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生離死別的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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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生離死別的故事(1)

徐婉嬋王振康的故事—與分離卻成永別

撰於12月25日，2020

七十年前的今天，我們在西湖走散……

再次見到我魂牽夢縈一生的戀人，已是在七十年後，而你卻成了一抔黃土。

2018年8月29日，孔柏年先生急匆匆趕到我家，從手機中翻出一張照片，問我是否認識。我戴上老花鏡湊過去，瞬間呆在那裡。

1949年，他在兵荒馬亂中隨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從此杳無音訊。一別，便是一生。

“ 徐婉嬋，有三個空軍來找你！” 1947年的一天，一位同學跑進宿舍喊我。

那年，我21歲，正就讀浙江省立杭州高級醫事職業學校。我很驚訝，跟著同學下了樓，只見3個身著軍裝的人看著我笑。我認出來了，其中一位，前一天見過。那是10月31日，為慶祝蔣介石六十大壽，杭州體育場舉辦了一場聯校體育比賽，我是學校的女排隊員。那天體育場人山人海，女排們正在場上奮力揮臂扣球時，天空突然下起大雨，我們像受驚的小鹿，跑到主席台上躲雨，那裡，恰是空軍官校學生們的觀賽場。

身著白色球衣的我被雨淋濕，想找同學要手帕擦拭，就在我回頭張望時，突然看到身後一個籃球運動員，正目不轉睛地望著我。

那年我21歲。再次見面，只見他穿著一身筆挺的美式空軍制服，高聳的軍帽帽簷壓在眉毛上，英氣逼人。

見到我，他顯得有些緊張。同來的人笑著在背後推他一把，他才結結巴巴地對我說：“ 我們想……想來參觀一下你們學校……”

他叫王振康（後改名王斌），是杭州筧橋中央航校第25期學員。1944年，為響應蔣介石 “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 的號召，正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的他投筆從戎，趕赴印緬戰場。抗戰勝利前，又考入筧橋中央航校。

後來，我們相愛了。

每天清晨，當太陽升起，總有一架戰鷹如約從筧橋方向飛來，時而直衝雲霄，時而低迴盤旋，那貼著學校屋頂呼嘯而過的轟鳴，至今難忘。

我常跑出教室，努力向天空揮手。

那時，航校學員每天都要駕機訓練，振康常常將地點選在我的學校。

到了周末，他會身著綠色空軍制服，開著敞篷吉普車到學校接我，然後去岳飛墳邊的攤位租兩輛自行車，並肩騎行到西湖。

那時的杭州姑娘，以有個筧橋空軍男友為榮。

有一次，我們爬山時，我腳下一滑，他趕緊伸手將我扶住，那是我們第一次牽手。十指相扣的瞬間，我倆都羞紅了臉。

不能相見的日子，我們就用頻繁的書信表達愛慕。曾是哲學系大學生的振康文筆優美，柔情脈脈又體貼周到。

有一天，我們泛舟西湖，振康看著我，表情突然凝重起來，他握住我的手說：“ 假使有一天，我們不小心走散了，那麼就在岳飛墳前等吧，最多十年，老天一定會讓我們重新相聚的。”

我聽了一愣，很感動，但也有些好笑：這麼小的杭州城，我們怎麼會走散？

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好單純，而身為軍人的振康，已經感知到了即將到來的腥風血雨。

1948年冬天，筧橋中央航校緊急遷往台灣，振康要隨部隊換防。臨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們來到西湖邊，他把我緊緊攬在懷裡，迫切地說：“ 婉嬋，我們結婚吧，和我一起去台灣。”

年幼無知的我，當時根本沒有體察到他焦灼的內心，也不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麼。我告訴他，辛苦讀書四年，再過半年就要畢業了，等拿到畢業證後就去台灣。

振康尊重了我的選擇，送我一張別緻的新年賀卡。上面寫著：祝您新年快樂、前途幸福，謹以此贈給我想念中的人兒。

那是1948年的12月15日，一個我至死也不會忘記的日子。是我們第一次分別，也是永遠。

在之後紛亂的歲月裡，我始終將這張賀卡帶在身邊，一直保留了70年。

2008年12月15日，我們分別60年之際，我在賀卡上寫下一段話：彈指一揮間，60年過去了，48年12月15日是什麼日子，今又12月15日，兩岸直航的時刻，您在哪裡？我們都是83歲高齡的人了，只有九泉相見，天堂之路又在何方，心痛難忍。

現在想起來，我萬分懊悔，如果當時堅定地跟著他走，我的一生，或許不會有那麼多的折磨。

1949年，國共戰爭烽火連天。

這年初，振康從上海給我寄來一封信，我這才知道，他已從台灣又出任務到了上海。信中，他只簡短留下自己在台灣的詳細地址：台灣屏東機場，空軍第十一大隊第四十四中隊，並希望我儘早動身去台灣。

可我，仍在等畢業。

4月21日，渡江戰役打響，長江防線只一天便被解放軍突破，兩天後南京失陷，十天後，杭州失守，二十多天後，上海淪陷。一夜之間，杭州再無吉普車和空軍的身影，留守筧橋航校的看門人也不知去向。

杭州街頭，到處是丟了魂尋找戀人或丈夫的女人，其中，就有我發瘋般的身影。我天天看報紙，希望能從中尋找振康的下落，但一無所獲。

振康曾對我說：“ 我是軍人，命可能不長，你要好好考慮。”

我坐在岳飛墳前，想起他說過的這句話，立即起身離開，怕自己忍不住放聲哭出來。絕望中，我花了一塊大洋請算命先生看相。我想知道：他在哪？還活著嗎，我們何時才能相見，我剛從郵局寄出的兩件親手編織的毛衣，他收到了沒有？算命先生說：人還在，遠在海角天涯。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我把振康從上海發來的那最後一封信看了又看，堅信他是隨部隊撤到台灣去了，多少心安了一些。這年7月，我終於畢業，但因戰爭交通中斷，赴台結婚已不可能。3個月後，新中國宣告成立。

我們真的離散了。

1950年春，我收到母親從老家寄來的信，她說，振康的弟弟振業參加了解放軍，並隨南下解放舟山的部隊來到臨海赤水村。那正是我的家鄉。振業找到我的母親，打聽哥哥的下落，可母親一無所知，就將我的地址告訴了振業，振業說，等他打完仗，一定會再來找我打聽哥哥的消息，並給我母親留下了他家在安徽的地址。

收到母親的信已是一個月後，我立即上街買了幾塊杭州綢緞，寄給遠在安徽合肥的振康父親王少山，以表自己的牽掛之心，但懾於局勢，我沒敢多寫，只是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可綢緞寄出後，猶如石沉大海，說好打完仗就來找我的振業，也消失在茫茫人海。

我至今仍然清楚記得振康家當年的地址：安徽合肥市趙千戶巷1號。我曾讓女兒去尋找，可女兒告訴我，趙千戶巷這條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街巷，早已蕩然無存，連同名字一起消失在解放後的城市改造中。

我做夢都想著能與振康在西湖邊重逢。1950年代初期，經常有台灣飛行員駕機回大陸投誠的新聞，我已如死灰的心又復燃了，我期盼著戀人，也能成為駕機回歸的英雄，與我團聚。可是，這期盼很快變成了絕望——聽說駕機回來的人，有的被槍斃了。我十分恐懼，在心中一遍遍祈禱他千萬不要回來。

做夢也沒想到，當年相戀時振康駕著飛機在我們學校盤旋的溫馨場面，後來成為我的 “ 污點 ”。

1950年代初，我所在的醫院改制為一所軍隊醫院。按當時規定，所有解放前參加工作的統稱為舊職人員，都必須如實交代自己的歷史。從此，我的檔案中，有了 “ 戀人為台灣空軍飛行員 ” 的字樣。

1952年的一天傍晚，由單位激進分子組成的 “ 打虎隊 ” 將我關押起來，說我貪污鉅額公款，通敵台灣戀人，把鉅額貪污款轉移台灣，助台灣反攻大陸。幾天嚴刑逼供下來，我瀕臨崩潰，只好簽字承認這莫須有的罪名。

1950年代初的我禍不單行，老家赤水村傳來消息，土地改革後我家被評為地主成分，房屋、財產全部沒收。

我父親早逝，母親成為被批鬥的 “ 地主婆 ”。我的大哥在一個清晨被拉去槍斃了。那天，大嫂哭著去收屍，把大哥身上穿的毛衣脫下交給我洗，我洗著洗著，只見清澈的河面，瞬間被大哥的血染成殷紅一片。

大嫂將洗好的毛衣拆成線，又打成小孩的毛衣，給已經失去父親的孩子們穿在身上。

在政治高壓下，我已沒有別的路，痛苦地想了很久，最終決定把自己嫁了。

此時，一個叫王耀振的醫生開始追求我，他與我在同一所醫院。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和振康只相差一個字。我告訴他，我無法忘記振康，心裡會一直留著振康的位置。他說，他都知道，也都理解。

1953年，我們結婚了。

我和丈夫耀振結婚後，我們陸續有了3個女兒，孩子的出生，曾一度讓我在忙碌中忘記了振康。但當她們漸漸長大後，我又慢慢想起了他，回憶反復折磨，讓我整夜整夜睡不著。

失眠的夜，我會拿出以前振康給我寫的信，邊看邊哭。在我的家裡，至今還保留有振康當年送我的禮物，有旗袍、扇子、派克金筆、香皂、布料等，我一直細心保存了70年，連他當年用來包禮物的橡皮筋都一直留著。

叫它們不應，看它們不理，但它們能解我愁思。

在那個缺衣少食的窮困年代，我將振康送我的鵝黃厚呢衣料，請裁縫製成孩子的大衣，老大穿完給老二，二姐穿小了又給小妹。靠著這件柔軟暖和的呢大衣，年幼的孩子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寒冷的冬季。

振康曾送我一本暗紅色的相冊，裡面有許多我們在一起的照片。天氣好的時候，我會坐在陽光下一頁頁打開。年幼的孩子們時常趴在我的腿上，好奇地指著照片中的人問我是誰，我也不隱瞞。

當我和孩子們談到我的空軍戀人時，丈夫耀振總是默默地聽著，有時也跟著笑。

後來我曾數次回過杭州，每次去都會想起當年振康和我的約定：“ 假使有一天，我們不小心走散了，那麼就在岳飛墳前等吧，最多十年，老天一定會讓我們重新相聚的。”但是我從來不敢去西湖，更不敢到岳飛墳。

1957年，我所在醫院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為響應號召，性格耿直的耀振在會上給醫院黨委領導提意見，第二天，醫院裡貼滿了針對他的大字報，他被停職。

1958年，耀振被打成右派，被迫離開他心愛的手術台，開始長達21年的下放勞改生涯。

他遭迫害後，21年間沒有一分錢工資，家裡經濟條件一落千丈。

1960年的耀振—

耀振被押送到原籍寧海農村勞改時，三個孩子都很小，最大的還不滿五歲，後來他又調到寧夏鹽池勞改。

1963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正在屋內睡午覺，忽然聽到窗外有人說話：“小朋友，你知道徐婉嬋家在哪裡嗎？” 只聽二女兒奶聲奶氣地說：“ 不許去，我媽媽在睡覺，不許你去我媽媽家！”

我立即起身跑出去，只見8歲的女兒兩手呈一字伸開攔在陌生人面前。

對面的人，正笑呵呵地看著她。他頭戴西北皮帽，身著破舊的黑色棉大衣，肩挑一擔行李，風塵僕僕。

看到他，我眼圈紅了，對女兒說：“ 是爸爸，快叫爸爸。”

耀振一把將女兒抱起來親了又親，女兒卻只呆呆地看著他。

這是耀振21年勞改生涯裡，唯一一次回家，是我們全家少有的團聚。後來我才知道，那次他之所以能回家，是因為他救了農場領導妻子和孩子的命。

耀振後來一直駐紮在農村，為讓窮苦百姓看得起病，他自學中醫，救人無數。

1966年，文革爆發。我檔案裡的歷史 “ 污點 ” 再次被翻了出來成為罪狀，造反派說我利用家裡的收音機，偷聽敵台，試圖與台灣戀人裡應外合，反攻大陸。

我預感到紅衛兵要來抄家，在一天夜裡，我流著淚把振康給我寫的信一封封丟進火裡，但那些照片，我卻無論如何捨不得燒掉，我僥倖地想或許他們不會在意，便把照片藏在了箱子底下。

一天早晨，造反派衝進我的家裡，翻箱倒櫃搜出那些照片後揚長而去。

我的女兒，被劃為黑五類子女，不僅被同學看不起，連老師也另眼相看。1978年恢復高考，成績優異的二女兒想要報考美術學院，卻被告知右派子女不得報考大學。當時女兒們心裡恨極了父親。

我和三個女兒—

領導頻頻找我談話，要我和丈夫離婚劃清界限，但我始終不肯，我知道，他是冤枉的。終於在1979年，耀振迎來平反，回到原單位上班，這一年，他已經54歲，兩鬢花白。荒唐的是，在平反後他才知道，自己右派分子的身份，並無當地官方批文。他21年的青春年華就這樣白白葬送，事後無人過問，更遑論賠償。耀振找到那名陷害他的領導，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最為困苦的時候，我和丈夫耀振相敬如賓，不離不棄。當苦難終於過去，年逾古稀的我們爭吵卻越來越多，他便常常躲到女兒家裡。

二女兒後來告訴我：有一天，一向豁達風趣的耀振突然神色凝重的對她說：“ 你媽像是得抑鬱症了，她是有心病的，王振康至今生死不明，你媽怎會放心？存了那麼多年的照片、信件，又在文革中被洗劫，現在怎麼辦才好？ ”

耀振希望幾個孩子，能幫他打聽王振康的下落，以了卻我多年的心願。

我知道後，內心十分感動，只有他知道我的心病。我告訴孩子們，只想知道當年的戀人是否還活著？如果能得到他的一張照片，便心滿意足了。

在耀振的建議下，孩子們帶我去醫院檢查，我果然被確診患了抑鬱症。

我心裡清楚，那麼多年來振康一直在我心裡，暮年更是剪不斷理還亂，以致久思成疾。那時，我早已沒有信可懷念，只有時常拿出振康送我的禮物以慰相思。

振康70年前送我的旗袍—

耀振從此再沒有和我吵過架。但我的體重，從130斤，掉到了70多斤，形銷骨立。

女兒們心疼我，動用了一切關係，想盡辦法去幫我尋找振康的下落，但多年來，結果都是深深的失望。有一次，女兒給一家電視台的尋親欄目打去電話，對方以我不是振康家屬為由，拒絕了。我知道後，十分難過，病也越來越重。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吞下一把安眠藥。因為耀振發現的早，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後，我被救了回來。這件事讓耀振坐立不安，為了幫我尋找振康，他專門為此召集了一次家庭會議。

在耀振的建議下，2014年12月，二女兒試著給台灣有關部門寫了一封信。沒想到一個多月後，收到了台灣國防部的回信。

知道這個消息後，全家人老小都趕回來圍在我身邊。

因我患有眼疾無法看信，耀振便親自念給我聽：經查，我前空軍飛行員王斌（改名王易斌），於中華民國44年9月20日因駕機參加演習失事，為國殉職，英烈留芳。

聽完後，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耀振望著我說：“ 你怎麼不哭呀，心腸這樣硬？”他不知道，人真正悲傷到絕望的時候，是沒有眼淚的。他也忘了，我淚腺堵塞，已二十多年不會流淚。那天晚上，我再次翻看1948年12月15日振康送我的那張賀卡，心痛難忍，上面那寥寥幾十個字，已是他僅存的字跡。

如今，我已是年逾9旬的白髮老人，而我一生摯愛的振康，他的生命卻停在了32歲，英年永駐。我在一張紙上寫下：年寒歲暮，今又似，看到這些您點點滴滴的痕跡，是您對我的愛的啟示。容顏已老而癡情依舊，原來還有更多的紀念品，都被動亂的文革搶劫一空，無法再得。祝您在天之靈逍遙快樂如在生時一般，這是我最真誠的祝福。婉嬋 2015年2月21日星期六

在幫我找到振康的消息半年後，耀振在睡夢中安詳離世。那天半夜，我還給他蓋過被子，待清晨六點叫他起床時，才知他已溘然而逝。在他的追悼會上，我回憶往事，想起他坎坷的一生，以及那麼多年對我的包容和理解，心痛如絞。

丈夫去世後，女兒問我：“ 媽媽你到底愛不愛我爸爸？” 我告訴她：“ 我當然是愛你們父親的，否則文革早就和他劃清界限，不會和他相守60餘年，但我也愛振康，這是不一樣的兩種愛。”

我患抑鬱症後，女兒常帶我去醫院看病拿藥，耀振就一個人坐在養老院的門口眼巴巴地等我們回來。車子開到他身邊停下，見女兒招手，他便會立即迎上前來，高興得就像個孩子。他悄悄告訴女兒，我不在的時候，他也總以為我在他身邊。一個人去打飯，常常打了兩人份的飯，回到宿舍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到了該吃藥時，他會把我的藥放好，對著我的床說，婉嬋，吃藥啦，扭頭一看，才發現床是空的。

耀振去後，我十分思念他，萬念俱灰，再次吞安眠藥自殺。

我和耀振—

可命懸一線的我，又被救了回來。

孩子們的心情更沉重了，為了卻我最後的心願，找到一張振康的照片，她們四處奔波。2018年8月，我的大女兒偶然認識了抗日將領孔墉之孫孔柏年，他是寧海關愛抗戰老兵的志願者。閒聊中，大女兒和他說起我的往事。

8月29日，孔柏年先生來訪，不待我下樓，他便急匆匆跑到我的臥室，從手機裡翻出一張照片問我：“ 老太太，你認識照片上這個人嗎？”

我戴上老花鏡湊過去，瞬間呆在那裡。

振康戎裝照—

1948年，他在兵荒馬亂中撤離大陸，從此杳無音訊。70年後再見，他依然保持著當年分別時的英挺與帥氣。

我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用顫抖的手，輕輕撫摸著照片，70年前的影像一幕幕從眼前閃過，心痛難忍。

一旁的女兒看著我，驚呼到：“媽媽，你流淚了呀！”

我緊緊握著孔先生的手，老淚縱橫，許久，才說出一句：“ 他比當年分開的時候，老了。”

當天晚上，我把振康送我的那張賀卡壓在枕頭下，吃了安眠藥，卻一夜未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