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教授—我尊敬的老師（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

我們都活在歷史當中

李常生  南京  5/29/2008

朱光亞老師是我們學校(南京東南大學〈原中央大學〉)的一個寶，是一位大師級的人物。他專精於中國古建築，在中國大陸目前的教育界，同樣的專業中，很可能無出其右。我所修習的專業是「城市規劃」博士，但是久聞朱老師的大名，我於四年前就私下拜朱老師為師，自稱是其入門弟子。

朱老師比我年長七歲，親嚐過文化大革命的苦難，但其堅毅不拔的精神捱過所有的難關，師從老一輩的潘谷西先生學習，曾經跑遍大江南北，潛心研究中國各地的古蹟古建。且曾勤練英文，至加拿大訪學兩年，專心研究西方人之所長。

朱老師性情溫儒，不驕不怠，教導學生認真且細心呵護，大家都喜歡做朱老師的學生。朱老師的課包括了：中國建築史、建築意匠、古建築鑑定、古建保護等。許多課我聽了好幾遍，但是朱老師的風範及豐富的說教內含，講起課來，總讓學生聽完後覺得意猶未盡！

聽朱老師的課，更讓我覺得，歷史就是一本書，而「我們正活在歷史當中」。我的博士論文盲審已過，準備（2008）6月6日答辯(口試)，如果過了，就算拿到博士學位了。

再敘朱老師

李常生2019年08/10 作於武漢大學

朱光亞老師為我東南大學講授中國古建築的教授，也是博士生導師。東南大學中國建築史的學術地位在全中國大陸高校(大學)中排名第一，且長期處於領先的地位。最早創校時(清末民初)有楊廷寶、劉敦禎、童雋三位大師，開啟了研究中國建築的風氣，後有潘谷西等大師繼續傳承。之後接續沿襲中國建築研究，持續脈絡傳承的應該就是朱光亞老師了。

我從博士生一年級時（2004），託人拜託朱老師，修了他的「中國建築史」，勉強自稱算是他的弟子，後來他上的每一門課(包括碩士班、博士班)，我只要有時間就去聽，對我一生獲益良多。

朱老師對中國古建築的歷史、營造結構、古建鑑定都有很高的造詣。上課時，朱老師講述條理分明，授課嚴謹，聽課的學生總比選課的學生多了好幾倍。朱老師常在課堂上播放古建築的幻燈片，從一幢老屋 (或者亭、碑等) 中，分析結構、式樣、建材、施工方法等，鑑定各屬那一朝代？哪一區域的構築？朱老師的學問博大精深，講起課來很能讓人入迷。

朱老師待學生也好，常幫學生解決財務問題、課務問題等，很受學生的愛戴。朱老師當年六十三歲，待人誠懇、嚴己律人、面容祥和。讓人一眼望去，就像是一位有學問、有涵養，德高望重的大師。只可惜，朱老師一直不肯出版書籍，依老師的說法，自認功力還不到出書的地步，讓我頓覺汗顏。

一生中能夠親近大師，並以大師為師，我個人深感榮幸。朱老師的第一位博士弟子張玉瑜女士也是台灣學生，目前已前往浙江大學授課。我是半路出身學建築，但是聽課不是只聽表面的言詞，必須延伸與衍生至各種深廣內涵，乃至做人做事的道理。從朱老師的課程中，可以舉一反三，也可以發揮許多想像空間，讓自己沾上一點書卷氣息，很是受用。

感謝朱老師曾給予的指導與教誨。

李常生補記：

2021/11/24

從2019年底，武漢發生肺炎起始至今恰好已有兩年的時間，這兩年出不去台灣，也進不了大陸。過往每一段時間，我都會到南京拜望朱老師，在他建築學院的小辦公室裡屈膝長談一兩個小時，向朱老師報告目前我的狀況以及未來的計劃，朱老師在我心中是永遠的老師，是緣分、是際遇，更偏向於一種心裡的折服和永遠的尊敬。

我生於1949年，用西方的算法明年已是73歲之年；朱老師出生於1942年，比我年長7歲，明年算是正式步入80歲之齡。不論年齡、時間的持續前進，朱老師始終是我一生的老師、終身的父母。

1949年，我剛出生不足一年，父親歿於國共內戰，母親抱我至台灣，艱辛撫養，當時生活處與困境，經常抱我至台北街頭乞討為生。朱老師早年的日子也是辛苦，家庭成員被打入右派，工作、讀書都遭受到極大的破害，朱老師初高中讀的是河南衛輝一中，我偶然翻到衛輝一中時任朱光亞導師宋福剛先生的一小篇文章，對於朱光亞的描述如下：

當時的高中一年級有個學生叫朱光亞，他很有畫畫的靈性，什麼問題都領悟得非常快，我總是把最主要的任務交給他，每一次他都完成得很好，所以我打心眼裡很喜歡這個學生，可是我又怕影響他的「前途」，因為我還是個「右派分子」呢。後來我逐漸地瞭解到他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學生。高中畢業後，他竟然沒有考上大學，後來聽說，因為他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所以沒有被錄取。我非常同情他，鼓勵他下一年再考，要是他願意的話，可以每天晚上到我的臥室複習外語，我會幫助他。因為這個時候我已經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並且當上了教研組長，所以我的顧慮也少了一點。最後朱光亞考上了天津大學，畢業後又到東南大學讀研，最終他在東南大學建築系執教，頗有成績，為此我十分欣慰，因為誰知道差一點又埋沒了另一個「東方之子」呢。【註】摘自宋福剛老師2007年在其回憶錄《歲月回眸》第三十八章《難忘的幾位學生》中的一段文字。

朱老師曾經對我說過一個故事，他在衛輝中學讀書時，有一位白俄女老師教俄語。一日，學校收到一封俄文的來信，大家都看不懂，就將信送去給這位白俄老師懇請翻譯。但是第二日晨，學校發現這位白俄老師已經上吊自殺，經分析獲得結論：這封信是在告誡白俄老師所就業的單位，這位白俄女士是一位反政府人士。白俄老師看了這封信，自知生命安全不保，因而自裁而亡。

這個故事，在我聽來極具震驚與憾動性，用盡既有的心思，思索不出來這件事情發生的可行性，一二十年來，故事記憶猶新。

朱光亞教授在2002年10月為母校衛輝一中100周年校慶寫的《花樣年華》第四節《桃李無言》一文中寫道：

1962年，當我終於渡過檔案危機和選擇了天津大學建築系之後，我向宋老師辭行，並希望得到他的一張留影作為紀念。他翻出他的照片讓我挑，我選了一張他在華師大時拍的已經發黃的室外半身照，他在背面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一起度過了一段時間，作為一個朋友，如果有什麼遺憾，供你引為教訓吧。」沒有任何關於施恩與報答的想法，只有淡淡的苦楚。若干年後我第一次途經上海，就去看望了宋老師的父母，兩位白髮老人住在閣樓上，戰戰巍巍，我的到來在他們的寂寞中增添了一點喜悅，十幾年了，他們得不到兒子的照應卻反要掛念與照應遠方的兒子，兩代人的勞作有收穫嗎，我的到來或許是對他們勞作的勉強的慰藉。

師生情深，人間真情，歲月可鑒，此文可鑒。

朱老師與宋老師的師生情誼極為深厚，我也感染接續了上述情誼，自認與朱老師的師生關係隱含著深厚的基礎。年齡相差跨度不大，但是師生的情誼卻是黏著永固。朱老師其實是一個不怎麼多言的人，然其思緒慎密，凡事並能反覆思考，出言必有深意。

朱老師也為宋老師所寫的書寫了一篇發人深省的序：

《碎片折射的歷史餘暉》

學生給老師的書寫序是不妥的，但我又不得不這樣，一是因為這是老師的吩咐; 二是因為將宋老師的幾篇文章結集印成書籍也是我的提議，並由我具體經辦，三是數十年前，宋老師就已經要我將他看成朋友，我也確實是他當年的學生中最先將他看成朋友的一個。

那是1958年的夏天，乘著反右的威力和農業豐收，全國「大躍進」的浪潮也湧進了當時的衛輝中學。我剛上高一懷著美好的憧憬迎接人生的新階段，也迎接著社會的變革。在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滾滾熱潮中，我們迎來了幾位遠道而來的新教師，其中個子高高的一位就是由上海華東師大分配來的宋福剛老師，後來他就成了我們班的俄語老師，並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通往異質文化的大門。在他教我們的過程中可能並不知道，他也得接受我們對他向黨支部做的反映，這結果就是他不久就被摘掉了那頂右派的帽子，雖然事實上在當年那種環境中摘帽右派和不摘帽的右派遇到政治運動都是逃不掉的，但58年仍然給人以希望，直到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接踵而來，昨日慷慨激昂響應黨的號召攀登科學高峰的老師，一夜之間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右派，昨日還說你是勞動模範，今日因一言不慎被人告狀，無以面對只有了結自己，人和人之間互相提防著，公開的我和心底的我中間也要修起一道銅牆鐵壁，而我遇到的宋老師卻因他的真誠讓我看到他那兒沒修那道銅牆鐵壁，這就是我得以走近他，得以在我們之間的學與教的過程中收穫到超越了身份、地位、等級的更多的東西的緣故，尤其在我自己遭遇當時升學的政治遊戲規則的打擊後，宋老師的宿舍成了我的讀書處和避難所，那短短的一年奠定了我此後一生的克服困難的基礎。在宋老師的回憶中除了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上海生活、反右運動，接著就記載了這段最初幾年在衛輝的生活。

後來我離開了衛輝，而宋老師卻在這遠離上海的豫北又過了半個世紀，他的回憶中也記述了此後數十年中的生活和變化，記述了文化革命及後來他被浪潮從城裡推到了頓坊店的故事，記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新鮮事情，包括他的姐姐回國探親及他赴美探親的經歷，我還記得那年他從美國回來，我也回衛輝看父母親因而得以再次在衛輝見到宋老師，他笑嘻嘻地用「美國既不是地獄，也不是天堂」的話打發向他探聽美國真相的人們的提問。

在宋老師的回憶中始終有一種不變的情懷，那就是『寬恕』，他寬恕了那造成了他一生艱難曲折，流落他鄉的事件的主角們，他寬恕了在各次運動中扮演跳樑小丑的配角們，他甚至連文化革命結束撥亂反正後，依然喬裝打扮不知悔改的若干人等也都寬恕了。這是一種博愛精神，如同基督蒙難時那樣，連同罪犯都予以寬恕。這不僅是受他的父母親的基督徒的愛心的影響，也是他自己在走過了半個多世紀後回頭看那芸芸眾生時的一種高度，他將個人的榮辱置於民族興衰之後，更置於人類的希望之後。我但願人們不要曲解他，仁慈寬厚的宗教情懷不應該成為我們的民族和我們的後代忘記歷史、不知反省、不知總結教訓的僥倖藉口，不應該因此將昔日的荒唐當成歷史的榮光。其實，宋老師的字裡行間都裹著被擦乾了的從心田裡流出的淚，那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血和淚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說，宋老師的回憶就是這個時代的一卷口述史，雖沒有敘述那些政治活動中的驚天動地之舉，卻敘述了圍繞著一個普通的熱血男兒身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宋老師的回憶又是一部記錄當年一個教師的心路歷程，告訴我們一個傳道授業解惑者的艱辛。

2007年，在宋老師七十五歲時，我給宋老師寫過一組詩，此處就將之作為本文的結尾:

《憶舊》

彈指一揮五十春，幾多風流俱作塵。試問滔滔浦江水，知否朝歌比干魂。

《寒室》

憶昔寒室教化恩，室外風冽室內春。師贈小書寬世界，已信神州不陸沉。

《師道》

白髮換得桃李春，五十年中費耕耘。名利榮辱浮雲去，師之所存道所存。

學生 朱光亞  2007年2月

朱老師在天津大學學的是建築，專長在中國建築的歷史、規劃、設計、鑑定、維修與古蹟保護，雖屬工學院體系，然朱老師出自本身的個性、智慧、學習與努力，其漢文根底絕佳，寫出的文字章節與深度哲理，不亞於文學院畢業的學者，甚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朱老師稱我為常生君，南京師範大學我的導師李天石老師也仿傚稱我為「常生君」，用這個「君」字讓我覺得恰當好處，也讓我感覺不同與其他學生，或有區隔，也抬高了自己的聲望。然事實上，朱老師就是我的老師，永遠的老師，不論我能活多久，朱老師在我心裡都是一位楷模，一種風範。

他極懂寬恕之道，不記恨於他人，自身個性、脾氣、風範優雅，專心與自己的研究，近八十歲，仍然照顧著東南大學設計院內中國古蹟遺產保護所，擔負了業務開發、古建築設計與古建築遺跡保護等指導工作，朱老師幾次欲卸下重擔，但是找不到人願意接手。很少看到有學生像熱愛朱老師般的誠心與敬愛、窩心的敬仰，沒有一丁點兒的畏懼。朱老師少言莊重，然內心熱絡，關心每一位學生，沒見到不喜歡朱老師的學生。

即使直至今日，在網路上仍可看到銷售朱老師上課的筆記。早期或許是學生希望考研而需要看到朱老師的上課講義；現在仍有學生在收集老師的講義，大約是志在研讀老師的罕見專業知識。我自己在校時是上過兩回朱老師的「古建築鑑定」課程，非常有收穫，到現在與其他人討論時，仍能將朱老師上課時的講解，清晰地說給朋友聽。

兩年多的疫情，至今依舊在全球各一持續發酵，看不到終止點？何時才能再離開台灣進南京去拜望老師，自己心裡沒有一點把握，原先預訂明後年大約可以開放前往，然近期歐美疫情再起，各種數據展現，施打疫苗最多只能保持8至12個月的安全期，未來是否需要每年施打，至今也沒有一個定數或者說是比較精確的說法。

僅以此文抒發心懷，回憶朱老師的點滴風範，一生能遇到這樣的老師，是我的榮譽，我視朱老師為父、為兄、為師。歲月蹉跎，自己多病，也不知能否再見到朱老師？能坐在的的小辦公室裡屈膝說談上一兩個小時，是人生的一種特殊並且極具品味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