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印象
於澤俊 2021/12/02刊
“親愛的同志”是梁曉聲的口頭禪，他用這個稱呼稱呼所有他喜歡的朋友。熟悉梁曉聲的讀者都知道，梁曉聲的作品受蘇聯小說影響很大，可能是從小看了太多的蘇聯小說，才把親愛的同志總是掛在嘴邊上。他的這個“同志”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同志，而是一種對朋友的充滿愛意的表達。說話一興奮、一激動，嘴上就冒出了親愛的同志。他關心你時，會叫你親愛的同志；他要用某種觀點說服你、反駁你時，也是親愛的同志；你若把他惹怒了，他或許還會叫一聲親愛的同志，但是伴隨著這一聲同志的，可能是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痛批怒駡，那很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叫你同志，從此，你已經不再是他親愛的同志了。這最後一聲同志，也許更能體現梁曉聲的性格，或者是他性格的另一面，大家更熟悉的一面。
1. 站直了不容易
站直了不容易，是梁曉聲的名言，也是他人格的寫照。幾十年來，梁曉聲一直是以這樣的形象站立在公眾面前。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頂的事他敢頂，無論遇到多大壓力，他的腰從來沒有彎過。從他身上，我看到了魯迅的影子。
有一次，梁曉聲隨一個文學代表團出訪，在中外作家的座談會上，梁曉聲正在發言，隨行的一位副處長打斷了他，說：“梁先生，請你說話注意點，這是在國外，不是隨便什麼都可以說的。”梁曉聲當即拍案而起：“我說錯了什麼嗎？如果我說錯了什麼，由我個人負責，該殺頭該坐牢那是我自己的事，與你有什麼關係嗎？你有什麼資格告訴我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
這位副處長本是某行政機關的隨行工作人員，既不是代表團的領導，也沒有給代表團把政治關的權利和義務，這樣說不知是出於什麼目的，回國之後受到了領導的嚴厲批評。
還有一次，有關部門的領導建議梁曉聲寫一部電視劇，題目是《政協委員》，梁曉聲欣然允諾。劇本寫到一半，梁曉聲拿出來向大家徵求意見，幾位領導看了非常緊張，因為劇中有大量針砭時弊、揭露腐敗、批評社會不良現象的情節，他們認為劇本暴露社會陰暗面太多了，害怕承擔責任，丟了烏紗帽，七嘴八舌地指責梁曉聲怎麼能這樣怎麼能那樣，徵求意見會變成了梁曉聲的批判會，梁曉聲一拍桌子說道：“親愛的同志，你們不要說了，我不寫了還不行嗎？”
梁曉聲憤然而去，隨後把稿子寄給了當時的政協主席賈慶林。過了幾天，賈慶林主席的秘書給梁曉聲回電話說：“賈主席認真看了您的劇本，看完之後馬上要出訪，沒有時間給您回電話。他委託我告訴您，您的劇本寫得很好，希望您儘快把它寫完，拍出來。”但是，與這幾位領導的關係鬧成這樣，梁曉聲已經沒法再寫下去了，劇本最終還是未能面世。
站直了不容易，也是梁曉聲為人處世的切身體驗。要站得直，不僅要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有時還要面對人們對他、對他的作品的誤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曲解、歪曲和利用。
前兩年 ，梁曉聲又完成了兩部知青題材的大戲——電視劇《知青》和《返城年代》。《知青》播出後，受到許多觀眾的好評，但是也帶來一些誤解和指責。有段時間，網上罵聲不斷，有的觀眾質問梁曉聲，上山下鄉運動中，那麼多知青受到迫害、那麼多知青不明不白地死去，你為什麼不寫？寫出來的知青生活好像是一首青春無悔的浪漫詩，這符合歷史的真實嗎？其實這不能怪梁曉聲。梁曉聲的確是浪漫的。知青生活有浪漫的一面，也有苦難的一面。對知青的苦難沒有人比他瞭解得更多，沒有人比他對知青命運的同情更深。不僅是北大荒，梁曉聲對全國的知青狀況做過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他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比誰都多。電視劇是有嚴格的審片制度的，作者在寫作之前就已經被這不行那不行限制住了，再加上拍完之後的審查、刪改，出來的東西已經和作者的初衷相去甚遠。我看過《知青》的送審樣片，原劇是60集，而播出的只有45集。我不想過多地批評審片制度，他們這樣審，有他們的不得已之處。由一個委員會來審片，眾人莫衷一是，往往一個人反對，整部片子就通不過。看到觀眾的批評，我很想寫篇文章發到網上，消除一下誤解，梁老師說，算了，讓人們自己去評判吧。這裡，我只想說一句話，要想讓這部電視劇能夠問世，就只能這樣寫，否則就永遠出不來。我想這個道理是不難理解的。
梁曉聲曾說過一句話，十年後中國如果回到文革，我要麼移民要麼跳樓。這句話是針對有些人對現實不滿，發牢騷說“還不如回到文革去”說的。結果這句話被改成了“十年後中國如果還是現在這樣，我要麼移民要麼跳樓”，在網上到處流傳。
無論篡改者是懷著什麼樣的用意，是有意還是無意，對梁曉聲來說都是一個陷阱。兩句話要表達的意思完全不同，關係到一個人的立場和觀點的表達，梁曉聲不得不公開向媒體作出解釋，說明這不是他的原話。於是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說梁曉聲受到來自上面的壓力了，梁曉聲害怕了，梁曉聲這個硬漢當不成了。媒體就此事專門採訪過梁曉聲。我看了網上的訪談錄，記者提出的問題充滿玄機，也可以說充滿陷阱。我不是說記者不懷好意故意給梁曉聲設陷阱，記者這樣做或許只是他們的職業技巧，他要從各個角度特別是當事人不防備的角度，逼出你的真話。崔永元的訪談節目就經常給人設陷阱。作為當事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就被繞進去。梁曉聲的回答非常機智巧妙，既不失自己一貫的原則，也不為他人所左右。他說，沒有人給我施加壓力，也沒有誰能對我構成壓力。對於文革，我是深惡痛絕的，那是以什麼樣的語言批判都不為過的。對於現在，我的觀點也是明確的，雖然依然問題多多，有些問題還是很嚴重的，但那是可以改變、可以改造的。不要因為對現實不滿，就要回到從前去。
2. 家國情懷
梁曉聲的寫作，始終離不開家國天下。他的眼睛始終盯著百姓的疾苦、國家的興亡以及人、人的發展、自由、平等、民主等等這些關係到國家、人類的最根本的問題。他的文章寫的是這些，平時談論的話題也是這些。和朋友們在一起聊天，常常評論時政的得失，國家未來的發展，令人擔憂的問題等等，有些話不合時宜，有些話有的人不愛聽，或許還會帶來麻煩甚致招災惹禍，但是梁曉聲不管這些，怎麼想的就怎麼說，在朋友面前從不隱諱自己的觀點。就像當年蘇東坡的家人評論蘇東坡“滿肚子的不合時宜”，梁曉聲有時也是這樣的不合時宜。他的文章和觀點經常遭到批評、指責甚至圍攻，但是他從來沒有屈服過。他曾說過，即使刀擱在脖子上，作為一名知識份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去說西方的民主、自由、博愛、平等都是虛偽的。
在最初的知青文學創作告一段落之後，梁曉聲的創作一度轉入了以散文和雜文為主，在他1600萬字的作品中，散文和雜文占了三分之一，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1996年，梁曉聲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又一次引起轟動。這本書不是一本理論著作，而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展現了當代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生存狀態、思想狀況和精神面貌，對中國現狀的理解、表現和批判可以說入木三分，至今仍然不斷再版，暢銷不衰。
對於中國的過去，梁曉聲是對文革反思最多的人，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涉及。對於文革中人妖顛倒、是非混淆、人性泯滅的分析和批判之深刻程度不亞於魯迅。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舉，只把他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列在下面：
“……所以現在大部分中國人，仍如驚弓之鳥般地對政治忌諱莫深，仍把真話藏在心中，不敢當面指認裸奔的皇帝沒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全體虛偽的民族。文革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不可思議、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無論用什麼語言批判都不為過。”
對於中國的未來，梁曉聲最關心的是民主化的進程。他在很多文章中談到民主問題，有些文章就是以民主為題目。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起文革，已是天壤之別；要到達理想的境界，也許還難以一步到位，也許還需要時間，但是總得有人帶頭呼籲。前驅者的命運往往是悲壯的，法國的民主制度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戰爭，才得以誕生，中外歷史上為此而流的血已經流成了河，刀擱在脖子上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是我相信梁老師的願望終究是會實現的。
3. 甘為孺子牛
梁曉聲於我，亦師亦友亦兄長。我上大學時就讀梁曉聲的作品，《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父親》《母親》《年輪》等作品都曾深深地打動過我。一提起梁曉聲的作品，我便會想到《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李曉燕光著腳，挽著褲腿，一個人在河邊像只仙鶴一樣偷偷跳舞的情景，那是一幅多麼優美的圖畫！看《父親》《母親》，我一邊看一邊流淚，因為小說中的父親母親和我的父母親太像了。我知道，普天之下還有千千萬萬這樣的父親母親，梁曉聲的作品表達了千千萬萬兒女的心聲，這是梁曉聲作品能打動人的根本原因。
我是搞出版的，因為向梁老師約稿而認識了他。當時我剛完成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大風》，想請梁老師作序。我們只有一面之交，提出這樣的要求有點過分，不料梁老師滿口答應。我知道梁老師很忙，80多萬字的稿子哪有時間看，我問他，您還看全稿嗎？梁老師說，要看，不管是誰讓我寫序，我都要看。我說要不我先打個草稿，您在上面修改就行了。梁老師說，不行，你要我寫，我就一定親自給你寫。梁老師很快就把稿子看完了，除了寫序，還給我題了一幅字：
胸中自有豪氣在，
敢遣雄霸上紙端。
梁老師說，序言你可以根據需要隨便改。序言的題目是《家天下是不可持續的》。我看了一下，寫得洋洋灑灑，縱橫捭闔，充滿了激情，本身就是一篇優秀的歷史散文，我哪敢改一個字！
寫完《大風》，梁老師問我還有什麼寫作計畫，我說想寫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長篇小說。梁老師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和我一樣有著很深的工人情結。梁老師的家庭出身和我很像，父輩都是建築工人，改革初期同樣有幾個兄弟姐妹下崗。在他的鼓勵下，我用了86天的時間就把《工人》初稿完成了，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進行修改，改完已臨近春節。我把列印好的書稿交給梁老師，梁老師要回哈爾濱過年，就背著那一摞厚厚的書稿走了。大年三十、初一、初二，梁老師都在看我的稿子，45萬字的稿子他三天就看完了。初三一大早，梁老師給我打電話說稿子看完了。當時我心裡覺得十分過意不去，為了我的稿子，梁老師連年都沒過。我就像一個等待宣判的犯人，迫不及待地問：“梁老師，你認為我的作業及格了沒有？”梁老師連說了三個好：好，很好，非常好！因為相似的家庭出身，共同的遭遇，作品感動了梁老師，他告訴我他是流著淚看完的，我聽了之後對自己的作品有了幾分信心。這一次沒用我說，梁老師主動為我寫了序，並且把稿件推薦給了文化藝術出版社。董耘編輯是梁老師多年的朋友，她也很欣賞這部小說，在她的努力下，書很快就出版了，反而出在了《大風》的前面。
事後我拿了一萬塊錢給梁老師，說實話，這點錢真的不足以表達我的謝意。130萬字，就是按出版社編輯審稿加工費的標準給也得幾千塊錢，何況還有兩篇序呢。可是梁老師說什麼也不要。
梁老師不僅對我是這樣，他對所有的朋友都是如此。他給別人寫的序、跋、書評至少在百篇以上，從來沒要過一分錢。年前他去看牙，給他看牙的醫生恰好剛寫了一本牙病防治方面的書，見了梁老師，也要他給寫個序，梁老師二話沒說就答應了。牙醫要給他減免一些鑲牙費，梁老師說，該怎麼收還是怎麼收吧。
4. 家裡的頂樑柱
看一個人的人品如何，首先要看他對父母如何，對自己的親人如何，一個連父母親人都不能善待的人，無論他怎麼自我標榜，都是不可信任的。梁曉聲對父母親的感情如何，孝敬與否，在《父親》《母親》這兩篇小說中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了，無須贅言。看過梁曉聲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很聰明的哥哥，曾上過大學，是學理工的。據梁曉聲說，哥哥遠比他聰明得多，不幸這麼聰明的一個哥哥卻得了精神障礙方面的病，從二十幾歲開始，到處求醫治療，始終沒有徹底治癒，時好時壞，還不到三十歲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如今梁曉聲的哥哥已經七十歲了，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一直是梁曉聲在照顧哥哥的生活。毛澤東曾說過，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四十年如一日地照顧一個病人，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四十年來，梁曉聲承擔了哥哥的全部醫藥費和生活費。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梁曉聲很忙，到了北京之後，他不得不把哥哥託管在精神病院。別的不算，光是一年在精神病院的託管費就是七八萬，再加上吃穿用度，十萬肯定打不住。平時只要一有空，他就要到醫院去看哥哥。我不知道他一年去多少次，但是在我與他有限的交往中，有幾次打電話他都是在精神病院接的。每逢年節，梁曉聲都要把哥哥接回家來，親自給他搓澡，換洗衣服。也許是病的原因，哥哥沉默寡言，很少說話，梁曉聲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心裡那份對親人的依賴之情像個孩子。每逢這種時候，梁曉聲便把手裡的活全部放下來，陪哥哥坐著，兄弟倆有時會這樣一坐一整天，以默默無言完成心靈的溝通。哥哥喜歡抽煙，但是梁曉聲不抽，他絕對不動，讓他抽他也不抽。梁曉聲抽煙很節制，一天也就是五六支，為了哥哥，他不得不打破常規多抽幾支。
如果僅是哥哥一個人還好辦。哥哥的問題剛剛安排就緒，還沒容梁曉聲喘過氣來，妹夫又患了腎炎，病情來勢兇猛，很快就發展到了腎衰竭，要靠透析維持生命。透析的費用一年要十萬多，那時還沒有醫保，單位效益不好，負擔不起這麼大的費用，全部要自己承擔。梁曉聲毫不猶豫地把這筆費用承擔了下來。在那個低工資的年代，十萬元對於普通人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梁曉聲雖然有一些稿費收入，承擔這麼大的開支也是相當困難的。
稿費掙的是心血錢，和打工族的血汗錢沒什麼兩樣。梁曉聲的稿費能有多少？最初拍電視劇《年輪》的時候，只給了梁曉聲一台彩電，價值1500元。當然後來稿費的標準也在逐步提高，但還是堵不住家裡這麼多債窟窿。
梁曉聲還有兩個弟弟，都是當工人的。改革開放初期，東北地區的工人紛紛下崗，梁曉聲的弟弟妹妹也未能逃脫下崗的命運。一夜之間，兩個弟弟一個弟媳婦同時下崗，妹妹內退，和下崗也差不多。這一下三家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梁曉聲不得不時常在經濟上接濟他們一下。弟弟妹妹們的子女還算有出息，長大之後紛紛到北京來發展。在北京生活最大的問題是買不起房，梁曉聲剛剛積攢下的一點稿費，又給侄子外甥們付了首付。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到梁曉聲的妻子焦丹，如果沒有這樣一位賢慧的妻子，沒有焦丹的支持，梁曉聲這些事一件也做不成。焦丹家裡想必也有不少類似的困難，但是從未聽他們夫婦提起過，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了。
梁曉聲的哥哥沒有子女，他打算擱筆之後便把哥哥接出來，到南方哪個小城租一套房子，一心一意照顧哥哥的生活，讓哥哥有一個安定幸福的晚年，給哥哥養老送終。他自己已經是六十六歲的人了，還要去照顧比他更年長的哥哥，這與雷鋒精神雖然不同，卻站在了同樣的道德制高點上，放射著同樣的光彩。它必將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一部分流傳下去。
5. 平民的本色、平民的立場、平民的代言人
梁曉聲是大家熟悉的平民作家，其實他的基本身份就是個平民。這輩子當的最大的官不過是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而且時間不長就離任了。有人說，梁曉聲的性格不適合做官，那是大錯特錯了。以梁曉聲的智商，難道不懂得一點韜晦，一點妥協？他只要稍稍屈就一下就可以當大官。就算別的官都當不了，當個作協主席還可以吧？管不了全國作協，當個省級作協主席還夠格吧？在我們這個官本位的國家，一個省作協主席也是廳局級待遇，起碼在分房、用車方面能得到很多實惠，可是他連這樣的官也沒當過。房子、車都是用稿費買的，司機就是我們那位可敬的大嫂焦丹。面對種種的社會不公，面對百姓的疾苦，面對關係到國家興亡的大是大非，他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妥協，大家都不敢說話，那就我來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個人的升遷榮辱、官大官小根本不在他的視野之內。並且，他只有把這些大大小小的烏紗帽統統甩掉，才能站得更直，罵得更痛快。
梁曉聲住的社區在一條小巷子裡，街兩邊是一個挨一個的店鋪，店鋪門口擺滿了做各種生意的小攤，開車進出很難。有一次我開車去拜訪他，在他家門口堵了足足二十分鐘。梁曉聲自己也曾感歎，難道此生就終老在這條巷子裡？他出門很少坐車，幾公里以內的距離一般都是步行。穿著很普通，夏天常穿一雙輪胎底的布鞋，冬天戴一頂廉價的棒球帽，這兩樣東西，最多也就值五十塊錢。出門的時候，肩上總是背著一個白布兜子，裡面裝著書稿、花鏡之類的用品。從那條小巷裡走過，和出門買菜的大爺大媽一模一樣，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沒有人認識他，更沒有人知道這裡住著一位蜚聲文壇的作家。
梁曉聲很少在外面吃飯，請梁老師出來吃飯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即使偶爾出來，也絕不允許鋪張浪費。他在兒影有一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建的老式住房，大概是他當年的職務分房，平時寫作、接待朋友就在那裡。有兩次我去拜訪他，看見他在啃幹麵包，想請他下樓去吃飯，他說什麼也不肯。年前我和劉慶邦老師又去拜訪他，事前說好不吃飯，但是那天我們談得很投機，談到中午梁老師又主動提出去吃飯。他把我們帶到兒影廠的一個內部餐廳，點菜的時候，他指著功能表說：“我就要一個疙瘩湯，你們倆自己點自己的吧。”
當年梁曉聲的一句“三個茅盾文學獎，抵不上一個副處長”，把電影廠的領導搞得狼狽不堪，諸如此類的批評文章他還寫過不少，因此很多官員都怕他，和他打交道都小心翼翼的。其實他的文章都是對事不對人的，他從不計較個人恩怨，也沒有私敵。三個獎不抵一個長，是批評分房中的不公平現象，既不是為了自己分房，也不是跟哪位領導過不去。在他工作過的一個單位，一個幹部曾利用職權整過他，給他安的罪名是政治問題，那是要置人於死地的。按人之常情，有了這樣的過節，兩個人就成了一輩子的死敵，但是梁曉聲並沒有和他計較。後來那人得了癌症，梁曉聲正在領導崗位上，他照常到醫院去看他，幫助他解決個人和家裡的各種困難，病人去世後，他還在根據病人生前的要求，去為他的子女跑工作，直到安置好為止。
梁曉聲的影響早已超出了文學界，每到一地，常常是省裡領導親自出面接待、陪同，但是他始終不忘自己是一介平民，始終保持著平民的本色。對於那些自以為是社會上層，對下級、對百姓們指手畫腳、頤指氣使的人，他從不買帳，但是對待百姓卻是竭盡心力，幾乎是有求必應。他不僅以自己的文章為百姓代言，平時碰到周圍的人有困難，也會主動幫他們說話，幫他們解決困難，哪怕這個人與他毫不相干。北影廠食堂有位工人師傅，原來也是北大荒的知青，愛人是上海知青，這位師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愛人調到北京，解決了兩地分居問題。但是來了之後，孩子的戶口卻落不上。孩子已經上高三了，馬上就面臨高考，沒有戶口怎麼行？兩口子急得不得了。梁曉聲聽說以後，便給當時的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寫了一封信，過了幾天陳市長的秘書給他回了信，告訴他，他信中反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那位師傅至今也不知道是梁曉聲幫他們解決的。
梁曉聲的一個遠房親戚曾用他的身份證買了一輛車。有一次，發生了刮蹭事故，責任是車主的，但是並沒有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對方要求車主賠償三萬塊錢，車主認為太過分，沒答應，對方便找到了梁曉聲。車主告訴梁曉聲不要理他，梁曉聲為了息事寧人，還是給了他三萬塊錢。過了兩年，這位當事人的孩子要考大學，不知怎麼又想起了梁曉聲，打電話來請梁曉聲幫他托托關係，解決孩子的錄取問題。這事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把電話掛了，可是梁曉聲居然給他辦了，孩子被順利錄取了。
梁曉聲雖然沒有做官，但是在文學、電影等領域的很多群眾團體中有兼職。他是全國政協委員，還是民盟的幹部，加上教學、帶研究生和各方面的約稿，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很多人請他吃飯請不出來，但是有兩種飯局他是必到的，一是教研室同事們的聚會，他覺得這是對同事的尊重；二是他的學生們的聚會，和年輕人在一起，梁曉聲會很快樂。他對待學生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不僅要教他們、帶他們，畢業時還要幫他們找工作。有一次，我告訴梁老師，他的一個學生做事有些不妥，梁老師聽了非常難過，連說了幾遍，怎麼會呢？他是我的學生啊！那神情真的跟自己的孩子犯了錯誤一樣。說完之後我很後悔，不該讓梁老師這麼傷心。
梁曉聲忙成這樣，居然還要參加居委會組織的合唱團。他本沒有時間參加這種活動，但經不起居委會大媽的軟磨硬纏，只好答應下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答應了就絕不含糊，真的按時去參加練歌。按我這種俗人的理解，梁曉聲參加一個作家合唱團，參加語言大學的師生合唱團，還屬正常，參加一個街道合唱團是不是有點掉價呀？在梁曉聲眼裡可沒有這種區別，他的思維方式恰恰相反，若真請他去參加一個什麼社會名流合唱團，還未必能請得動。
梁曉聲兼職很多，社會工作也很多，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在教學和寫作上。這麼多工作，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創作激情，六十六歲了仍處在創作的高峰期，寫完《知青》和《返城年代》之後，他又開始寫小說，寫雜文、散文，每年都有幾本新作出版，報刊雜誌上也時常能見到他的文章。他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吸煙一天只是三五支，酒幾乎不沾，不會打牌下棋，生活已經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程度了。他幾乎不吃肉，對那些山珍海味也沒興趣，加上多年牙病的困擾，每天的飯食幾乎就是蔬菜、稀飯、疙瘩湯，他的全部生活樂趣都在教學和寫作中。在別人眼裡，他的生活就像個苦行僧，但是他自己卻樂在其中。他是我們老百姓最親愛的同志。寫到這裡，我想說，親愛的同志，你多保重，老百姓需要你！
2015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