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爭議人物－馮道的看法》

崔仁慧  2021/12/6 刊

馮道在世至死後一個半世紀本是被人稱讚其德行，甚至被他人視為模仿的對象。但是，自北宋歐陽脩出版《新五代史》，以其異常嚴格的標準將馮道列入《雜傳》，馮道開始被人批評。加上為馮道所作的少數申辯皆因為資料零碎，散佈各籍，不像「反面」意見都出於「大部頭」史籍。因此，在欠缺強而有力的理據下，馮道的正面評價備受忽視，後來更成為歷史上的主流意見，很多史書皆對馮道作出負面評價。例如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和清官脩的《續通志》，大多選用《新五代史》的《馮道本傳》來推論出馮道的為人「不忠」。

大體來說，馮道的為人實在未至於世人所說的不忠。

首先，《新五代史》的言論未免太過偏激，未能顧及馮道身處的時代背景。根據《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內的《雜傳》第四十二「歐陽脩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若如此，那麼禍亂敗亡就將無所不至了。況且身為大臣，攸關黎民生計，如果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國家豈有不亂，國家豈有不亡的嗎？我（歐陽脩）讀馮道的《長樂老自敘》，見他自述歷任官階榮勳與平居自適的情況以為榮，真可以說是沒有廉恥的人了；由此，當時天下國家的情況究竟如何，也可以從而知之了。』」（林永欽《騎牆孔子－馮道》一書譯文）其實五代的衰亂自有其長遠的因由，而馮道一人沒有廉恥，應該不足以成為構成衰亂的主因。而且，五代衰亂，社會黑暗，使當時君臣上下皆不重德行，道德敗壞。正所謂，「不知者不罪」，馮道歷事「四姓十三君」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歐陽脩的為人和其身處的時代，亦影響他對馮道所作出的評價。

讀《宋史．歐陽脩本傳》常覺歐陽脩青年論事時過於意氣，從他想支持范仲淹，卻上書責司諫高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一事便可知。而《新五代史》是他早年私撰，所以論人不論事的態度亦可從中窺知。

另外，宋代儒者大都陷入宋祖宗的圈套（歐陽脩亦然），加上懲於五代之亂，於是矯枉過正，大都以忠君作為論臣子的先決條件。其實，早在春秋時，孔孟並不認為忠的定義是忠於一君，而是建基於一國之上，先國而後君。以孔子為例，當時子張問孔子：「管仲謀助公子糾奪其兄齊桓公，那是否『未仁』？」。但孔子則認為桓公能夠九合諸侯，不用兵戎相見，那都是管仲的力量。如今馮道向契丹王耶律德光說：「此時即有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唯皇帝才可救得。」只因馮道一席話，令契丹王打消攻打中國之念，憑他一語之善就改變了局勢。於是，當時無論中外，無論賢愚，都仰馮道為元老級人物；人們都說契丹終於沒有夷滅中國全靠這一言之善，從這「一言之善」我們可知馮道可媲美中國名臣管仲，如果管仲可以避免兵戎就是「仁」（孔子認為「仁」乃道德的最高境界），那麼馮道令契丹沒有夷滅中國就更值得稱許了。而且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禮臣忠，是君臣間治事的態度，臣子徒然忠於君主而不能忠其職守，那麼這個臣子便不值得稱道了。由此可見，孟子的忠乃是忠於國家和職守，與歐陽脩的忠於君主是不同的，故歐陽脩似曲解了孔孟之道。

於是，由於上文所述的種種因素，指馮道不忠是有一定程度的不成立。

其實，除了不少歷代名人或著作對馮道作出負面批評外，歷代有不少名著都對馮道作出正面評價。例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吳處厚的《青箱雜記》、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明代李贄的《藏書》、清代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以及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六篇著作皆認為馮道雖然不忠，但亦不可忘記他高尚的私德。

但是，歐陽脩卻對馮道的私德隻字不提。他只說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認為馮道的言行只是矯飾出來。然而他似乎未明馮道所處的五代環境對其為官之道實有影響。

就環境因素而言，馮道所處的時代──五代，是一個黑暗、動盪的時代。正如詩曰：「龍虎爭戰幾春秋，五代梁唐晉漢周；興廢風燈明滅裡，易君變國若傳郵。」可見當時朝代更替頻繁，政局動盪。可是，馮道卻能在亂世中泰然自處。如《資治通鑑﹒後晉紀》載：「（馮道）臨難不赴，遇事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唯以圓滑應付為能事」意即遇到不好辦的事情，便不出頭；如果躲不過了，就要多加請示，不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如此則能夠應付了。若他不是懂得在亂世中為官之道，他也不可能頤養天年。所以，為人圓滑是亂世做官的變通之道，甚至可謂是必備條件，那麼評價馮道的為人處世時便應從另一個角度考慮了。

除了環境外，個人因素亦是不可忽略。根據林永欽在《騎牆孔子－馮道》和《四朝宰相馮道》說個人因素會影響史書的評論，尤其是中國史書。因為中國的史書多以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把人物分類和評品。於是，世人如歐陽脩便以為馮道是一個亂臣。

其實，馮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有私德、有學識、勇敢和目光遠大的人，他並非全然「視道德如草芥」。即使他誠然不忠，也未至於在歷史上沒有翻身的機會。

首先，薛居正《舊五代史》列舉馮道的德行甚多。例如卷一二六《周書馮道傳》說：「丁父憂，持服于景城，……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反映馮道的廉潔。

又「明宗入洛，……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報才業，素知識者皆引用，唐未衣冠，履行浮躁者，必仰而置之。」從上可知馮道作風務實。

上述馮道事親、儉樸、廉潔、務實和事君等高尚私德，令他富有名望。連後漢末年迎聖駕劉贇一事都是他帶隊率領的。

至於就馮道的學識而言，從任贊和李琪二事便能得知他學識豐富。一日，朝中有人向馮道謂任贊譏諷他的學識一事，馮道就召了任贊來澄清，並說他(任贊)只懂得文場秀對(詞藻華麗)，卻不懂得應試題目(實際知識)，令任贊慚愧不已。另外，曾做過後梁宰相的李琪亦曾被馮道指正不懂得地理，使李琪心服。

另外，馮道為人極具膽色和目光。如記得馮道在後晉為相時自薦出使契丹，在契丹回京的過程中，他每到一處就小住一段時間，後來平安回來一事。其實，一般人都沒有這個膽色自薦出使，更會因為害怕而急急南返。但是，馮道深明縱使他想急急南返，契丹的兵馬亦可追到他，唯有緩慢前進才可保住性命。

總括而言，馮道縱使不忠亦有其苦衷，他的私德、智力和勇氣確實值得世人傳頌的。雖然正、反兩面的評價都各有道理，但是，大家不可以因為認同一面而忽略另一面的史實。的確，馮道是中國亂世中一個傳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