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塵與土？

喻學才撰於2010/02/13 刊於2021/12/06

不知不覺的，我離開大別山深處的家鄉，走進現代大都市，已經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在歷史長河中，連短短的一瞬恐怕都算不上，但在一個人的歷史上，卻沒有一瞬那麼輕鬆。

三十年前的秋天，大概是十月中旬吧，那是大別山中萬山紅遍的季節，我考上了大學。在農村的一幫難兄難弟們為我送行。當時送行的難兄難弟難姐難妹們有一大幫，估計十五、六人吧。第一撥送到距村2公里處的煙墩崗汽車站，揮別，因為他們有的要下地勞作，有的要回校上課。有的要到供銷社守攤，有的要為生產隊開拖拉機送貨。那時還是人民公社時代，隊長敲鐘，大家出工，掙工分過日子。鄧小平正在北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可是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個會如此重要，以至於改變中國的歷史，當然也改變了我個人的一生。第二撥是在縣郵局打工的難弟學貴，他一直送我到京廣線上的廣水站。因為時間太緊，我一見火車要開，急了，一個箭步衝上火車，苦了我的難弟，他動作稍慢。等他反應過來，遲了，火車已經長鳴一聲，開走了。好在我的難弟反應還不遲鈍。他迅即買票趕往武漢，因為我的隨身行李全在他那裡。我趕到武漢師範學院的迎新站，七七級負責迎新的同學感覺很奇怪，他們問我：“你怎麼這麼瀟灑，一件行李都不帶？”我說，“稍後就到”。那個懵懵懂懂的年輕人，就是1978年的我。

第一個十年（1978——1988）

我這三十年的第一個十年，主要用於完成學業。1982年，本科畢業，學校更名為湖北大學，1985年，研究生畢業。1982年我考取研究生，繼續在熟悉的校園裡求學。我的導師張國光，是著名的只認是非不計利害的學者，性格特別喜歡辯論。最擅長寫駁論文章。他心地善良，待人真誠。早在農村教民辦中學時，我就讀過《光明日報》發表的《論霍光》那篇轟動一時的大塊文章。當時報紙上署名用的是“古平”，後來從武漢師範學院大悟函授站夏安民站長（也就是我以前的中學語文老師）那裡，才第一次知道文章是張國光教授所寫，以及學院後來應報社要求派其他兩位老師赴京修改等曲折的過程。出於對他人格的崇敬（他那篇文章是在評法批儒運動期間和四人幫公開對著幹的），1978年我填報高考志願，五個志願全部填寫的是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本科四年，我雖是班上屈指可數的窮學生，但我的精神生活卻十分富足。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圖書館，宿舍，食堂，我基本上只走這三個地方。星期天，別人逛街購物，走親訪友，我則安安靜靜地讀書，有時也寫寫文章。偶爾打兩天工，弄點買書錢（那時師範生的生活費國家包，用不著我操心）。本科四年結束時，我只是搬了一次家，由本科生宿舍來到研究生宿舍。同宿舍的舍友共四人，我和師弟曾大興，生物系的王祥榮，化學系的吳銀秋。曾大興現在廣州大學中文系任系主任。吳銀秋畢業後就沒有見面，聽說他在紐西蘭某大學任教，王祥榮現在復旦大學生物環境工程系任系主任。1985年我的導師他還是第一次帶研究生，其時他已經56歲了，還剛剛被評為副教授。我們都為他不平。可是他意氣風發，渾身似有用不完的力氣。因為他被趕下講臺20多年啦！20多年的積累煉就了他的特殊本事。他上課作報告抑或在路上碰到你即興談話都一樣，不需要準備，不需要講稿，不需要備課。信口道來，自成文章。我的本科四年在七七、七八兩屆同學中結識了不少朋友。他們都親切地稱我“張國光的大弟子”。因為我經常被張老師叫去幫忙，主要工作有二：一是按他的要求到圖書館樣本書庫替他抄寫古代文獻資料，比如他當時正計畫著手做韓愈《順宗實錄》的輯佚工作，古代文學課堂上瞭解我的國學有相當基礎，就找我給他幫忙。按照他用鉛筆標注的起止，我很輕鬆地很準確地將內容抄錄下來，還為之一一打上現代標點。那時使用的古籍主要《冊府元龜》以及《文苑英華》。1979年暑假，張老師知道我家貧好學，主動把全套《全唐詩》（中華書局排印本）借給我背回家閱讀。那年夏天，我還意外地收到他的一封來信。那信封是用過的舊信封反過來二次利用的。那是他給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仍保存著。另一件工作就是幫他整理文稿。他寫文章，思路奇快。跟他說話一樣速度快捷，稍微打野，就跟不上趟。他喜歡把我叫去幫忙。那時沒有電腦，完全手寫。他用一些用過的廢紙，或大或小，不求整齊，只要有空地方能寫字就行。將沒有使用的背面折過來再利用。龍飛鳳舞地將他的思路記錄下來，然後讓我給他抄正，將大小不一的字條整合起來。或者乾脆口述，讓我記錄。總之，記錄他思路和所引證的材料的若干張這樣的紙片抄成後按照先後順序連綴起來，他再東刪刪，西改改，剛謄清的文稿又得重來。那時，我經常幫他跑印刷廠校對。工人很怕張先生，也很煩他，因為過去排版是手工操作，將一枚枚鉛字插到版框內固定好，那就是排版。一般來說，送印刷廠了，文章最多只能小修小改，不能動版。一涉及動版，就會一動俱動。一篇文章還好說，不會有太多的版，如果是一本書，那版一旦大動，工作量可就大了。好在那時是社會主義，要像現在這樣事事講經濟效益，那真是不堪設想。我本科段的同學中，七七級的研究紅樓夢的童力群，王兆鵬，七八級的傅承洲，劉尊明，曾大興，高秉中，都在高校工作，學術上都卓有成就。是我學習的榜樣。傅承洲是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主任，童力群是鄂州大學教授，王兆鵬是武漢大學教授，劉尊明是深圳大學中文系教授，高秉中則為費孝通先生的博士後，現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

不同於本科階段的是，我這時的思想已經起了變化。我不準備在漢語言文學這塊我十分熟悉的土地裡耕耘了，我想另闢新路，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我跟導師可以說是介乎師友之間的關係。考取研究生後不久，我跟導師敞開胸扉地談了一次，導師出乎意料地支持我的選擇，並且還熱情鼓勵我在新的天地裡——旅遊文化領域奮鬥。

研究生三年，除了通過各種管道，購買借閱等辦法，弄到一些旅遊方面的圖書，如美國人麥金托什、夏希肯特著的《旅遊學》，小愛德華著的《旅遊心理學》，夏威夷大學的朱卓任教授著的《休假地開發與管理》等。這些難得弄到的書是我知識結構調整的主要精神食糧。我大多數時間都用來坐圖書館。圖書館館藏的地方誌和古代著名的叢書我幾乎翻了個遍，一邊看，一邊做筆記。這三年，我積累了一大箱子活頁筆記。1995年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旅遊文化傳統》就是我在研究生讀書筆記基礎上整理加工出來的一本專著。讀研究生期間，我的另一積累是關於唐代詩歌研究方面的讀書筆記。主要是圍繞中唐詩人孟郊而展開的。這方面的積累最後物化成兩個產品，一是我的學位論文《孟郊山水詩研究》和一組關於孟郊的研究論文。另外一個成果就是我和四川大學中文系華忱之先生合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孟郊詩集校注》。1985年研究生畢業後，我原本想到湖北省旅遊局工作，該局分管人事的劉暉副局長曾經到湖北大學來過三次，學校當年因需要補充師資的原因而沒有放行。因此我留校工作。剛工作那段時間很清閒，我除了上點課（一周三節唐宋文學）外，還是讀書，不同的是，這段時間比較喜歡玩，當時我曾經一個人在鄂西、湘西、山東等地漫遊。雖屬於窮旅遊，但自由自在，至今還不時懷想。我想，等我退休了，完全自由了後，我還會重溫舊夢，在更大的空間裡實現我的漫遊天下的人生宏願。那段時間，還做過一件事情，就是十分熱心組織學會和參加學會活動。1987年，我發起成立了湖北省青年旅遊研究會，被推選為會長。從1987年到1989年7月，先後在武漢、黃石、當陽、張家界（慈利）等處主持召開過五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六四”以後，學會全部重新登記，我因被借調海南等原因，學會也就壽終正寢了。那段時間，我還熱心襄助安徽大學中文系的臧維熙教授，和全國部分大學的文科教授們共同組建中國山水旅遊文學研究會。我是副秘書長，常務理事。那時節，常務理事中有吉林大學的喻朝剛教授、東南大學的鄭雲波教授，南京大學的吳翠芬教授，杭州大學教務長陸堅教授，上海師範大學范能船教授，上海學林出版社社長雷群明先生，汕頭大學隗芾教授。我們的學會每年選擇一個風景勝地開會，大家借機旅遊。倒也其樂陶陶。因為我的年紀在常務理事中屬於最小的，加上對旅遊略知一、二，所以每次學術研討會會後的總結，學術綜述之類的工作基本上都成了我的專利。我幾乎可以叫做綜述專業戶了。剛剛工作那段時間，我雖收入有限，但對錢卻不太在乎。系裡的劉會計，東北人，熱心快腸。她常常笑我不及時來領工資。她問：“喻學才，你是不是很有錢啊。怎麼老不來領工資呢。”那時我們單身，又沒有電話。系裡分的什麼肉呀魚呀的，因為找不著人，經常放臭了還沒有去拿。

我剛工作那幾年，經常泡在圖書館古籍閱覽室。有一次下午五六節有我的課。我渾然不覺，照常坐進了圖書館。十分鐘後，學習委員陳偉咚咚咚地跑上樓，小聲對我說，喻老師你有我們的課。我如夢初醒，趕快還掉沒有看完的圖書。快步走向教室。好在該講的課我很熟悉，不需要書和教案照樣開講。我把一份讀書筆記放在桌上，裝模作樣當教案。自那次以後，我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再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但我因讀書入神，忘記時間被關在圖書館的事情還時有發生。2006年春天，有一次我在東南大學四牌樓圖書館樣本書庫讀書，值班的年輕人到時間了鎖上門到一樓吃飯去了。我發覺時已經一點多鐘了，幸虧手機在身，打電話讓兒子夢哲到圖書館找人開門。

第二個十年（1988——1998）

“六四”期間我正好做中文系八六級的班主任，那也是我有生以來擔任的唯一一屆大學本科生班主任。班主任工作在平居歲月，倒也沒有什麼。遇到學潮等大事，那班主任可真不好當啊。所幸的是我的學生緣不錯。大家還聽我的話，沒有出什麼大的紕漏。1991年，海南省的一位朋友在人事廳工作，他來信請我去幫該省策劃首屆國際椰子節。後來經與系領導商量，採用借調的方式，到了海南省旅遊協會。（當時海南建省不久，提倡小政府，大社會。旅遊協會相當省旅遊局。）當時我和海南省經理廠長協會秘書長冷明權他們協會的人在一塊生活。在海南省旅遊協會上班。協會會長叫吳乾翔，黎族人，人非常忠厚，特別愛才。記得他第一次見我，不知是從哪裡知道我比較能寫。問我以前來過海南沒有。我說 1990年來過。三條線都跑過，還在通什呆過幾天。他來勁了，決定考考我。他問我能否在一天內寫一篇遊記給他看看，內容就寫你熟悉的通什風景。我答應了他。回到住處，問朋友冷明權要了一打海南經理廠長協會的稿紙，就開始構思寫作。到晚上11點，一組名為《通什度假村八景記》的系列遊記出爐了。（三年後，《東南大學報》主編謝建明向我約稿，該系列遊記在校刊上連載發表了。）次日上午，我如約送稿子給他。吳會長仔細讀了，表現出十分滿意的神色。在以後的交往中，我越來越感覺他的厚道和惜才。可惜不久恢復旅遊局，他可能是年齡的原因，從會長位置上退下去了。應該補充說明的是，在海南那段時間，我在省旅遊局上班，卻住在海南省經理廠長協會的租住房裡。老冷照顧我，讓我幫他們管管帳（我在上大學之前，在故鄉曾經擔任過兩年大隊會計和信用站會計）讓我免費吃住，節省花費。老冷隨州人，當年借海南建省建特區之機，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單位——隨州市委宣傳部。因為單位領導不肯放行，到海南人生地不熟，需要介紹信。他找到我，我給他開了湖北省青年旅遊研究會好幾份介紹信。他憑藉那幾紙介紹信，總算在大海南立住了腳跟。後來他跟我聊天，說到當年的困窘。他說，他初到海南找工作期間，無棲身之地，在一個朋友家的陽臺上睡了半年。其景況可以相見。但我這位朋友有過人之處，這種過人之處體現在他的厚道，體現在他的穩重，體現在他的聰明睿智，體現在他的自強不息。20年來，他由一位寄人籬下的無業遊民成長為海南省人大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他執著打造的海南省企業家協會，現在成了海南省眾多企業家的娘家。大家信任他，他則世界各國跑，帶大家出國考察，學習先進國家的企業管理經驗。自己從不放鬆學習，他喜歡創作。20多年來他出版過《企業三字經》，《舜帝》。《遠古大帝》，《訪德掠影》等著作和題為《遠古大帝》的電視劇文學腳本。這樣患難中的友誼是珍貴的，我們雖然道不同，但我們卻互相掛念著，關心著，砥礪著。策劃椰子節期間，經常一塊工作的有《海南日報》的陳小平，鄭榮昌，還有四川重慶的女孩楊洋。那段時間，海南省常務副省長毛志君主管旅遊，我們因此經常碰頭，向他彙報工作，聽取他的指示。毛省長四川簡陽人。長的人高馬大，有些混血兒的摸樣，氣質很好。沒有官老爺架子。海南的夏天天气炎熱，我就靠襯衣短褲涼鞋對付。有一次，贛州籍凡事認真的陳小平私下對我說，你來海南，有沒有帶長褲？我說，你問這個幹嘛？他說，跟毛省長開會，穿短褲不太正式。我如夢初醒，回頭就請我們海南國際椰子節籌備組臨時班子裡的楊洋給我當參謀，到樓下百貨公司買了兩條夏季長褲。1992年回到武漢後，應《武漢青年報》負責人譚文祥的要求，我還書面採訪過他一次。毛省長很配合。採訪記刊發在《武漢青年報》1992年5月份某期上。就在我離開海南回到湖北大學大約10天的樣子，東南大學社會科學系的鄭雲波教授給我寄來一信，熱情洋溢地邀請我到東南大學工作。他說，學校已經批准辦旅遊專業，第一屆大專學生已經進校。當時我正在湖北省高等學校重點學科骨幹教師英語強化班學習，外教抓得很緊。所以只好等到年底才辦離校手續。這一次沒有費太大的事，因為校長還是化學系出身的徐章煌教授。他人很隨和，很厚道。正好我研究生畢業時他剛任校長，沒有放我走。這次鄭雲波教授調我去東南大學，還是他當校長，我就跟他講道理。我說，校長，您上次不放我走，那時因為缺師資。現在不缺了，您放我走吧。東南大學有旅遊專業，對我來講，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是我人生的一次機會。就這樣，這位令我尊敬的老校長就高抬貴手了，我因此順利地來到了古都南京。開始了我人生的新階段。

1993年剛過完年，我們一家人順江東下，乘坐今天早已停開的長江客輪來到了南京東南大學。那時節的南京，還很舊很破，大概只有今天南京建成面積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那時不僅沒有祿口國際機場，就連今天的南京火車站也還沒建呢。我們在下關碼頭上岸後，毛桃青調侃我說，你怎麼把我騙到鄉下來啦？我說；不要亂說，這是六朝古都呢。我們喊了一輛三輪車運輸隨身攜帶的行李。我倆則一人騎一輛自行車，開始行進在古都南京的大街上。在我的車子前，還坐著個9歲的喻夢哲。

1993年到1998年，我這五年中幹了些什麼？一言以蔽之，我這幾年的心思都用在發展東南大學的旅遊學科上。

東南大學旅遊學科，誰是創始者？有版本說是我喻學才，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東大人開始搞旅遊，最早在1987年。那時東大沒有旅遊專業，只有一個文史教研室，是隸屬於學校教務處的以為全校工科學生上人文素質課為工作內容。當時文史教研室中的首批教師以鄭雲波教授為首，還有王淑良，儲九志，馬民華，王金池，張小平，朱國華，王步高，沈泰來，時巨濤等老師。當時鄭老師領導大家和南京市旅遊局等單位合作，進行過旅遊人才培訓方面的工作，辦過若干期培訓班。在校園內進行旅遊知識的普及講座等。包括1988年所辦的全國旅遊局長處長旅遊資源開發應用高級研討班，為後來東大辦旅遊專業做了可貴的鋪墊。在鄭老師等努力下，國家教委批准東大從1992年開始正式招收旅遊管理專業大專生。鄭老師和當時文學院院長劉道鏞教授向韋鈺校長推薦我的時間也就在1992年5月份。我是1993年年初調入東南大學的。我當時的職稱還是講師。我和王步高老師、陶思炎老師協助鄭老師于1993年7月建成中國文化系。下轄由我負責的旅遊教研室和由王步高老師負責的文學教研室以及由陶思炎老師負責的東方文化研究所。鄭雲波老師因為年齡的原因於1994年退休離開系主任崗位，我被推舉做鄭老師的接班人。從1994—2002年，那段時間東南大學旅遊學科是由我負責的。我為東大旅遊學科的建設做了些貢獻，下面還會說到的。但創始的不是我。創始者是一個集體，代表是鄭雲波教授。我這個觀點早在1995年接受《中國旅遊報》記者採訪時就是這樣說的。有朋友說，鄭老師和我，是不同歷史時期的東大旅遊專業的代表。這不可否認。如果說鄭老師是1987—1994年這段時間的代表，或者說是東大旅遊學科草創時期的代表的話，那我可以算1993—2002年這近十年時間東大旅遊學科的代表。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完成了學科建設的基礎工作，確定了東南大學旅遊學科的發展道路，即文化遺產保護與旅遊開發規劃。上了本科教學規範化和碩士研究生教育兩個臺階。1993年我剛來東大即受鄭老師安排，去天津北京上海等城市高等旅遊院校考察，進行本科招生前的調研工作和培養目標教學計畫等的設計工作。獲教育部批准，自1994年正式招收本科生。2001年，我們學科正式招收旅遊管理碩士研究生。簡單的說，在我的任期內，完成了旅遊專業本科培養，碩士學位建點的工作。2002年，由我引薦，文學院組織考察，決定接受周武忠博士，讓他替代我主持旅遊學系系務，我給他的定位是拿下工商管理的博士點，向國外開拓本專業的發展空間。因為周老師年輕，活動能力比我強。周武忠教授來東大後，銳意開拓，在創辦江蘇省旅遊學會和出版《旅遊學研究》方面都開拓出了新境界。如果要我找個詞彙來描述周武忠教授負責旅遊學系這個階段的歷史使命，那就是他處在東大旅遊學科的騰飛階段，大發展階段。他的歷史使命是拿下本專業的博士點，發展集體經濟，擴大對外交流。任重而道遠。不過，遺憾的是，周老師在旅遊學系主任任上幹了接近八年，博士點沒能拿下來。人跑到藝術學院去了。沒過幾年，又跑到上海去了。

回想我擔任東南大學旅遊學系主任的八年中，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本科教育程式化規範化工作。1993年下學期，當我們第一屆本科生還沒有進校之前，學校主管教學的李延保副校長（後來調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就給我一本東南大學本科生培養要求，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一個新專業，要想教學管理等方面上水準，走上規範化程式化道路，至少需要15年時間。我說，李校長，這太漫長了。我們負責在三年內解決規範化程式化問題。在全系老師以及外聘教師的大力協助下，旅遊學科完成規範化程式化實際上只用了兩年多一点時間。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在本科教育規範化過程中，除了全系老師的共同努力外，我負責設計一系列文件，我的助手，系副主任馬民華老師負責落實。在日常教務管理方面，他作出了重要貢獻。東大旅遊專業本科教育重視文化導向，培養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如現供職於常州圖書館的文化學者，紅學家王繼宗就是其中的一員。

2、通過教育部211院校首次本科教學評優。1996年教育部組織的首輪本科優秀單位評審工作啟動，我們旅遊學科接受了創辦以來第一次考驗，我們順利地通過了優秀評估。得到學校陳篤信校長、李延保副校長，胡淩雲副書記和當時的文學院領導江德興教授的表揚。1997年上半年，上海市高教局擬對全市9所高校13個旅遊管理專業點進行合格評估。我和杭州大學旅遊學院院長陳綱教授被聘請為評估專家，歷時三個月，順利完成任務。把我們的本科教學管理規範化程式化的經驗拿到上海去驗證，受到高教局許宝元局長等的好評。事後，我寫了一篇總結本次評估活動的文章，名曰《高等旅遊教育規範化的必由之路——上海高等院校旅遊專業本科評估活動的總結和回顧》。1997年，南京市旅遊委員會對南京地區高校旅遊專業進行表彰，東南大學旅遊專業名列第一。

3、旅遊管理學科地位爭取工作。1995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傳出管理學科諸專家在上海開會，要砍去旅遊經濟二級學科的風聲。東南大學旅遊專業全體老師集體擬發了一份面向全國高校同行的關於建立旅遊學學科體系，反對砍去旅遊學科二級學科的呼籲書。該呼籲書得到廣泛的回應，最後，我們的意見到了國家教委高教司。當時正好我校原來分管教學的副校長鍾秉林教授在高教司司長任上。旅遊的二級學科總算保住了。因為我們的呼籲書過分強調旅遊經濟的學科局限性，最後教委公佈的學科名稱變成了旅遊管理。一直到今天沒有再變過。

4、本科生培養目標和考評指標體系的建設。1994年，我結合所擬本科生教學計畫，開始設計一個教學研究項目，名曰《東南大學旅遊專業本科生培養目標和考評指標體系》。這個課題由我具體設計，具體負責。參加者有馬民華、儲九志、王金池，毛桃青等。歷時6年，經過大量的實踐調研，最後成果獲東南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獲江蘇省教育廳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該旅遊專業人才培養模式課題成果在全國有30多所高校同行借鑒使用，社會反響熱烈。這個研究成果和我的《中國旅遊文化傳統》一起，在2002年以前的中國高等旅遊教育界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5、師資隊伍的建設，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風氣之養成。東大旅遊學科的師資來源廣泛，但學術背景整體偏文。為此，我們從1995年開始，在物色接受師資方面就有意識偏重管理學科和理科人才。黃羊山老師，王永忠老師，季玉群老師就是在這樣背景下進來的。2000年，學校並校過程中，我們系的師資又增加了徐源宏，張賽娟，黃宏，盧愛華，王建梅等五位原南京高等交通專科學校的老師。到2002年為止，東大旅遊學科有在崗師資17人，其中教授五人。他們是鄭雲波，王淑良，我，陶思炎，周武忠。副教授有儲九志，毛桃青，賈鴻雁，黃羊山，王金池，徐源宏，龐駿，張賽娟，季玉群。講師有王永忠，黃宏，王建梅等。我為東南大學旅遊學科選擇的平臺是：文化遺產保護與旅遊規劃開發。

6、主編第一部蘇版高等旅遊教材。1999年，受本省各高校同行的委託，讓我牽頭組織主編一套江蘇版的高等旅遊院校教材。這個工作東大，南大，南師大，南農大，南京財經大學，蘇大，揚大，蘇鐵師，金陵科技學院等高校旅遊界同人都參加了。這套教材共11本，由中國林業出版社出版。1999—2002年間出齊。教材建設方面，2007年，受化學工業出版社的委託，我再次牽頭，組織江蘇省範圍內各高校旅遊專業的學科負責人和骨幹教授組織編寫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2009年出齊。

8、成功申報國家文物局十五人文社科重點研究課題《文化遺產保護與風景名勝區建設》。2001年，得本校建築系朱光亞教授鼓勵，我向國家文物局申請成功了《文化遺產保護與風景名勝區建設》專案。專案經費雖然只有區區六萬圓，但它是東南大學文物保護課題申報史上的零的突破。作為一個課題，它的意義還在於促成了建築遺產保護與管理博士點的建立。

9、1997年，上海市高教委曾經聘請我和杭州大學（後併入新的浙江大學）旅遊學院的陳綱院長等擔任評估專家，負責該市九所高校十三個專業點的旅遊專業本科合格評估工作。2000年以後，教育部本科評估搞得風生水起。校校如臨大敵。但在1997年高校評估還是新鮮事。那場評估前後歷時近三個月，最後的總結會選在浙江新昌進行。那段日子也真夠累的。我常常南京上海兩頭跑，因為這邊還有課要上和系務工作。

我的繼任者周武忠教授在2002年接手系務管理工作以來，已經成功地組織召開了三個大型會議。2004年的海峽兩岸旅遊學術研討會，2006年10月召開的文化遺產保護與旅遊發展國際研討會。2007年花文化國際論壇。2006年，他成功組建了江蘇省旅遊學會。他還創辦了《旅遊學研究》集刊，至今已經出版3期。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發展。

2002年，東南大學百年校慶，學校要我寫一篇旅遊學科的文章。當時，正值我剛剛引薦周武忠博士之時，我就寫了一篇《旅遊學系的三大傳統》。發表在《東南大學文科百年》上。我的用意是希望繼任者能夠以學科建設大局為重，建設優良的系風為重。這三大傳統分別是讓賢傳統，敬老傳統，尚實傳統。讓賢傳統，鄭雲波教授本为东大旅游专业学科负责人，主动调我來東大負責旅遊學科，我担任系主任后期，又主動將系主任讓給周武忠教授。從我做系主任開始，對於退休的老師，本系採取返聘的辦法，只要他們還願意上課，我們就給他們創造機會。因為大家相逢相識共事也是有緣之人，應該多關心幫助。每逢年節全系教師聚餐，我一定會叫上退休的老師。系裡有重大動作前，我們一般也要徵求退休老師的意見再行動。周武忠老師來系後，延續了這一傳統。最後一個傳統，就是尚實。我們的老師有問題會當面爭執，但不傷和氣。所以我將其概括為尚實傳統。就是承認事實。不感情用事。

對東南大學旅遊學科發展的未來展望

展望一，我們必須加強旅遊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強化這一薄弱環節。基礎理論研究的不足是我們這個學科全國性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旅遊學科暫時成不了一級學科的主要原因。因為我們整個旅遊學術界沒有提出象經濟學，哲學，歷史學等老牌學科那樣系統的理論。我們也沒有能誕生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權威。我們還沒有成批的經受得住時間檢驗的學術著作和像樣的學術論文。就我們東大旅遊學科來講，儘管外界給了我們不少榮譽，但客觀地看，我們沒有太多的可以傳世的東西。我們必須在基礎研究方面努力！應用開發固然應該做，但把過多的精力和時間投放在做具體的項目上，最終必然影響我們的學科地位。從當前的情況看，我們的基礎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憐。這和我們重點大學的地位是不相稱的。

展望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沿著文化遺產保護與旅遊發展研究這個公共平臺前進。如前所述，文化遺產保護和旅遊發展的最佳結合點是一個全世界普遍關注的難點。今年10月，本系周武忠老師牽頭，成功舉辦了“文化遺產保護與旅遊發展國際研討會”。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注，外界評價不錯。這是對我們學科的鼓勵，也是對我們學科的鞭策。如果我們做不出像樣的研究，解決不了業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寫不出像樣的理論文章，那我們的前期努力就是白費。我們既然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一段時間，我們還應該繼續走下去。我們不能象猴子掰包穀那樣，我們應該持之以恆的堅持。堅持不懈就是戰略。

展望三，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理論與實踐結合，小而精精而特的應用文科的道路。東大旅遊學科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進行戰略定位時就已經明確選擇了小而精，精而特的應用文科之路。這不是誰拍腦袋拍得出來的，是旅遊學科的本質屬性決定的。旅遊有兩大屬性，一是文化屬性，一是經濟屬性。經濟屬性決定了旅遊學科不可能象哲學文學歷史學科那樣辦，我們必須和行業結合，在與行業結合的過程中去驗證基礎理論，發展基礎理論。旅遊的文化屬性又決定了我們必須重視文化研究。沒有文化的旅遊是沒有靈魂的旅遊。問題是這兩者的關係很難把握。如前所述，過於偏向經濟，我們往往熱中於做項目賺錢而忽視一個學者的社會責任；但過於偏重文化，也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脫離火熱的社會實踐！那樣的話，我們的理論研究也會容易變成空洞無用的學問！

展望四，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向外開拓的道路。於今的世界已經進入資訊時代，地球村時代，我們不能閉門造車，我們應該利用現代社會的一切可利用的條件，把我們的觸角伸向海外。在海外擴大我們的影響，爭取用我們的研究成果為人類謀福利。這方面，周武忠教授進行了成功的探索。他接任後四年中，已經先後成功籌備召開了海峽兩岸旅遊學術研討會和文化遺產保護與旅遊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主編了兩本會議論文集。還主編了《旅遊與景觀科學叢書》。作為他的同事，我為他付出的辛勞表示感謝！我也衷心希望他能帶領這個集體在全國範圍內整體進入學術研究前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海外拓展教學科研業務，也希望成立後的江蘇省旅遊學會能夠真正在服務地方旅遊產業發展和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方面做出一些成績，產生出不負眾望的影響。

這個十年，除開學科發展，我個人沒有多少成績。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1，出版了三本書，《中國旅遊文化傳統》（東南大學出版社）《東周列國志校注》（中国文联出版社），《孟郊詩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這三本書只有《东周列国志校注》是我來東南大學後這十年中所寫的。另外兩本書的初稿都是湖北大學時期的研究成果。2，認識了旅遊界的大多數高校的知名專家學者，如北京大學陳傳康教授，中國科學院郭來喜教授，南開大學的李天元教授，申保嘉教授，杜江教授。北二外張淩雲教授，馮乃康教授，上海《旅遊時報》楊時進主編，《中國旅遊報》主編李先輝，副刊的馬力，北京旅遊學院旅遊學刊負責人劉德謙，該學刊副主編謝鶴林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白仲堯，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所的張廣瑞，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楊曉國，中山大學的保繼剛教授，雲南大學的田裡教授，蘭州大學的葉驍軍教授，西北大學的郝索教授，上海各高校的旅遊專業負責人。其中來往較多的有北京大學的陳傳康教授，旅遊學刊的劉德謙教授，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的楊曉國研究員，上海交大旅遊系胡巍教授，同濟大學嚴國泰教授，復旦大學夏林根，沈祖祥教授，上海大學旅遊系主任姚昆遺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的莊志明，上海旅遊高等專科學校劉住校長，南京大學的包豪生教授，张捷教授等。90年代中後期，有所謂中國高等旅遊院校聯誼會存在，基本每年都要碰碰頭，因此，全國旅遊學術界的同仁基本都比較熟，只是有的來往的不太多。國家旅遊局的魏小安、鍾海生兩位司長，也是80年代後期認識的。這個十年中，我還因為編寫《中國旅遊名勝詩話》的緣故，結識了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近百位詩詞作家和景區負責人。象甘肅的尹賢，江西的胡迎建，雲南的楊美清，羅雲，四川的張天健，劉友竹，湖北的傅占魁，安徽的王潔，浙江的毛谷風，江蘇的白堅，黃叔成，貴州的王得一，陝西的雷樹田，高野，黨天正，新疆的星漢，內蒙古的高建新，山東的鮑思陶，湖南的董源遠，等等。這個十年中，因為參加中國建築文化研究文庫撰稿工作的緣故，我得以認識一批研究中國建築史和建築文化方面的學者專家，如本校的劉先覺教授，郭湖生教授，朱光亞教授，齊康教授，杜順寶教授，南京大學的鮑家聲教授，趙辰教授，華中科技大學的張良皋教授及其公子張甘教授，華南理工大學的吳慶洲教授，湖南大學的巫紀光教授，重慶建築工業大學的徐千里博士，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系的劉洋博士，當然特別是老朋友高介華先生。大約三、四十位這方面的專家。我雖仍為門外之漢，但耳濡目染，感覺接受薰陶不少。

1998年以前，電腦雖然已經開始使用了，但電子郵件使用還不太普及。那時每個月的紙質信件增長很快。我習慣按月整理各地朋友來信。每年都會收穫許多信件。1998年以後，紙質書信通訊漸少。而代之以電子郵件。此亦時代之進步使然。

第三個十年（1998——2008）

1998年以來，這最近的一個十年，是我的收穫季節。具體包括：1，這個十年，我先後出版了《中國旅遊名勝詩話》八卷本，動員組織了全國各省百位詩詞作家寫手合作，歷時十三年，300余萬字。2002年5月在中國林業出版社出版。組稿過程中僅我和各地作者的往來信函就裝滿二十個檔案袋。那時還不興電腦寫作，手稿就捆了一大捆，大約20多公斤吧。我想，等將來閑下來時，將那段歲月各地文朋詩友所往來的信件中有關詩話寫作的材料整理出來，或許可以成為一本《<中國旅遊名勝詩話>之詩話》哩。2，這個十年，我還先後兩次組織江蘇省各高等院校的旅遊學科負責人和骨幹教授主編兩套高等院校旅遊專業教材。第一套十一本，由中國林業出版社於2000——2002年出齊；第二套十六本，由化學工業出版社出版，計畫在2008年至2009年間出齊。3，這個十年中，我的學術研究重點在遺產旅遊研究方面，其中完成一個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十五規劃專案《江蘇省文化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研究》，一個國家文物局十五規劃項目《文化遺產保護與風景名勝區建設》。此外，撰寫了《中國歷代名匠志》和《中國歷代名建築志》兩本建築文化遺產方面的專著。後一種因為工作量太大，後期曾邀請賈鴻雁副教授、张维亚、龚伶俐两位博士等加盟工作。這兩部大書前一種50多萬字，後一種100多萬字。前後凡五易其稿，費了我十年心血。這個十年，我還發表了約20篇旅遊文化論文，40餘篇遺產與遺產旅遊方面的文章。這個十年，我先後在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湖北、四川、安徽、福建、內蒙古等省市，或接受委託，或參加競標，共編制了大大小小的各類文化遺產地旅遊開發規劃36個。其中，絕大多數項目在浙江和江西。尤以義烏和南昌為多。項目多以文化設計和策劃見長。4，這個十年中，我先後在全國各地參加國家旅遊局組織的外國專家主持的省級旅遊總體規劃、地區性規劃國際競標的評審會數十個，至於各省市縣級的旅遊規劃、風景區規劃等評審就更多了。從國內外旅遊專家、遺產專家、風景園林專家那裡，我學習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識。2008年3月19日，我尊敬的導師張國光教授病逝。作為他的大弟子，我責無旁貸地擔當起編寫《張國光教授紀念文集》和張國光先生追思會的籌備工作的歷史使命。這一年我的業餘時間基本上都在忙這兩件事。不可思議地是，三十年前，我初識先生，在圖書館協助他摘錄資料，幫他抄寫文稿。三十年後的今天，他走了。我還在做和他有關的工作。

我手頭即將完成，即將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有《文化遺產保護與風景名勝開發》、即將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三元草堂詩詞聯抄》。正在補充修訂的有《中國紅色名勝詩話》等著作。當然還有我為恩師所編寫的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爭鳴與創新——張國光教授追思集》。

下一個十年幹什麼？還是遺產與旅遊。我的新目標是中國遺產保護史研究，我還可能會把相當多的經歷投入到家族歷史的研究上去。離任以後， 2003—2004年，由我具體張羅，由本校建築系建築歷史與理論學科負責人朱光亞教授領銜，建築系陳薇教授和本系陶思炎教授等共同參加，成功申請到了我國第一個建築遺產保護與管理的博士點。2004年以來，我和本校土木學院邱洪興副院長、材料學院錢水香教授等人，協助朱光亞教授成功籌建了東南大學遺產保護學院。現在已經開始形成完整的本科、碩士生、博士生教育的培養體系。由於我沒有讀過博士，格于學校的政策規定（1954年出生的教師必須具備博士學位才能申請博士生導師。），我雖然已經為建築學院遺產學科的博士們開課五年，十年前就協助北京大學陳傳康教授等指導過博士論文，卻還不是博導。很多人為我不平。我則淡然處之。作為學者，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做出能夠利國利民、可以傳之後世的成果來，包括人才培養和著書立說。身外浮名，蠅頭微利不應該成為我輩追逐的對象。2009年，我申請建築遺產的博士生導師資格，獲得建築學院評委們的全票通過，東南大學學術委員會也一致通過了我的申請。但因為前述的原因，我並未帶博士。我從此也就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我的學術單幹戶。

回顧這個已經過去的三十年，我感覺熱血沸騰。這三十年中，以過年拜年為例，我們這一代經歷過最古老的登門拜年，和盛行於九十年代中期的電話拜年，以及前幾年開始流行的短信拜年和現在正在發展的博客拜年。就交通而論，我們從改革開放之初崎嶇不平的農村機耕路，發展到現在到處都是的高速公路。地下鐵道，城際輕軌。從1978年的只有公車，到現在的私家車氾濫成災。就電腦和手機的使用而論，也是連我們自己都感覺吃驚。九十年代中期，我家買了第一台電腦，心想這輩子有這一台就差不多了吧。沒有想到的是，才十幾年的工夫，電腦在尋常百姓家竟然普及得這麼快。現在我們一家三口人，一人一台臺式電腦，一台手提電腦。這在十年前連想也不敢想的啊。我們第一次使用手機，好象還是昨天，但一轉眼，十幾年來，全國各地幾乎人手一部手機。一下子中國就進入了資訊社會。十年前，我對互聯網還保持著距離，不希望它影響我的注意力。現在只要我在辦公室，整天就掛在網上。十年前，跑得最勤的地方是系收發室，因為那裡是我的資訊通道。我要到那裡取各地朋友寫來的郵件。現在若非收發員來電話，已經很少去了。因為電子郵箱不須舉步就可輕鬆搞定。現在每天打開電腦，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郵箱有無新郵件。1997年，我這個教授還沒有自己的書房。一家人擠在不足40平米的空間內，我們的客廳被我戲稱為多功能廳，因為這裡既是書房，又是一家人的起居室，還是客廳。那時我要寫東西，只有晚上去辦公室，好在四牌樓校區新圖書館離我住處不遠，步行八到十分鐘就到。我曾向當時的校長陳篤信教授談及這方面的苦惱。連他也沒有太大的譜。給了我一句：“中保村教師公寓建起來後，大有希望。”沒有想到的是，最近十年，我們家也象全國大多數尋常百姓家庭一樣，快速發展。現在我不僅擁有了自己獨立支配的書房，而且還有好幾處。我的個人藏書也急劇增加。如果把電子書也算上，估計不會少於20萬冊吧。比起古代大藏書家，也遜色不到哪去。但我無意做藏書家。我要的是實用。這一切，都得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20年前，我漫遊各地，到處都是招待所，沒有看到幾家像樣的飯店。近十多年來，全國各地高星級酒店象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許多酒店豪華程度超過發達國家的同類設施。也許是我們工作的性質所決定，我們一路上遊山玩水，吃喝玩樂，評頭論足，住過的高星級酒店多得都記不清了。這難道不應該感謝我們時代的巨大進步麼？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了1978年高考歸來我所創作的一首七言詩：“解衣呼酒慰蹉跎，恍若南國夢一柯。曾憂狐鼠鬧社稷，哪望蝦鰍入海河。已將馬列道粗研，更把華鄧德高歌。報國自是平生志，勿謂書生空議多！”就拉來作為本文的結尾吧，因為它真實地記錄了我當時的心境。總之，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三十年，無論是對我們偉大的祖國而言，還是對我們渺小的個人人生而言，都是如此。

二零零玖年十二月除夕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