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向陽教授繪畫作品第一輯

張向陽：吾以吾心寫“人物”

李福生

本專輯作品刊於2021/12/09

“在充斥著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當今畫壇，向陽沒有為市場所迷惑，也不盲目跟風，而是清醒地和近年來不少畫展中”工、滿、繁“等工藝性製作的”流行風“保持著距離，默默無聞地在寫意人物畫創作領域探索自已的藝術語言。自古以來，由於造型難度的制約，很多畫家在寫意人物畫創作面前望而卻步，而向陽偏是一路走來，數十次參加全國性專業畫展入選或獲獎，著實不易。在中國畫創作的藝術征程中，他從沒憑空捏造，更沒有無病呻吟，其作品不但浸潤了對傳統古典文化的特殊情感，而且呈現出濃郁的人文氣息和可貴的哲理內涵。”這是中國美協中國畫藝委會委員、福建省美協主席、福建省美協人物畫藝委會主任翁振新對張向陽畫家的評價。

張向陽，1971年生，福建莆田人，副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水墨畫學會理事，莆田學院美術學專業負責人，莆田市畫院學術秘書長、閩中畫派藝術研究院副院長。1994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2014年結業於北京畫院袁武人物畫工作室。其作品十多次參加中國美協主辦的全國大型專業畫展，同時公開發表多篇學術論文；2008年，舉辦“與線共舞”線描作品展；作品分別被中央電視臺、福建省美術館、西安美術館、閩中革命紀念館等單位及個人收藏。

張向陽是一個功力深厚、涉獵面廣的畫家，畫人物也畫山水和花鳥。花鳥畫多寫梅花和墨牡丹，虯勁蒼潤，別具一格。山水畫常常揉合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為一體，營造出濃郁的牧歌式的桃園境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物畫，寫意人物畫的主題就是人，要畫好人物畫的難度是很高。必須有嚴格的基本功及堅實表現形式技巧的基礎，向陽已較好地具備了這些東西。他筆下的人物造型非常準確，人物形象畫得很灑脫，不緊不僵，更難得的是他的用線該堅實的堅實，該虛幻的虛幻，收放自如，用墨也是虛實得當，使他的人物畫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在《佛音》、《湄風》、《諾爾蓋的夢鄉》、《鄧拓》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刻畫人物形象的功力，他不僅給予物件外部的“形”以應有的關切，同時更多地抒發畫家個人的性情。他對東西方文化、藝術典籍和閱讀，使其積澱了深厚文化底蘊和藝術修養，這也讓他在人物畫創作中心有所依，畫有所悟，近年來，他不斷求新，將藝術家的真情融入到創作中，創造了有民族味、時代感的人物畫。比如畫一位老人，一定要探尋他內心的滄桑感；畫海上漁民，就要感受到他內心剛毅……他以一種現代水墨語言的“修辭”方式，拉近自已與所畫人物的距離，在與所畫人物對話時，力圖找尋最能表現人物精神面貌的畫面。

向陽是一個非常勤奮的畫家，還是一個善於思考的畫家。他注意生活的細節，捕捉創作的素材，許多作品都是源於生活，因此格外生動、鮮活。他經常深入大自然，體驗人物、風景寫生的原生態美感。他說：“每一次面對自然，走入不同的生活之中，我都會找到令自已感動的東西，發現美的內涵。寫生既是我有感而發、不吐不快的載體，也是我探索水墨語言多種可能性的試驗田。”通過寫生把物象轉化為藝術語言，表達自已豐富的內心世界。他還說：“我經常深入基層去，到農村、到少數民族、到海邊去寫生采風，我所注重的內容十分簡單，就是探索如何用恰當的筆墨畫出寫意人物畫的精神。我注意在用筆上做到能放開的部分放開，要收住的部分就收住。因為筆墨元素面面俱到可能會失掉人物的精神。”對於寫意人物畫來說，寫生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寫意。寫意人物畫的高級階段，即妙境，是要達到“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但達到這種境界並非一日之功，必須由寫生到寫意的嚴格磨煉，才能達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的境界。

向陽的人物畫作品有相當部分取材自莆田鄉土人物。閩中莆陽大地，自古人傑地靈，有著悠久深厚的歷史積澱。他是一位把真愛留駐在壺山蘭水上的赤子，一位因愛而貼近大地的虔誠修煉者。他不去迎合世俗的熱鬧，沒有沉浸在讚譽聲中，只用繪畫的語言折射出筆下的蒼古、悠遠和深沉，於是便有他的《大網》、《躬》、《惠風》、《守望》等作品問世。他的鄉土人物畫具有深沉的文化內涵，畫面構圖簡練，作品融入傳統水墨、彩墨技巧與現代觀念於一體，富有很強的生活情趣和大自然的純樸美。我認識向陽是他在莆田學院任副教授的時候，經常到他畫室欣賞作品、喝茶閒聊，他的作品是那樣真實、親切而感人，他就是一位把全部的愛鑄入靈魂、讓靈魂開懷大笑的人，即以苦澀的情感回報這塊土地和父老鄉親。他下筆很有激情，往往不需多加思索，隨感覺畫下去，不僅酷似物件，而且人物的音容笑貌、精神氣質躍然紙上，又富有筆墨情趣，他畫的很多惠安女、湄洲女，神氣、秀美、淳樸、勤勞，跟身份非常符合，特別是對人物神情的把握感覺非常準確，隨意而生動。

向陽出生於木蘭溪邊，一個叫“溪兜”鄉村，從小喜歡畫畫。小學三年級，他的畫作獲得學區兒童比賽一等獎。13歲那年，他考入莆田二中，受到畫家方金河的啟蒙，從小的理想是成為一名畫家。但他的特長在父親看來卻是不務正業，在那個年代，讀書才是正道。當年，高考文化分頗高的他選擇學藝術，父親對此也只能作無奈的長歎……1990年，他考進福建師大美術系，得到翁開恩、翁振新、張明超、林容生等老師的教導。23歲大學畢業到莆田學院美術系任教後，他仍把努力當成一種信念，讓自已始終處於努力的狀態之中，不斷學習提高，一步步在繪畫專業道路上穩步前進。2013年至2014年，他北上京城，師從名家袁武，學習寫意人物畫，進一步提高人物畫創作表現力，夯實了表現語言的錘煉與藝術構思的深度。他創作的題材廣泛，敢於直面生活，又從文學、音樂、歷史等諸多領域汲取營養，藝術語言靈活多變、不拘一格，終於形成自已獨特的水墨人物畫風格。他的作品，無論畫今人、古人、神人、凡人，總有一種豪宕、雄壯、樸質的氣勢，蕩漾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哲理內涵，傾注著全部的真情和執著的愛心。在諸多的展覽中，皆能引起注目的效應。

在一次畫展上，我被向陽作品《水手》深深吸引住，他善於把控“形”“神”間那一最美妙的契合點，畫面裡中年水手那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形與內形的凝練，與對存在於當下的鮮活生命的那種感知相互交織，形成全新的寫意人物視像，人物刻畫既不拘泥於客觀又入木三分。我對向陽說，你的人物畫已經有效地駕馭了“形”與“寫”複雜糾葛，不囿於“形”，不疏於“寫”。向陽說：“吾以吾心寫‘人物’”。這句意味深長……

向陽能夠遊刃有餘於鄉土人物畫，這當然得益於其曾生活在地地道道的農村。農家出身的他，有實實在在的鄉情生活的基礎，也瞭解農民的艱辛，熟知他們的文化。表現農民的本質，表現農民的勤勞、淳樸、善良與實在，是他鄉情人物畫題材成功的重要基石。這種平民意趣、文化意識和形式上的奇特結合，使他的作品具有極強的視覺衝擊力。向陽擅長畫大場面，在人物畫《東南風》中，他以自已母親、姑娌及鄰居為寫生素材，用濃重的墨線和強烈的色彩，在220X200cm大宣紙上畫了十八位穿紅衣，梳著媽祖髮髻的婦女們挑紅盤趕去賀壽的大場面，表現莆仙特有的喜慶民俗特點，使得整個畫面具有強大磁場。他把有限的時間用於探索，把感受變為實實在在的繪畫作品。《聽潮》、《慈母手中線》、《故鄉月》、《心弦》等吸取了傳統繪畫的筆墨要素，同時順應自然和時代風尚，寫實主義的觸角伸向現實生活，使其作品更具有時代的氣息，並富於強烈的地域特色。在設色上，他以墨色為主調、強化筆墨的力量，使作品有了書寫的潛能，筆情墨趣裡多了一些淳厚的真樸。

近年來，向陽對於生活於自身周邊的人群尤為關注，其《風雨同舟》系列作品，可謂鄉土題材與都市題材的有機組合，畫面表現幾對農民工夫婦或上工、或回家，他們騎乘著摩托車，攜帶著笨重的勞動工具，一路賓士而去。畫面的農民工均以背影寫形，以意取象，追求形神渾然一體。用這樣的構圖形式營造畫面，有氣韻、意境和格調，注重作品的時代特色和個性風格。畫面筆墨相互為用，筆中有墨，墨中有筆，一筆落紙，既狀物傳神、又抒情達意，還顯現出個人風格，充分說明他豐厚的功力和修養。也很好地呈現出張向陽關於寫意人物畫的理解和判斷，以及對中國畫時代性問題的審美闡釋。豐厚的生活就是他的基礎，所以他創作起來得心應手，信手拈來。在人物畫的創作中，他尤為注重表現物件獨具的精神面貌、秉性氣質，重視筆墨的趣味和寫意風神。他的畫裡蓬勃而樸拙的氣息是憑著本能觸摸到的天趣，既是對鄉土生活的觀察，也是來自本心。

向陽在他的散文《蘭水謠》中寫道：“我是在木蘭溪畔長大的，母親河養育了我，也給了我無限快樂的童年！……木蘭溪，木蘭陂，母親河的童年，是一首首親切的蘭水謠，悠遠、恒久而綿長。”他說，正是對木蘭溪充滿感情，所以他的大量“童年”系列作品都是表現鄉土生活的記憶，《品荔圖》、《蘭水謠》、《蟹趣圖》等在他的筆下，童年往事躍然紙上，再現了童年無憂無慮生活的場景。其大量人物畫小品，總給人一種家園般的溫情，洋溢著質樸的氣息，靈動自在，意境超然。他給自己起了個藝名，稱“木蘭墨子”。其木蘭，乃是木蘭溪。

向陽認為中國畫是一種符號藝術，中國畫的變革不應僅僅是符號和筆墨的創新，在創新的同時，中國畫也要堅守自身的根基。他把中國繪畫發展的歷史形象地比喻成一棵參天大樹。他說，這樹根便是中華傳統文化，樹幹是代表自先秦漢唐以來中華傳統文化逐漸發展的各個時期，而樹上的枝丫果葉則象徵著各類畫種、畫科、流派、風格的創新與繁榮。因此他認為，中國繪畫的發展與創新，必須統一在這棵參天大樹的傳統文脈上發展與創新，去成就自已的民族文化藝術。向陽二十年如一日地追求寫意人物畫創作的學術高度，並且屢有成績。《回眸》作品構圖打破常規，以眾多的人物背影的渲染去襯托一個虔誠藏女正面回眸瞬間的情感世界，營造出某種神秘的宗教氛圍。

這位70後青年畫家，有著多重身份，他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閩中畫派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水墨畫學會理事，也是莆田學院美術副教授及美術學專業負責人，莆田市畫院學術秘書長。多年來，他從事水墨人物畫創作與教學研究，擅於寫生創作，並積極從其它相關領域汲取營養，題材廣泛，直面生活，藝術語言靈活多變，不拘一格，作品體現鄉土情趣和人文關懷。主要作品有《永遠的歌謠》、《故鄉月》、《在水一方》、《遠潮》、《霜痕》、《媽祖紅》、《東南風》、等，先後參加中國首屆寫意畫展、慶祝澳門回歸全國中國畫展、全國第十三屆群星獎選拔賽、福建省近代以來重大歷史題材創作展、福建省當代美術晉京展等數十次全國專業展覽並獲獎，不少作品還分別被中央電視臺、福建省美術館、西安美術館、閩中革命紀念館等單位及個人收藏。

“以我心，寫我畫，生活感動了我，作品才有可能感動別人，我們時代更需要真情。”他的人物畫既講究藝術語言的把控，更多對於表現物件所進行的“格物致知”的深入探索，在創造物件中取得了引人入勝的東西，使物件具有了更多的美的價值。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的藝術始終沒有丟棄珍貴的本色——淳樸。這就是我認識的張向陽老師。一個把已有的感懷和全部的認知注傾於筆端卻默默無聞的人。他必將在時空的某一段落站立在“莆陽文化”滋養的壺山蘭水的大地上，為我們創作出更多精采的寫意人物畫佳作。

福州歷史【註】以下文字摘自維基百科

福州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當地的新石器文化。秦朝時期為閩中郡郡治，公元前202年，福州成為了閩越國首都冶城的所在地，福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由此開始。從晉朝的八姓入閩到晚唐的王潮、王審知兄弟開閩，福州在中原漢人移民潮的長期推動下逐漸繁榮起來，福州民系也逐漸形成。「福州」之名始於唐開元十三年（725年）的福州都督府。五代十國時期，福州升為長樂府成為了閩國的都城。到了宋代，福州進入了一個經濟文化的黃金時期，位列宋朝六大城市之一，也是宋朝科舉文教的重地、儒學重鎮，而福州的別稱「榕城」就來源於宋代福州城內遍植榕樹的景象。1276年南宋滅亡前夕，福州升為福安府一度成為南宋行都所在地。明代，福州的海外貿易復甦，福州作為重要海港，迎來了琉球和日本的商人和使者、早期的天主教傳教士，也曾經歷嚴重的倭患，1645年福州升為天興府號福京又成為了南明隆武政權的首都。清末，福州進入了又一個黃金時期，隨著1844年福州開埠，以及之後洋務運動時期福建船政學堂等機構在此設立，福州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東南沿海文化教育的一大中心，也是基督教傳教的重要地點。1933年到1934年福建事變時期，福州又成為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首都。1949年8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福州城。改革開放以後，福州經濟發展迅速，同時福州也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華人海外移民最大的移出地之一。

宋至元（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

宋代是福建歷史的黃金時代，經濟大規模增長，人口大幅增加，文化教育也達到一個高峰。福州人口由北宋初年（980年左右）的94475戶增長到北宋末年（1102年）的211552戶，為福建人口最多的府，也是宋朝六大城市之一。974年，刺史錢昱在原福州子城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展，增築東南夾城，是為「外城」，並建有敵樓。到了1069年，程師孟又就子城舊址加以修復和擴展；同時疏浚護城壕，並架橋12座。1044年蔡襄任福州知州期間大興水利。1065年，福州太守張伯玉推廣編戶植榕制度，福州遍植榕樹，「榕城」之名由此而來。福州的城市內河水網體系也在宋代形成。文化上，福州曾是朱熹講學的所在，儒學重鎮。1063年（嘉祐八年），許將成為福州歷史上第一個狀元。兩宋時期，福州一共出了文狀元10名，武狀元11名（若加上恩科狀元，則有文狀元18名，武狀元12名），進士2247名，是全國的文教名城。

1276年，蒙古軍隊攻占南宋首都臨安。五月初一，文天祥、陸秀夫等人扶持出逃福建的益王趙昰為皇帝，定行都於福州，改年號景炎，升福州為福安府，行宮在福州濂浦平山福地。福州的行都地位維持了6個多月，十一月，元將阿刺罕、董文炳侵福安府（福州），十一月十五日，陳宜中、張世傑、陸秀夫擁端宗趙昰撤出行都福州從海路南逃，福州被元朝軍隊攻占。1322年（至正二年），跨閩江的萬壽橋建成。元末時，福州也受到亦思巴奚戰亂一定的影響，直到陳友定平定戰亂才漸趨安定。1368年（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湯和、廖永忠率舟師從閩江口挺進南台（今台江），在南門外擊敗陳友定率領的元軍，隨後占領福州。

建隆元年（960年），設福建路，並將福建行中書省設於福州。此時福州開始具有省城地位。

乾德二年（964年），福州郡守鮑修讓建越山吉祥禪院（今屏山南麓），明正統九年（1444年）改名華林寺，是至今長江以南所發現最古老的木構建築。

開寶七年（974年），福州刺史錢昱為加強防禦築東南夾城，稱外城，南面擴至合沙門。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崇福院創建，後改名崇福寺，為日本長崎崇福寺的祖庭。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國納土歸宋，福州正式納入宋朝版圖。

天聖六年（1028年），廢福州、連江等地官辦鹽場，鹽田歸民經營。

景祐四年（1037年），朝廷允許福州立學。其後，周希孟、陳烈等為州教授，大興儒學。

慶曆三年（1043年），福州府（含所屬各縣）建有佛寺1625處，宋詩云：「道路逢人半是僧」。

慶曆四年（1044年），蔡襄擔任福州知州，浚治東湖，修古五塘，以利農田。

嘉祐二至三年（1057—1058年），朱定組織開挖疏浚西湖及護城河浦176條，使福州平原3600餘頃良田得以灌溉。

嘉祐八年（1063年），福州人許將考中狀元，是福州歷史上開科取士以來第一個狀元。

治平二年（1065年），太守張伯玉推廣編戶植榕制度，福州綠蔭滿城，「榕城」之名由此而來。

熙寧元年（1068年），程師孟上任福州知州。翌年，修復宋初所毀子城，同時興教育、救災荒、醫貧民、修名勝，為政簡嚴精明，稱東南第一。

元豐二年（1079年），福州東禪寺始雕《崇寧大藏經》，至崇寧二年（1103年）竣工，共580函，144部，6108卷，稱《崇寧大藏》，是全國最早的由民間寺院募雕的大藏經。

元豐六年（1083年），福州開元寺鑄成鐵佛，高5.3米，寬4米，重151.萬公斤，是中國東南各省最大的一尊金屬佛像。元豐年間，福州人口在20萬以上，為全國六大城市之一。

崇寧三年（1104年），福州官田開始收取租課，居福建路賦稅收入的六分之一。

靖康元年（1126年），福州駐軍叛亂，殺知州柳庭俊。

紹興二年（1132年），福州閩縣、侯官等地降冰雹，屋毀人傷，為福建省最早的雹災記載。

紹興十年（1140年），正月十五日，南宋丞相李綱卒於福州。六月，抗金名將張浚在福州建造海舟千艘，準備北攻山東。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福州發大水，洪水侵城，沖走房屋，水災殃及閩縣、侯官、懷安3縣。

乾道二至八年（1166—1172年），永福縣（今永泰縣）蕭國梁、鄭僑、黃定三科連續奪魁，創七年一縣三狀元紀錄。

乾道七年(1171年)，廣東柳七娘捐資在馬江磨心山上建塔，紀念亡夫，後稱羅星塔，又名七娘塔。至明萬曆年間(1573～1619年)為海風所毀。天啟四年(1624年)重修，成為福州港自然導航標誌。

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連降大雨兩晝夜，沖毀民房數千家。

淳熙九年（1182年），梁克家知福州，以三年多時間完成福州地方名志《三山志》。

淳熙十二年（1185年），福州大旱，顆粒無收。

嘉定四年（1211年），福州城內發生火災，燒毀城門、僧寺及民房千餘家，燒死數人。

景炎元年（1276年），益王趙昱登極於福州，年僅9歲，稱端宗，升福州為福安府，福州成為行都。十一月，元將阿刺罕、董文炳侵占福安府，福州被元軍占領，趙宋政權對福州的統治宣告結束。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改福安府為福州路。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沿閩江至福州。

大德六年（1302年），福州發生饑荒，官府發放救濟糧。

至正十四年（1354年），為加強江防，在藤山頂設煙墩，即烽火台，用以報警，與中洲炮壘相呼應，煙臺山因此得名。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賽甫丁的武裝占據福州，被陳友定擊敗而逃回泉州。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派湯和、廖永忠率舟師從閩江口挺進南台（台江），在南門外打敗陳友定率領的元軍，福州城內守將開城門請降，漢人政權時隔91年重新統治福州。

明至清中葉（公元1368年–公元1840年）

從明代起，福州一直是福建的首府。1368年（洪武元年），明朝設福州府，1371年重建福州城垣。明初因為倭患等原因開始實行海禁，嚴重影響了福州的海外貿易以及沿海的許多縣份的生產。1396年，琉球遣使來貢，明朝派福州舟工、通譯等36姓前往琉球。鄭和下西洋期間，福州又成為鄭和船隊的補給港，艦隊七次停泊於福州港（長樂太平港）。此後福州的海外貿易逐漸復甦，1472年，明朝福州設柔遠驛，接待琉球國進貢船舶及其使者、商人。隨著福州海外貿易的復甦，1474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遷至福州，福州前往東南亞的移民也漸盛。嘉靖年間（16世紀中葉），福州府受倭寇困擾，周邊縣份多次被洗劫，福州城也四度被圍攻。經過戚繼光的討伐，倭患漸漸消除。1624年底，艾儒略隨葉向高來到福州，開始在榕傳播天主教，並於1625年協助在宮巷建造了福州福州第一座天主教堂——三山堂。1645年，明唐王朱聿鍵在在南安伯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人擁護下，於福州稱帝，改元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號福京，作為南明政權首都。1646年，清軍攻占福州，隆武帝政權失敗，天興府復名福州府。

清朝初年，福州一度成為鄭成功與清軍拉鋸戰的所在。1660年，三藩的靖南王耿繼茂從廣州移駐福州，1674年，其子耿精忠起兵反清。1676年，耿精忠降清，清朝重新控制福州。1661年起，清政府實行海禁、遷界政策，以武力強迫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等縣的數萬沿海居民內遷，違抗者遭到屠殺，致使田地荒廢。遷界令直至1682年開始逐漸廢止。明清兩代和平的社會環境促使福州城再次大規模發展，在海外貿易方面，福州的主要貿易對象是琉球和日本，在琉球和日本的華僑多來自福州府。茶葉成為福州重要的外貿商品，英國和俄國則是最大的出口對象，福州一度成為世界最重要的茶葉出口港之一。

晚清時期（公元1840年–公元1912年）

晚清時期是福州歷史的又一個黃金期。1842年，清朝在輸掉了鴉片戰爭之後，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五口之中的福州成為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之一，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1844年，福州正式開埠，英國駐福州首任領事李太郭（G.T. Lay）在城內設領事館的計劃因遭福州民眾反對，遂於翌年在倉山樂群路建立英國領事館。此後先後有17個國家在福州設領事館。福州開埠後，台江地區沿江和上、下杭一帶成為福建大宗進出口貨物集散地，商行雲集，茶葉出口成為大宗，占到中國茶葉出口的35%。1844年十月，英國商人記連在台江橫山開設第一所英人辦的洋行。民營的食品、火柴、紡織等企業與官營的軍火、造船等企業相繼開辦。

基督教也重新在福州開始傳播，並開始辦學辦報。1847年，新教傳教士開始在福州活動，並建立教堂，天主教也正式恢復在福州的活動。1853年，公理會在福州開辦了第一所教會中學和第一所女學堂。1874年，美以美會在福州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報紙《郇山使者報》，黃乃裳為主筆，同年中國第一份兒童刊物，綜合性洋式刊物《小孩月報》（Child’s Paper）在福州創辦。儘管福州的基督教傳播迅速，但教會與當地的非教徒仍不時發生摩擦，1878年還爆發了烏石山教案。

洋務運動興起後，1866年（同治五年），清政府在馬尾設立了福建船政局（後改福州船政局），沈葆楨總理船政大臣，主持福建船政，同年在馬尾開設福建船政學堂，福州成為了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此後直到民國前期，中國海軍幾乎都由福州籍軍官把持。1875年，丁日昌主持福州船政，開始派遣船政學堂學生前往英、法學習機械及製造工業。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在福州馬尾港發生了馬江海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清朝不得不在福州河道上布水雷以防敵。1888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國第一艘鋼甲軍艦「應威」號在馬尾建成下水。晚清時期福州的現代化程度在中國城市中較為領先，福州第一條電報線鋪設於1876年，而最早的自來水系統則於1879年出現在倉山區，1900年，福州地區首次引入電力，用於閩清縣的教會醫院和中學，1909年福州的第一家私營電燈公司成立後，電力開始取代煤油為路燈等公共照明設施提供能源。

1906年二月，中國同盟會福建支會(簡稱福建同盟會)在梅塢頂橋南公益社成立，鄭祖蔭任會長，林斯琛為主監人，負責指揮福建的革命運動。清朝立憲運動後，福建省諮議局於1909年開幕，同時同盟會也在加緊運動。1911年十一月五日，新軍的孫道仁加入同盟會，十一月九日，福建同盟會宣布福州光復起義，革命軍攻取於山及督署，清兵投降，閩浙總督松壽在福州自殺，同盟會占領福州，成立了福建軍政府。

晚清時期，福州人開始了新的一波移民東南亞的熱潮，主要移出地在閩清、古田、福清等縣邑，主要移民地包括了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汶萊等地，其中前往砂拉越詩巫的移民是由黃乃裳所帶領，詩巫則在後來成為東南亞較大的一個福州人聚居城市，前往馬來半島實兆遠的移民也帶有明顯的基督教背景。

咸豐元年（1851年），福州實行保甲制度，並嚴禁花會。

咸豐二年（1852年），美國美以美公會在倉山設學塾。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為保羅福音書院，是基督教在福州設神學院之始。

咸豐三年（1853年），福州開始抽收茶稅。是年，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福州設立男寄宿寄膳學校，為福州最早設立的教會中學。

咸豐五年（1855年），福建巡撫端德批准英領事承租南台天安寺、雙江台空地，並批准英領事承租大橋以南觀音井等處屋、地為倉庫和住所。

咸豐八年（1858年），福州南台市民反對官府發行鐵錢，包圍總督衙門，並搗砸官吏住宅。

咸豐九年（1859年），《福州府差報》（The Foochow Courier）在福州創刊。這是福州近代由教會創辦的第一張報紙。

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設立福建通商總局、蠶棉總局，並批准在馬尾設立福建船政局（後改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學堂。九月，沈葆楨總理船政大臣，主持福建船政。

同治八年（1869年），福州船政局製成中國第一艘木質運輸輪船「萬年清」號，排水量為1370 噸，質量接近當時世界造船先進水平。

光緒元年（1875年），福州官府在倉山南麓強征民田350畝，闢為跑馬場，專供外國人使用，禁止華人入內。後福州將軍崇善竟予免租，使中國喪失地權。

光緒三年（1877年），王仁堪中狀元，為福州最後一個狀元。

光緒四年（1878年），英國教士胡約翰強占烏石山彌陀寺及周圍大片土地興建教堂，引起公憤，胡約翰被迫遷出烏山。史稱「烏石山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