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脫脫《宋史·仁宗本紀》總結，宋仁宗個性仁愛、勤儉，一時朝野上下充滿惻隱善心、行忠義仁厚之政，要不是後代子孫的作為，仁宗之政是可為宋朝三百年的未來奠基：『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王夫之評論宋仁宗「無定志」，指出仁宗親政至去世的三十年間，兩府大臣更迭頻繁，計有的四十多名員都曾多次上任，但也多次被仁宗因小故而撤換，因此官員們的政策都因在位時間不長而無法貫徹實行，因人事改易而引起的頻密政策轉變亦令在下面的官吏和平民無所適從[參24]。當時官員亦清楚仁宗這一點，故蔡襄曾在慶曆改革之初，仁宗起用歐陽修、余靖及王素為諫官時，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則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御之說。……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又曾指出仁宗「寬仁少斷」、「不顓聽斷，不攬威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