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兵
于澤俊 2021/12/02刊
一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幸運兒，正當全國上山下鄉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三線建設急需補充人馬，我和一批三線職工子弟躲過了插隊，成了第四冶金建設公司的工人，那年我16歲。兩年後，年輕人那種狂熱的激情又把我捲進了部隊。那時解放軍被捧上了天，紅帽徽紅領章是每個青年崇拜的圖騰，當兵成了我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從士兵到將軍成了我的奮鬥目標。過去徵兵對象主要是農村青年，很少在工廠招募。那年單位偶然分到兩個名額，我才有了機會。公司裡和我有同樣想法的年輕人大有人在，報名報了兩百多。那些日子，我像打了雞血一樣，下班就往招待所跑，纏住徵兵幹部不放，終於在百分之一的幾率中勝出，如願以償。
部隊駐紮在青銅峽，西面是騰格裡沙漠，東面是號稱小江南的銀吳平原，一條鐵路給沙漠和平原劃出了分界線。營房位於路東10公里的地方，屬於小江南的住戶，來自騰格裡的沙塵暴經常越過分界線襲擊這裡的住民。
青銅峽是著名的古戰場，秦代大將蒙恬曾在這裡抵禦匈奴，楊家將在這裡打過仗，據說附近還有穆桂英的點將台，楊宗保和西夏交戰的地方就在北面不遠的賀蘭山腳下，離部隊營房只有幾十公里。
入伍後連隊對新兵進行體能和靈活度測試，一個十公里長跑把我甩出了隊伍，狼狽不堪。投彈只投了23米，不及格，羞得我無地自容。由於從小對體育不感興趣，身體十分僵硬笨拙，單杠測試直挺挺掛在杠上，像半扇待售的豬肉，怎麼也沒法把身體卷到杠上去，兩個老兵抬手把我掫了上去，頓時全身的血都湧到了頭上，下來之後吐了一地。沒想到我的體質體能這麼差！
晚上連裡教唱歌曲。副連長是全連唯一能識譜的，那天他唱錯了一個音，我多嘴說副連長你唱得不對，副連長說你來給大家教。飯廳裡立刻掌聲雷鳴，身邊的戰友連推帶搡把我推到了前面。我的臉紅到了脖子根，緊張程度不亞于白天掛在單杠上。從此我就成了連隊的歌曲教員兼指揮。
唱完歌副連長把我叫到他房間，給了我幾本小冊子，是部隊不定期發的軍旅歌曲，我說我不識譜，副連長說我教你，他給我講了半個小時怎樣識簡譜，回到宿舍我翻出一首新歌試了試，三遍之後居然能磕磕巴巴唱出來，興奮得手舞足蹈。
這點特長遠不足以彌補我對體能的自卑，軍事訓練樣樣不合格，每天收操講評被班長罵得狗血噴頭，直到第一次實彈射擊，班長才有了點好臉，八發子彈打了78環，全連第一。
部隊訓練不講科學，每天飯後要開展三五槍三五彈活動，我說這樣訓練不科學，吃完飯劇烈運動容易得胃病。班長把眼睛一瞪說，就你聰明！哪來那麼多小道理！
我知道小道理在這講不通，乖乖拿起手榴彈到操場上去了。舊軍隊有句老話叫官打兵不羞，解放軍不打人，可是每天的罵卻也受不了，還不敢還嘴，否則就犯了“不服從”的天條，城市兵到部隊最受不了的就是這個。寧願挨打不挨駡，打上幾軍棍不叫喚還挺英雄的。
為了少挨班長的罵，我拼命苦練各種軍事技術，練投彈把胳膊練腫了，吃飯拿不住筷子，哆哆嗦嗦怎麼也扒不到嘴裡，眼看大家都吃完了，自己的飯盆還滿著，急得眼淚噗噗嗒嗒往飯盆裡掉。練匍匐前進，小臂揭掉了巴掌大一塊皮，血水粘住了襯衣，晚上睡覺脫不下來，打盆溫水泡開抹點紅藥水，第二天訓練又把剛結了痂的傷口撕開了。第一次木槍對刺，我的頭盔沒戴好，頭盔和胸甲之間留了一條縫，被對手一槍刺中喉嚨，當時就倒在了地上。我覺得喉嚨好像被擠扁了，前後壁粘在了一起，不通氣，呼吸極為困難，連裡馬上把我送到了團衛生隊。在衛生隊躺了一會，軍醫給我喝了點水，嗓子通了，呼吸也正常了，醫生怕有其他問題，要送我去野戰醫院檢查，我說不用了，直接回了連隊。
這些都是每個戰士必須經歷的，我毫無怨言，只要不挨駡，什麼苦都能吃。其實我真正怕的不是訓練，而是站崗。兩個小時傻愣愣站著沒事幹閑得發慌。三連的哨位在營房東北角，很少有人去那裡，每次上哨我都帶一本書。那時能買到的只有魯迅著作單行本，什麼呐喊、彷徨、野草，三閑集、二心集、而已集，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出了有二三十種，我差不多買齊了，就是在白天站崗的時間，我讀完了這些單行本。有一天，我正在看《兩地書》，連長突然來查哨，發現我在看書，問道：“你看的啥？”
我知道違反了紀律，急忙檢討：“連長，我錯了，以後保證不在站崗時間看書。”
連長說：“我沒問你對錯，我問你看的啥書。”
我把書遞給連長，連長翻看著問：“這書寫的啥？”
“是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集。”
“許廣平是誰？”
“是魯迅的夫人。”
連長沒再說什麼，把書揣在口袋裡走了。我以為連長要抓我的典型，誰知過了兩天他把書還回來了，又拿走了我的筆記本。
週四下午政治學習，我被抽出來辦黑板報，學習散場之後，副班長跑來問我：“《共產黨宣言》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1848年。你問這個幹嘛？”
“指導員說是一千多年前發表的，我覺得有點不對，所以來問問你。你說得准嗎？”
那時我還年輕，忍不住想出風頭，吹了個大牛：“當然准啦，《共產黨宣言》我背都能背下來，日子還能記錯？我床頭就放著一本呢，不信你去查。”
這話很快就傳到了指導員耳朵裡，第二天他來找我，讓我給全連講《共產黨宣言》。沒想到吹牛吹出這樣的結果，這可難為我了。我說講不了，指導員說，背都背下來了怎麼講不了！我只好硬著頭皮上陣。
如果當時能找到一點背景資料，這個課我能拿下來，可是我手裡只有一本原著，什麼參考資料都沒有。我不能犯指導員那樣的錯誤，只好圍繞原著做文章，好在能背誦一些段落，這些背誦可以打發掉一些時間，其餘時間就花在解釋原文上，這樣不管講好講壞，都不至於鬧笑話。我講了一個小時，不知道講得對不對，估計下面聽的人也不知道，但是那些背誦很唬人，把一個連的人都鎮住了，從此大家對我刮目相看，班長再也不罵我了。
二
我終於獲得了大家的認可。那年10月，我被評為師一級學毛著積極分子，相當於二等功，全營只評了我和副營長兩個人。其實入伍以後我就沒學過毛著，如果評學魯迅積極分子，我當之無愧。
副營長帶著我到師裡參加經驗交流會，混著吃了一周大盤子，每頓八菜一湯，早晨是四樣小菜，鹹鴨蛋、醬豆腐、糖蒜、鹹菜絲，牛奶豆漿包子油條隨便吃。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營養補充，別說那八菜一湯，就是早餐的鹹鴨蛋醬豆腐也是難得的奢侈品。開始時大家都很斯文，不好意思放開吃，副營長說，都吃光！剩下了炊事員會以為做多了，下次立刻減量，吃光了他們以為不夠，還會多添。果然，第二天每個盤子裡的菜量都加大了。我們這一桌都是基層連隊來的，肚子裡沒油水，有多少吃多少。就這樣，頓頓吃光，不斷加量，哪一桌都沒有我們這一桌菜量大。吃到後來真的吃不了了，感覺像是犯罪。
回到連裡，我被調到連部當文書。文書兼軍械員還管著全連戰士的檔案。我沒想到會在這裡看到自己的檔案。中學畢業的思想品德鑒定是工宣隊一位師傅寫的，因為我們喜歡老師的課不喜歡他的，因而懷恨在心，給我的評語幾乎沒有一句是正面的，其中有該同學一貫驕傲自滿，不尊重老師和工宣隊師傅，不服從組織領導，自以為是，誇誇其談，做事不負責任，喜歡自作主張，思想意識中充滿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骯髒情調，需要徹底改造云云……氣得我火冒三丈，幸虧四公司給我的鑒定還不錯，否則我當不了兵。
到了連部不參加訓練，每天有大量時間看書，可惜找不到書，那些魯迅單行本早已翻得滾瓜爛熟。鎮上有個新華書店，我經常去那裡，看看有沒有魯迅的新書，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當時只出了四卷，我全部買了回來，後來又買到幾本《中國通史資料簡編》，可惜一套書不全，只有三冊還前後不搭界。我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只要是書就買。連裡有幾個城市兵，經常能搞到書，來自南京的一位戰友家裡訂到了《學習與批判》（文革後期比較有影響的雜誌），按時給他寄，每一期來了我都要從頭讀到尾，一字不落。後來又有了一些供領導幹部看的內部書流傳，如《基辛格回憶錄》《領袖們》《回憶與思考》等，不過那種書很難借到，借書的人排長隊，拿到手後第二天就要還，白天沒時間，夜裡熬一個通宵也要看完，好在我掌管著軍械庫，不用借助手電筒或蠟燭。有一天借到一本喻守真的《唐詩三百首詳析》，如獲至寶，花了幾個晚上把詩全部抄了下來。
連長指導員都知道我愛看書，對於我在工作時間看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來沒有批評過。連裡其他幹部對我也另眼相看，經常來找我討教一些問題。一種飄飄然的感覺開始在我身上蔓延。
第二年，連隊被抽調到蘭州軍區配合體育館工程施工。第一個任務是挖地基，土方量相當大，沒有任何機械配合，全靠洋鎬鐵鍬。一個連不夠，又從警衛營臨時抽調了一個連。兩個連展開競賽，剛開始平均每人只能挖5方，到後來竟然達到20方，大冬天的光著膀子都是滿身大汗，早晨天不亮就進入工地，晚上頂著月亮回來，每天工作量達12個小時，三頓飯都在工地上吃，有的戰士累得實在受不了了，收工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地基挖好之後，甘肅省建二公司進駐了工地，戰士們改為當小工，體力上輕鬆了許多。體育館的預算十分緊張，為了省錢，各種安全措施都不到位，工作環境非常危險。最危險的是高空作業，主體框架起來之後，戰士們要爬到二十幾米高的屋頂框架上幹活，框架是網狀結構，連接網結的是不到20公分寬的槽鋼，戰士們抱著幾米長的跳板、扛著幾十公斤重的焊條在槽鋼上走來走去，下面連防護網都沒有，掉下去必死無疑。現在想起來依然膽戰心驚。
我當文書，每月底要回團裡報一次實力。所謂報實力就是報一下人員傷亡增減數位，一張表格填不了幾行。這個數位是機密，不得用電話電報郵件傳遞，必須派專人送達。為此還給我配了一個帶鎖的牛皮檔包，那是個招賊的東西，我不敢用。
團裡有不少幹部在蘭州有親屬，知道我每月往來一次，經常讓我給他們帶東西，油米麵豬肉大蔥什麼都帶，有一次居然帶了六個提包外加50斤大米，我說帶不了這麼多，留守班長說：“都是首長，你能拒絕哪一個？怎麼都得想辦法帶回去，否則連長指導員都不好交代。走，我送你上火車。”
這邊有人送，那邊卻沒人接，下了車，六個包，我一手提兩個，左肩挎兩個，右肩還扛著一袋大米，雙肩都有東西，肩膀不能偏，只好直著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挪，心想，真拿戰士不當人！
月臺上有小紅帽，可以用小推車幫我把東西送出去，一件五毛錢，我覺得太貴不值得，一個人把東西扛到了出站口，結果嚴重超重，按公斤數罰款，罰了五塊多。
三
那年八月，指導員通知我去體檢，準備提幹。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是我奮鬥的起點目標，只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按規定，服役滿兩年才能提幹，我只有一年八個月的軍齡，難道是破格提拔？
體檢之後便沒了消息。過了幾天，一位軍首長來連隊視察，這是連隊少有的殊榮，天大的面子，連長指導員想請首長給戰士們講講話，首長說太忙，沒空，只和連長指導員單獨談了一會就走了。
又過了幾天，從野戰醫院調來一個人，接替文書工作，我下到班裡當班長。可是他的任命宣佈了，我的卻沒有，連長讓我先在連部待著，等全連骨幹（特指班長、副班長）調整完了再下去。
新來的文書叫張保爾，長得十分瘦小，個子不足一米六五，體重不到50公斤，風一吹就倒的樣子。我要給他交工作，他不肯接，說等我臨走的時候再交接。
連部有通訊員、司號員、衛生員、理髮員，文書是班長，一下冒出來兩個班長，幾個戰士不知有事該請示誰，我說當然是現任文書，張保爾則堅持聽老文書的。局面很尷尬，我請示連長，連長說他不接你就先幹著。
張保爾來到連隊沒幾天，大家就把他的底細摸透了，原來他就是前幾天來過的那位軍首長的兒子，在野戰醫院當衛生員，他十五歲參軍，和我一樣大，已經五年軍齡了，幾次提幹都沒提起來，因為醫院有規定，業務幹部必須有專業學歷背景，軍政後勤幹部必須有連隊生活經歷。張保爾這兩條都不具備，只好到戰鬥部隊來解決。大家都說他是來頂替我提幹的。
這些閒話又給我和張保爾之間增加了一層尷尬。當然，更尷尬的是他。只要我一出現，他的目光就一直跟著我，我要幹什麼，他立刻放下手中的事來幫忙。有時他正坐著，我一進門他立刻就站起來，惶恐不安地搓著兩隻手，仿佛見到了大首長。不過這種尷尬局面很快就打破了。
張保爾帶來不少書，他還有借書的管道，我想看什麼書，他幾乎都能找到。他也愛看書，看的書比我多多了，有些世界名著我聽都沒聽說過。有一次他問我，有內部版的《紅樓夢》你要不要？我當然要啊！過了沒幾天，他就托人給我帶來一套四卷本的《紅樓夢》，印刷裝幀在當時都是一流的，漂亮極了，封底印有“內部交流，禁止出售”八個小字，是給高級幹部看的，四塊錢一套。我給他錢他不要，我硬把錢塞給了他。
在書上我們找到了交流的話題，總算度過了那段尷尬的時光，沒有發生任何矛盾衝突。到了來年一月，團裡的任命下來了，當然是他不是我。任命沒有在連裡宣佈，任命的什麼職務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提了。任命剛下來不到一周他就調走了，從來到走，剛好三個月，走時連招呼也沒和我打。
四
當兵兩年，我的身體比過去結實了不少，各項軍事技術也還過得去，我的長項是射擊，每次都是優秀，從未打過良好，但是體能依然很差。當文書期間表現不明顯，回到班裡就暴露出來了，重體力勞動和訓練仍然吃不消。體能差也要和別人幹一樣的活，一樣參加重體力訓練，吃的苦比別人格外多。因為我能吃苦，不叫苦，那年七月，連裡給我記了三
1975年下半年，體育館工程進入尾聲，我們隨大部隊移防到天水。年底之前，連裡又讓我去體檢，這一次還是沒有批。上一次是空降兵，這一次是地下黨，團裡一個幹部的侄子在我們連當班長，後來居上排到了我前面，營黨委討論的時候，認為他不成熟，沒有批，白白浪費了一個提幹指標。
我要求復員，連長指導員苦苦挽留，說你的事我們一直在努力，不要辜負了組織上的希望。我知道他們是真心對我好，但是提幹的事情他們做不了主，兩次被頂替他們都為我說過不少好話，無奈上面的意圖頂不住，所以我還是要走，最終他們也沒同意，強行把我留下了。
天水的營房是1969年修建的，當時中蘇關係正緊張，部隊住在甘泉鎮附近的幾條山溝裡，一個營一條溝。上級要求利用山區特點挖窯洞，防止敵機轟炸，可是甘泉附近的山坡度小，挖不了窯洞。部隊住在山溝裡本身就很隱蔽，敵機來了隨處可以躲藏，挖不了窯洞可以不挖，但是沒有人敢把這個意見反映給上級，上級的意見就是命令，讓修就得修，於是就想了個蠢得不能再蠢的辦法，在山坡前的平地上箍窯，窯頂再蓋上一米多厚的土。可能是土裡混進了葵花籽，經過風吹鳥啄葵花籽逐年散開，我們到來的時候，滿房頂長滿了向日葵，真是一道奇異的風景。
部隊回到天水，指導員調到集訓隊去了。新來的指導員田青雲是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來自陝西農村，走之前是個排長，回來之後破格提升，成了團裡重點培養的幹部。田指導員很能說，政治學習一講就是四五個小時，恨不能把他剛學到的那點知識一下子全部倒給大家，經常搞得推遲開飯。週一晚上的黨團活動時間也延長了，田指導員認為過去的黨團活動完全是走形式，做樣子，每次黨團活動都給大家佈置一大堆學習材料，先念後討論，他挨個黨團小組去聽，哪個組先散了就要挨批評，搞得誰也不敢先散，直到到熄燈號響才結束。
每天開始訓練之前，連長都要集合隊伍講一講當天的訓練內容、要求和注意事項，三五分鐘結束。連長講完田指導員還要講，一講就是半個多小時。有一次他講了一個小時還沒結束，連長實在看不下去了，打斷他說：“指導員，剩下的內容留到週四下午再講好不好？”這一下駁了他的面子，週四下午學習，連長沒來，田指導員對通訊員說，去叫連長來參加政治學習。通訊員跑了一趟回來報告說連長有事來不了，田指導員說，再去叫，讓他先把手裡的事放下，什麼事比政治學習還重要？通訊員又叫了一次，回來說連長忙完了就來。指導員說，那咱們就等。大家坐在飯廳裡一直等到開飯連長也沒來。
全連上下對田指導員這種霸道作風都看不貫，矛盾一爆發，幾乎一邊倒地站在連長一邊。田青雲感到了恐慌，挨個找班排長談話，有一天下午輪到了我。
“聽說你是個秀才，提了幾次都沒提起來，太委屈你了，回頭我給上邊說說，今年無論如何也要把你的問題解決了。”
“指導員就別費心了，說也不起作用，我已經做好年底復員的準備了。”
“你放心，咱上邊有人，就是一句話的事。”
對這種赤裸裸的封官許願的作法我很反感，但是也不得不應付：“那我就先謝謝您了。”
“幹事情嘛，手底下得有一把子人，上邊得搭上線，以後跟著我幹，你的前途包在我身上了。”
這明顯是在拉幫結派。過去連裡幹部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從來沒有人拉幫結派，也沒聽到過任何一個領導這樣說話，感覺像是吞了一隻蒼蠅。我以為他這種做法起不了什麼作用，誰知還真有人跟著跑。開始只是一兩個，後來越來越多，全連的班排長分成了兩派。不久，連裡傳出連長要轉業的消息，原來擁護他的那些人立刻轉向了指導員一邊，唯恐落在別人後面。
連長是1958年的兵。按規定，軍齡滿15年的副營職以上幹部可以帶家屬，並解決城鎮戶口，這對基層幹部的生活來說是一步登天的變化。連長軍齡早就夠了，身體還不錯，再提一級完全有可能，這下栽在了田青雲手裡，過了沒多久果真轉業了。
俗話說，言多必有失，田青雲講課時也會像老指導員那樣犯一些常識性錯誤。有一次他講到宋慶齡和魯迅的友誼，說兩人克服重重困難，給八路軍、新四軍搞藥品，直到抗戰勝利……我忍不住糾正了一下，“指導員，魯迅1936年就死了。”
我忘了他是誰，他哪有老指導員那樣的胸懷，加之我一直沒有表態站隊，以為我故意出他的醜，從此公開對我進行報復，整天找七班的毛病，動不動就在全連大會上點我的名，處處羞辱我，我忍無可忍，在一次全連大會上和他頂了起來，誰知他早有準備，不緊不慢地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紙說：“難道我說你說錯了嗎？你自己是個什麼人你不知道嗎？你看看這上面寫的什麼？”
說完，他打開那張紙一字一板地念道：“該同志一貫驕傲自滿，不尊重老師和工宣隊師傅，不服從組織領導，自以為是，誇誇其談，做事不負責任，喜歡自作主張，思想意識中充滿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骯髒情調，需要徹底改造……”念完，他得意洋洋地問我：“這是你檔案材料上寫的，白紙黑字，我沒冤枉你吧？”
我說：“還有一份鑒定呢？你怎麼不敢拿出來念？”
田青雲只當了半年指導員就調走了，這半年他把連隊搞得烏煙瘴氣，雞飛狗跳，把人性中最卑劣醜陋的一面全部調動了出來，連裡打小報告成風，到處都是他的密探，我在班裡的一舉一動他都知道，夜裡說句夢話都有人報告，我手下八個兵，不知道哪一個可以信任。他不光對我一個人如此，凡是他眼裡的反對派都是同等待遇，甚至對那些跟他跑的班排長，身邊也要安排臥底，以掌握他們的動向。
田青雲調走是因為碰到了更厲害的對手。新來的連長是軍幹子弟，父親是個師級幹部，才來了一個月兩個人就鬧翻了，連長要求上級把田青雲調走，否則他就走，有他沒我有我沒他。於是田青雲被調到機關當了宣傳幹事。
五
天水處於隴南原始森林的邊緣，連隊駐地風景絕佳，背靠山坡，前臨小溪，對面山上鬱鬱蔥蔥，開滿了紅的黃的白的各種野花。夜間站哨，真是一幅“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美麗圖畫。可惜那時整天忙忙碌碌，沒有好好欣賞。副連長看中了這裡大片的荒地，號召大家種菜，各班展開競賽。我對種菜很感興趣，下了不少工夫，每棵西葫蘆下面要挖一尺多深的坑，農村戰士告訴我用不著那樣，我聽不進去，照樣幹，後來果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一個夏秋給炊事班交了1700多斤菜，全連第一。
副連長一個人單獨開闢戰場，拿個䦆頭在山坡上種玉米，也不翻地，刨個坑撒幾粒種子就算完事，出苗以後蹭蹭地長，收穫的時候全連天天吃煮玉米棒子，香極了。
入伍第四年，我被選為連隊革命軍人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副連長，我是唯一副主任。我極力推辭，因為我還擔任著團支部副書記，也是唯一的副書記，同時還兼著黨支部委員。戰士委員只有兩個。我把三個組織的戰士位置都占了，別人還怎麼進步！副連長說，這是大家選的，連裡也沒辦法。
軍人委員會類似工會，主要職能是維護軍人的個人權益，特別是戰士的權益。過去軍人委員會一直是作為擺設放在那裡，偶爾提一些改善伙食之類的不疼不癢的意見，從來沒有人敢站出來真正維護戰士的權益。既然大家選我，我就不能辜負大家的信任。我把各種侵犯戰士權益的問題梳理了一下，提出了七條改進意見：
- 切實貫徹官兵平等原則，尊重戰士人格，不得隨意辱駡士兵；
- 尊重戰士的個人權利，不得隨意拆看戰士家信；
- 科學訓練，除緊急情況外，不得在飯後半小時內要求士兵進行訓練或重體力勞動；
- 幹部家屬來隊，須按規定繳納伙食費和糧票，不得隨意從炊事班拿東西；
- 不得將連隊生產的蔬菜、豬肉以及糧油米麵等物品隨意送給上級領導；
- 不得以招待客人為名開小灶大吃大喝；
- 司務長須每月公開帳目，交革命軍人委員會審查，供全體官兵監督。
這些意見在連裡引起了巨大反響，所有的人都在議論。士兵們當然贊同，幹部們卻有些狼狽，因為這些意見主要是針對他們的。一些幹部開始對我敬而遠之。
開完會，副連長把我叫到他房間。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多才多藝，寫得一手好文章，能作詩作詞，自己還創作軍旅歌曲，軍事技術出類拔萃，曾在師教導隊當過教官，在周圍的幹部中鶴立雞群，就是不肯巴結領導，遇到不合理的事就想說，因此一直提不上去。他本是個當將軍的料，卻在副連長位置上窩了整整10年，直到轉業。
副連長，我的入黨介紹人
聽了我在會上的發言他很擔心，一進門便說：“你捅了馬蜂窩了知道不知道？”
“知道，我就是想捅捅這個馬蜂窩。”
“你不想在這混啦？”
“我確實不想在這混了，即使在這混，該捅還得捅，否則大家選你幹嘛？”
“你怎麼一根筋哪？你也不想想，這些年連裡幹部對你都不錯，你多少也得給他們留點面子吧？萬一你今年提了幹，怎麼和他們相處？”
“這個我沒多想，不過我的意見並沒有針對哪一個人，只是一些原則。”
“可是這些原則都是針對他們的。我真替你擔心哪，已經熬了四年好不容易快熬出頭了，自己把自己的前程給斷送了！”
七條意見本來是要提交連黨支部討論形成決議的，副連長壓著沒交，革命軍人委員會也沒再開過會，但是那些意見卻起到了實際作用。那時候人們還知羞恥，短時間內吃、請、送、拿的現象基本杜絕，至少不敢公開這樣做，但是尊重士兵的人格、權利仍做不到。三五槍三五彈照樣搞，對士兵該罵照樣罵。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家信，發現信被拆過了。我的信被拆不是一次兩次了，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當著全班的面發作起來：“這是誰幹的？私拆別人信件是違法的知不知道？”
信是八班副趙小小帶給我的，見我沖他發火，轉身就走了。他前腳走，連長後腳到：“你在這喊什麼呢？”
部隊裡連長指導員看戰士家信是天經地義的事，代表了組織上對戰士的關懷，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我這麼憤怒連長感到莫名其妙，覺得我是無理取鬧，把組織上的好心當成驢肝肺，劈頭蓋臉把我訓了一頓，我覺得他太無知，兩個人大吵了一通。
趙小小是從七班出去的，當了副班長之後，對我依然恭恭敬敬，總是叫我班長而不是七班長，以表示他還是我的兵。
我的兵出門就把我賣了，連長年輕沉不住氣，轉身又把他賣了。晚上，趙小小來找我解釋，我說：“告就告了吧，敢作敢當，還解釋什麼！”
趙小小賴不過，只好承認：“是我告訴連長的，但是我絕沒有害你的意思，是你一手把我帶出來的，這輩子我永遠都是你的兵，我怎麼能……”
我打斷他說：“我沒你這號兵！”
“你聽我說班長，我真的是從內心裡尊重你，一直把你當成兄長，當成拐棍……”
我不知他是怎樣一種思維方式，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來，也許是真情流露？我聽了很意外，也很吃驚：“現在拐棍用完了該扔了是不是？”
“那什麼班長，我說錯了，你聽我解釋……”
我怒不可遏，沖他吼道：“你給我滾出去！”
六
天水的營房蓋了還不到10年就沒法住了，一是房頂土質鬆軟吸水排不出去，窯洞裡潮得像水簾洞，一串串水珠順著牆壁往下淌，二是窯頂壓力不平衡造成下面牆壁出現了裂縫，成了危房，上級決定拆除蓋新營房。全營各連隊先後撤出溝外，每個連留一個班拆除舊窯洞，溝裡只剩了我們連暫時沒搬。隔壁一連幾個拆房的戰士取巧，不從頂上開始從下面掏，掏得差不多了窯頂會自己塌下來。五個戰士在裡面掏，一個在外面觀察，看窯頂快塌的時候喊一聲，大家趕緊往外跑，連拆了四間都沒事，到第五間的時候沒跑出來，五個戰士全部被砸死在裡面。
聞聽出事，全連官兵立刻撲上去拼命地往外挖，挖出來的時候一個個全身的骨頭都砸碎了，一抬是軟的，慘不忍賭，沒人敢上前收拾，我是兵頭兒，只好硬著頭皮上，扛出了第一具屍體，眾人把他放在我肩上的時候，只聽得頭骨嘩啦嘩啦響。
出事之前司務長花五塊錢買了一頭驢，中午要給大家改善一下，沒想到出了這事，誰也吃不下，全倒了。我因此一輩子不吃驢肉。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到了年底，連裡又讓我去參加提幹體檢，這一次依然沒有批。我以為自己不過是個陪綁的，其實還真不是。復員之前，連長找我談了一次話，說明了原委：“你知道我為什麼找你嗎？我就是要告訴你，是我力主把你拉下來的。”
“為什麼？就為那次吵架？”
“對，我剛來沒幾天你就跟我過不去，讓我怎麼開展工作？我咽不下這口氣！咱明人不做暗事，是怎麼回事就怎麼回事，你可以恨我，罵我，我也不躲不藏，是我幹的就是我幹的。”
“幹得漂亮，謝謝你！”說完，我轉身走了。
復員之前，後勤部門把我們穿了四年的羊皮大衣收走了，換了一件棉大衣。那大衣實在是太舊了，還是戰爭年代的產品，雖然拆洗過，有些衣服上仍然帶著血污的痕跡，土黃色，布面都糟了，一碰就是一道口子。此事引起了老兵的強烈不滿，聯名寫信提意見，後勤部門解釋說大衣和褥子屬於營房配備物品，年年都是這麼處理的，不可改變。
連隊從山裡撤出後暫時住在老鄉家。一大早，新班長帶著大家到新營房工地上去了，我因等待復員不必出工，一個人待在屋裡看書，忽聽趙小小在院子裡喊：“班長，指導員送你來了。”
話音剛落，趙小小領著田青雲進來了。我真的以為他是來送我的，戰友們平時有些恩恩怨怨，到了分手的時候一般都釋懷了，沒想到他是專程來羞辱我的，一坐下便連諷刺帶挖苦：“……你看，當初我讓你跟著我幹你不聽，現在怎麼樣？四年白乾了吧？早知如此你何苦呢，在廠裡老老實實當個工人多好！你說你這四年損失有多大！我給你算了一筆賬，至少損失兩千塊錢的工資，不過我知道你覺悟高，可以為國家無私奉獻，好同志！好同志呀，值得我們學習……”
我覺得我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即使有他也報得差不多了，在連裡一直是他整我，我幾乎沒有還手之力，想不到他居然這樣狹隘，這樣下作，我不屑於和他鬥口舌，一句話也沒說，等他說完我說：“說完了麼？說完你可以走了。”
“急啥嘛，我們畢竟在一起共事半年多，老戰友了嘛，多聊會兒……”
他一邊說一邊拿起床上的大衣：“……這大衣不錯嘛，可惜就是舊了點。”說著，他故意把大衣撕了一道口子，“呦！布面這麼糟！對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回去你再縫縫吧。這是什麼年代的大衣呀，是日本鬼子穿的吧？”
說完，他把大衣穿在了身上，“你就穿這個回家？那不跟鬼子進村一樣嗎？”我終於忍無可忍，從槍架上抓起一支步槍，刷地一下打開了刺刀。一見這陣勢，兩個人撒腿就跑，連大衣都沒顧上脫。是房東把大衣送回來的。
1977年3月，我離開了灑下四年汗水的連隊，回到原單位四冶四公司。在家待了一個多月沒去報到，損失一個月的工資也不在乎，我想靜下心來好好總結一下。開始時覺得自己很失敗，走時是個兵，回來還是個兵！後來慢慢就想通了，作為一個戰士，我做了所有我應該做的，也獲得了一個戰士所能獲得的所有榮譽，我努力了，也得到了戰友們的認可，提幹提不起來有我個人性格的原因，也有環境的因素，我的性格遇到這種環境發生衝突是必然的，結局早已註定，而讓我改變自己屈從於環境是不可能的。當兵四年，雖說是一場不成功的奮鬥，也並沒有失敗。我是一個優秀的戰士，我應當為自己感到自豪。新的生活正迎面向我走來，我依然信心滿懷。
不久，我收到一封戰友來信，信中說田青雲被隔離審查了。大約是在1976年9月，他糾集了幾個軍官給江青寫了一封勸進信，還上躥下跳地動員各級指揮員簽名，捲進了政治鬥爭。事情鬧得很大，最後怎麼處理的不得而知。
九個月之後，我考進了蘭州大學。
2020年9月24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