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州功業推黃州——蘇軾在黃州

袁津琥   2021/10/13

據說蘇軾晚年路過鎮江金山寺時，見到那裏掛有自己的一幅畫像，不禁雅興大發，題其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見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卷十七）這首詩雖不見於清以前蘇詩各刊本，但似嘲似諷，如怨如訴，諧謔中暗含幾多酸辛，自非一肚皮不合時宜之坡公不能為也。

那麼蘇軾為什麼認為自己平生「功業」，首推黃州呢？是一時趁韻，還是黃州在其一生中確實佔有獨特的地位呢？

答案顯然是後者。

元豐二年（1079）七月，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蘇軾謗訕朝政，蘇軾被從湖州知州任上逮繫御史臺，史稱「烏臺詩案」。最後經多方營救，十二月，蘇軾以責授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得釋。元豐三年（1080）二月一日，時年四十五歲的蘇軾到任。至元豐七年（1084）正月二十五日，宋神宗手劄移蘇軾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止，蘇軾在黃凡四年餘，可以說黃州是蘇軾後半生長達二十多年斷斷續續的貶謫生涯的起點。

宋時州府分九個等級，黃州屬最低等級的下州，轄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州治黃岡（今湖北黃岡）。據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一《黃州》記載：「戶：唐開元戶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二；皇朝戶主七千三百四十二，客三千六百九十。人物：無。」此雖是宋初時的資料，但直到元豐時，黃州一帶民生之艱難，文化之落後，其實並無多大改善。《東坡志林》卷五：「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又《與朱鄂州書》：「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足見一斑。

少年得志，文名冠天下的蘇軾竟然來到了如此荒涼的黃州，這在當時無疑是轟動一時的大事。

故人陳希亮之子陳慥（字季常）知道蘇軾要來黃州，早早地就在麻城岐亭北二十五里的山上守候，並留宿五日，成為蘇軾在黃時的密友之一。蘇軾自敘「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見《岐亭五首敘》）。黃州知州徐大受（字君猷），甫見蘇軾，即相待如骨肉（見《與徐得之》其一），此後在他知黃的三年裏，每年重陽，都會邀請蘇軾在棲霞樓飲宴（見《醉蓬萊·余謫居黃州，三見重九，每歲與太守徐君猷會於棲霞樓》）。

然而貶謫期間的生活，並不可能都是這樣愜意。

多病孤寂    佛道養生

蘇軾首先遇到的問題是疾病。黃州僻陋多雨，蘇軾乍到，水土不服，致疾病嬰身，書信中可考者即有眼疾、風毒、咳嗽、瘡癤、臂疾、腿疾、吐血等。「軾春時病眼」（見《與徐得之》其一）；「某今年一春多病，近又得時疾，逾月方安」（見《與沈睿達》其一）；「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複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見《與蔡景繁》其二）；「某病咳逾月不已」（見《與蔡景繁》其九）；「春夏多苦瘡癤、赤目」（見《與李公擇》其八）；「元豐五年三月，余偶患左手腫「（見《單龐二醫》）；「自夏曆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見《書淵明酬劉柴桑詩》）；「偶患一瘡，腿上甚痛，行坐皆廢」（見《與王佐才》其一）、「鐘乳丸更求數服，吐血復作也」……也難怪這期間他多次被人傳出死訊（見《答范蜀公》其二、《與李公擇》其八）。

黃州一帶，故屬楚地，巫風盛行，市集上經常會有半瘋半癲的怪人，有的頭戴三朵花，預測他人吉凶禍福（見《三朵花》）；有的會降神符籙……佛寺道觀亦盛，佛教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都和此地有千絲萬縷之間的關係，實非偶然。蘇軾自幼受佛道二教思想浸淫，他的母親程太夫人不發宿藏，不殘鳥雀的行為明顯是受佛家宿命、護生思想的影響。蘇軾七歲時，有朱姓老尼為其言後蜀孟昶避暑摩訶池撰詞事（見《洞仙歌·序》），當也是因此尼與他母親多有往還，才得預聞。八歲時，蘇軾又師從眉山道士張易簡三年，對道家那套吐納、導引、修煉之類的養身之術，耳濡目染，想必也不會感到陌生。「烏臺詩案」得釋後，蘇軾有感於自己彼時「不異雞鴨之在庖廚」，即開始戒殺食素，並且戒殺的種類越來越多（見《東坡志林》卷八）。到黃州不久，貶謫筠州監酒稅的弟弟蘇轍的幼女，身邊的老乳母，家鄉的堂兄又相繼去世，一連串地變故使他深感人命危脆，「惟佛經以遣日」（見《與章子厚參政書》其一），並與當地僧侶圓通、寶月、無擇、清隱等往來密切。蘇軾密友如陳慥、張方平、王鞏等皆好修煉，蘇軾在湖州時，就曾經服食過數兩軟朱砂膏（見《與王定國》其三），但丹材多出南荒，湖州並不易得，蘇軾當時的服食，只是偶一為之之舉。現在來到南方，得天獨厚的條件，周圍環境的影響以及疾病的困擾，使他開始重視道家的修煉養生之術，並身體力行。「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與劉器之》其一）「近年頗留意養生……間或為之，輒有奇驗，今此閑放，益究其妙」（見《養生訣》）；「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煉。「（《答秦太虛》其四）。由於蘇軾本人對道家的修煉之術瞭解較多，並對服食丹藥之類持謹慎態度，《與王定國》其八：「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所以修煉過程中，不僅沒有發生過「退之服硫黃，一病迄不痊」之類的事故，而且效果還非常不錯。「近頗知養生之術，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見《與王定國》其八》，「論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見《與李公擇》其七）此習慣更一直伴隨其後半生。

貶所初期的生活是孤獨寂寞的。這裏不聞鄉國消息，如在井底。家人也不在身邊（蘇軾到黃的四個月之後，蘇轍始護送蘇軾家眷來黃），蘇軾孤身寓居在定惠院的僧舍中，隨僧蔬食。偶爾或尋溪傍谷，釣魚採藥；或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這讓長期生活於次府（杭州）、上州（密州、湖州），習慣了酒食相逐，歌舞喧囂生活的他覺得自己一下仿佛成了深夜那獨往獨來的「幽人」，寒空中無枝可棲的「孤鴻」（見《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但謫居既久，蘇軾開始安土忘懷，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一如本是黃州人，元不出仕而已，慢慢地和當地父老們打成一片，所謂「所與遊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髙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時來客面對才高一世的蘇軾，不知該談又能談些什麼時，蘇軾總是鼓勵他們談鬼，有的人推辭說世間哪來的鬼啊？蘇軾說：「那你就胡亂瞎編下嘛」（見《避暑錄話》卷上），聞者無不大笑，一座盡歡。蘇軾在和友人的信中說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見《答李端叔》）就這樣，在黃州，蘇軾悄然完成了從士大夫到「識字耕田夫」的轉變，完成了從「上可以陪玉皇上帝」到「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的轉變（見《輟耕錄》卷二十引《漫浪野錄》）。

東坡力耕    饕餮自娛

黃州一帶，向為中原文人雅士所不至，本乏名勝，但是無論是尋常的道觀寺院、荒江野村，還是雜花滿山的一株海棠、道旁的梅花、傳說中的古戰場……蘇軾都能陶醉於其中，借山水萬物以自娛。蘇軾說：「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見《與子明兄》）隨著東坡屐齒所至，不斷登臨題詠，東坡赤壁、遺愛亭等，更是風流至今。蘇軾這一時期所寫的詩文和他早年的同題材詩文相比，開始流露出他對人生命運憂喜相尋，浮沉不定的無奈。人生如夢之意，常見於詞作之中，如《南鄉子》：「萬事到頭都是夢」，《江城子》：「夢中了了夢中醒」，《念奴嬌·赤壁懷古》：「人生如夢」，《醉蓬萊》：「笑勞生一夢」，《滿庭芳》：「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滿庭芳》：「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十拍子》：「身外儻來都是夢」，然衰憊之氣中，豪放之致固亦未減。

蘇軾要面對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維持一家的生計。此前蘇軾俸入所得，隨手輒盡，現在則不得不為此絞盡腦汁。「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毎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見《答秦太虛》其四、《與王定國》其八）量入為出，竟到了近乎數米而炊的地步了，時或要靠友朋接濟（見《答李寺丞》其一）。元豐四年，蘇軾的老友馬夢得，不忍心看到蘇軾一家實在貧困不堪，特向州郡請求，將黃州城東的一塊山坡上滿是荊棘瓦礫的、廢舊的營地交付給他開墾，蘇軾為此還買來一頭牛，誰知第二年正遇大旱，田地旱損一半，蘇軾日夜墾辟，筋力殆盡（見《東坡八首並敘》），自嘲是鏖糟（狼狽不堪之意）陂裏陶靖節。耕作固然是艱辛的，但勞苦亦有味。就在墾荒後的第二或第三年，城東的這塊坡地就收穫了二十石大麥，當時蘇軾家的粳米恰好吃完，於是這批大麥派上了用場。大麥粗硬，煮成飯後，吃起來嘖嘖有聲，蘇軾的小兒女們戲稱這是嚼蝨子。不知是大麥不經飽，還是因為難以下嚥，吃得太少，還沒到正午，大家就餓了，只好又用淘米水浸泡煮食，沒想到，甘酸浮滑，儼然有西北村落氣味（見《仇池筆記》卷上）。洪邁曾說蘇軾是因為仰慕白居易才自號東坡（見《容齋三筆》卷五），筆者則以為倒更有可能是為了感謝這塊救命的坡地，為了紀念這段難忘的經歷。也正是從這時起，東坡之名，開始傳播四方，永垂史冊。

我們在翻閱蘇軾黃州以前詩文時，還沒有發現蘇軾在飲食上有特別的嗜好。但是到了黃州以後，細心地讀者不難發現，蘇軾好像突然變得饕餮起來：愛吃魚，愛吃筍（見《初到黃州》），愛吃豬肉，愛吃農家不知名的糕點（見《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甚至親臨庖廚，見之自己的詩文及他人的筆記中，不一而足。還出現了對這些食物的具體烹調方法。如《煮魚法》：「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斫冷水下入鹽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渾蔥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少許，三物相等，調均乃下。臨熟，入橘皮線，乃食之。」其它還有東坡肉（見《竹坡詩話》）、東坡羹（見《萍州可談》卷二）等。在黃州，本已多才多藝的蘇軾又在中國烹飪史上留下了屬於自己的一頁——宋代著名美食家、烹飪家。不過，後世讀者千萬不要以為東坡先生這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現在看來的山珍河鮮，在當時都是當地土人們視若無睹，棄之不顧的東西，要知黃州一帶，「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見《答秦太虛》其四），所以與其說蘇軾對美食格外偏好，還不如說體現了他對這片鄉土的熱愛、扎根貶所的決心和在艱苦生活條件下，苦中作樂的、豁達的生活態度。用蘇軾自己的話說就是「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與李公擇》十一）

綜觀黃州的四年餘，對於蘇軾坎坷苦難的一生來說，就像那「犖確」的「坡頭路」（見《東坡》）；「穿林打葉」的小雨（見《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風葉鳴廊」，天氣「新涼」的中秋（見《西江月·黃州中秋》）。雖然初經貶謫生活的蘇軾，還是不免一度陷於消沉苦悶當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見《與趙晦之》其三）然而很快，蘇軾以佛家之理遣懷，以道家之術攝生，以自然萬物自娛，鑄就出在極艱極苦的貶謫環境下，隨遇而安的三大法寶，使他才得以有充足地準備面對今後更艱險崎嶇的山路，更猛烈的風雨，更嚴酷的寒冬。從而把他那「爽如哀梨、快如幷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的一支天生健筆（見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伸向此前優秀作家們從來未曾涉足到的南國更為遙遠荒涼的惠州、儋州，繼續他在文學上的不朽的功業。

作者

袁津琥，男，1971年出生於天津，1990年畢業於原四川省綿陽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歷任秘書、記者等職，現爲綿陽師範學院文史學院教授。

（原刊《文史知识》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