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夢家（趙蘿蕤）

趙蘿蕤  2021/12/02刊

夢家生於1911年，原籍浙江上虞。他的父親陳金鏞老先生曾任上海廣學會編輯，是一位非常忠厚純樸的長者。夢家有八個姊妹，兩個哥哥，兩個弟弟，都是一母所生。在南京工作的三姊郇磐把他扶養成人。她當了四五十年的中學教師，前年去世。她還扶養了夢家以下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

夢家在中央大學學的是法律，最後得了一張律師執照。但是他沒有當過一天律師而是從十六歲便開始寫詩，1931年1月便出版了他的第一冊詩《夢家詩集》，並立即出了名。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同年9月又出版了他編集的《新月詩選》，1933年4月再版。這個詩選裏面有編者長達三十頁的序言(每頁約二百字)。他用還是相當稚嫩而近乎華麗的辭藻闡述了新月派有關詩歌的觀點。這部不到三百頁的集子選載了十八位元詩人的作品，幾乎沒有例外都是篇幅不多的描寫愛情和景物的抒情詩，內容、風格都表現了極大程度的一致，説明新月派詩歌確有它的特點。編者在序言中説：“我們在相似或相近的氣息之下，稟著同樣以嚴正態度認真寫詩的精神(並且只爲著詩才寫詩)……”又説：“我們歡喜‘醇正’與‘純粹’。我們愛無瑕疵的白玉，和不斷鍛煉的純鋼。”説明瞭內容與技巧兩個方面的意圖。【原注：後來的詩作還有《陳夢家作詩在前綫》(1932年7月，後來收入《鐵馬集》；他曾於1932年初和幾個同學參加十九路軍兩個月)、《鐵馬集》(1934年1月)和《夢家存詩》(1936年3月)。】新月派是一個五四運動後發展起來的右翼文學流派，擁有胡適、梁實秋這樣的人物。三十年代後期這個流派就一蹶不振了。夢家是新月詩人中的一名健將和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是一些類似《新月詩選》內容的抒情詩，如《一朵野花》、《給薇》(又名《小詩》)、《雁子》、《潘彼得的夢》、《鷄鳴寺的野路》、《太平門外》、《過當塗河》等。在技巧和格律方面，夢家也多所推敲，有所創造。他師事徐志摩和聞一多兩位先生，但他沒有徐志摩那樣精深的西方文學造詣，也決沒有聞先生對祖國、對人民的強烈政治責任感。

作爲詩人，夢家的創作生涯前後只七八年。1932年他在青島熟識了聞一多先生，同年底他到北平，由於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劉廷芳的介紹，在該院當了短時期的學生，並於次年早春去塞外小遊。他也曾短期在蕪湖中學任國文教師。1934—1936年，他在燕京大學攻讀古文字學。從此以後他幾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傾注於古史與古文字的研究。僅僅1936年一年(他大半時間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在《燕京學報》、《禹貢》、《考古》等雜誌發表了長短不一的七篇文章，開始了他的學者的生活。

夢家在燕京大學作了兩年研究生後便留在學校當助教。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離開了北平。由於聞一多先生的推薦，他到清華大學當了國文教員(那時清華已在長沙，是臨時大學的一部分)。1938年春臨時大學遷到昆明，成爲西南聯合大學。從1938年春到1944年秋，他除教書外，仍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古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如老子分釋和西周年代考。

1944年秋，在國內階級鬥爭十分尖鋭，民主運動在昆明等地蓬勃興起的時候，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和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金岳霖介紹，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古文字學。選讀他這門課的美國學生寥寥無幾，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紐約答一家小報的記者問時説的，他到美國來主要是要編一部全美所藏中國銅器圖録。在美國三年中，他就是爲了這個目標而努力奮鬥。

他在芝大教授古文字學的合同只一年。雖然後來他和這個大學已沒有工作上的關係，但是他的活動基地仍在該校的東方學院。從第二年開始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後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就是這樣，周而復始：訪問、整理，再訪問、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訪的藏家，他必定敲門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細看過，沒有照相的照相，有現成照片的記下儘可能詳盡的資料。不能往訪的，路途遙遠的，或只藏一器的，他寫信函索，務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比如演海狼(傑克•倫敦小説改編)的著名電影演員愛德華•G．羅賓遜藏有一器，他遠在洛杉磯，於是就給他去一封信。多數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貴之家。否則，誰買得起一件、兩件，乃至數件精美絶倫、價值昂貴的中國青銅器呢?流散在美國各地的祖國瓌寶又何止成百成千成萬?夢家是無所顧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門的。他訪問了紐約赫赫有名的M夫人，因經營地産而成富豪的O．K．夫人，《華盛頓郵報》的老闆某某夫人，等等。他當然也造訪了紐約的所有擁有銅器或銅器資料的古董商如盧芹齋和其他國籍不同的古董商人，也訪問了美國各地藏有銅器的博物館。【原注：有些古董商和博物館中國文物部分的負責人都曾親自到我國來盜買我國的許多珍貴文物。】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銅器拿在手裏細細觀察，記下必要的資料。逗留在博物館的時候，他也順便收集各館的印有中國文物或其他藏品的圖冊。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係，並留有信件的存底。所有這些資料現在都保存在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美國期間他也曾去加拿大看了多倫多博物館的藏器。據我所知，他勝利地完成了他盡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只有一個例外。這一次夢家與之打交道的是一個特別狡猾的紐約姦商B某。他是一個聲名狼藉、曾到中國和俄國的姦商，尤其和北平琉璃廠姦商嶽某，狼狽爲姦，盜買過不少珍貴文物。夢家曾多次找他，希望得到一份由他經手的銅器圖録。某天深夜將到第二天淩晨的時刻，他微笑著抱著一部圖録回到旅館。不幸的是第二天B某使出了各種招數又把圖録索討了回去。這是一部兩冊帶套的綫裝圖録。他遇到了一次重大的失敗。

1947年夏，夢家遊歷了英、法、丹麥、荷蘭、瑞典等國，目的只是一個：收集中國青銅器的資料。他爲此出入貴族之家，走遍藏有銅器的博物館，在漢學家高本漢的陪同下見到了酷好中國文物的瑞典國王。在這次遊歷之後他又回到了芝加哥。該是整理行裝回到清華的時候了。他已基本完成了他到美國去的任務。知道他的一些美國人對他的工作表示贊賞。羅氏基金的某負責人告訴他應該永久住在美國，並要給他找一個固定的工作。但是他毫不遲疑地表示一定要如他所計劃的那樣回到祖國，回到清華大學。他的行期已經緊迫了。這是1947年初秋的事。在美國的三年中，除上述的編寫龐大的流美銅器圖録外，還用英文撰寫並發表了一些文章：《中國銅器的藝術風格》、《周代的偉大》、《商代文化》、《一件可以確定年代的早周銅器》、《康侯簋》，等等。1946年他和芝加哥藝術館的凱萊合編了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録。

回到清華的第一年他爲學校購買了許多祖國文物，並成立了“文物陳列室”。在解放戰爭即將獲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夢家的立場是不夠明朗的，至少極端缺乏成熟的政治識見。但是在清華大學解放的前夕，他曾經勸告那些即將乘蔣幫派來的飛機出走的朋友不要離開北京，他懷著十分忻喜的心情迎接清華、燕京的解放，並在解放軍正式入城的前夕就和朋友們騎車進了城。

1952年院系調整，他轉到科學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虛蔔辭綜述》的稿費在錢糧衚衕買了一所房子。從此他一個人佔有了一間很大的寢室兼書房，在裏面擺下了兩張畫桌。這一大一小兩畫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書桌，上面堆滿了各種需要不時翻閲的圖籍、稿本、文具和一盞檯燈。夢家勤奮治學有著很好的物質條件。他身體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時到十二小時。他肩上曾長過一個脂肪瘤，有幾個拔掉了齲齒留下的空隙沒有填補上。但是他終於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這兩件事辦完後，我笑對他説：“現在你是個完人了。”

夢家喜歡朋友，對朋友從不苛求。他愛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於思泊、商承祚諸先生；也親近青年，對他們無所不談。他有許多朋友，很喜歡常常去看望他們，海闊天空地暢談一切。他喜歡遊山玩水，但這樣的閒暇和機會不多。他在家裏雖因忙於工作，沒有什麽體力勞動，但需要勞動的時候，他不怕髒、不怕累，而且興高采烈。他不大喜歡活動量較小的、單獨的休息方法：不喜歡種花，不喜歡照相(他有一個可以拍攝文物和書籍的照相機)，不喜歡聽音樂，但是他喜歡看戲(各種形式的)，喜歡寫這方面的評論文章和泛論文藝的小文，如發表在《人民日報》副刊的《論間空》、《論人情》等。據説這些文章很受讀者歡迎。不過他新詩作得很少。他寫過《甘地》一詩，寫過幾首詠景物的小詩，曾在《詩刊》上發表。他喜歡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還有一個癖好，那就是用幾乎他的全部收入購買明代傢具。這些傢具已如他所願全部歸了國家。

他的興趣很廣，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無疑問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裏有了電視機。他幾乎天天晚上看電視。看到晚上九點半、十點、十點半，我睡覺去了，他才開始工作。有時醒過來，午夜已過，還能從門縫裏看到一條蛋黃色的燈光，還能聽到滴答——滴答——他擱筆的聲音。不知什麽時候房間才完全黑了。但是他還是每天早起按時上班，傍晚按時下班。他在所裏、家裏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常用書，在兩處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時間裏，他在佔有詳盡的資料下，寫了許多文章，著了許多書，編了各種圖録，還留下了未完成、未發表的大約二百萬字的遺稿和未整理完畢的其他資料。

1966年9月初夢家受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殘酷迫害，與世長辭了，終年五十五歲。感謝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在逝世後十二年的今天夢家得到了平反昭雪。考古所於1978年12月28日上午爲他開了追悼會。夏鼐所長在悼詞中充分肯定了夢家在治學方面作出的成績，並認爲他熱愛祖國，熱愛毛主席，願爲社會主義事業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在他生前，尹達和夏鼐兩位同志一直關心、支持他的工作。對此，夢家的親屬感到莫大的寬慰。深可惋惜的是他死得太早。在過去的十二年以及今後的歲月中他還可能寫出許多著作，爲他所熱愛的祖國的現代化增加一些磚瓦。但是他沒有能這樣作。現在考古所的同志們常常想念他，並爲了整理他的遺稿作了不少工作，他的部分遺著不久就可出版。夢家該可以瞑目了吧。【原注：以上敘述絶大部分憑記憶。如有錯誤，希望夢家的朋友，特別是考古所和清華大學的同志們指正。】

（《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期）

趙蘿蕤介紹說明

趙蘿蕤(1912-1998) ，漢族，趙紫宸之女，陳夢家夫人。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英語系。1935年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1946年和1948年先後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

曾任雲南大學講師。1949年後，歷任燕京大學教授、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長期從事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國文學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譯有【美】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葉集》、朗弗羅《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與楊周翰等主編《歐洲文學史》。

人物經歷：

趙蘿蕤(1912-1998) ，漢族，趙紫宸之女，陳夢家夫人。浙江德清人。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

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英語系。

1935年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

1946年和1948年先後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曾任雲南大學講師。

1949年後，歷任燕京大學教授、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

長期從事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國文學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譯有【美】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葉集》、朗弗羅《哈依瓦撒之歌》、詹姆斯《黛茜·密勒》，與楊周翰等主編《歐洲文學史》。

1998年元旦病逝，享年86歲。

幼年時期：

趙蘿蕤自幼長在蘇州，14歲走出古城，開始了她此後70年的學術人生。她的父親趙紫宸出身貧寒，早年就讀東吳大學，是黃摩西的學生，後來又留學美國。到她上學時，趙紫宸已是東吳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了。她在蘇州聖約翰堂附近的幼稚園玩了3年，7歲進入景海女子師範學校就讀，同年開始學習英語和鋼琴，受的完全是美國式的教育。趙紫宸是個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極深的學者，他生怕教會學校不注重中文的培養，就親自在家裡為女兒教授《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趙蘿蕤一直覺得那種對古詩文的吟誦就像唱歌。由於家庭教育的合理，她的語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不久就從二年級直升四年級。六年級時，她的語文成績被評為全校第一，語文素養甚至達到並超過了高中三年級的學生。12歲那年，女作家蘇雪林來班上教國文，她重視學生的寫作能力，趙蘿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雙行密圈。

全家遷往北京：

趙蘿蕤離開蘇州是因為父親趙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一職，他們全家遷往北京。這一年（1926年）趙蘿蕤14歲，當年，她就考上了燕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三，父親因愛女年幼，囑她改讀高二。

燕大讀書：

1928年，趙蘿蕤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業於郭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名教授。翌年，美國老師包貴思女士勸她改學外國文學，理由是既然酷愛文學，就應擴大眼界，不應只學中文。中國文學可以自修，外國文學學好了，能使中文更上層樓。她遂征得父親同意，轉系攻讀英國文學。這一改變決定了她一生的事業與西方文學的建樹。

在英文系就讀期間，趙蘿蕤在燕大朗潤園的草坪上用英語演出過莎翁的名劇《皆大歡喜》，她扮演那位女扮男裝的羅莎林，贏得了學生和教授們的交口稱讚。當時桑美德教授開設小說課，指定學生閱讀的英文原著，她幾乎全部讀過，因為這些書在父親的藏書中都有，她早已選讀過狄更斯、薩克雷、哈代等名家作品，這令桑教授驚訝不已。

從燕大畢業時，趙蘿蕤真是太年輕了，這麼早就面臨了職業選擇，她在追憶當年的情境時說：“作為女性，我能夠選擇的生活道路夠狹窄的。我大學畢業時才20歲。父親說怎麼辦呢，還是上學吧。清華大學就在隔壁，去試試考一考。那裡有個外國文學研究所。”當時清華的外國文學研究所除了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結果，趙蘿蕤法語及格了，德語卻吃了一個零分。不過，她的英語確實過硬，考了一百分。吳宓老師說：“行。德語等入學後再補吧。”就這樣，趙蘿蕤被錄取了，並且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她在清華學習了3年，聽了吳宓的“中西詩的比較”，葉公超的“文藝理論”，溫德的許多法國文學課：司湯達、波德賴爾、梵樂希等，還跟吳可讀讀了英意對照的但丁的《神曲》。

她在燕大讀書時，就常為聞一多創辦的那個“短命”的《學文》雜誌翻譯外國文藝理論文章，進入清華第3年，應戴望舒之約開始翻譯艾略特的長詩《荒原》。這是一首以晦澀難懂、徵引淵博著稱的現代派長詩，艾略特為寫該詩引用了33個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種歌曲，引入36種（包括梵文）外國語，還特別強調了有關聖杯的傳說和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金枝》和太洛紙牌、漁王、耶穌等傳說。譯文先在雜誌《新詩》上發表，1937年由上海新詩出版社出版，她的老師葉公超作序。20世紀80年代初，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的《外國文藝》的某期上，我讀到了趙蘿蕤重新修訂的《荒原》，那晦澀的意蘊、豐厚的旨趣，被趙蘿蕤表達得恰如其分，不由不令你欽服叫絕。雖然後來《荒原》又有了裘小龍的譯本，但趙蘿蕤的《荒原》譯本仍然是無可替代的。

《荒原》中譯本的發表，使趙蘿蕤一舉成名。但是當年的讀書界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需要具備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和中西文學功力的這位翻譯者，竟是一位才20出頭的妙齡閨秀。當時邢光祖先生評論說：“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上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則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作為《荒原》的第一位中譯者，趙蘿蕤在1940年受重慶《時事新報》“學燈”版主編宗白華先生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艾略特與〈荒原〉》的文章，全面評析了《荒原》這首無一字無來歷的艱澀長詩的藝術特色。這篇文章是國內評論艾略特的先驅，開了把西方現代派文學譯介到我國的先河，對我國不少新詩人（如“九葉詩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正值抗戰的艱苦時期，趙蘿蕤在文中指出：艾略特在《荒原》裡寫的“一片人類物質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種種不堪的磨練”也正是我們時代的寫照；全詩最末一節詩人的熱切盼望：“也許我們再能變為燕子，無邊的平安再來照顧我們”也正是作為譯者的趙蘿蕤的在譯這首艱難而冗長的長詩時的期盼。人類的喜怒與哀樂，失望與盼望，悲觀與信仰，正在這個不平凡的大時代裡升沉演化，我們民族的靈魂裡至痛至深的創傷與不變不屈的信心，不就是作者在《荒原》中所要表現出的時代精神麼？

與艾略特暢談

趙蘿蕤是我國少數幾位有幸與那位出生於美國、後加入英籍的詩人艾略特晤面暢談的學者之一。1944年秋，陳夢家受邀赴美講學，在芝加哥大學講授古文字學。1946年夏，陳夢家在哈佛大學會見了回美國探親的艾略特。7月9日晚上，艾略特請趙蘿蕤在哈佛俱樂部晚餐，詩人即席朗誦了《四個四重奏》的片段，並且在她帶去的兩本書《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上簽名留念，還在前者的扉頁上題寫了：“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的英文題詞。

畢業後

趙蘿蕤從清華外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是1935年，轉入西語系任助教，1936年與陳夢家結婚。“七七事變”後，夫婦倆輾轉跋涉到昆明，陳夢家任教於西南聯大。聯大雖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但仍循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一學府任教。這樣，趙蘿蕤便作出犧牲，在家操持家務，但仍勤讀不輟。1939年至1944年，她在雲南大學和雲大附中任教，同時翻譯出版了義大利作家西洛內的反法西斯小說《死了的山村》。

1944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先生給陳夢家聯繫了到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古文字學的工作。趙蘿蕤因此有了在美國第一流的芝大英語系學習的機會。20世紀40年代的芝大英語系正是它的全盛時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學者。文藝理論與18世紀英國文學的專家是克萊恩教授；莎士比亞與玄學派詩人的專家是喬治．威廉森教授；19世紀小說文本精讀的專家是法國著名學者卡薩緬的高足布郎教授；狄更斯與英國文學專家是沙伯爾教授；古英語、中世紀英語與喬叟專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國文學專家是維爾特教授，他同時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趙蘿蕤得以在他們的門下學習和研究，真是非常幸運。維爾特教授問她有多少時間學習，打算學三年還是四年？這使她想起了10歲時與祖父的一段對話。

祖父說：你將來想得一個什麼學位？

趙蘿蕤說：我只想當一個什麼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

此刻在維爾特教授面前她猶豫了。陳夢家則竭力說服她：一定要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她選擇了4年。此後的4年，趙蘿蕤把它稱之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4年”，先後與周鈺良、巫甯坤、查良錚（穆旦）等同學。

趙蘿蕤在芝大的第4年決定專修美國文學，是出於對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興趣，她幾乎鑽研了作家的全部作品。1948年，她以研究詹姆斯為題的論文《〈鴿翼〉源流考》獲得芝大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國際上最早研究這位作家的學者之一。在研究的同時，她廣泛收集有關詹姆斯的一切資料，維爾特教授說，趙蘿蕤已算得上美國的第3名詹姆斯圖書收藏家了。當時詹姆斯還遠沒有今日的盛譽，從這裡可以看出趙蘿蕤高超的藝術修養和睿智的文學眼光。那幾年的留學生活，是趙蘿蕤人生中的極樂時光，她涵泳在美國社會所能提供的一切高雅的文化藝術的海洋中，如魚得水。

1947年陳夢家先行回國，任教清華。翌年冬趙蘿蕤也回到了當時的圍城–北平，三周後，北平易幟，她與丈夫團聚。隨後，她任燕大西語系教授，後又兼系主任。1952年，全盤蘇俄化，隨之院系調整，燕大壽終，她乃調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授。

1957年陳夢家被打成右派，文革初又因不堪忍受淩辱而自縊身亡。趙蘿蕤遭此沉重打擊，一度精神分裂，住進了安定醫院。她的學生梅紹武、屠珍夫婦去探望時感到“其情甚為淒慘，令人潸然淚下”。翦除四凶之後，她繼續執教，並任博士生導師。她讀了近十餘年來美國新出版的有關惠特曼的著作，又借赴美探親的機會到國會圖書館查閱惠特曼的手稿，終以驚人的毅力花費12年工夫完成了帶有大量注釋的《草葉集》全譯本，1991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這一成就震驚了學術界。《紐約時報》評論說：“一位中國學者竟能如此執著而雄心勃勃地移譯我們這位主張人人平等的偉大民族詩人的作品，真使我們驚訝不已。”芝加哥大學為此在建校百年時向她頒發了“專業成就獎”。

生前榮譽：

趙蘿蕤於1998年元旦病逝，享年86歲。

趙蘿蕤的一生執教五十餘載，桃李滿天下，生前兼任外國文學學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國惠特曼出生地協會會員、中國艾略特-龐德研究會顧問和燕京學院英語系名譽主任。她還榮獲”中美文化交流獎”和“彩虹翻譯獎”。

主要著譯包括《荒原》（1937）、《哈依瓦薩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叢林猛獸》（1981）、《草葉集》（1991）《中國翻譯名家自選集．趙蘿蕤集》（1995）和《我的讀書生涯》（1996）等。

趙蘿蕤一貫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一校訓的燕京精神，一貫恪守燕大校歌中“服務同群，為國效藎忠”的燕京學子的宗旨。

葉廷芳憶趙蘿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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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趙蘿蕤先生的認識始於1960年初秋。

那一年的新學期開始，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根據中宣部加強外國文學教學的指示，對西方文學教研室進行調整擴充，為此我和英、德、法專業的個別同學提前一年畢業，留在教研室當助教。那時外國文學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學外，是編寫《歐洲文學史》，分別由楊周翰、吳達元和趙蘿蕤三位教授擔任主編，馮至則受中宣部委託同時主管《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這兩項編寫工作。趙蘿蕤先生當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級教授（當時的正教授分三級），這個級別的女教授當時全國只有兩名（另一名是山東大學的馮沅君，馮友蘭的妹妹）。因為是初創階段，教研室務虛會很多。我發現，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儀態雍容、舉止優雅的唯一的女性，總是靜靜地聽著，很少說話。我對她一無所知，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於是一次會後就主動向她自我介紹，以便慢慢認識她。沒想到，她第一句話就是：“我一看你就是個浙江人！”口氣中帶點讚揚的味道。我趁勢說：“看來您也是浙江人囉？”“當然嘛，不然我怎麼會一猜就中呢！”我的心情輕鬆起來。在知道了她是湖州人以後，我說：“那就是說，‘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她拋出“哈哈哈哈……”一串笑聲，說：“原來我們‘同飲一江水’啊！”於是我們儼然成了“同鄉”。趙先生很為浙江自豪，說：“國內外就我到過的地方而言，浙江是最美的，而富春江則是浙江最美的身段。”“看來，你愛人也是浙江人吧？”她說：“你猜對了！”我很快知道，他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

我原本只想寒暄一下，沒想到第一次接觸就談得那麼投機，那麼愉快。聽說她年輕時曾是燕京大學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點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見的驕矜。那年她48歲，正好大我一倍。我們的忘年交就這樣開始了。那時她在學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一字排開的德、才、均、備四座教師樓中的均齋（後遷備齋），我住德齋，相距很近。她希望我有空就去聊聊，我也高興那樣做。因為作為師輩，無論學問，還是生活閱歷，她都比我豐富得多，這是多麼好的學習機會！此外，我們還有兩個共同業餘愛好：詩歌和音樂。而這兩方面她也是我的理想的師長。我經常寫一些不像樣的詩請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一起推敲修改。趙先生年輕時就是詩人，而今則是英美詩歌的研究專家，不但善於翻譯，也喜歡朗誦。在彼此感興趣的話題談完的時候，她就朗誦英文詩歌給我聽。她那麼講究詩的音步、音調和音韻，即使你聽不懂內容，也感覺得到那種音樂的美。通過她的朗誦，進一步激發了我閱讀英美詩歌的欲望，尤其是拜倫、雪萊、朗弗羅、惠特曼等等。自然，她也經常讓我用德文朗誦她熟悉的那些德國名詩，比如歌德的《野玫瑰》，海涅的《羅蕤萊》和《菩提樹》等，都是她指名的。正好這些詩都被譜上了名曲，便一一唱給她聽。唱《菩提樹》時，她是跟著我搖著頭一起哼的。然後她說：這些曲子久經考驗，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了詩歌中的美；但朗誦本身也是一門藝術，成功的朗誦也能增添詩歌中蘊含的美。接著，她朗誦了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士》的一個片段，又讓我用原文朗誦歌德的名作《普羅米修士》。聽完後，她連連說：“好聽，好聽——包括你的嗓音也好聽！”

大家都知道趙蘿蕤先生的英文詩朗誦得好，雖然當時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老教師（按年齡她還是中年，但按留過洋的知識背景她已被劃入“老教師”隊伍了）已不那麼吃香，可西語系的青年教師還是以團支部生活擴大會的名義舉辦過一次晚會，專門請趙蘿蕤先生講詩朗誦。她的演講和示範獲得一片掌聲。

在音樂方面我們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但我的愛好主要是聲樂，而她則側重於器樂，尤其是西方的交響樂和鋼琴曲。因她彈得一手好鋼琴，所以經常談起蕭邦，認為蕭邦的魅力是“憂鬱與歡樂相交織”。對於德奧兩大巨頭，莫札特和貝多芬，她更喜歡後者。她認為莫札特的樂曲固然很典雅，很優美，但“多少帶點孩子氣”。而貝多芬的作品“既有柔美、輕快，更有雄渾、沉鬱，有時如萬馬奔騰”。其他如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和柴可夫斯基也在她興趣範圍內。我想，這位寧靜、端莊的女性內心裡，裝的是浪漫主義的激情。難怪她在文學研究和翻譯中多半都跟浪漫主義詩人打交道。

北大校園很大，趙先生發現我沒有自行車，就說：“我借給你一輛自行車吧！這是我從英國買的女車，很好騎的，很輕。”我說那你自己呢？她說：“我年紀大了，不喜歡騎車。”當她知道我沒有無線電收音機時，又說：“把我這台拿去用吧，一個音樂愛好者沒有收音機怎麼行！”我說：“那怎麼行，你自己沒有了！”她說：“我家裡有呀！而且我本來就想買一台新的，體積更小，技術更先進。”她一開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仿佛聽到兒時母親喊我的聲音。但母親在我七歲時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愛，如今仿佛在這位師輩面前得到了補償，我感到無比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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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經常談詩論詩，卻從不提及身邊的大詩人陳夢家。有一天我問：陳先生近來詩寫得多嗎？她淡淡地說：“早就不寫了！解放以來不是一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談了。我趕緊把話題岔開。後來我帶著疑惑向別人打聽。原來陳先生1957年倒了黴，戴上了帽子；趙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嚴重刺激，住過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來，想：原來她心裡裝的不只是浪漫主義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隱痛。

有一次我說起：“我很想見見陳先生。”她說：“好啊，我本來就想請你去我家坐坐，請你吃我們浙江人愛吃的霉乾菜煮紅燒肉。”她告訴了我錢糧胡同19號的地址。

錢糧胡同19號不是四合院，卻是名副其實的深宅大院：進門後一位中年保姆領我穿過一條長長的甬道，往左拐幾步則是橫向長方形天井，再往右走十幾步才進入大門，進屋後也很深（這是很少見的舊式住宅結構）。只見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側身坐在一張四方桌旁的條凳上，左腿勾起，光腳板擱在凳子上：他在摳腳丫子。見我進去，他把臉轉向我，只見他眼睛大大，兩腮塌陷，直咧著嘴笑。我心想：莫非這就是陳夢家？怪不得有“不修邊幅”之說。我說了聲“陳先生好”，他只是點了點頭，仍不停止他那個不雅的動作，直到趙先生過來向他介紹，他才開始跟我寒暄。趙先生領我大致看了看他們的整個住宅，除了“深”和“大”，還應加上“古”：古舊的樑柱，古式的傢俱，古雅的字畫。可惜當時太缺乏文物意識，沒有向陳先生請教一下這座房子和其中的陳列品的年代與故事。後來知道陳先生也是明代文物專家，收藏了大量貴重的明代傢俱，想必我那時所見的就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吧。吃飯時，趙先生兌現了她的霉乾菜燉紅燒肉，說這道菜是她特地讓阿姨為我燒的，務必多吃。陳先生非常隨和、親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對什麼話題都輕輕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涼的，而我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顯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撫慰。幸好他問到一些無關緊要的有關我的家鄉衢州的逸事，才使我們有了較多的話題。

後來至少還去了一趟錢糧胡同19號。但再後來就無緣了：它被公家徵用，趙先生則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術館後街22號，和她父母與弟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寬大的院子，花木扶疏，還有一座很氣派的朝南的院門和照壁。她父母住在東屋，第一次去時，趙先生先領我拜訪她的父母。他父親即享譽海內外的神學教授趙紫宸，原燕京大學神學系主任；文學造詣也很深，曾任東南大學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那時他已八十開外，高高的個兒，一頭梳理得很整齊的銀髮，留著花白的髭須，正坐在案頭整理什麼文稿。見到我時，他轉過身來，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後示意讓我到客廳就座。接著她母親近前與我寒暄。這是個顯然年輕時很俊秀的老人，和藹、親切，而且依然耳聰目明。

正屋由她弟弟趙景心夫婦居住，蘿蕤先生則住在西屋。這次去時，我已經從北大調到今天的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單位內，自行車就沒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順便還給了趙先生。她說：“自行車你不那麼需要了，還給我，我就收下，正好有一個親戚也想用。但那台收音機你就不必還我了，因為我不想去北大住了，而家裡已有一台新的。不過你那台舊的也不要輕易報廢，它的木質音箱共鳴效果很好。”我也久久捨不得放棄，一直使用到上世紀80年代末有了組合音響為止。

“文革”前還去過一趟美術館後街22號，她的老母仍笑盈盈地把我引進趙先生的住處。那間僅十一二平米的房間既是她的臥室，又是會客室。一條彩色而素雅的床罩覆蓋著那張單人床，床頭右側擺著一張五屜櫃，她的寶貝新式收音機則放在枕後的床臺上。剩下的有限空間真的成了主客間“促膝談心”之所。門廳裡放了幾個書架和一架鋼琴，她不喜歡在那裡接待客人，可能她覺得在臥室裡更溫馨吧。這也是她長期在學校單身宿舍居住養成的習慣。這段時間我們談得較多的是當時廣受歡迎的幾位歌唱家：李光羲、周小燕、劉淑芳、俞淑珍、張權、樓幹貴、李雙江、胡松華、馬玉濤等。我們都為李光羲幾年內順利拿下《歐根·奧涅金》和《貨郎與小姐》等世界名歌劇而稱讚，也為樓幹貴和張權1957年的遭遇而惋惜。我們還談到了呂遠創作歌曲的個性特色，談到了呂文科獨唱藝術的獨特魅力。這類話題我們都談得很投合。適逢她的詩歌譯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羅）新版問世，她簽名送了我一本。她的工整、漂亮的鋼筆字就像她的人那樣端端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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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我就去江西“四清”了，一年後回來時“文革”已爆發。在一片“造反”聲中我很擔心趙先生的處境。經打聽，還好，學生們沒有找這位與世無爭的老師的麻煩。但等我“大串聯”幾個月回來後，還是傳來了令我大驚失色的消息：趙先生的終身伴侶陳夢家因不堪迫害，憤然辭世了！這對趙先生的精神打擊可想而知：她的舊病復發了，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醫院裡的她肯定變成另一個趙蘿蕤了，它會毀掉我心目中那個溫柔敦厚的形象！幾年後等我從“五七幹校”回來，聽說趙先生已基本康復，趕緊又去美術館後街22號看望她。但這座四合院已經變得不太完整了：正門已不屬於它，之間被一垛牆壁攔斷；在對著中醫研究院那面西牆開了個入口，門臨大街；她原來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識的人占住。只見趙紫宸老先生在被縮小了的院子裡認真地繞步行走，據說每天要堅持走六七十圈，作為抗老的鍛煉。她的母親依然滿面笑容把我引進屋裡。趙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裡。弟弟趙景心當時是北京外貿學院的教師，以好客聞名，所以碗櫥裡擺滿了一套套很像樣的杯盤碗盞。趙先生留我吃晚飯，又讓保姆做了霉乾菜紅燒肉，顯然她自己也很愛吃這道菜。她晚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尤其是最後五分鐘的國際新聞，一天都不肯錯過，並抱怨五分鐘太短了：“這麼大的世界，每天有多少新聞啊！五分鐘怎麼夠呢？”她說她現在主要是聽聽音樂，書看得很少。音樂仍是我們交談的話題之一。但她不談“文革”中的遭遇，也不提夢家的名字，我也裝作一無所知。我發現她左邊的嘴角有時會微微抽動一下，說話還是容易興奮，她自己有時也意識到了，當場打開藥瓶服了藥。

她的母親見到我總是熱情寒暄，詢問家常。後來趙先生向我透露一個秘密：“你知道嗎，我媽媽可喜歡你了，說：‘要是我還有一個小女兒，我一定要把她嫁給他！’”我很感動地說：“老人家的這句話讓我既溫馨，又遺憾，會讓我做很多既溫馨又遺憾的夢。”後來老人家以91歲的高齡去世，趙先生特地寫信通知我，並著重囑告：“出殯那天你一定要和我們一起把她送到八寶山呀，她可真的說過那句話的啊！”於是我欣然作為他們家虛擬的成員，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後告別。老人一生養育的三男一女個個才華出眾，而又不事張揚，足見她家教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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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趙蘿蕤先生簡直判若兩人：她健談了！每次見到情緒都很高昂，侃侃而談。許多她過去從未說過的話，現在也敢說了。顯然，她壓抑得太久了！從此，我們談論文學時，不再僅僅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範圍內打轉，我們談得更多的是現代主義！那時我正在研究現代主義代表性小說家卡夫卡，她非常感興趣，問這問那，並一再囑我如寫了或譯了什麼，一定要告訴她，給她看。這時我才知道，她年輕時的博士論文就是寫美國現代主義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識流理論創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紀30年代翻譯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國現代主義詩歌翻譯的經典之作。

有一天，她突然給我寄來一封信，說要選個日期請我和夫人孩子一起“館子子”，結果我們在寬街的一家當時堪稱是“高級飯館”裡相聚。看到我的家小，她很是開心，笑聲朗朗。她特別喜歡我們的女孩。這時我心裡不禁產生一種遺憾：趙先生沒有孩子！一個孤寡老人，怎麼能不寂寞？於是我乾脆把心裡話說出來：趙先生那麼喜歡孩子，就領一個嬰兒養養吧；俗話說：有奶便是娘，長大了一樣親。她聽了馬上說：“那算我的兒子還是孫子呀——哈哈哈哈！”停了一會兒又說，“這年頭，想養也養不起囉：過去我每月拿280元工資（這是解放後資深教授的薪酬），總覺得怎麼花也花不完。可現在呢，還是這麼多錢，很快就花完了，老覺得捉襟見肘！”

“文革”後好多年，占住她西屋的那戶人家終於搬走了。趙先生又搬回了老地方，並按原樣恢復了。過了幾年，趙景心先生讓姐姐拿出兩萬塊錢，請人把房子裝修了一下，終於有了點現代氣息。從此門廳也變成客廳了。就是在這裡，我見到了趙先生在美國的低班老同學巫甯坤教授。巫教授是解放初趙先生擔任燕大系主任期間把他從美國請回來的，不料院系調整時被調到了天津，到1957年也戴上了帽子，為此趙先生內疚不已，還痛哭過。

不久，她在美國的弟弟趙景德攜家眷回國探親，她特地把弟弟介紹給我：只見他穿著一件束腰的咖啡色皮夾克，右手夾著一摞書，至少一米八五的魁梧身材，顯得格外健康、精神，聲音洪亮。但沒有說上幾句就匆匆走了。趙先生說：弟弟是當前美國航太技術四大專家之一，所以很忙。她又拿出一部厚厚的新版英文字典，說這是剛隨父親回國探親的侄子送的。但她很過意不去，說他還沒有就業啊，必定是拿自己的零花錢買的。我說：這您就不必心庝了，他父親總還寬裕的吧。她馬上說：“哦，你錯了！美國人對子女是非常嚴格的，對成年孩子是不隨便給錢的，像兩家人一樣！”

趙先生與徐志摩夫人陸小曼也有來往，但她不同意陸小曼對徐志摩的評價：“陸小曼說在中國，詩寫得最好的是徐志摩。這個評價我認為不夠客觀，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贊同。徐志摩是個被寫進文學史的人物，評價應該冷靜、科學，不能讓感情淹沒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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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80年代後期了吧，她徵求我意見：“現在一家出版社約我翻譯惠特曼，但我很犯難，因為李光鑒（我的同事）已經在譯了。”我說：“文學翻譯不怕重譯。您和李各有各的優勢，值得譯。”後來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氣把惠特曼全集譯完了，而且廣受好評，這成為她翻譯事業的又一座豐碑。

又過了些時候，已經是90年代初了，我勸她說：“現在我國學術界對外交流很頻繁，趙先生美國回來那麼多年了，您應該去美國或英國看看呀！”她說：“咳，我這人向來喜歡平靜，何況我現在已經老了！”約過了一二年，她來信說：“果然去了一趟美國，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進門（這次她也是在門廳裡接待我的），她拿出一張英文報紙說：“你看，像我這樣普通的學者去美國，他們竟然在《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我，而且用了那麼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占了右邊的整個半版。我說：“這才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呀！我還聽葉君健講過：他去瑞典訪問，瑞典的報紙也在頭版頭條用大量篇幅、照片報導他。”她說：“可在我頭腦裡，只有國家總統或政府首腦才有資格享有這樣的新聞待遇呀。”我說：“可見久而久之我們自己也異化了，我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陣大笑。

她急於想告訴我的另一條重要新聞是：“時代真的進步了。”她說，“我從美國回來時最大的擔心是要經過日本和香港轉兩趟飛機。弟弟一再強調：‘姐姐，你放心走吧，轉機的一切手續我都給你辦好了。’可我心裡總是不踏實。想不到在日本剛走出飛機，真的有一張輪椅等在門口，問：‘您是趙太太嗎？’但我仍擔心到香港會怎麼樣，結果仍然是這句親切的問話。我又擔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這一步，結果，依然是：‘您是趙太太嗎？’呵呵，時代進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這一次歡聚，成了我和趙蘿蕤先生的最後一面。此後一連幾年，我都沒能抽時間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傳來噩耗！那時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趕回北京，她的後事已辦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內疚和遺憾。但她的音容笑貌，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