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教一星伴孤月

袁津琥 2010/10/14

在宋代文學的浩瀚的星空中，蘇軾無疑就是那一輪皎潔的明月。千百年來，蘇軾以其全面的藝術才能、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獨特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後人的喜愛。人們讀蘇文、習蘇字、品蘇肴、遊蘇堤、學蘇人……可以說，蘇軾對後世文學藝術和社會生活的影響，為迄今的任何一位文學家所不及。

不過蘇軾的一生卻是坎坷的一生。

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二十歲的蘇軾赴京參加禮部考試，所撰《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為主考官歐陽脩所激賞，但又因疑心是其弟子曾鞏所作，為避嫌起見，黜為第二。元豐二年（西元1079年），四十二歲的蘇軾因《八月十五日看潮》、《戲子由》等詩，被監察御史舒亶斥為「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駡，而無復人臣之節」，身陷囹圄一百零三天，幾陷不測，史稱「烏臺詩案」。出獄後，蘇軾開始了斷斷續續長達二十多年的顛沛流離的貶謫生涯，無論是新黨執政，還是舊黨當權，蘇軾皆不能得志，「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自題金山畫像》）貶所越來越為偏遠，處境愈來愈發險惡。好在天性曠達樂觀的蘇軾，總是能在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環境中，發現人生的樂趣。貶謫到黃州，蘇軾有詩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蘇軾《初到黃州》），「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宋周紫芝《竹坡詩話》）貶謫到惠州，蘇軾有詩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甚至生死難測的渡海，在常人看來，充滿著恐怖，「冥冥天水吞為一，夜依北斗照南北。危樓時吐蛟蜃氣，半山忽隱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真肉。」（蘇過《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而在蘇軾看來，卻無異於一次奇妙的公費旅遊：「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蘇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反觀唐宋以來其他貶謫到嶺南的文人學士，則聞嶺南二字即已色變，貶書甫至而魂魄先散，遑論親歷其地？即以同列唐宋八家的韓柳二人為例：韓愈貶潮州，至陝西藍田，即寫詩示侄孫韓湘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左遷至藍闗示侄孫湘》），先預作訣別之辭。柳宗元貶柳州，面對柳州秀麗的山水，竟鎮日以淚洗面，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柳宗元》：「柳五言詩猶能強自排遣，七言則滿紙涕淚」：「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柳宗元《別舍弟宗一》），「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直令讀者不堪卒讀。和一直貶謫到天涯海角的蘇軾相比（蘇軾《答程天侔三首》），柳宗元未能中壽，豈偶然哉？

但是，如果我們再深入考察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蘇軾之所以「遇他人以為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清劉熙載《藝概》），並享大年，固然得力於其少嗜《莊子》，胸襟豁達；長善保養，攝持有方。但也更得力於當時友朋、親人的呵護，他們就像那隱沒於一輪明月背後的眾星，雖不引人注目，卻從未消逝，其幼子蘇過，即其最著者。

蘇軾凡三子（在黃州朝雲所生遯兒夭折，通常不計）：長蘇邁，原配王弗所生，次子蘇迨、幼子蘇過，繼室王閏之所生。三子中，唯過俱得家學，無論詩文書畫，皆足名家，時人尊之為「小坡」，以別於其父。蘇過的文學成就，一方面得益於父祖的遺傳，王國維在批駁叔本華「父之知力不能遺傳於子者」時，就以蘇氏一門為例，云「蘇過《斜川集》之作，雖不若而翁，固不愧名父之子」（《書叔本華遺傳說後》）另一方面卻源自其過人的孝情。古人講的孝，本有高下之分，最低層次的是謂能養，「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學而》）最高層次的是順承父祖的志向，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開宗明義》）作為父母，沒有不望子成龍的。蘇軾也不例外，「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云云（《洗兒》），自是一時憤激之詞。蘇軾其他二子蘇邁、蘇迨最終碌碌無為，泯然眾人，不能在文學上追蹤步武乃父，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家境的變化，使二人不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蘇過追隨老父，「以事親為讀書，以讀書為事親」（龔自珍《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反而因禍得福了。蘇轍云：「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宋史》本傳）蘇軾在儋州時曾給朋友寫信道：「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與程秀才三首》）。蘇過於貶所抄《唐書》、抄《漢書》，想必不僅僅是以文為孝，還有為了更好地充當老父文學上的助手，使自己和老父的內心更為貼近的因素在其中。今取蘇過集中「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空濛翠濕衣」（《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與蘇軾「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芒鞋與竹杖，穿泥未為苦」（《和母仲山雨後》）與蘇軾「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勝因無所爭，敗亦何足雪」（《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與蘇軾「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觀棋》）等詩相較，父子心意相通之處，灼然可見。不但此也，《宋史》本傳稱其「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宋史》這段記載其實來源於宋晁說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它使我們對蘇過的「一身百為」，有了更加具體的瞭解：需要建房時，蘇過就是夯土匠；需要打柴時，蘇過就是砍柴工，需要抄書時，蘇過就是書童……總之一句話，只要能減輕老父的負擔，得到老父的歡心，蘇過都無不躬親為之。蘇軾在嶺南貶謫期間的生活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交遊斷絕、簞瓢屢空、環境險惡。「南行幾萬里，親舊書亦缺。……去國日已遠，淒涼瘴煙窟。未著絕交書，已歎交遊絕。門前空雀羅，巷語紛鴃舌。……自憐甑生塵，每愧羹屢頡。」（蘇過《贈王子直》）蘇過精心照顧、百般慰藉，這點我們可以從蘇軾本人的詩文中，窺見一斑。蘇軾有一首七言絕句，詩題甚長，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眾所周知，蘇軾本人精於飲撰，有「老饕」之稱，如今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魚……早已成為百姓家中的尋常美味。然蘇軾又豈真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蓋古人早知「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絛，項絛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為了讓老父多吃一點東西，看來蘇過又親自當起了大廚。蘇軾貶謫儋州時曾作《縱筆》一首：「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詩中說的「小兒」，就指的是蘇過，時年二十有八，怎會不知「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的道理（白居易《醉中對紅葉》）？不過是見老父酒後面現紅潤，趁機加以安慰，善頌善禱之辭罷了。孰料，蘇軾酒醉心不醉，寫入詩中，後人閱讀這首名作，在為東坡的樂觀豁達的精神所感染的同時，又有幾人明白蘇過背後蘊含的苦心？蘇軾本人崇信佛道，尤耽於養生之術，不僅煉丹，而且服食藥餌，吐納胎息。蘇過對此也是樂此不疲，「蓬萊方丈」、「方瞳照座」、「出青入元」、「腹中梨棗」（蘇過《和大人遊羅浮山》）、「導引」、「兩儀入腹」（蘇過《次大人生日》）等道家行話，屢見詩文中，甚至身體力行。蘇軾到惠州時有《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表面看來，蘇過也似乎如蘇軾一樣對道家養生之術等篤信不疑。但細心的研究者發現，「在蘇軾去世之後，蘇過的詩文不管是窮居獨詠，還是友朋間的應酬唱和，再也看不到類似術語，當然更不說『中宵起坐』的行徑。即或是作官時祈雨禱晴的祭祀文章，一看便是『祭神如神在』的例行套話。原來，奉獻於老父的那些祝詞不過是『善意的謊言』，『中宵起坐』恐怕也是變通的讓父親高興的權宜」(蔣宗許等《蘇過詩文集箋注•前言》)，至於蘇過集中以文為孝，和老父互相唱和的詩作之多，更難縷述，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影響了蘇過作為一位文學家自身的成就，但和自己的文學成就相比，蘇過顯然更看重的是老父的感受。

蘇軾的一生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生活在一個識才、惜才、愛才的時代，早年文名滿天下，為他贏得了上自玉皇大帝，下自卑田院乞兒的敬重。烏臺詩案案發時，適逢宋仁宗曹皇后病危，宋神宗欲大赦天下，曹皇后云：「『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後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宋陳鵠《耆舊續聞》卷二）宰相吳充、大臣王安禮等紛紛為蘇軾求情，蘇轍更祈請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友人王定國因蘇軾「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卻不怨天，不尤人，「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蘇軾《王定國詩集敘》）……即或此後蘇軾隸名元祐黨籍，詩文書畫屢被查禁，其作品仍被民間大量地珍藏。可以說正是友朋、親人和許許多多知名不知名姓的尋常百姓的呵護愛惜，蘇軾才能始終能在艱難困苦中，保持樂觀豁達的心胸，從而為人類文化寶庫貢獻出一批批精金美玉式的作品。誠如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中所說：「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在我們今天看來，蘇過為老父所作的一切，也早已超出了一般意義上兒子對父親的一份孝情，而是一個士人為天下後世計對同時一位文化偉人的所作的最無私、虔誠地奉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郁達夫《悼魯迅》）。

作者

袁津琥，男，1971年出生於天津，1990年畢業於原四川省綿陽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歷任秘書、記者等職，現爲綿陽師範學院文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