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要有一份清潔的精神

——關於這幾天由一個詩人引發的亂象的思考

李少詠

這幾天，一個賈淺淺被公示要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消息，讓詩歌界或者說網路上有關詩歌的話題成為了一個大熱門話題。流覽了一部分各種說法，心裡莫名地悲涼。

且不說賈淺淺的其人其詩歌究竟如何，讓我心裡無端極度悲涼的，是那些二五不著四六的亂糟糟的議論。

議論聲甚囂塵上，卻唯獨聽不到那對於人，對於詩歌，真正有意義的哪怕一句話。

我想說，無論詩歌當中，無論我們處於什麼樣的人生境遇當中，我們，還是，需要有一份清潔的精神。

1855年，一位印第安酋長寫給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皮爾斯的一封信，用自己的信仰和語言拯救了印第安人的失敗、恥辱和滅亡。他在信裡說道：“當最後一個印第安人在地球上消失的時候，他們會像飄過大草原的雲影一樣，繼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最後的印第安人，他們是保有一份自己的清潔的精神的。

在中國歷史上，也曾經有過百家爭鳴時代和魏晉清談玄學時代，被認為是人的意識覺醒或者說人的自覺的時代。然而考其根本，卻沒有哪一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人們有了無所不在、無往不克的自我意識。我們所能夠擁有與掌握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記錄，大到探月核武國際爭霸，小到巴西叢林一隻蝴蝶的振翅引發了全球氣候的巨變，某個人在路邊散步遭遇車禍等等，真是事無巨細應有盡有。但是我們也不無遺憾的越來越感覺到，對於我們內心世界的真實脈動，“即在我們命運的諸力量最初顯示其自身的那個中心發生著什麼——我們仍然幾乎一無所知。”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在不少時候自覺不自覺的成為了一個失去了精神依傍因而無家可歸，在蒼莽大地或浩淼大海上無所適從，隨波逐流的流浪者。這種無家可歸無所適從無可依傍的流浪狀態的原因，在瓦爾特·本雅明看來不是由於他者如女人或欲望的誘惑等原罪意識所導致的，而是產生於一種“篡位”、一次變亂，是由於“生命之樹”的主導地位被“知識之樹”取而代之，因而原初的宇宙秩序被打亂了，我們不由自主地進入了一個物化或者說物件化了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產生於人與自然異化過程中的主觀片面的知識遮擋了客觀總體的真理。於是我們要尋找，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要尋找自己的精神故園。

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埃萊娜·西蘇曾經以振聾發聵的聲音告訴自己和和她一樣追尋生命意義的寫作者：“當寫作出自心的深處時都是天堂，就連在地獄時也如此。寫作總是意味著某種方式的獲救。”對許多寫作者來說，“有某一種發展途徑可以遵循：它就是自我的途徑，一個人必須在自我之外的自我中去發展。”……“你必須穿越它，必須認識這一個自我，必須下降到這個自我的攪擾不寧的秘密中去，到它的風暴中去，你必須走完它的蜿蜒曲折的複雜路徑而進入無意識的密室，從而從‘我’中脫出而走向他人。”……“在所有的‘內部’中首先是這樣一個地方，人在此處認識了神話，通過夢懂得了敘述的秘密，並和佛洛德稱之為我們的‘泰坦巨人’的心理內驅力發生衝突。人必須看到現實中什麼正在發生，什麼遭到了壓抑，什麼阻止我們去生活或思考，而什麼總具有史詩般的規模，雖然這些都是未定形和具有危險性的史詩。人必須返回起源處，在起源的神秘上下功夫，因為人最終就是這樣在終極的神秘性上工作的。要致力於解決‘在哪裡’的問題，‘從哪裡來’的問題，以便接下來解決‘緊接著’的各種問題。這樣人就有希望在某一天達到完成點……不做舞臺的主角，而做舞臺本身：充當他人的場所和時機。”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化以至於消散，很多人重新回到凡庸的現實中，津津樂道於日常存在的細微瑣屑之事；更有一些人開始用一種沒有生命沒有重量的詩歌粉飾這種現實的時候，一個留著一叢短劍般剛硬的小鬍子的德國人憤怒地站了出來，向著遙遠的長空戟指狂呼：“奧斯威辛以後寫詩是可恥的！”

自阿多爾諾發出那一聲怒獅般的狂吼之後，全世界所有仍然在寫詩的人們和那些已經做好準備要投身於詩歌創作的人們，心裡便隨時會隱隱然有了一份莫名的戒懼、莫名的驚悚。他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在一個無人的角落裡捫心自問；“我是可恥的嗎？”“我的詩歌，究竟給人們帶來了什麼？”

這種追問是錐心蝕骨的，以至於那位曾經在納粹的集中營裡失去了父親、母親，自己也差一點在那裡化為灰燼的保羅·策蘭，在從集中營出來後的十幾年之中作為一個詩人始終處於失語狀態，即使後來發出了震驚整個詩壇的《死亡賦格》之後，也仍然擺脫不了黑暗與死亡的幾乎是永遠的籠罩。但是同時，策蘭和他的寫詩的同行們也以他們類似這樣的創作，向我們諭示了一種在一場巨大的歷史劫難之後，頂著死亡、暴力和虛無進行詩歌寫作仍然是可能的。而這樣的寫作所需要的，當然與以前的寫作不同，不是簡單地隨物賦形，歌詠言志，沒有時間性，而是像保羅·策蘭在接受不萊梅文學獎時所說的，它“不是沒有時間性的。誠然，它要求成為永恆，它尋找，它穿過並把握時代——是穿過，而不是跳過。”

是的，是穿過而不是——跳過！一字之差，隔著思想上的萬水千山！

詩歌的內在可能性就在這種錐心的追問之中逐漸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拓展。這種拓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如198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說的，詩人們學會了“站在地獄的屋頂上，凝望著花朵”。是的是的，他們已經學會了在任何環境之中都首先做到：挺直自己詩人的脊樑，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站立著的“人”！

而索爾仁尼琴則告訴我們：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廣闊更重要，甚至比經濟繁榮的程度更重要。一個民族的偉大在於其內部發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發展的高度。當下這個世界正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因此，一個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涉及人類心靈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與死之間的衝突的秘密，涉及戰勝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類適用的規律，這些規律產生於數千年前無法追憶的深處，並且只有當太陽毀滅時才會消亡。只要還能在雨後的蘋果樹下呼吸，就還可以生活。

除了知情權以外，人也應該擁有不知情權，後者的價值要大得多。它意味著高尚的靈魂不必被那些廢話和空談充斥。過度的資訊對一個過著充實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

我是幸運的，儘管已經過了所謂知天命之年，經過了五十年滄桑歲月的伐斫、砍削、淬煉與淘洗，我還是一開始就穿越了雲遮霧障的歷史和現實共同組構而成的迷霧與煙塵，一下子逼近了詩人內心深處的那一方潔淨的思想棲息地。

這個時候我有一點明白了，我還有心，我還不很老朽，還沒有完全成為一具只是符合某種絕對規則要求的行屍走肉，我還是一個人。雖然如布羅茨基所說是一個小於一的人，可畢竟還是一個——人！