家。
陳景寧說，女孩早已安排好，卻還致電社工，原因是她需要心理支持，需要他人肯定「我這樣做，是對的。我不是自私」。她只是想「像其他手足保有自己的生活，照顧責任由大家商量、分攤」。「照顧不離職」也是家總一向的主張。
脆弱狀態不適任照顧 家暴相對人風險更高
常常家庭成員的共識是「反正有人照顧就好」。但便宜行事，可能選出最不符合失能長輩利益的照顧者。有位照顧者申請長照2.0，一年內換了八位居服員，對居服員的態度惡劣，有時毆打失能長輩。原來他失業、離婚，原本就滿腔怒氣，又要整天看顧病人，更覺得自己的人生好失敗。
陳正芬指出，照顧者的生活、精神狀態不穩定，就難以負荷照顧工作，施暴的風險較高。她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長照系統和家暴系統之間，竟然沒有對接」，資料不互通，無法得知主要照顧者和失能者之間的家暴歷史，失去預防照顧悲劇的契機。
家暴舊恨加上照顧壓力，有時演變成復仇記。在奧斯卡典禮掌摑主持人的影星威爾史密斯在自傳中敘述，幼時看父親痛揍母親，他想有天一定要報仇；多年後他照顧罹癌 父親時，一度動念要將輪椅連老人推下樓。
台北市白姓婦人長期遭丈夫家暴，丈夫失智後，她在桃園市的安養機構裡，用枕頭悶死丈夫。這對夫妻早被台北市社會局註記為「家暴相對人」，需要提高警覺；但機構的照服員並不知道這段歷史，悲劇就難以預防。
這是「因恨而殺」，也有「因愛而殺」的例子。71歲老先生天天到機構探望臥床的妻子。常常念著：「她愈來愈瘦，太可憐了。」照服員覺得老先生天天探望，算是模範家屬了。他太愛妻子，不忍心她受苦，買了硫酸到機構，強灌妻子，幸被照護員發現制止。但老先生潑酸，再大口喝下，送醫不治。他的妻子、照服員及鄰床老婦被酸液波及，幸無大礙。
陳正芬指出，照顧暴力常發生在家中臥室，發生在機構十分少見；醫院或機構照護人員必須要有更高的敏感度，才能防範。日本《每日新聞》調查「照顧援助專員」（類似台灣的照顧服務個管員），發現高比率的照援專員會留意照顧者的憂鬱徵兆，及早轉介支持服務，降低「照顧殺人」的風險。
「照顧悲劇不會真的為家庭帶來解脫」，陳正芬說。「照顧者為家人付出時，也不能忘記愛自己。」家總提醒，養小孩要靠全村的力量，長照更要靠整個國家的力量，「我們一起來想辦法，總是有出路的」。
肆、解決「照顧殺人」的辦法，約有下列幾項：
- 照顧者必須事先明瞭「長期照顧」可能衍生的問題以及要有充分的自我心理準備。這其中，教育體系的介入是相對重要的發動機。
- 政府必須負起責任，制訂有效的政策與實施政策的方法，靠社會群體的力量全力推動，方得見效。
- 推動公益團體的設立，輔助政府政策的推動，特別是協助並成為長期照顧體系的一環。
- 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一個家庭具有完整與包容的社會性及相對的理智，遇事能集體商議，方能更理智的解決老人照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